阎连科：把灵魂研做墨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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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把灵魂研做墨汁的人

■梁鸿

阎连科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日光流 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十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出版。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1958年的某天，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远小村。20年后，当他参军离开这里时，才发现大队的户口本上只有他的名字，而没有写着他的出生年月，回去问母亲自己的具体出生时间，母亲说，反正你出生那年，田里的红薯非常丰收，出生那个月，天气非常炎热。就这样，大队会计顺笔一写，阎连科的出生时间，就成了1958年8月24日。就是这样，阎连科从一个一家人都没有过生日习惯的贫穷家庭走了出来，成为中国“饱受争议”的用自己的笔尖蘸着自己灵魂写作的人。 　　在一脉荒芜的山下，阎连科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初期。父母亲都是农民，善良，忠厚，为了让四个孩子上学，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而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少年时期每天上学读书时，他都看到村长的女儿在门口拿着一个白面馒头，展出样慢慢地嚼着，并不下咽。这一场景成为阎连科人生最初的文学记忆，使他开始对饥饿和权力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成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广泛读者的“瑶沟系列”小说的根本底色，让他成为了那时最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而他那时的代表作《瑶沟人的梦》，也正是讲了一个叫“连科”的青年，在“成长”中对权力的无奈向往和对尊严及美好的一种追求。那时他的小说，和他的人生有许多吻合之处，是他个人艰难的人生，帮他推动着文学的起步和脚步。 疾病，闪烁着生命的光辉 　　阎连科是文坛有名的“病号”之一，之所以他的病不像史铁生和陈村那样让人关注，是因为他在许多时候可以走来走去，让人们感觉到他的病，是有几分在身上，几分在笔下。观其身，其实可以用“基本健康”来说，看其文，却可以说他不仅有其生理病症，更有其“精神之病”。然而，了解阎连科的人都知道，他在写作他的名篇《年月日》与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时，正遭受着巨大病痛的折磨。那是1992年的时候。重度的腰椎间盘突出，腿麻，腰痛，不能行走，不能端坐，不能干任何活儿，只能躺着不动。于是，阎连科在腰上绑一个非常宽大的钢板腰带，把腰硬支撑起来写作。最严重的时候，系上宽腰带也坐不起来时，就只得趴在床上写作，却又引起了颈椎疼痛。后来阎连科找到了一个写作的“姿势”：躺着写作。他在一家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的椅子：座位是半躺着的，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一个作家的身体有病了，他笔下的世界也就生病了。那一方如同福克纳的邮票之乡的“耙耧山脉”，便从此闪烁着因疾病而格外耀眼的生命的光辉。与以往作品中的“瑶沟”淡淡的温情和温暖相反，“耙耧山脉”世界染上了浓重的“疾病”色彩，病态的耙耧山脉，病态的社会和人，暗淡、灰色，却也有作者隐隐的暴烈在内，那是对生命的绝望、无奈，和绝望之后的反抗和挣扎。他把这种感受通通转化为文字表达出来。中篇小说《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和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集中传达了这种生命的挣扎和呼喊，绝望和反抗。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度、密度，生的痛苦，生的挣扎，生的意志，要活着，活下去！这是生命发出的最微弱也最坚硬的呼喊，穿越时间、空间，回荡在耙耧山脉之中。读者被作品中的气息惊呆了，他们还不能习惯作家的这种极端惨烈，更不能接受作品中这种狂暴、绝望和激情。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连科写出了他的经典之作《日光流年》。在书的扉页上，作者写出了这样的题记：“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毫无疑问，在阎连科的心灵史上，《日光流年》是他在面对“人生与岁月”时生命最为疼痛的救赎之作。《日光流年》给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象征体，一个以一种不可分离的完整性，把民族的生存精神与人类神圣情感结合起来的象征体，而它在文体上极富想象力的创造，通过文体形式对时间问题进行探讨的大胆设想与实践，至今为止，依然让人惊叹。这是一部真正的民族精神史，给我们展示了民族生命存在的最原始形态，那些不为时间、政治及文明进程所左右，深埋于地理、气候、时间之下的内核存在，正如有论者所言，“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也从而，让阎连科的疾病在他的作品面前，变得被大家忽略和不值一提，而他作品中因“疾病”闪烁的生命之光，却照亮了他的作品，也照亮了我们整个的文学。 碾碎灵魂，吸入自己的笔管 　　这是唯一一个走进艾滋病村的作家。而且一去就是几年间的十余次，不仅在那里吃住，还在那里大笔的花钱，帮艾滋病患者们看病治疗，帮他们修建灌溉工程，使他们患病的躯体在不得不劳动时，能少付出一些维持生命的体力，借以多活一些岁月，多感受一些人在活着时的美好。尽管那部描写艾滋病的小说，因种种缘由，已经不能再和读者见面，但这位作家把自己的灵魂碾碎，灌入笔管的写作，却已经让我们的读者唏嘘感叹。让我们记住他是一位用灵魂写作的人。 　　