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文学散步与散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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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声：文学散步与散步文学
　　文/李长声

　　散步，辞书解释为“闲行”，即“悠闲地走动”。举例是古诗，或者韦应物的“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或者刘孝威的“神心重丘壑，散步怀渔樵”。
　　或咏或怀，这样的散步不是一般人所为。被迫打开了国门，日本人便看见居留地的西洋人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外面走，大为惊奇，有关胥吏甚至怀疑西洋人有所企图，限定他们走来走去的范围。原来西洋人在散步。时当江户幕府统治的末叶，对一般日本人来说，没什么目的的走路是徒劳无益，正经人家无事不外出，只有告老赋闲的人可以无所事事，在街上游荡的是二流子。胜海舟到长崎学造船、航海，奇怪荷兰人教师上街走，漫无目的，但他学了这种生活方式，回到江户也走街串巷，缔造了日本海军。
　　池波正太郎有一篇随笔《散步》，写道：“同样是散步，‘今天就一个人随便走走’的散步，和日课的散步大不一样。”“散步最愉快时必须忘掉工作。”“日课的散步不是那么愉快的。因为既是我的一天开始，那也是一天痛苦的开始。我从十三岁走上社会，做过各种行当，再没有比写小说更难受的。一年当中，劲头十足地伏案的日子大概连十天都没有。”“不只是浅草，‘忘掉一切，蹓蹓跶跶走三个来小时’的地方如果找的话，东京还留有几处。找出一两处这样的自己称心的地方，那就是散步。‘因为不走动对健康不好’之类的散步，对于我来说，不是散步。此刻翻一下手边的辞书看看，写着‘散步：随便到处走’。由此我再次理解了散步与运动是不同的。”
　　大佛次郎也写过《关于散步》，认为“没有目的才是真正的散步”。可是，吃饱了出去走走，可能为消食;今天没有事，上街逛逛，可能为消闲。目的总是有的。遛狗，日本叫“犬散步”，主人跟着犬散步。野兽在笼中走来走去，它是想破笼归山罢。漫无目的也会是一种目的。一般人目的明确，即健身养生，这大概是散步的原始动机。京都有一景，叫哲学之路，是一条小道，春樱秋枫，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走着它思索，不过，他的名著《善的研究》却不是这条路上思索的结晶。哲学是悠闲散步的产物，一个民族若总是匆匆赶路，没工夫思考，难以有哲学。夏目漱石说，人不立于闲适的境界是不幸的。他的文学是闲适的文学。
　　莫非本性难移，路不能瞎走，步不能白散，日本人给散步附加了文学的价值，就叫作文学散步。“散步怀渔樵”，走起来别有兴致。野田宇太郎(1909-1984)创造这个词，他是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主编日本五大纯文学杂志之一的《文艺》，三岛由纪夫从他那里拿到第一笔稿费。又主编过《艺林闲步》;或许由“闲步”而“散步”，自1951年在《日本读书新闻》上连载《新东京文学散步》，结集畅销，始创“文学散步”这一文学样式。从战败的废墟上起步，漫步廿余年，1977年出版《野田宇太郎文学散步》，总计二十八卷。
　　散步文学的本义是踏查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地方，进行实证性研究。“散步”所得，若付诸文字，可以是高深的论文，如前田爱的《城市空间中的文学》这样写道：服部抚松从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学来了繁昌记体裁，所著“《东京新繁昌记》向我们展示的世界无疑是在物的水平上接受西欧文明、不厌卑屈跪拜的开化东京的辛辣讽刺画，另一方面从那里抽出的，毫无疑问，是近代城市构造的原型”。当然更可以是轻妙的纪行之作(游记)，此类图书就多如牛毛了。
　　文学散步是研究手法，也是欣赏方式。埋头于书本空间，仿佛游离了周围的现实，所以阅读是孤独的。从书里走向书外，以身读书，阅读被延伸，深化欣赏。近二三十年来，文学散步被用作业余或终生教育的内容，从个人娱乐变成集体活动。时而在街上遇见老男女成群，休闲装束，肃然听一人指点讲说，那就是在文学地散步。除了作品，与作家有缘或相关的遗迹也在散步之内。日本多文学馆，到处有文学碑、作家墓，画一条文学的散步路线很容易。或者叫探访，更有刺激性。
