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在“80后”写作中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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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在“80后”写作中缺席？
来源：北京日报
　　“80后”文学“非历史化”成因
　　有关“80后”文学的讨论，似乎逐渐多了起来。不少批评家认为，这一代小说家最大的困境在于，许多写作是“非历史化”的。这的确是一种切中要害的判断。仔细想来，这种叙事美学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从生活环境上来讲，绝大多数的“80后”，都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受反“右”、“文革”、“上山下乡”这些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历史记忆相对稀薄。1990年以来开始愈演愈烈的商业意识和消费主义氛围，也使得这一代的作者乐于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地当中。从文学营养的角度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的“60后”、“70后”作家已经采取了 “去历史化”和“非历史化”的写作策略。他们拒绝做庞大之物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并且把这种拒绝视为自己具有主体性的标记之一。他们的写作实践，直接影响到“80后”一代作家的美学取向——当代中国的数代作家中，“60后”和“70后”对“80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此外，“80后”写作的非历史化倾向，也是历史教育相对失败的结果。“80后”一代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忆，却也从小就开始接受教条成分很重的历史教育。在严苛的考试体制下，大多数的“80后”可以将它当作一种知识体系来接受，背得滚瓜烂熟，在骨子里却往往对之采取一种怀疑、轻视的态度。因此“80后”作家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只有避开历史，回到当下，自己的写作才是在场的。
　　以上种种的理由，都可能使得“80后”的写作者站在非历史化的叙事立场上。这里面，当然不乏合理的因素，但是作为“80后”一分子的我也开始慢慢觉得，一个作家的历史感过于稀薄，甚至没有，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缺乏历史意识，“当下”就会断裂
　　现在许多当红的“80后”作家都是从校园文学或青春文学起步的，有些已近而立之年的写手虽然早已结束了校园生活，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甚至已成为公司的老板，却仍旧在写和校园生活有关的题材。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代中国的转型越来越明显，文学创作受文化工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在这样一个以市场份额论英雄的年代，只要他们仍能在市场中获利，那么他们就仍有写下去的理由，仍有写下去的动力。除了校园青春文学这一块水草肥美的宝地，玄幻、穿越、后宫等类型小说的兴起，亦使得他们可以继续在写作的跑道上滑行。即便没有丝毫的历史意识，他们也不会遇到太多技术上的难度，也不会因此滑倒，伤及筋骨。可是有待追问的是：如果整个“80后”群体都是采取这样一种写作策略，那么这一代人的存在，是否会过于轻飘了一些？等到这一代人垂垂老矣之际，再回过头来看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写作，我们是否会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
　　另外，刻意地让时间停留在现在，把全副精力用来照顾当下，用来书写、展现当下的日常生活，当然是一种很郑重的写作态度。借此，我们内在于这个时代中，和这个时代水乳交融。可问题是，一旦我们缺乏必要的历史意识，我们的此时此地也就断裂了，成为话语之乡里的一块飞地。仅仅是随波逐流地内在于这个时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站远一些，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距，深刻地、辩证地去看待我们的时代，而不只是沉溺其中。借用阿冈本的话来说：我们必须获得一种“同时代性”：“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延续性，形成内在于己的历史意识，我们才能发现当代的独特性，才能切中时代问题的核心——历史意识与当代性，其实是彼此辩证的。
　　一些弥足珍贵的开端
　　所幸的是，“非历史化”所造成的局限，也开始逐渐被且东、郑小驴、王威廉等“80后”作家意识到。他们试图回到历史的深处，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现实。
　　如果说在“80后”的成长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那么计划生育肯定是其中比较重要的。1978年以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以宪法的形式加以固定。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80后”的存在感与这一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不管他们的父母是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政策，还是违背了这一政策，他们都是历史的产物。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且东的《香蕉林密室》，还有郑小驴的《鬼节》、《西洲曲》，都会尝试面对这一“主要的真实”。在他们的书写中，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和地方性的“小历史”被缝合在一起，“大历史”获得了不一样的“起源”。
　　相比之下，王威廉更关注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他的小说《秀琴》，和鲁迅的《祝福》有着相似的情节结构，秀琴也显然和祥林嫂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王威廉有意将秀琴的生命史和乡土世界的变迁放在一起进行观察。在祥林嫂所生活的年代，乡村世界虽然也受到外界的冲击，却仍能自成一体；而到了秀琴的时代，乡村再也无法躲开城市的影响，城市往往是作为乡村的一个必须依附的“他者”而存在，“乡下人”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也不得不在乡土世界的颓圮中，从对外在世界的被动依赖转向内心情感与精神的坚守。
　　这些年轻作者的写作实践，仅仅是展现了这一代人历史意识的冰山一角；他们尚需要不懈的探索，在文学实践中形成更成熟的、真正属于自己独特发现的历史观。当然，这种开端已经是弥足珍贵的，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想历练的加深，相信他们的创作会越来越大气。
　　(李德南，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