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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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与入世的动态失衡

——论李白人生悲剧的思想根源

高寒

    摘要：李白的人生遭际之所以以曲折复杂著称于世,其根源在于他思想和性格构成的复杂。本文试对李白的思想性格构成之诸方面进行归类分析，欲以明了造成太白先生人生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李白  人生  思想  悲剧

    对于李白性格的研究，自1949——2006年的近60年里，国内学术界诸名家对李白一生的文学创作、政治生涯和非政治生涯进行考察，达成了李白性格构成多达九个侧面的基本共识。现将李白性格构成的九个侧面罗列如下：
    儒家思想
    根据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从政思想和从政途径》、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袁立权《有诗才未必有治才》、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李白与儒家思想》等研究成果表明，儒家思想在李白的各类思想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葛景春为代表的更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具体论证时，又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孔子在李白思想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二）儒家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与安邦定国的理想主义——即入世思想，一以贯之地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李白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四）李白的崇儒与大唐王朝“骨子里还是以儒学为主”的时代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又，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对李白若干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比较后认为：“李白崇尚儒家圣人……但他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更大；李白对谋臣加名士的历史人物特别倾慕，这是导致他既有自尊、自重与高傲的一面，又与纵横家的品格不合，与儒家中庸之道大相径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家思想
    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李白的法家思想并未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如林深《驳李白反孔说》、葛景春《李白嘲孔辨》等文，即以翔实的材料证实，李白虽然曾一度“凤歌笑孔丘”，但他一生并不反孔反儒，而是与孔与儒极度亲近，极度尊崇。又，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李白与儒家思想》中认为李白的思想体系中是确乎存在着法家思想的。
    仙道思想
    自唐人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成文至今，学术界对李白的道教思想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如罗宗强《李白与道教》、《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对李白与道教的关系进行论证，认为道教对李白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名家都认为道教思想和信仰使李白更充分地发展他独立的个性与理想人格，而不受世俗礼法所约束左右。
    佛学思想
    随着对李白思想研究的拓展与深入，佛学与李白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纵观葛景春《李白与佛教思想》、章继先《李白与佛教思想》等研究成果，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李白精通禅理，而且李白的佛学思想往往与老庄思想息息相关，以释济道，释道并用。（二）、崇尚自性清净，超脱厌世。（三）、佛教“观”、“照”学说对李白的艺术审美影响重大。
    纵横家思想
    林邦钧《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与风格》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与发展。战国纵横家以富贵利禄为目的的进取精神，被李白净化为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涵的宏图大志。葛景春《纵横家的百科全书——李白与<长短经>》一文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主要是接受了赵蕤《长短经》的影响，使他好口出大言，纵谈王霸，指责朝政，放言无忌，最终招致群小所嫉、昏君所弃的结局。总而言之，纵横家的入世思想也是李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家与游侠思想
    在对李白的纵横家思想进行讨论时，研究家们的视角其实已经关及墨家和游侠思想。自1949年至今，学术界对李白思想构成中的墨家与游侠思想之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为代表，认为李白的游侠思想是大唐时代气氛使然，与墨家思想并无直接联系。另一种以葛景春《李白与任侠》为代表，将李白的任侠思想进行全面分析，认为：（一）、李白的任侠精神，是与李白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息息相通的；（二）、李白的任侠，最能“展示他反叛传统的叛逆精神和冲破罗网争取解放的自由个性”；（三）、李白的任侠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体现。最后，葛氏就李白的任侠与墨子兼爱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指出：“墨子的博爱精神，使李白的诗歌闪耀出崇高、正义、无私、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光辉。”葛景春在此文的结论是：积极入世的任侠思想是李白思想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与罗氏论调基本相似的还有任朝第《李白的游侠思想》等，任氏认为，李白的游侠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重然诺，轻死生，仗义疏财，急人之难，勇决任气，轻利重义，结纳豪俊，放纵享乐，挥金如土，豪饮好剑，为朋友出生入死，两肋插刀”；（二）、叛逆精神与英雄主义。
