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是真佛只说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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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是真佛只说家常”
　王彬彬


　　安徽省的九华山，是佛教胜地，庙宇棋布而星罗，其中一座，大门两侧是这样一副楹联：“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说家常”(见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上联意思不大，无非让人想到“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俗语。下联却意味深长。“只说家常”，当然不是说只讲那种浅显易懂的道理，而是在强调，总是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那些深奥的佛理。
　　“只说家常”，是“真佛”的特点，也是成为“真佛”的必要条件。能否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向芸芸众生解说深奥的佛理，是检验佛之真假的一种标准。可见，“只说家常”，并非一种技术性的本领，而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素质。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说深奥的佛理，说明自己对那些佛理已经真正懂了，说明那些深奥的佛理已经化作自身的心境、眼光、智慧。
　　我以为，能否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学术思考，一定意义上也是检验学者之真假的标准。能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思考，说明这个问题你自己已经想清楚了；能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复述他人的某种观点，说明他人的这种观点你的确弄明白了。反之，则说明这个问题你自己并没有想清楚，说明他人的观点你也并没有弄明白。至于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准学术”，就更没有理由以艰涩难懂的面目出现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话语的晦涩成为一种时髦。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也追逐着这种时髦。他们寻找着最别扭、最佶屈聱牙的表达方式。他们不说“小狗”、“小孩”、“小树”，而说“狗的幼体”、“人的幼体”、“树的幼体”；他们不说“午睡”，而说“午餐终结后把身体放平”；他们不说“他在散步”，而说“他正在进行一种没有目的的行走”……用北京人的话说，这叫“装”。“装”，正是不少“学者”的“学术姿态”；“装”，也是不少“批评家”的“批评策略”。
　　而一些青年人，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则对“装”这种“学术姿态”和“批评策略”十分崇拜。在他们看来，这样才叫有学问，这样才算有思想。这些正在学着做学问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理论崇拜。在他们看来，“理论”就意味着难懂，“理论”就意味着艰深，“理论”就意味着“装”。“一只小狗在小跑”，这话说得太平易，不配称作“学术话语”；“一具狗的幼体在以比行走稍快比奔跑较慢的速度向前运动着”，这才叫“学问”、这才叫“思想”、这才叫“理论”，这才配称作“学术”。
　　“是真佛只说家常”，前辈学者、批评家中，有人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批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是文言著作，另当别论。钱先生的语体文章，堪称“说家常”的典范。我多次在课堂上介绍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序》。这篇以洋洋数万言论述宋代诗歌的文章，实在值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好好读读。钱先生这样表达对“诗史”概念的看法：“因此，‘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钱先生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趁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消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钱先生这样解释为何不选那种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作品：“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他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又这样说明为何不选冷僻的作品：“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功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地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钱先生谈论的问题，都并不简单，而谈论的方式，却极其“家常”。以“家常”的方式谈文论艺，以“家常”的方式谈论那些并不简单的文艺问题却能深中肯綮，前辈学者、批评家中，并非只有钱钟书一人。“五四”以来，这样的“真佛”很不少。鲁迅、周作人、刘西渭(李健吾)、朱光潜、宗白华、朱自清、傅雷、王朝闻、李泽厚等等，都能把复杂的文艺问题谈得妙趣横生，同时又洞幽烛幑、谈言微中。
　　对晦涩问题，我也曾经有过不正确的看法。行文的晦涩，有两种表现。一种文理不通、语无伦次，因而晦涩难解。在这种场合，文理不通、语无伦次是晦涩难解的原因。我认为，这种形式的晦涩，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另一种情形是，行文虽然也很晦涩难解，但如细读下去，却发现并无语法逻辑方面的问题，虽然别别扭扭，但内在的理路是清晰的。我过去认为，这种形式的晦涩，或许无可厚非。这也不妨成为一种表达风格。康德不就很晦涩么？但几年前的一场论争中，网上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这种看法。这篇题为《谁有权利晦涩》的文章强调：只有表达那种很独特、很原创的思想时，才有权利在表达上晦涩。这种时候，晦涩是一种不得已的方式。你的思想很独特、很原创，以既有的概念系统、用通常的表达方式，难以准确地传达。为了能把你的思想准确地传达给他人，你只能“自铸伟辞”，你只能创造一些表达方式，于是晦涩便不可避免。康德的晦涩，就正是这种情形。这看法很精当。如果你没有康德那种独特的、原创性的思想要表达，如果你并不是康德，那就不要拿康德说事。
　　事实上，今日中国学术界、批评界的那些晦涩之作，无非是在转述异域的理论，有的是二道贩，有的甚至是三道贩、四道贩。转述他人的思想却晦涩难懂，若非是刻意地“装”，那就是其实自己也并没有真把他人的思想弄懂。
　　必须把浅显易懂的方式与那种空话、套话区别开来，必须强调浅显易懂的方式与那种程式化的表达并非一回事。空话、套话、程式化的表达方式，未必就是浅显易懂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空话、套话，都有那种千人一腔的程式化表达方式。这些空话、套话，这类程式化的表达，其实并非总因为浅显易懂而被反复运用，倒往往是因其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才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场合。“休假式治疗”、“拆除式保护”，如果不是一出笼就遭到嘲骂，是大有希望成为新的空话、套话的。若认为“说家常”就意味说空话、套话，就意味着以那种程式化的方式进行表达，那就是天大的误解。浅显易懂的方式，应该同时是清新、灵动的，或者说，唯其清新、灵动，所以是浅显易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