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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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

【内容提要】本文由分析《今天》如何想象“自我”为“悲剧英雄”、如何指认“世界”为“他者”入手，描述《今天》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在此基础上，把《今天》纳入“新时期”的文学格局之中，梳理《今天》作为“同人刊物”如何应对自身的规范化、秩序化，如何面对“伤痕文学”这一新时期“第一个重要成规”，如何应对主流文学规范。以《今天》为中心，从这样的三重规范入手，深入新时期文学话语秩序的内部，尝试着还原“新时期文学”如何建构与发生。 【关键词】“栅栏”、自我/世界、“同人刊物”、“伤痕文学”、“新人”、“主流文学规范” 　　1978年12月23日，“油印”的《今天》创刊号在北京以“大字报”的方式“出版”——当天清晨，北岛、芒克、陆焕兴三位编委，和其他成员痛哭告别之后，出发前往西单民主墙。如芒克的描述，“骑着车，挎着包，挂着浆糊桶，心里既紧张又从容”，“我刷浆糊，北岛贴，陆焕兴用扫帚刷平”。① 当天晚上，他们疲惫而兴奋地返回东直门外新源里时，电台播音员正以严肃的声音向广袤的国土播发一篇历史性的文件。2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如果借助历史教科书的经典叙述，认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把其理解为新时期“历史”的起点，那么《今天》与“历史”几乎同时发生。诚如《今天》创刊号“致读者”的开篇语，“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伴随着政治的转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文学评论》、《收获》等刊物先后复刊，“伤痕文学”等“新的”文学形态大量出现，当代文学似乎“进化”到“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周期。解析“新时期文学”这一时间的“神话”，② 或者全方位地描述、梳理“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是一个过于宏大的任务。本文选取个案研究的方式，以《今天》为考察的中心，通过描述《今天》如何指认“他者”、如何建构“自我”以及《今天》如何面对内部的秩序化、“伤痕文学”这一新成规以及主流文学规范等，试图透过淤积的“定论”，重返“新时期”众声喧哗的文学语境，尝试着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发生”的复杂与微妙。 一 《今天》的自我想象与指认 　在发表于《今天》第4期的《雨夜》里，北岛写下这样的句子，“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不仅是北岛，在《今天》其他作者那里，“墙壁”或“铁条”之类的意象也大量出现，凌冰（编辑赵南的笔名）写得更为直白，“也许再过几天/我会坐在一个/围着铁栅的窗底下”。③ 北岛的弟弟赵振先在《未完成的篇章》一文中，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描述，“第二天当我再次经过西单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期《今天》，封面让一些粗黑的道道竖着分隔开来，一看便知道是铁窗。”④ 如同洪子诚的概括，对于北岛及《今天》诗人群体而言，“栅栏”是一个重要的意象。⑤ 　　“栅栏”未必仅仅是对“专制”的“隐喻”。对于《今天》，一个饶有意味的可能是，“栅栏”在原初的含义上，标志着区别“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作为一本新生的杂志，《今天》首要的任务，是要建构一个清晰的自我形象，通过自我想象与命名，在文学场域里获得合法性。饶有意味的是，《今天》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是把“自我”想象成一个“挑战者”的形象，指认“世界”为“他者”，通过批判对象的确立来想象自我、确定自我。“栅栏”，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自我”与“世界”的想象与指认，这一空间化的对峙，转化成时间上的线索，则是“今天”与“过去”的“断裂”。由于是以对“世界”的批判来确立自我，在《今天》那里，“今天”其实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存在的只是对“过去”批判的“今天”，而不是具体可感的当下生活。借用杨庆祥的看法，“今天”被搁置或者说被“取消”了。⑥ 　　因此，《今天》对“今天”是无力言说的，北岛等讲述的不是“今天”，而是从“过去”转化为“今天”的过程。套用《今天》的比喻，不是讲述“黎明”，而是“黎明”从“黑夜”中转化。“但是那秘密的黎明，依然要从它黑暗寂静的深处升起”，[1] 或者，“这是一小片晴空，这是等待上升的黎明。”[2] 北岛在“致读者”的概括中非常明确：“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3] 1 　　“黎明”从“黑夜”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转化，而且还是残酷地“在血泊中升起”，使得“自我”与“世界”构成一种紧张的对话关系。