阎连科的创作，总是以其惊人的灵魂震撼，出现在我们的视线。 　　2001年的《坚硬如水》让读者震惊，阎连科仿佛在寻找什么，仿佛他的灵魂在痛苦之中左突右冲，找不到安顿的地方。而2004年《受活》的问世，则又意味着阎连科的灵魂，在面对我们的历史、社会、政治的进一步不安和焦虑。他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思考，在语言和叙述上，也有着全方位的变化和探求。毫无疑问，小说的荒诞、残酷，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象征意味。在这里，奇迹和现实生活并不相悖，想象、夸张和现实生活也不相悖，相反，任何奇迹都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是作者对我们社会的现实和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一次挑战和重新定义。也是阎连科用自己的灵魂作为砝码，在考量我们历史与现实的轻重。 　　在阎连科的家中，他不像有的作家收藏古董，有的作家收藏字画，而他，收藏一种只有黄河流域才有的“黄河石”。这些黄河石一律都是黄河水的浑浊红色，上有各种“日出”和“月照”，还有天然的“森林”和“小路”，有“土地”和“庄稼”。这些石头一部分是他从黄河流域的农民家里买来的，一部分是他亲自到黄河岸边捡回来的，现在整整齐齐摆在他家客厅的墙上，多少表明着黄河岁月的永存和消失，使人联想到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在岁月中的凝结。这些，我们不知道和他的写作有什么本质的联系，但和他讨论他小说意义时，他总是会指着那些墙上的石头说：“这就是我小说的全部意义和主题。”以为这是玩笑话，去看他的脸色，却发现他的脸上充满着正经和严肃。说你就这样看重这些石头吗？他说：“哪是石头呀，那是灵魂的化石，是灵魂消失后留下的躯壳。” 　　现在，再回到他的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上，这三部被誉为充满了“灵魂焦虑”的小说，从本质上说，其实正是一种灵魂飘荡的写作，每部小说都充满着一个作家内心的不安，都如被火烤着的心灵在一条道路上急速的奔袭，而那些由绚丽的语言和结构凝成的方块的文字，也如阎连科的“黄河石”上的时间和流水，让那种奔袭在纸张上凝固下来，变成一种灵魂落往何处刺心的疑问，使阎连科和他的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坛都显得另类和沉重，如同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他的小说中飘荡和不安。 回家，一种魂灵的归宿 　　30年前，一个少年从他的家乡走了出来。他的家乡虽然贫穷，却是异常的美丽。山、水、空气、田地、庄稼等等，这些不是沈从文的湘西，但却成为了另一个作家30年后的“桃花源”。这30年，作家都经历了什么？中国又有了什么变化？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内心又有了何样的感受？他的心灵和灵魂，在这30年中，有了怎样的悸动、不安和对“魂归何处”的思考？ 　　当阎连科的《风雅颂》今年问世时，一如既往地给读者带来震撼和争论，可以再一次把阎连科推向文学争执的浪尖。《风雅颂》是一部“亵渎”之作。小说对中国文化原典《诗经》的“越轨”解读及对高校生活的审丑书写，都意味着阎连科仍然在突破“边界”，寻找“放肆”的写作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与途径。新世纪的这最初几年，对于阎连科来说，是遭受巨大争议与非议的几年。阎连科处于紧张状态，为此，他的生活与心灵都备受煎熬。但是，阎连科始终拒绝或左或右的媚俗，拒绝虚荣的光环，拒绝那些便捷的定位，仍然坚持独异的写作之路与自我的立场。这种越轨之举是必须有强大内心精神和执着信念的人才能够做到的。 　　阅读《风雅颂》是一次逐渐获得自由的历程。小说前半部分的高校书写有点过于紧张，后半部一旦进入乡村，如河流进入大海，阎连科再次显出他独有的才华，找到了象征的准确点位。原典背后自然就有原型，这一原型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象征，是已经成为阳春白雪的文化传承。毫无疑问，《风雅颂》是对中国文化原典《诗经》的亵渎，是一次摧枯拉朽的祛魅作用，使民间成为民间，使性爱成为性爱，使孔子成为孔子，“风·雅·颂”再次焕发出生命力，让我们看到艺术之源，自由之美，当然，也有自由之痛。这是一次有意义的亵渎。作者奇特的想象力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异阐释给小说带来巨大能量，整个小说的空间越来越宽广，意境也越来越清澈，一种巨大的解放感与灵魂净化感，到最后，你回到了“在水一方”。孔子说，“吾与点也”，那是真性情的孔子，一个希望在暖风煦日里谈天说地，自由自在的孔子，我想，阎连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诗经》及《诗经》中的古典文化精神。当教授杨科被名利、爱情、社会及自我的良心抛弃，一路逃难，跋山涉水来到黄河流域，突然发现被掩埋几千年的诗经城时，这一意象本身所带给我们的象征性已经穿越了时空到达读者的灵魂，你无法叙说作者最终要表达的思想，但你又似乎明白作者的一切用心。 　　而阎连科则一再声称，《风雅颂》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 　　“从世界外面走了回来。”这是人类最古老、最温馨的命运寓言。只有故乡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回家，意味着回到色彩之中，回到土地、阳光、深深浅浅的植物，回到最初的生命记忆之中，面对这样的诱惑，又怎能不回家呢？或者，这是阎连科潜意识的归宿吧。他的所有作品都逃脱不了这一底色和归宿的诱惑。对于阎连科来说，这耙耧山脉的神话，这一个个关于回家和不能回家的故事，很可能是他的一种姿态，是他留给读者和历史的行走的姿态和象征：朝着故乡回望，不断地寻找、回忆人类原初的目的和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屈不挠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让我的灵魂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而最终找到自己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