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专访：超现实的想象力源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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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专访：超现实的想象力源自何处

文章作者：刘慧　来源：北京晚报　2012-10-19

　   

        采访： 刘慧
　　这篇专访成文于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夕，并得到了莫言的书面确认。这次的访问莫言道出了以往从不曾披露的真实经历和真切体会。
　　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发达。如果我读上三十年的书成了硕士、博士，可能想象力要大打折扣。这个听起来是在调侃，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小学五年级辍学，七八岁的孩子到田野里放牧牛羊，天天和牛羊在一起，很早就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超现实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觉到这个玉米是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说话，或者能听懂我的话语。有时候遇到一只小鸟，就在想这个附近肯定会有一窝，一找果然就能找到，有时候就是感觉特别准。
　　那时候自己独处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时间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很恐惧，感觉到很无聊，有时候也非常想跟人说话，想跟大人接触，想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孤独”这个名词，现在回头一想，确实是一种儿童的孤独感。儿童实际上就喜欢热闹，喜欢大人对他呵护，由于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实际上很多孩子跟我一样都变得很孤独、很孤僻。
　　小的时候我说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从小我特别喜欢说话。看到一点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别想传达给别人，比如，我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只从来没见过的蚂蚱，颜色特别艳丽，个头特别大，那我就想让所有的人知道我看到了这样一只奇特的蚂蚱。有时候突然看到很远的地方冒出了黑烟，那我恨不得让全村的人都出来跟我一同分享看到的这个现象。再稍微大一点，去集市上听说书的，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听那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听了以后你就想对别人诉说，包括晚上母亲跟姐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我就对她们说，讲集上听到的说书人讲了什么，刚开始我母亲还很反感，后来渐渐地我发现她们听入神了，就让我一直讲，所以以后每到逢集的时候，母亲原来不允许我到集上去玩、去听书，后来也允许了，当然也因为不需要花钱，小孩嘛。后来发现别人总在夸奖，这个小孩记忆力真好，你看听一遍他能够叽里呱啦的基本大概不错地复述出来，小孩实际上就是喜欢被夸奖的，夸耀之后就是很得意的。再后来就是能够绘声绘色，有所发展、有所演绎，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才能，那时候已经冒出来点苗头了。
        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作
　　最新的小说《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我提出了一个文学实践的理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为什么呢？追根溯源，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当时就听很多的课，头脑中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变化以后就对我们过去的一些描写什么战争、历史的文学作品不满意，因为那里面的好人和坏人的界限非常清楚，好人几乎完美无缺，坏人几乎一无是处。我觉得这不符合生活的真相，如果真正要追求现实主义风格的话，应该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坏人和好人都当做人来写。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好人，人都有弱点，也都有优点。即便是一个恶魔，他也偶尔会有一丝善念，而这一丝善念恰好就是人性当中最令人感动的光芒。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应该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转变，才有了我后来一系列的作品。