诚如北岛著名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4] 31或者，如《无题》中的句子，“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世界”的回应，在《今天》诗人们的笔下，往往是举枪恫吓，以死亡相威胁：“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与笔”[5]，“我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我的衣襟缓缓飘动/像一面正在升起的旗帜”[6] 　　面对想象中的“世界”的声音，《今天》的“回答”总是激越的，甚至近乎宇文所安所批评的“滥情”⑦。舒婷的句子颇有代表性，“如果子弹飞来/就先把我打中”，“理想使痛苦光辉”，“你的位置/在那旗帜下”[7] 在夸张的对话张力中，《今天》诗人们书写着面对“野蛮”的“世界”，“个人”捍卫着“理想”“自由”等一系列大词的悲情，自我形象最终被定格为一个巨人式的悲剧英雄，“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4] 32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对“世界”的理解，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思路，它假定权力本质上是压制性的（福柯曾指出现代权力不是“否定性”的而是“生产性”（productive）的，主体不过是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⑧《今天》划定的“栅栏”，固然有隐喻着“自我”被压制的意味，但同时也是把“世界”放逐于“自我”之外——“栅栏”之内，成为脱离“历史”知识谱系的未被“肮脏”的“权力”玷污的“飞地”。因而，在《今天》的文本中，这个“自我”其实是“完整”的或者说“空洞”的。诗人们书写的内心痛苦不是“自我”分裂的痛苦，而是“自我”对抗“世界”的的痛苦。试比较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冲突，《今天》作为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派”，与之存在着微妙的差异。⑨ 　　《今天》所注重的“我们这代人肩上”的“艰巨任务”，依然是“反映新时代精神”。如“致读者”所写到的，“‘四五’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3] 1 　　而个体的“生存意义”与“自由精神”，在当时的语境中，如徐晓描述的，“自由的意志与精神总是与现实社会相悖的，要么你放弃自己的权力，要么你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叛逆，我们天生意识形态化，我们只能意识形态化。”[8] 387 　在这里，《今天》建构的“自我”形象，有意或无意中提供了一个“新人”的方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求的面向“现代化”的“新人”形象相比，有交叉，更有分歧。在新时期文学的语境中，“自我”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学问题，也是一个高度文学化的政治问题。在通过分析《今天》的自我想象与指认，简单清理《今天》的文学立场与文学主张之后，本文尝试把《今天》纳入到“新时期”的文学格局之中，梳理《今天》作为“同人刊物”如何应对自身的规范化、秩序化，如何面对“伤痕文学”这个新时期“第一个重要成规”，如何应对主流文学规范。从这样的三个角度，尝试着深入新时期文学话语秩序的内部，探寻其中相互冲突、磨合、转换的话语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努力还原“新时期文学”如何建构与发生。⑩ 二 “同人刊物”的内在分裂 　　讲述“个体的生存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故事，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划清界限，《今天》因之吸纳着“异质”的文学力量不断积聚，成为1949之后第一个“同人刊物”。如程光炜指出的，“‘朦胧诗’之所以出现伊始就成为社会舆论‘公议’的对象，与《今天》杂志的‘同人色彩’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这是解放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出版物。”[9] 174，175在现代文学史上，“同人刊物”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二三十年代，‘同人刊物’往往是聚集一个文学社团、流派的阵地，不少文艺论争和创作现象由此而催生，例如《新青年》、《新潮》、《语丝》、《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文艺副刊、《现代》和《文学杂志》等，都成为后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9] 174，175解放之后，随着国家所领导的渠道对文化资源的规训与整合，同人刊物纷纷消失。偶尔的酝酿“同人刊物”的冲动，或者“夭折”，或者因“形势”原因而放弃。（11） 　　伴随着“政治”的巨大变化，1978年至1979年，各地的同人刊物开始大量出现，往往被称为“民刊”。“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民刊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政治（论）性的，另一类是文学性的。