    总之，游侠思想与墨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是李白思想构成的重要方面。
    隐逸思想
    隐逸在大唐特别是盛唐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李白也莫能例外。对于李白的隐逸思想，陈贻焮《唐诗论丛·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有较为全面且深刻的阐述，认为李白的隐是一种待价而沽、见机行事的政治行为。对此，裴斐《李白十论·论李白的隐逸》将李白与陶渊明二者的隐逸进行比较，其论述更为深入。裴文指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世归隐，实在清高得很。李白则因‘济世’、‘济苍生’的抱负和才能无处施展，不得不归隐，其悲剧性更为深刻。”
    总括诸名家关于李白隐逸思想的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李白的隐逸是为了提高个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目的在于以谋臣策士出仕；同时，他的隐逸也含有对权贵和个人的政治失意进行抗争的用意；李白的隐逸归根到底是为了出仕，换言之，他的出世是服务于入世的，是为了入世才选择了暂时出世的行为方式。
    哲学思想
    关于李白的哲学思想，建国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两个大的方面：即李白的宇宙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历史观，和他的人格本体论。比较重要的文章有葛景春《李白与庄子哲学》、李子龙《李白与老庄孔人生哲学比较》、杨海波《试论李白的哲学观》、张瑞君《庄屈思想与李白性格》等。
    在李白的人格本体论方面，葛文指出：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对李白的人格起了解放的作用；“对他追求个性自由，抨击社会黑暗，傲视权贵，摆脱传统束缚，追求自我实现产生了极深影响。”葛氏的这一论点，显然是把庄子“射姑仙人”、 “空谷幽兰”式的人格理想与李白孤傲、狂狷以及拒绝与世俯仰的人格追求联动而言的。李子龙更独到地认为，老庄哲学的核心是“保身”、“达命”，李白“达命”则有之，而对“保身”则全然不予考虑。孔子欲图由“礼”入“仁”，而李白则追求个性自由。
    所以，在人格本体论方面，老、庄、孔都对李白有所影响，但是李白与他们都有所不同：他超越了儒家齐整有序的“礼”，从而追求人格和个性的独立；又超越了老庄的“清净”、“无为”，终其一生都在为“济世”奔走。这种人格构成具有广泛的开放性特征，使李白在失意潦倒之际依然保持着纯净的心灵和刚健进取、昂扬不息的精神。
    文学思想
    李白的文学思想，可视作李白性格、思想的文学再现。王运熙《李白研究》、《李白的文学批评》、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文学思想之比较》等多有著述，因与本文文旨无关，故不罗列。
    通过以上李白思想构成九个方面内容的罗列，使李白思想和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得以体现。
    如果将李白思想构成九个方面的内容，以“出世”和“入世”为标准加以归纳，则有以下结果：(一)入世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纵横家思想、墨家和游侠思想；（二）出世思想：仙道思想、佛学思想、隐逸思想；（三）亦入世亦出世思想：儒家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三个类别，构成了李白性格中的多项矛盾冲突。欲图参与世俗竞争的入世思想，与“清净”、“保身”为宗旨的出世思想，在处世的动机方面是格格不入的。多元化的思想冲突使李白在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显得极为艰难而且痛苦，例如二入长安作为翰林学士的他在面对政敌的攻击和反对时，入世欲图“济世”的政治理想与建立在出世思想基础之上的个体人格就有了水火不容的剧烈冲突，经过艰难痛苦的思考，清白不容玷染的人格追求和刚直傲岸的个性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出世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李白思想的矛盾和冲突还不仅于此：即使是在同类思想之间，这种因艰难的人生选择所导致的思想冲突依然存在。例如强调以法令制度为行为准则的法家，注重张扬个性和个体能力的游侠、纵横家，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这三者之间，无论是在个体人格理想实践还是在政治理想的实施方面，都有着无法协调的矛盾。
    所以，当李白发现自己以理想人格为体、以“济苍生”和“功成、身退”为相、以个人卓荦的才华为用的入世理想失败以后，按照自己的思想价值判断，他选择了“且放白鹿青崖间”式的出世人生；正如上文所言，李白的出世是服务于入世的，是为了入世才选择了暂时出世的行为方式。所以，他的出世，全然没有远离了红尘世俗的仙道黄冠、隐逸之士对家国天下、黎民苍生所固有的超然、冷漠和内心的清净、安详。他的内心，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李白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入世而不肯诎于世，出世而不肯遗于世的双重执着所导致的多元化的思想矛盾———即出世与入世的动态失衡。这种失衡所导致的执着的痛苦与超拔的力量，长期延续并且不断深化，一方面是李白人生的悲剧根源，另一方面，对这种失衡所导致的执着的痛苦与超拔的力量的文学表现，正是李白诗文鲜明的文化个性与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清人龚自珍《最录李白集》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即本于此。
参考文献
    [1]王辉斌《李白思想研究综述》[J];济宁师专学报; 1995年第4期
    [2]殷璠 《河岳英灵集》
    [3]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4]许总 《论李白的思想文化性格》，[J]《东南文化》;1995年01期
作者简介：高寒（1972-），男，甘肃省定西市。现供职于甘肃省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学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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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为主，唯我独尊

