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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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2008-11-21
　来源: 网易　


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作者介绍：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广州
余英时先生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后，余英时先生隐居“小书斋”中著书立说，笔端深含中国情怀，思想影响华文世界。时代周报创办之际，余英时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国学“大师”太多了
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时代周报：在现代学术史上，“国学”一说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背景？
余英时：“国学”基本是日本的名词，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了。最初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国粹，先是对抗中国的汉学，后来又对抗西方的东西。这个“国学”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当初也经过许多演变，也有“国粹”的说法，同样是日本传来的。后来中国有《国粹学报》之类。章太炎提出，这些东西有所夸大了，所以改用“国故”，他有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胡适他们提出“整理国故”，整理跟中国有关的历史种种。这样“国学”就变成中性的名词。
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词。包括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写过《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名词恐怕也不是能持久的。我认为把“国学”变成某一种神圣、美妙的意义，让它发生精神向导作用，恐怕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和考古学家李济之
先生反对用“汉学”这个名词一样，不想把中国考古变成“汉学”的一支。
时代周报：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余英时专访下篇详见12月1日《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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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铮 2010 年，现实的改变与冲突中，我痛苦而迷茫，不知道自己走到了那里该如何继续。仿佛是在迷雾里又是在铜墙铁壁面前无法前进。这一年春节的心境和已经流逝的 08 年全然不同，平静与舒缓远去，我被沉重和迷失纠缠。 看着放在书架上 09 年 5 月份在昆明清华书屋购买的， 余英时先生的《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我鬼使神差的拿起它。或许是我的内心隐隐地告诉我，无法前进，那就在现实面前转身吧。我决定抛开一切，甚至忘却自己进入到历史中。这本书买来后我阅读过部分的章节，没有特别的感受。再次的阅读融进了我的心境。在 余先生关于五四文化批评的文字中，我仿佛就站在那里，亲临了中国文化的转折。理性而清澈的文字高屋建瓴，深切而严厉。爱之深责之切，在 余先生对五四历史的梳理中，我看到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如何失去了她自己，在动荡与改变中，她的挣扎与痛苦前所未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拯救国家于毁灭之际。 动荡如此激烈，死亡迫在眉睫，每个人在其中都失去了常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尽 管余先生对发生的背景有同情的了解，但 余先生还是指出五四人物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简单粗暴的。在这些大的忧患与时代性转折中对比中，我慢慢平静自己，个体所遭遇的动荡与改变带来的痛苦迷茫也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需要时间、深入的认知和思考。 余英时 先生与 许倬云先生是朋友，都是 1930 年生人，经历了中国的大动荡大改变，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爱与关注是共通的，对超越国家地域对人类的关注也是共通的。 许先生对情感的表露更多一些，这或许与他的身体残疾有关。 许先生先天四肢不全，一生受到亲人朋友的照顾，所以 许先生常常讲的就是感恩；而经历抗战与做手术的经历则让他对生与死、生命有了更为深切的思考。 许 先生集佛家的悲悯、道家的宽大、儒家的济世于一身，谦虚包容、宽厚博大。 余先生最让人敬佩之处是他能把深奥的思想阐述得深入浅出、清晰透彻，非大学者不可。 余先生思维的容量仿佛是无限的，而思维品质之高则可称之为天才。 许先生说同时代的人物，他最敬佩的就是 余先生。我买齐了广师大出版社的余英时文集十本。书非常漂亮，装帧古典淡雅，内容丰富视野开阔。 《怎样读中国书》给了我读书的方法论，虚怀与谦虚，这更是人生的境界；《我走过的路》记录了 余先生的学问之路，我依然记得“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 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依我前十八年前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终却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创获的。”这样一些话，是真诚与执着的求知精神。《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一 文是余先生悼念老师钱穆的文章，文字以理驭情，起伏中表达了 余先生真挚的情感与悲恸。《从心灵到思想》、《文明与野蛮》、《论自觉》、《论文化整体》、《论文化超越》这些文章让我对文化有了一定的整体认知，文化必须环绕人的生存与幸福；《我对中国问题的反省》、《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自我的失落与重建——中国现代的意义危机》、《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则让我看到 余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反思与批判中，是他对中国的情感与大爱；《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是 余先生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大文章，如何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建立中国文化的身份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从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关系着手， 余先生梳理了中西文化的源头，将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及现代意义作了整体观察。 