前者如《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沃土》等；后者如《今天》、《这一代》、《崛起的一代》以及大量的大学生自办刊物。”[10] 作为“同人刊物”，一个重要的甚至生死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对于《今天》而言，如北岛所说，“在《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是怎么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作出选择？”[11] 339 　　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作出选择，并不意味着只能选择“文学”或“政治”。把“文学”与“政治”本质化，这样的思路值得商榷。（12） 就《今天》的选择而言，与其说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毋宁说是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谨慎的立场与激进的立场的分裂以及后者最终取得了控制权。如徐晓的描述，“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8] 3851979年初，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今天》这一“同人刊物”出于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内部产生分歧乃至分裂，其他编委退出，北岛、芒克重组编委会。从这一事件或可看出，《今天》如何面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及这一选择最终还是选用了“历史”的“方式”。 　　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一次民刊的联谊会。北岛曾回忆到，“《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旋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我还记得第一次在79年年初，因为当时这些民刊都太势单力薄，他们组织一个民刊的联席会议。”[11] 335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黄锐，如芒克的描述，“与会者商量联合举行一次抗议活动，黄锐捏不准分寸，没敢在决议上签名。我知道后不以为然，又赶过去，没犹豫就把名签了，然后在编辑部通报了此事。”[12] 345北岛认为，“这次活动导致了《今天》的第一次分裂。当天晚上我们就吵了一架，到底怎么办？”[11] 335芒克回忆到，“除了北岛和我，其他人都不主张参加这次活动，认为《今天》是文学刊物，不应该加入政治活动。而我认为，民刊的命运是共同的，如果取缔，不会独独留下《今天》，因此必须相互支持，一致行动。”[12] 345当时《今天》一共有七位编委，（13） 除北岛、芒克外，其他五位要求“在西单贴出一张大字报，就是说不承认《今天》参加了这个会，或者认为这个会是不合法的。”[11] 336芒克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认为我的看法只能代表我一个人，不能代表编辑部，应该就此写一份声明，贴到墙上去。”[12] 345当时《今天》的编委会十分松散 （这往往也是“同人刊物”的“特色”），没有主编副主编等等“权限”的明确分配，双方的意见一时僵持不下、无法统一。“北岛说既然无法统一，少数应该服从多数，我们二人退出算了，但保证继续合作。大家沉默。一会儿有人说你们不干了，我们还怎么干？北岛说假如是这样，那就你们退出，我们来干。”“最终他们同意退出，会议不欢而散。”[12] 346 　　通过对编委会“改组”的方式，压抑、排斥异质的派别，这既是《今天》面对“历史”做出的“选择”，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的“方式”。“当代”以来，重要的官方媒体如《文艺报》等，编委组成不断调整、变动，通过明确界定主编、编辑的“权限”以及排斥或吸纳不同的元素来“改组”和“重组”，努力适应着政治形势的要求。（14） 有趣的是，被认为是与历史“断裂”的解放后第一家“同人刊物”，《今天》依然选用了“历史”的“方式”来整合“同人”内部的“杂音”，重新整肃刊物的“秩序”。对于“主流文学规范”而言，《今天》这一“异质”内部裂变，同样区分出“主流”与“异质”。北岛、芒克等持激进的立场一方成为近乎吊诡的“异质”中的“主流”。 　　编委会“改组”之后的变化之一，就是强化了“主编/编辑”的权力分层与内部秩序。如改组后加入的新成员王捷的描述，“老木头（北岛）说一个杂志要有主编、副主编，那就很简单，大家的意见，自然就是老木头主编、猴子（芒克）副主编、周郿英副主编了。”[13] 芒克的回忆是，“为了使编辑工作正规化，北岛提出设主编、副主编，我支持北岛做主编”。[12] 346新成立的编委会尽管还是七个人，但其他编委地位明显降低，如万之的描述，“在我记忆中，当时的《今天》编辑部并没有明确的架构，对外时的说法只有北岛主编和芒克副主编这一点比较明确，其他人大多是做点实事就算个成员，从来也没有人来正式任命你甚么职务，谁是编委谁不是编委说不清楚。”（15） 　　变化之二，就是通过对新成员的筛选，《今天》不断“纯粹化”，彼此之间趋于一致。对于新加入的成员而言，如徐晓的描述，“他（指周郿英，笔者注），也包括李南、王捷等人，始终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所以，与其说吸引他们的是那些诗句，不如说是那杂志所象征的创造精神和叛逆精神。”