——李白个性思想探析

赵 鲲

    摘要：目前学界对李白个性思想的研究多停留于对其个性张扬，思想驳杂的现象性描述上，而很少有人追问：李白之所以有如此驳杂的思想及精神风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通过对李白“我即英雄”、“我即仙人”的意识，诸子百家，为我所用的思想态度，及“物我泯一” 的生命哲学的考察分析，认为“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是其个性心理的根本生发点。而此种心理的成因，则是自负与自卑相混合的产物。李白的“自卑感”，主要来自其受歧视的家世。以上观点，对于更深层地认识李白或许不无意义。
    关键词：李白；个性；以我为主；唯我独尊

    毫无疑问，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奇情异彩，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李白以狂浪纵恣，摆去一切束缚的作风挟其豪放飘逸的诗篇，令当时及无数后人为之神动心折。他一方面有强烈的入世念头，欲成帝王之业，另一方面又不断幻想着成仙得道洒然而去。李白的思想有时是道，有时是儒，有时又是一派侠客浪子作风，这么多看来很不和谐的因素是如何集合在他身上的？与其复杂的思想相应的是李白极其独特的个性——狂放、自负、傲岸、率真、洒脱、叛逆，这些词都可以用来形容李白的个性风度，但这些情态背后的根本生发点是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与其个性大有关系。目前学界对李白思想个性的研究，似乎更多地是停留在对其思想驳杂，个性张扬的现象性描述上，而我们现在要追问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李白之所以有如此驳杂的思想及精神风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以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李白的自我意识的洞察。李白是个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人，他的诗中有强烈的“我”的色彩，如“李白与尔同死生”，连“我”的名字都跳了出来；再如“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登太白峰》），一种俯视一切，以我统摄一切的气息扑面而来。李白的观物态度是以“我”统摄一切，物皆着我之色彩。他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大我”的形象，他心目中的自我不但超越人间一切凡人，而且也超越天上神仙，其自我形象甚至大到“天为容，道为貌”的地步，这已经超乎道家始祖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的极限。李白一生最大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大而又大的自我。“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是李白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其个性的根本生发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心理特征。这一点渗透在李白的整个思想意识中，是我们认识李白的“基调”。
    一、“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表现
    李白“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可由四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李白有一种“我即英雄”，“我即仙人”的自我意识。
    李白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入世为英雄，出世则为神仙。李白表白其政治理想的豪言壮语甚多，最典型的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一段话。“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李白最钦羡的人是古代的王佐之才，他最想成为的人不是诗人或隐士，而是英雄，即帝王师，其成道成仙之志是以济世之志为前提的。他毕生都做着“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的美梦，始终真诚地相信自己有命世之才，他所倾慕的英雄人物全是他自许的对象，“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放后遇恩不沾》），李白相信自己就是英雄，他泯除了“我”和英雄人物之间的界限，如“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赠瑕丘王少府》），在时空错综的诗学思维中，曾为屠人，垂钓渭滨，最终成为周文王之王者师的姜尚被竟被李白替换成了自己。李白似乎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经世之才，直到流放夜郎之后仍然认为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宋中臣自荐表》）。“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他将自己的流离坎坷，无所成事归因于时命不济。