余先生的文章旁征博引，运用对比的观点，分析中不失整体，将宏观、中观、微观结合起来，层层深入自成体系。思维的细致与整合能力令人敬佩，视域的开阔让人获益良多。 2006 年，余英时先生获克鲁格奖，以表彰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在《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访谈中，余先生言及“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和“博学知服”的观点，正是他宁静胸襟、高洁人格的写照。余英时先生明灯一般照亮了我，个人的自我追寻与价值找寻、身份的建立与认同和国家一样，都会经历痛苦和迷茫。在动荡与不安的改变中，认清自己的面目，正视环境、处境与挑战，理性的调整，难得住寂寞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才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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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除了获奖其他都没有改变 www.taihainet.com　2007/1/18 　新京报　

■人物简介
　　余英时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
    自2004年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穷两年之功，出版了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截至2006年5月出版完毕，是这一年中最有分量的出版物之一，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展现了余英时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丰硕的学术成果。同年11月，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把素有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的克鲁格奖桂冠首次戴在了这位华裔学人的头上。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有鉴于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本报郑重向余先生致敬。
    ■余英时作品一览

    《历史人物考辨》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
    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版本：三联书店2005年2月版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士与中国文化》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本书主要收罗作者自2003年以前的论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方以智晚节考》
    版本：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1972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证及修订。作者希望通过方以智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揭开当时移民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
    “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
    2006年11月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共同荣获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对余英时的生活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以76岁的年龄荣获了这个“人文诺贝尔奖”对他来说的确是对他学术事业的一个肯定，“但是谈不上我达到了学术事业的巅峰”。他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因为“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2001年6月，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隐居”于普林斯顿的郊外。他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这种夫妻感情谐乐和合的家庭生活让他非常满意。他一般每天都要和太太一起散步、聊天。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4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本来他准备在1999年退休，因校方一再挽留，直到2001年才得偿己愿。退休使他完全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做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酷爱围棋，名声在外，《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
    “我的朋友还有古人”
    2006年11月，余英时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他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他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是禅宗和尚的关系。他每天工作3小时到10小时，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按照他的话说，这“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
    1978年，余英时曾经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最近他表示，还是想到自己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趋看看。“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强烈的社会关怀
    虽然身在海外，余英时一直保持了对中国的关注。前不久，有报道说河南农村一个镇上有一种节日庆祝娱乐堕落为一种色情的表演，据说参加的农民很多。他立即撰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余英时称，从前中国的民间文化和高层文化———就是读书人、士大夫的文化是沟通的、是双轨进行的。现在中国的商业文化是非常庸俗化的，所以带到乡村的也是不健康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对于有人宣称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说法，他说并没有那么简单。