[8] 387“这些人都只是文学爱好者，但都不搞创作。他们聚集到《今天》周围显然都有文学以外的理由。”[8] 405 　　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激进的立场压倒了谨慎的立场，《今天》也逐渐越出“文学刊物”的藩篱，集会、朗诵、游行，一系列活动已经在历史的云层里酝酿。同时，《今天》的编委会也终于稳定下来，一个相对整齐的团体，进入“新时期”众声喧哗的文学格局。当时，“伤痕文学”已经隐隐成为统摄嘈杂话语的“主旋律”，《今天》在完成内部秩序的整肃后，即将面对外部新的规范。 三 面对“伤痕文学” 　　“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学转型’期，令‘主流叙述’焦虑的，是怎样在‘文革’叙述模式破产之后，在社会民众中建立更为有效因而更能产生凝聚力的‘新时期’叙述。”[14] 而以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的一批“伤痕文学”作品的适时出现，在短暂的争论之后，被“历史”选定为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伤痕》等作品也意料之中地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6） 如程光炜指出的，“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学界，人们所预设的第一个重要成规就是：伤痕。”[15] 　　《今天》进入“新时期”文学格局，首先面对着的，就是“伤痕文学”这一正在被各方力量所建构的“经典”。如佛克马、蚁布思的分析，“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16]“伤痕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史”的“经典”，在于很好地与“历史”互动，回答了如何建立“新时期”叙述这一隐秘的“焦虑”。与“伤痕文学”大致同时出现的《今天》，却提供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二者的分歧饶有意味。 　　《今天》对“伤痕文学”的看法，主要表现在第1期、第4期发表的两篇文学评论上，分别是《评〈醒来吧，弟弟〉》、《评〈伤痕〉的社会意义》。（17） 两篇评论持激烈的批评态度，（18） 在《评〈醒来吧，弟弟〉》中，署名林中的论者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在对‘弟弟’这个典型的理解上，我们和作者有着很大分歧。”论者认为，《醒来吧，弟弟》犯了两个错误，“《醒来吧，弟弟》的作者，在这里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弟弟这样清醒的人误解为沉睡的人。”为什么“弟弟”是“清醒”的？论者解释说，“打倒四人帮仅仅是一个起点，它只是新时代的序幕。四人帮只是从组织上垮台了，但在思想方法上仍顽固地起着毒化作用。”第二个错误则是，“《醒来吧，弟弟》的另一个不良倾向，就是简单地概括生活现象。……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教育工具，只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的和残存的一切现实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四人帮，这是不够的。四人帮所以能危害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19） 　　基于以上的分歧，《今天》认为“伤痕文学”很“低劣”和“贫乏”。在《评〈伤痕〉的社会意义》中，署名史文的论者首先承认，“这篇小说的出现，在社会上和人民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以致于形成了一股新文学的潮流。”但是，《伤痕》影响如此巨大的原因，却仅仅是“《伤痕》由于它的应时，也是由于人民对社会悲剧作品的迫切需要，在作品自身之外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的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多么低劣和贫乏。”论者的依据是，“一篇全部以社会冲突为其情节的作品，竟然没有涉及到这种冲突的任何内在含义。”对“内在含义”的追索，使得论者不接受对“伤口已然愈合”的判断，也不接受对“伤痕如何造成”的权威解释。论者在结尾处写道，“这个时代为中国的青年一代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问题的素材。他们将能够借助于思想的射线，窥见那颗跳动的、殷红的时代之心，而不是以治愈‘伤痕’为满足。”（20） 　　如果说面对“历史”不无焦虑地提问，伤痕文学几乎获得“满分”的回答是“伤口”已经愈合为“伤痕”，而且这“伤痕”是“四人帮”这“万恶之源”造成的；那么《今天》执拗地回答说，“民族的灾难已经过多/人民的伤口无法愈合”。[17] 徐敬亚一篇被《今天》第9期转载的评论认为，我们应该“理解他们那至今尚未愈合的伤口”，“公正地评价他们的思索”。（21） 或如《今天》不无骄傲地自供：“其时正是‘伤痕文学’时期，正是这个民族开完刀麻醉药过了喊痛的时候。《今天》没有直呼其痛，它镇静地看着伤口，思索着怎么会挨这一刀，研究着鲜血的色泽与成份，动了灵思。这正是《今天》的气质所在。”[18]《今天》的自我期许，倒接近于“伤痕文学”要“唤醒”的那个“弟弟”。