　　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把眼睛向外看，拿着放大镜在寻找他人身上的弱点，在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当然这样写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想如果一个人缺少一种解剖自我的勇气，缺少一种反省自我的能力，那么这个作家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们天天说学习鲁迅，我们看到鲁迅的那种对外批评的犀利，那种尖刻，那种无所畏惧，但是我们往往对鲁迅的自我解剖的这种精神不太注意，鲁迅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人，就是他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同时能够批判自然。后来很多作家也有这种能力，像巴金先生，到了他的晚年也提出了这种自我的批评，自我的反省。他人是罪人，我也有罪。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必须把我们这些前辈们身上这种宝贵的素质继承下来。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观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样我想这个写作会进一步地深化，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重现一种新的面貌。
　　具体到“罪人”这两个字，我是
　　回头咀嚼一下《红高粱》
　　现在看《红高粱》，第一个就是当时真敢写。现在带着一种技术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当时的那种道具，用词的大胆、野蛮，那种勇气是今天不具备的。我现在写得很规范，很符合语法，没有了当初对语言的挑战，也没想过创新，当时就感觉到只有这样写才过瘾，才能够表达我心中这种强烈的情绪。尽管我现在可以从《红高粱》里面读出很多弱点、毛病，但是让我再写《红高粱》，我写不出来了，再写也不是那样了，肯定是另外一个“红高粱”。
　　当时对这种军事文学的创作，和我上军艺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这个小说最初的写作动机也是因为参加了总政治部在西直门招待所开的一个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很多老作家、部队文艺界的领导提出来说，前苏联卫国战争打了四年，出现了五代写卫国战争的作家和卫国战争的文学，我们中国有这么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二十八年的战争历史，解放以后有这样那样的边境战争，为什么我们写不出自己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然后他们就感慨，像一些老同志有战争经验、有这种生活，但因为“文革”把他们耽搁了，而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有精力，有创新的能力，有创新的精神，但是没有战争生活和体验。我当时就说，我们没有直接体验可以间接体验嘛，可以读你们的书、看图片，可以运用移情作用，比如我没有上战场杀过人，但是我杀过鸡，就可以把杀鸡的感觉移植到战争中去，我的这个说法让军队的好多老作家不以为然。
　　回来以后在上课的间隙里，我就跑到寝室坐在那个地方，披着大衣开始写，一个星期就出稿了。因为身在军艺所以写这部作品，当然它更深层就是说，军艺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对过去书写的革命战争很不满意，过去的革命战争文学，往往就是把英雄写得太高大、太完美，把敌人写得太委琐，不但是内心肮脏，外貌也是极其丑陋，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我回老家去采访，无意中听老人聊天，他们讲到国军、八路的时候，说国军衣服都是美式的，很漂亮，而八路，土八路，国军的外貌比八路、比解放军都要漂亮，这才是真实的。装备也好、服装也好、吃得也好，因为当时政权、政府在他们手里。我们这代人应该正视历史，真正的战争文学在我们这一代手里要实现这种转变，所以《红高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母亲流泪:
       因为我多算人家一毛钱

    我母亲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是我觉得她是有远大目光的人。我可能也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人，是有文化的人。我记忆很深的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时候家庭生活很贫困，我的邻居有一个小伙子买了《中国通史简编》五册，大概是五块钱，那个时候五块钱真是不得了的一笔大钱，这个小伙子他家里没钱用了，问我要不要书，我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你能保证读吗？”我说：“我保证看。”她说：“那好，就买了。”后来我当兵的时候，这套书一直背在身边，我那点最初的历史知识都是从这套书上学到的。再就是我要买纸、买笔、买墨水啊，她从来不会阻挠的。