    时至今日，余英时先生最重要的著作基本在内地出版，他的名字也随着他的获奖而被更多人知道。在余英时身上，显现着一个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学者心忧天下的济世情怀，而在海外数十年执教于美国多所名校教授中国文化，又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他身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在象牙塔内，他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获得2006年“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就是一种承认。在学术的领域之外，余英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并对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丑恶现象口诛笔伐，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也堪称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文/记者张弘（本文写作参考了《东方早报》陈怡文章，以及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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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中国高考制度的负面影响
  六月、七月正是中国高考时期，入学的考试。大陆现在的高考特别发生很大的问题，人数太多，也是个原因了。每年都是九百万以上的考生，大概只有七百万左右可以进入大学，所以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更大的问题就是大陆现在的高考地域非常不平衡，乡下的地区考进大学的机会非常少，考得很高分，但是你想进的学校，它不收你，只有到一个比较坏的学校去。所以就这样情况之下，考试失去它公平的意义了，对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大。
   有一些报道提出一些很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个考生是女的，是西安人，她在考试准备的期间父亲死掉了，她在外面准备考试，家里亲戚、朋友都要瞒着她，所以她要到考完了以后，才可以把这个事情告诉她。
   这件事情引起报纸上许多的评论，所以可见这个考试实在是太残酷了，心理造成的影响不可想象的。有一个湖南的评论员，姓钟，他就在考试的不公平、以及问题重重方面，提出质问，受到很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因为考试这样的困难，所以发生许多流弊，就是大城市富有的家庭的子弟，得到考试的好处太多；而穷乡僻壤的，几乎就很少机会，这是很大的问题。
   比如上海、北京、南京、武汉、杭州，这些都是很好的大学，包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天津、北京这些地区的人，入大学比较方便，但其它地方的人就不行了。其中有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说一个安徽的学生，如果想进北京大学的话，那是7，800多人才取一个；而在北京的考生，大概190个人中间可以取一个。这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比例了，穷乡僻壤的考生就等于没有机会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好的大学，好的、有水平的大学都被有钱有势的人占去了，而穷乡僻壤就很少有机会。所以从这点讲，跟过去的科举考试制度并不一样。过去每个地方都是按据人口，那里不会有地区这样的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地区不公平是首先重要的因素。
  另外就是舞弊，舞弊也要花很多钱。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很小的传播器跟外面通消息，有时候一个机器就要2500块。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湖北黄冈，有好几十个人考试都考得很好，后来都被当场抓到，他们都有买了一个2500块钱（美金）的一个小的机器，跟外面通消息，把考题传出去，然后又外面传进来。还有更荒唐的三个女学生也是被抓到的，她们把传播器放在胸罩里面，当然也没法搜出来，但是后来还是找出来了。
  考试的舞弊非常厉害，现在批评的人还不光是说这些舞弊、或者这些不公平，是长期的对考生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的研究都指出中国的考生有时候在大学毕业以后，这种考试时代、这种勉强灌输知识、废寝忘食、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要为了考试，这变成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常常在大学毕业以后，还回到你的心里，所以对人的一生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都是负面的影响。
   尤其要注意的就是，有人指出，第一是你的人格发展方面会非常陷于不平衡。因为这个考试差不多在高中最后一年就不念书了，就是为了考试做准备。而且父母为了要省孩子的时间，往往就不要他（她）走来走去，在学校附近给他（她）租一个房子，甚至于陪他们住，这样来准备考试。如果考不取，你想一想那个心理负担有多大。
   另外一个普遍的批评、也是很合理的批评，就是说这样的硬记的方式、靠死记来考试，其结果是脑子非常不灵活了，就变成创造力完全消失了、或者大部分受损害了。大部分受损害的脑筋，就不能够有很高的创造力。所以在进了大学以后，也会受影响。
   所以，中国大学教育近来被批评，我想跟高考也有关系。大学教育，现在特别是人文方面教育，是一落千丈，几乎连常识都没有。而且也不会运用任何活的知识，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变成人人只有听党的话，不敢有自己的意见，所以这就是跟考试一连串带来的，并不就是说考试这一关，过这一关以后，它这个影响还在后面还要继续发生，所以这是最负面的一个东西。
   另外，我们要知道现在中国贫富非常不平等的，高干子弟跟富商，他们子弟进大学还另有路数。考试也是过场，往往有办法让学校收他们的子弟，这是一部分不公平的地方。另外一部分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这些富商、高干子弟最近几年来因为钱多了，常常把自己的儿女都送到外国去念书，并不在本国上大学了。这个例子很多，而且根据中共教育部最近发表的数字，就是从2008年到2011年这几年之内，每年出国留学的人增加的数目是20%。如果照这个比例下去，将来富有的人、高干子弟都不在国内念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中国的教育、社会的不平等，官跟民、富跟贫之间的距离，都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在教育上也加强了这个鸿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如果中国需要在文化上能在世界争取某一种地位的时候，我想这个高考制度也要经过好好的重新检查，甚至于要有彻底的改革。当然不限于高考一件事，而是整个教育制度。因为现在整个教育制度还是以党的控制为主，一切的东西、在人文方面的教育，讲来讲去，就是要以党为中心。所以，如果这个教育这样下去的话，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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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肌理的揭橥——解读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