《今天》强烈称赞这个“弟弟”的形象，“弟弟不愧是一个清醒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他恰恰反映了‘沉思的一代’人内心中最有活力的一面。”“弟弟倒是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典型：他并没有因为战胜四人帮而高兴得忘乎所以，忘掉对社会现象矛盾加以清醒的认识。”《今天》据此不无意味地说，“打倒四人帮后，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这一时期中‘新人’的形象。”[19] 36，47 　　或许可以说，《今天》与“伤痕文学”的重要不同，在于提供了不同的“新人”形象。这一典型以及其所反映出的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对“新时期”性质的歧异判断等，考验着“成规”的限度。当时不论是刘心武还是卢新华，对于《今天》的抨击并没有什么反应，《今天》毕竟是一份民刊，其影响和地位不足以构成“压力”或“对话”。但是，如李杨指出的，“像《伤痕》、《班主任》等我们熟知的作品，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说，它们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20]“伤痕文学”背后的一整套“干预、制约、控制”文学的“规范”对“异质”是难以容忍的，新时期文学任何分歧错乱的可能性都要被“历史”的“必然性”所统摄。《今天》陶醉于影响的不断扩大，兴奋地表示着“在这被风沙掠夺够的荒漠上，要唱出一块潮湿芬芳的绿洲。”（22） 他们未必发现，这荒漠的上空，阴云与雷霆已然在集聚。 四 “规范”与“异质” 　　《今天》对“伤痕文学”的批评，显示出颇为“异质”的《今天》与塑造、掌控“伤痕文学”的“规范”的抵牾。诚如李杨的分析，“如果‘一体化’指的是社会政治制度对文学的干预、制约、控制和影响，文学生产的社会化机构的建立以及对作家、艺术家的社会组织方式等等。那么，用这一概念来描述‘新时期文学’显然是同样有效的。”[20]《今天》与“干预、制约、控制和影响”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文学规范”之间的罅隙，使得《今天》的发展笼罩在一层不安的阴影中。新时期文学“实际上隐含着特殊的界限和排他性。‘新时期文学’要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就不能不压抑着那些异物，那些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中所要排斥的部分。”[20] 故而，《今天》的“机会”既然是“历史”给予的，也是可以被收回的。 　　回到本文的开始部分，《今天》的出现确实生逢其时。“国家政治目标的重大调整和重新确定，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巨大潮流。”[21] 如北岛所说，“它作为一种生存的条件，和整个政治气候、整个西单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1] 339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渐趋稳定，高层权力格局的重组，新的指导方针、工作重心逐渐形成——“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22] 180-181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22] 181 　　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今天》的“言”（文学表达）与“行”（政治实践）都不同程度地违逆了“新人”的设计方案。（23） 如果说，“伤痕文学”的写作是为了“从而更好地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23] 27《今天》则拒绝这一套“新人”的行为手册与行动指南。孙绍振概括为，“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和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24]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今天》“自我”与“世界”的想象与指认，意味着他们的文本放逐了“世界”以及“世界”的一系列宏大指涉，如“人民”、“时代”、“传统”、“现实生活”等。（24） 　　此外，就如何阐释这一历史转折，今天采取着“向后看”的态度，“不合时宜”地“走向冬天”。旷新年曾指出，“文化大革命构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写作的传统和背景。”[25] 就此而言，如何描述“新时期”对于“文革”而言的“断裂”与“转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卢新华认为，“我感到需要王晓华这样的形象，帮助人民总结广泛的社会问题，澄清林彪、‘四人帮’在我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而这一点对于目前这样一个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社会更为必要。”[23] 24-25而《今天》认为，“打倒四人帮仅仅是一个起点，它只是新时代的序幕。”“四人帮所以能危害一代人之久，所以能在倒台后继续为害，有着比他们自身的存在更深刻的社会根源。”[19] 45-48北岛的句子或如一个隐喻：“走向冬天/唱一支歌吧/不祝福，也不祈祷/我们绝不回去/装饰那些漆成绿色的叶子”。