    我是姊妹四个，我大哥、还有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当时我们是个很大的家庭，叔叔他们家也没跟我们分家，上面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堂兄弟们，我们家是一大群人，家里最多的时候十三口人，十三口人住着几间小房子，那种拥挤啊，那种吵闹啊，但是我母亲就是忍辱负重，她是长媳嘛，上边有老下边有小，关系很难处理，所以她就带头，非常地勤劳、任劳任怨。所以我说母亲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当然很多人都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卖白菜》，1969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家就种了大概很少几棵白菜吧，当时为了换一点零用钱过年，就要把三棵白菜卖掉。卖白菜的时候有一个很挑剔的老太太，嫌这个白菜外边的帮子太多，一层层地给扒了，然后称的时候，要那个秤杆很高很高的，后来终于买了一棵小白菜，然后让我算账，当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算错了，当时算术也不好，后来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我母亲很懊恼，说：“为什么要多算人家老太太一毛钱？让人找回来，很多人都在说，我非常难堪。”我母亲说让她感觉到极大的耻辱，这个儿子竟然多算人家一毛钱，赶快给人家赔礼道歉，那也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长大以后，经常会想起来，想起来内心就很沉痛，因为母亲从来很少流眼泪，她是很坚强的女性。因为这件事，因为儿子这种恶劣的行为，让她的自尊受了巨大的伤害。我看后来的很多中学语文课本，都把这篇散文收了进去。其实是关于一个孩子从小教育的问题，一个道德的问题，关于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准则。我想母亲也未必能够说出多么深刻的道理来，她说你这个事你做得不对，你不能多算人家的，你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可以不卖给她，她扒白菜帮子你可以骂她，不卖给她就是，但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多算她一毛钱。
    父亲最大的遗憾:
    始终没能入党
    父亲是读过私塾的人，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年龄大一点的人都会知道，农村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什么地主、富农、富裕中农、贫农、中下农等等，过去就是家里越贫困，成分越低，那么在社会上政治地位越高。像我们这种富裕中农家庭，就介于“敌人”跟“自己人”之间，在这样一个阶级成分里，我父亲一直担任着大队的会计，那时候一个村子里能算账的人很少，地方的大队会计都是脱产的，而我父亲一直是非常卖命的工作，三十多年来，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个会计的工作，而全高密县的生产大队的会计都是脱产坐办公室，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干活那叫一个卖力，他曾经也有一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因为他的爸爸，就是我的大爷爷是地主，所以他也没加入。所以我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忠心耿耿地为共产党工作，甚至不惜身家性命地向党靠拢，可始终就没有当上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的严明方正在村子里也是有口皆碑，我们对他也是敬畏大于亲近。
    我小时候特别怕我的父亲，包括我的哥哥、姐姐都非常怕。因为他在外面应付着整个社会，回家的时候他筋疲力尽，情绪极其恶劣，外面忍气吞声、受人辱骂，还得不断地卖力干活，受了最大的屈辱，而回家又不可能对我们说什么，再像现在的父亲一样，呵护女儿、呵护儿子，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完全理解父亲，那我们对他就是敬畏，能躲就躲。我就记得小时候，当我正在调皮捣蛋，有人说：“你爹来了。”我就立刻被吓得全身僵硬、汗如雨下，好长时间才能回过神来，就怕到这种程度。但慢慢地我父亲也讲，虎老了不咬人了，老虎老了也会变慈祥了。随着后来社会的这种环境逐渐变好，政治阶级斗争慢慢地淡化，社会上以出身欺压人的现象也越来越少，物质生活也逐渐改善，父亲的情绪也是越来越好。后来到了晚年，他经常给我讲很多的故事，讲战争啊，讲他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爷爷奶奶的，大爷爷大奶奶的，母亲家族的，这些也都成了我写作的宝贵素材。
