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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从门外谈进去
BY倪文尖
最近，几乎同时，钱理群先生出了两本书。一本《与鲁迅相遇》，是他告别北大讲坛的最后一门课的录音整理稿，是他在世纪之交社会文化语境中，对鲁迅的作品文本与生命文本的思想性、精神性的重读与发挥。这本书对于钱理群个人来说，是几十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反思与升华，就鲁迅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而言，又提供了许多绕不开去的学术资源
。然而，我这里要谈的却是他的另外一本书，《语文教育门外谈》。
一个是专业领域内标示着学术前沿的课程讲义，另一个，却似乎像其书名显示的那样，是所谓“越界发言”。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注意到，即使在《与鲁迅相遇》的作者简介的短短几行里，钱理群也非常认真地提到，“近年关注中学语文教育问题”，在钱老师近六、七年的思想活动与知识生产之中，“语文”始终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还因为，在书店第一次见到这本《门外谈》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1999年的那个夜晚：钱老师来上海，把我们几个邀约到一起，他一句也没有谈及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专业；相反，语文教育要以“立人”为中心，要在经典名著的阅读过程中培养语感、发展能力，塑造具有批判性、创造性的一代新人……，钱老师滔滔不绝，一整个晚上，两只眼睛和他那极富个性的额头，都为着语文理念的探究闪烁智慧的光芒。也就在那个晚上，我们获悉，钱老师将汇聚一批学者、专家和第一线教师的力量，编选一套语文阅读书籍。
这套书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新语文读本》。“新语文”在通过语文“打精神的底子”、进行“文学教育”等方面，几乎达到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已经成了一种范式；它在语文教育界和出版界所掀起的“读本热”，迄今没有消止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新语文”的理念已经被吸纳、转化为当下语文界的主流话语，无论是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还是今年4月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其基本思路与做法，都回响着钱老师那个晚上的声音。
所以，钱理群谈语文教育，由于有他18年中专语文教员的经历，有他在大学从事文学教育与研究的功底，更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有他自己对中国语文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的审视，这样，虽说像在“门外”，却已经起到了那些学科中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语文教育门外谈》不只是他一个人思索语文问题的全记录，而且是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世纪转型的重要助力器。考虑到语文独立设科一百年来，特别是后半个世纪以来的曲折道路，考虑到母语学习对于每个人成长发展的奠基性作用，也考虑到我们语文教育以及研究的水准依然不尽如人意，我觉得，如果说那本关于鲁迅的书是“锦上添花”，那么，这本《门外谈》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在门外谈语文、批语文确乎不难，也正可说是当代语文建设史上的一大景观，而能够像钱老师这样从门外谈进去、对语文课程的改革与进步真正发挥功效的，却还不多。这里，至少有两点启示值得提出，一，所谓“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语文教育事业，的确需要全社会的“阳光”，语文课改不是“中语界”、“小语界”以及少数研究人员关起门来干的活，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进一步提升，迫切需要一个学理探讨的公共空间。二，另一方面，所有进入这个空间的，即使做不到像钱老师那样的境界，“为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做点事，才是更为实在而有意义的，……放下其他工作，集中一段时间”来探究语文，但能够认识到“不能只破不立”、“必须有研究”，认识到语文也有专业平台、应该致力于这个平台的形成与完善，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一个完整丰富的钱理群就将被关在门外，他的那些先见之明，诸如“我对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的期待是，改革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不要老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第79页)，“决不能把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理解为自发的随意性的学习，也就是不能走向‘儿童中心主义’的极端”(第26页)之类就真的只是“门外谈”了。
《新民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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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8 03: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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