[26] 26或者，“假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我怎么能说/道路就从脚下延伸呢？”[27] 　　《今天》的政治实践更是越出了“规范”的“限度”。除了出版杂志外，《今天》开展了若干活动。1979年4月和10月，《今天》在玉渊潭举行了两次诗歌朗诵会，第一次朗诵会各个政治性民刊的编辑也参加了；（25） 第二次朗诵会更是如北岛回忆的，“我们这次朗诵会有很明显的挑战色彩。因为我们特别加上了政治性特别强的诗。”[11] 339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抗议第一次“星星画展”被取缔，在三十周年国庆的时候，《今天》和《四五论坛》还共同发起了一次抗议声援游行。 　　对“规范”而言，《今天》“异质”的“言”与“行”必然需要整肃，大的背景则是对民刊这一类“同人刊物”的查禁。如芒克的回忆，“自1980年上半年起，形势开始变得严峻起来……1980年夏，民刊纷纷停办。”有所变化的是，“主流文学规范”对《今天》采取的策略，很少采用简单粗暴的批判，而更接近于刘禾的分析，“自我合法化不得不同时消解他者的合法性，这常常需要用自己的措辞来虚构他者的语言，而不是对他者的声音进行实际的压抑。”[28] 基于此，“主流文学规范”的策略，是试图控制对《今天》乃至对“朦胧诗”的理解与阐释——通过主流刊物对不同作者、作品的筛选，以及对同一作者“代表作”的命名，指认《今天》的“主流”与“支流”。 　　在《今天》作者中相对“边缘”、“支流”的舒婷，反而“最先得到‘主流诗界’有限度的承认，也最先获得出版诗集的机会。”[29] 190她的《致橡树》等不久就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而且诗集《双桅船》获得了第一届全国新诗优秀评奖的二等奖。如洪子诚、刘登翰指出的，“在80年代初，主流诗界大体上能接受她的作品，尤其是思想、情绪‘积极、昂扬’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这类诗受到较高评价。”[29] 204然而，《今天》的主要作者如北岛等，迟至1986年才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在《诗刊》的出现“频率”上也低于舒婷。不仅仅是对不同作者的筛选，就舒婷而言，不同作品受到的待遇也完全不同。“她的另一部分诗，也受到批评，如《流水线》、《墙》等。”[29] 204刘登翰曾引用了一段对舒婷的批评，很能代表“主流诗界”的看法：“如果舒婷还是照过去的方针办，或者咏物写景——吟树、咏梅、歌清晨、颂夜晚；或者往来酬答——寄你、赠他、致朋友、送爱人，人民是不会满意的。”[30] 　　故而，为了控制命名与阐释的权力，首先要统一“阵地”——“同人刊物”一类难以控制的民刊必须停刊。“1980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政务院1951年的法令‘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要求《今天》杂志停刊。后申请注册复刊，不被允许，12月再次通知《今天》停止一切活动。”[26] 3尽管《今天》有短暂的抗议，如万之的描述，“第一条决定是写一封公开信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允许我们正式注册，争取刊物合法化，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致首都各界人士的公开信》；第二条是成立一个‘今天文学研究会’，在刊物不能注册正式出版之前，以‘研究会内部交流资料’为名。”但是，“面对北京公安局的最后通蹀，我们能做的选择就不多了。”（26） 此外，由于《今天》的作品逐渐被官方刊物接纳，作协也答应进行利益上的补偿，《今天》停止了抗议。（27） 1980年9月，《今天》停刊。 注释： ①《今天》创刊号“出版”经过选自《北岛访谈录》、《芒克访谈录》。见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第332，334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版。 ②程光炜教授对此有精当论述。参见《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③《今天》第4期，第7页。 　　 ④转引自刘禾《持灯的使者》序。刘禾编《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⑤2006年10月洪子诚在北京大学“现代诗歌与文化”系列演讲中提到这一看法。 　　 ⑥杨庆祥：《〈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未刊。 　　 ⑦宇文所安认为“如果一个诗人没有经过上述的痛苦挣扎就试图用朴素的语言写作，那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姿态，看到滥情。”他不无尖刻地讽刺《雨夜》等诗歌，认为“避免写出下面这样的诗句，大概是一个诗人需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参见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洪越译，田晓菲校，《新诗评论》（2006年第一辑），第1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⑧笔者这一看法受到南希·弗雷泽相关论述的启发，参见南希·费雷泽：《福柯论现代权力》。