    ■刘金祥
　　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的重建》虽然是一本学术论文集，但由于作者宽阔的视域、独特的视角和卓异的观点，使我们对置身其中的中国文化有了更新的认识。作者在《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强调了文化对于不同种族的重要性，并且通过对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比较，推演出中国人需要超越“中国取向”的结论。余先生认为：“对于人而言，文化事实上是他的第二层空气。人没有空气固然会死亡，离开了文化也同样不能生存。”其实，中西方就每个人都是文化中人这一观点早已形成共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这个“枷锁”便是文化。文化对人而言的确具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的精神归属一定要在文化中体现出来。文化有相同之处，但不同民族其文化又存在着差异。余先生举例说，犹太人在美国的人数不过600万，但其影响却遍及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他们凭借的就是自己特有的文化。相对来说，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比较边缘化，缘由不在于人的数量，而在于中国人有着较强烈的“中国情结”，总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意识，因此对美国政治并不在意，而对祖国本土的政治冲突却很关心，这不仅造成中国人的群体分裂，更重要的是掣肘了中国文化的传播扩散。
　　学者俞可平曾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市场经济时代，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这是需要前提的，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杰出的领袖人物，否则就会堕落为“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并不缺少民主的基因，比如儒家的“仁”和“恕”强调人格的尊严和宽容的胸襟，墨家的“兼爱”和博爱是相通的，道家的“无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观念，但这些并不能自然地生成中国人的民主政治传统。余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过分重视政治的倾向，认为无论解决什么问题最后必须诉诸政治。但假如政治意识过于强烈，与惯常的社会生活发生矛盾时，其后果则是十分严重的和可怕的，“文革”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其实政体只是躯壳，文化作为血液注入其中，余英时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超越政治，不能像专业政治人士那样，一天到晚都卷在现实政治的纠纷之中。
　　余英时对儒学是情有独钟的，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他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社会的联系便也完全断绝了。此论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近代以来反儒情绪日趋强烈，而到了“五四”时期臻于高峰。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本强大的中国日渐衰落，人们最初感到技不如人，继而认为政治制度落后，最终归咎于思想观念的僵化陈旧。于是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便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和一致行动。人们在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却难以割断自身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脐带。例如“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他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热情地勉励人们继承中国文化，体现出一种分裂的又可以理解的文化人格。就此余先生解释道：“中国思想封闭是不可否认的，反传统或许是激进的革命的需要。”在和平建设年代和改革开放时期，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但对传统文化的厌弃和背离在年轻一代很有市场，特别对于古代汉语的陌生，强化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弃绝心理，对此官方和民间都应保持清醒和警觉。余英时在《“创新”与“保守”》　一文中明确指出，“创新”和“保守”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创新与保守，历来被国人看作势不两立的两个价值范畴，一部中国现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唯“创新”是从、弃“保守”不顾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持“革命”立场，因为“创新”几乎就是革命的代名词，而对“保守”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理，余先生将其称为“革命情结”。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并非是创新的对立物。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就偏于保守，这也是它代代相传而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温“故”而知新，没有对传统的保守，难得有对现实的创新，这是为世界所公认的法则。遗憾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遮蔽了国人的视野，也窄化了国人的文化胸襟。
　　由于传统文化没有终极价值理念，因而国人很少有宗教信仰，中国的现实危机就其根本就是信仰危机。在国人意识里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如五伦纲常突然终结了，这也引发了年轻一代比较普遍的“个人的失落”，用余先生的话说，他们不清楚自己是谁。中国人何尝经历过此种文化变局？“宋、明以下中国在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新成就都离不开儒释道的精神背景，读书人在人生途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坎坷，也都要靠这些精神资源的支持才能化解而不致精神崩溃。”现在的“国学热”，包括小学生的经典阅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重建精神家园的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