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非学以致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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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非学以致用论



唐翼明
现在有句话用得很多，叫“学以致用”。我本来以为它必然出自什么经典，没想到翻遍《十三经》都没有。只有《周易》中有一句“备物致用”，比较接近。“备物致用”这句话的意思按孔颖达《周易正义》的解释是：“备天下之物，招致天下所用。”“天下”并非原句所有，因为紧接着的下一句是“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所以孔氏才这样解释，单就“备物致用”而言，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备东西(将来)好用”。“学以致用”应当是仿此句而来，意为“学东西(将来)好用”。
到底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本书首先提出了这个观点的呢？一时间竟查不出。我们暂且不管它。现在单来说说这个观点本身。
这个观点对不对呢？似乎没有人怀疑。学就是为了用，有用就学，没用就不学，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吗？旧时学文、学武、学种田、学手艺，有道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今人读书上学，也有谚语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不都是为了用吗？解放后，革命成为万用之首，一切学习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学以致用”和“为革命而学习”、“为建设祖国而学习”、“为解放全人类而学习”便成了同义语。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就是这类口号中度过自己的学生时代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告别了革命，赚钱变成时髦，当官发财变成时髦，于是为革命而学习就变成了为赚钱而学习，为当官发财而学习，家长送儿女上学，儿女考大学选科系，无不以此为考量，凡出路好就业易赚钱多的就热，反之则冷，简直恨不得把“学”和“钱”直接画上等号。举国上下无人置疑，中国人的“学以致用”说于焉登峰造极。
老实说，我是很怀疑甚至反对这个观点的。当然，我从前也不怀疑这个观点，是后来才怀疑的，尤其是到了美国留学才怀疑的。甚至刚到美国留学时也还不怀疑这个观点，是在美国待了一段，跟美国同学交了朋友后才开始怀疑这个观点的。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念博士的时候，认识一位比我高一级的美国女孩，名字叫BettineBirge,中文叫柏清韵。Bettine出身美国世家，父母、舅舅都是大学教授，外公还是诺贝尔奖得主。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我第一次碰到Bettine是在哥大东亚图书馆。那一天，我在阅览室中央的大条桌边念书，一位金发美女坐在我对面，面前摊开一本书也在念，我一眼瞥过，吓了一跳：她念的居然是欧阳修的《新唐书》，线装本！我大为好奇，便屡屡去瞟她，她似乎觉察到了，抬起头来，朝我嫣然一笑。她相当漂亮，又很温柔，这一笑给了我胆量，我便趁机问她：你也是东亚系的学生吗？她说是，我问她主修什么，她说中国历史，重点是唐史。我忍不住又问：你为什么要学中国历史？她似乎迟疑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用中文说：“因为我感兴趣。”我注意到她眼里有一丝困惑，似乎我问的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其实我对她的回答也不满足，觉得缺了一点什么，但到底缺什么，我也不大明白。也许在我的下意识中，指望她说为了当教授或者为了做外交官什么的吧。仅仅为了兴趣，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如果不是敷衍，就多少有点矫情。就为了兴趣读研究所？未免太奢侈一点了吧。
但是，她的话却让我怎么也忘不掉。读书可不可以只是为了兴趣，没有别的目的？学一定要致用吗？不为了用，只为兴趣而学习，难道不行吗？如果用不上，难道我们就不学吗？Bettine的话让我想了又想，后来竟然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她了。在美国待久了，渐渐发现为兴趣而读书并不只是Bettine一个人的看法，美国学生很多都是如此。他们似乎很少为将来的饭碗考虑，更不会把“建设祖国”、“解放人类”之类的宏伟理想当作自己求学的目的。甚至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其实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他们只是随兴，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个美国学生一年级学文，二年级学理，大学念生物，研究所却学哲学，在咱们中国人看起来，这不是缺乏计划浪费光阴，就是东不成西不就脚踩西瓜皮。但他们却自得其乐，家长也不责备，老师也不奇怪。最令人不解的是，他们这样玩来玩去也还有人玩出了名堂，甚至玩成了大家，玩成了诺贝尔奖得主。
其实中国人也并不是向来就讲“学以致用”。中国的古圣先贤把“学”看得很重，但很少有人把“学”与“用”作功利性的连接，“学以致用”不出自《十三经》，正好证明这个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经典。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论语》是讲“学”讲得最多的书，《论语》的第一个字就是“学”，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学习是一件令人很高兴的事情，你看，孔夫子不正是说为兴趣而学习吗？孔子很反感为解决衣食之类的实际问题而学习，所以当他的学生樊迟想要老师教他如何种田种菜时，他就老大不高兴，骂樊迟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小人（见《论语·子路》第4条）。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子张想向老师学做官，他也不回答什么做官的技巧和方法，而只是要子张“慎言”、“慎行”（见《论语·为政》第18条）。他反复地教导自己的学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见《论语·卫灵公》第32条）。那么学习读书为了什么？孔子说，是为了“学道”：“君子学以致其道”（见《论语·阳货》第4条和《论语·子张》第7条）。“道”是什么？“道”是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总道理。人生活在社会中、宇宙里，会碰到无穷无尽的困惑，这些困惑烦扰我们，也不断地引发我们探索和解决这些困惑的欲望与兴趣，直至明白总道理，才会得大愉快、大解脱，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解决人生困惑的欲望与兴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求知欲”，才是我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真正动力，而“致用”不与焉。持“学以致用”论者，看来务实，其实短视；看来目标明确，其实目标错误。在这些朋友看来，只要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没有在工作上派上用场—也就是没有变成工资，变成钱，就是浪费了。如果用上了，工作熟练了，他就不觉得再有学习的必要了，因为已经“致用”了，连精益求精都没有必要，因为不合“性价比”，划不来。这些朋友如果年纪再大一点，尤其是退了休，就会更觉得无所事事，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了，因为年纪一大把了，学了还有什么“用”呢？“八十岁学个吹鼓手”，谁来雇你啊？
持“学以致用”论者，如果走到极端，甚至可以变成“不学也致用”。此话怎讲？因为“学以致用”论者重点在“致用”，致用又被等同于谋职糊口升官发财，学问于是乎变成敲门砖，门敲开了，就可以弃置一旁。再进一步，只要能敲开门，砖头是真是假也就不重要了，真学问，假学问，真文凭，假文凭，甚至有没有学问，有没有文凭，都不重要，能谋到职就好，能赚到钱就好。到了这一步，不是不学也可以致用吗？
如果一个人以“学以致用”为信念，那么不管他如何理解这四个字，如何运用这四个字，都无所谓。引出的结果是好是坏，也仅止于一身。但倘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学术界，一个民族的精英，也奉“学以致用”为圭臬，那么要指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出什么思想家、大学者、诺贝尔奖得主，恐怕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不知道钱学森临死之前向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提出那个“大哉问”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所说的这层意思？如果没有，那么在我看来，还是未达一间。
作者系两岸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