选自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⑨佛克马、蚁布思认为，“难以把现代文学的概念用于中国文学，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环境是相当不同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⑩程光炜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个案、贺桂梅以“赵树理”等为个案探索文化的转轨期“当代文学”的“历史规范”与“文学秩序”的著作，对笔者的相关论述有深刻的启发。参见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11）这方面的扼要经过参见程光炜相关论述。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186页。 　　 （12）就这一问题，笔者并不认同有的研究者的判断。在比较《今天》与其他民刊如《启蒙》之后，李润霞认为《今天》是“纯文学立场”，是“非政治性的文学读物”。李润霞认为“（北岛）作为《今天》的主编，他能够始终坚持自己办刊物的‘纯艺术’的主张，使得《今天》在七八十之交的民刊大潮中独树一帜地保持了纯文学品质。”“《今天》是纯文学刊物，它的办刊宗旨，一开始就定位为是一份‘纯’文学刊物，而它里面的所有作品也全是文学性的作品。”参见李润霞《“文革”后民刊与新时期启蒙运动——以〈启蒙〉与〈今天〉为例》，《新诗评论》2006年第一辑，第108、109页。 　　 （13）对当时的编委组成，洪子诚根据《沉沦的圣殿》等资料有一个细致的整理，参见《朦胧诗新编》，第2页。 　　 （14）相关研究参见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5）万之：《也忆老〈今天〉》。见《今天旧话》，http: //wx. 551188. com/bencandy. php? id=1016。 　　 （16）如洪子诚指出的，“从70年代末开始建立的评奖机制，虽然常常暴露了评价标准的矛盾、混乱（有时，是文学界各种观点、力量妥协的产物），却也相当有效地参与了对‘方向’的选择。”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17）《今天》主要以诗歌为主，前后九期一共仅发表过五篇文学评论。有趣的是除了批评“伤痕文学”的两篇外，其余三篇全部是评论《今天》的作品，而且都持支持、赞扬的态度。 　　 （18）“伤痕文学”肇始，也曾经遭到“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的责难，认为这些作品是“向后看”的，“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等，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71页。同样是否定意见，和《今天》的批评立场比较，饶有意味。 　　 （19）以上引文见林中《评〈醒来吧，弟弟〉》，《今天》，第1期第45—48页。 　　 （20）以上引文见史文《评〈伤痕〉的社会意义》，《今天》，第4期第77—80页。 　　 （21）徐敬亚《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吉林大学《红叶》1980年第3期，《今天》第9期转载。 　　 （22）洪荒《新诗——一个转折吗？》，《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第三期。 　　 （23）“新人”问题或可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核心的焦虑，在不同阶段（“五四”、解放区文学、文革、“新时期”等）有不断的调适，但是内在的逻辑很相似。就这一问题对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笔者将另外撰文分析。 　　 （24）当时对“朦胧诗”的尖锐批评集中于这一方面。如李丛中认为，“时代分明在前进，他们却反倒与时代拉开了距离，甚至把诗与时代，诗人与社会对立起来。”“造成朦胧诗的命运的悲剧的另一原因，是远离人民。”相关文章参见沈太慧，陈全荣，杨志杰编选《文艺论争集》（1979—1983），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 　　 （25）阿鸣：《记〈今天〉编辑部的一次诗歌朗诵会》，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杂志第2期，《今天》第4期转载。 　　 （26）参见万之《也忆老〈今天〉》。 　　 （27）就这方面的问题，芒克在《芒克访谈录》曾回忆到，“其实在人散之前，心早就散了。许多人想方设法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被吸收加入各级作家协会，包括一些主要成员。”万之在《也忆老〈今天〉》中也忆及此事，“这里确实也有一定的妥协，和中国文坛当时比较松动和微妙的情况有些关系。有些正式的文学刊物已经对刊载我们《今天》的作品感兴趣。”“他（当时的作协书记冯牧，笔者注）保证想办法给我们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不仅是指我们的一些作品将可以在官方许可的刊物上发表，还包括对某些成员进入作协做出安排。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简介：黄平，1981年生于辽宁桓仁，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现代中文学刊》责任编辑。近年来发表各类论文多篇，曾获得《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