　　文学能拿来散步，首先因为那文学具有散步性，即散步文学。最典型的是永井荷风的东京散策。芥川龙之介说：人生还不如一行波德莱尔。这位十九世纪法国大诗人在巴黎夜街头彷徨，将不安与恍惚写成诗。荷风学他“散步”，在日本第一个把散步作为思考的对象。他写道：“洋伞当拐杖，趿拉着日和木屐行走市里时，我总是把便于携带的嘉永版江户区域图揣在怀中。这并不是讨厌今时出版的石板印刷的东京地图，特别爱慕过去的木版绘图，而是因为趿拉着日和木屐沿着现代街道走下去，边走边核查过去的地图，自然不费力，眼前就可以比较对照江户之过去与东京之今天。”这样的散步其实应该叫逛街，再往远处去就是旅行了，所谓散步，一半是比喻。荷风的散步不是“咏凉天”，而是从东京的新颜寻找江户的旧貌，进行文明批评，写下了《日和木屐》、《墨东绮谭》等。他本人是散步文学的主人公。现而今散步东京，想带些文学色彩，发思古之幽情，就得读荷风的作品，跟他走。
　　年轻人的胜地涩谷百余年前是东京的西郊，国木田独步在那边散步，著有《武藏野》。司马辽太郎的《街道行》连载二十五年，死而后已，结集四十余册。集名或用纪行，或用散步，游走日本及世界，滔滔陈述了司马史观，可谓之散步历史。江户时代有一布匹商，叫铃木牧之，卒于1842年，是越后(今属新潟县)的布匹商，到江户贩布，震惊于城里人不晓得越后多雪，奋然援笔，从雪花结晶到雪国的人情风俗详加著录，于是有《北越雪谱》传世。川端康成参考它，写出了“穿过国境的长隧洞就是雪国了”。
　　散步文学也属于纪行。日本自古有纪行传统。江户时代是泰平之世，不再有战乱年间的恐怖与忧愁，交通也发达，旅人不绝于途，纪行之类著述尤为丰富。例如贝原益轩的《木曾路记》、橘南蹊的《东西游记》、小津久足的《陆奥日记》。无人不知的《奥之细道》在当时是俳人圈子里的名作，社会上并不出名，其文学性被后世推举，但那种文学加工恰恰减损了纪行的真实性。
　　纪行，近则散步，远则行旅，是地理空间的移动。地理与文学的关系再密切不过了，写景是地理自然之景，而村上春树的“我”去北海道找羊，“途中进书店买了北海道全图”。村上小说有穿越之妙，但笼统说来，日本小说中描写的地理空间每每是真实可信的。田山花袋说：“踏查，我从地理学学来了这个踏查。我感到，书信比日记重要，踏查比书信重要。历史地理这门学问是很有意思的学问。我藉《乡村教师》考虑了小说地理。在小说创作上，我尊重实在，这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我认为和史家探访古城、地理学家踏查山岳同样。”这不是自然主义文学家的迷思，似乎日本文学整个有一种地理学色彩。例如松元清张揭露税务署腐败的推理小说《歪扭的复写》，写道：“深大寺在东京郊外，离中央线三鹰站数公里的冷清之处。那里有一座叫深大寺的古老寺庙，附近的荞麦面也很出名。” 这段描述迄今仍有效，深大寺仍坐落在那里，叫卖最欢的仍是荞麦面。从三鹰站乘巴士前往，却不再是冷清的去处了，兴许与清张涉笔也不无干系。正因为不姑隐其名，不取名滨海、靠山什么的，当地得以用文学招徕游客，到此一游也就成文学散步。书中人物走的路，过的桥，那些固有名词也酿成怀旧的氛围。不过，这种真名实地的描写手法也带来弊端，时常有作家把景物写得像产品说明、旅游指南。
　　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城市及大众社会迅猛形成，城市社会同时产生了两样东西：散步和侦探小说。散步是城里人的行为，而侦探小说是以城里人的淡薄人际关系为土壤产生的，作为那淡薄人际关系的代偿而获得的锐利眼神就是侦探小说。欲望与孤独，贫富差别，在制度化的城市里发生各种各样的犯罪，为侦探小说提供素材。推理(侦探)小说时常被称作城市小说，岛田庄司甚至把1970年代以后兴起的东京(江户)论研究成果巧妙运用于推理故事，创作了《火刑城市》等。没有侦探(推理)小说的城市是畸形的。东京城里有一条电车环线，几乎所有的车站都在推理小说家的笔下发生过杀人事件，而现实的东京是世界最安全的大城市，很适于散步。
　　明治时代很多文学家住在东京的山手，如森鸥外、夏目漱石、泉镜花、永井荷风，那里是他们的生活空间，也是小说的舞台。读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头脑里会描绘出一幅作家对当时地域的认知地图。江户川乱步的侦探小说保存了1920年代的东京，而松元清张的推理小说裸露着1960年代的东京，两相对比，呈现出城市文化的沿袭与变貌。作家是解读城市的读者，用符号、话语把过去的城市留存在文学之中，而文学的读者迈开双腿，去接触现实中犹存的城市，“散步文学”与“文学散步”便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