    后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开始写作《红高粱》之前的时候，他和我讲游击队天天打仗，因为使用的手枪，我们叫驳壳枪，由于打得子弹太多发热了，枪筒都甩来甩去，都甩长了。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绝对夸张的细节，枪筒会发热，甚至会打红枪筒，这个都是可能的，不可能驳壳枪来回甩动，把枪瞄子、枪筒都甩长了一寸。实际上人就是多个侧面的，我相信父亲也有这种天性幽默的一面，但就是在那个社会里压抑着没办法表现出来。
    题字：
    高密县厕所的字没准都是我写的
    我是从2005年开始拿起笔来学写字。为什么突然对书法感兴趣的原因还得从一次活动说起。因为当时我要去日本北海道访问，带着一个记者代表团，想准备两件给日本北海道市政府的礼物，然后就想求几个书法家，找了教育部的几个朋友，求书法家写字，后来求不来，人家要价很高，后来我的朋友说，那你自己写吧，然后他们就给我扛来纸，扛来笔，让我开始写，我一直断断续续有一搭没一搭地慢慢练，后来慢慢地竟然有了一些名气，现在求我写字的人越来越多。我没有临摹过，就是在自己的字体上，刚开始用右手写，写得很像我的钢笔字，因为我钢笔字写了一辈子写得太熟练了，如果书法写得仅仅像是放大的钢笔字我觉得挺没意思的，索性我后来用左手写，现在我都是用左手写毛笔字。
    一开始陌生感是有的，就像小学生刚开始写字一样，从生写到熟，我左手的字和右手的字比较，更像书法，右手的就是放大的钢笔字，现在我发现很多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写得所谓的书法，实际上都是把钢笔字用毛笔写出来，骨架的感觉还是钢笔字。我就是想写一种带着天真活泼的东西，不脱童趣，有童真，甚至带着几分恶作剧来写字。不过这么多年也写得太多了，我们高密县的厕所的字没准都是我写的。男、女，所有的人都找我写，我父亲说你别乱写，你写多了就让人笑话了。现在看来这个爱好又变成一种负担了，天天来应付求字的人，我又不愿意写别人现成的字，什么“厚德载物”、“宁静致远”，老想写一点新词，比如说，文学馆要搞一面紫砂墙，好像要镶嵌上好多紫砂壶，他们让我写一篇跟紫砂、茶，还有文学有关的，于是我就写了一首打油诗，拿起笔来：
    一把紫砂壶
    二两明前茶
    独坐一斗阁
    思绪到天涯
    因为我在高密县的房子上面有个阁楼，现在阁楼上放有一张书桌，这阁楼就叫“一斗阁”。后来作协的一个领导来找我，他的笔名叫“焰火”，我刚开始想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写错了，一下写成“星星之花”了，那我就将错就错就编了，变成了：
    星星之花原上开
    引得凤蝶联袂来
    莫到会馆地面小
    高朋满座皆贤才
    如果说我有什么长项的话，就是喜欢写打油诗。在农村，村里的很多农民都有这个才能，我们村子里面有很多一个字不认识的人，都能出口成章，字字押韵。所以从小就跟他们学，看来将来可以以打油诗为生，没准儿过两年出本打油诗集。
    将来:要到没有路的地方去走
    我记得曾经在1986年的时候说过四句话：树立一个属于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25年过去了，针对这四点，我基本上是做到了，我想我现在对人生的看法是越来越宽容了，就觉得一个人应该要宽容地看待别人，严格地看待自己。人生实际上就是一个过程，可以学到的东西有很多，所以无喜无悲，很多东西悲观也罢、喜悦也罢，实际上都是一些小波小澜。那么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我想高密东北乡应该就是我的阵地了，这个阵地也在不断地扩大着它的疆土。建立自己的一个人物体系，那就是在我的小说里面，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写完了《红高粱》家族以后，《红高粱》这部小说是写爷爷奶奶的，然后我想写第二部，写父亲母亲，然后再写哥哥姐姐我们这一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家族体系，从历史延续到当今。把想写的人物都逐渐地写了，把小说里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可以组成一个村庄了。再就是形成自己的一套叙述风格，这个基本上也是实现了，我按照他们讲得这种披头散发式的、泥沙俱下式的，不过我觉得现在也在变，《蛙》进行了一些尝试，力图把过去那种太过张扬的风格做一些收敛。
    今后这条路实际上越来越难走。我不久前也说过，将来就是要到没有路的地方去走，有路的地方就不能再走了，前面的道路应该是披荆斩棘的前进，包括跟自己过去的写作决裂，你过去这样写，今后不应该那样写，但是这非常难。因为每一个作家都是有限度的，否则的话没有必要有那么多作家，一个人就够了。所以我想我今后还能不能写出自己比较满意、读者也比较满意的作品呢，真是个未知数，很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当然也很可能没准儿冒出一部好作品来。

    莫言已经五十七，心中无悲也无喜。
    经常静坐想往事，眼前云朵乱纷披。
    人生虽说如梦幻，革命还是要到底。
    革命就是写小说，写好才能对起自己。
    ——莫言 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