    从李白表达政治抱负的口气来看，他的理想位置就是“帝王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中说：“李白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抽象的”，这话说得很对。李白有许多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豪言壮语，但却几乎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可见，李白是个一辈子枕在英雄大梦上从未醒过的人。他以王霸大略自负，崇拜英雄人物，其实就是崇拜他自己。李白在观古代英雄人物时，是把英雄人物纳入了“我”的理想化的心理结构中，英雄人物皆着我之色彩，这正体现了“以我为主”的个性特征，而“我即英雄，英雄即我”的自负，就是“惟我独尊”的表现。
与“我即英雄”的心态相似，李白的游仙诗中的“自我”也极为突出，俨然“我即仙人”。
    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古风》其二十一）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怀仙歌》
    仙长叹惊此物，千崖万岭相萦郁。身骑白鹿行飘飘，手翳紫芝笑披拂。（《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仙人不见我，明月空相知。（《泾川送族弟》卷十八）
    麻姑搔背指爪轻。（《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在李白的神仙想象中，“我”和仙人之间的界限已被泯除，“我”即仙人，至少“我”和仙人之间是平等的。仙人羡慕我的“五云裘”，见“我”来则浩歌相待，不说“我不见仙人”，而说“仙人不见我”，以及“我”支使麻姑搔背等想象，表现出的甚至是高仙人一等的气概，仿佛我不但是仙，而且是“上仙”，如此之“我”，的确高妙得无以复加了。
    李白的求仙心理是很复杂的。从社会层面说，他修仙有个明确的目的，即修成像陶宏景、司马承祯，吴筠那样的高道，适时用世，为王者师。以救世济俗为心，遁化长生为迹是李白所信奉的茅山道派的一贯理论。显然，这一目的，李白并未达到。从超越的人性层面说，李白求仙是为了摆脱世俗社会的束缚，求得自我之解放。“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李白心中恒有一个纯洁自由的灵境在时刻吸引着他，而现实偏又使他不得舒展，于是他向往仙境以“挥斥幽愤”的意愿也就愈加强烈。要抵达自由的灵境，就必须超越一切束缚心灵之物，“放心散漫”，如大鹏之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大鹏正是李白每以自比的“大我”的象征。大鹏一样的李白不附属于任何圣贤，“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赠友人三首》）；也不附属于王权，“遨游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玉壶吟》），“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总之，不自由的人间社会容纳不下李白追求绝对自由的心灵，他只好逸出人间而腾入仙界，以“三十六帝之外臣”自居。虽然李白对神仙的追求不无怀疑和失望，但就其对仙道的信仰和追求而言，的确表现出了一种“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意识。
    可说明李白“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第二点是李白的“齐出处”的思想。
    所谓“出”与“处”是横亘在中国古代士人心中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处”指入世，“出”指出世，这里的“出世”其实是指脱离政治生活，回归自然，即陶渊明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中国古代，为官行义是知识分子人生的必然指向，舍此几无以体现其人生价值，但“处庙堂之高”，则需以失去心灵的自由任适为代价，“处江湖之远”又心恋魏阙，“出”与“处”永远都是一对矛盾，太白自不例外。但李白有一种很美妙的出处同一，出处在我，由我来主宰命运的思想，笔者姑称之为“齐出处”的思想。
    李白在《玉壶吟》中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东方朔自称乃避世于朝廷间者，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曰：“小隐隐于薮，大隐隐于市。”李白所崇尚的是一种超脱于出处之形迹，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即庄子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境界。他在《赠清漳明府侄聿》中称赞李聿道：“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簪组”代指官）。李白意谓“隐”不必非藏于山林不可，身处官场照样可以隐，“且夫曹官绂冕者，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云，逍遥偃傲，何适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出即处也，处亦出也。隐于山林，借山林之清净以修炼心灵之清净，这还是有所待，并没有“外物”，而隐于簪组，则是有恃于中，无待于外，“心和得天真”。出与处都是道和心的表像、形迹，形虽异而道同。“出处”为粗，“道心”为精，遗粗而取精，故不必拘泥于出处之形迹。
    李白多次表达这种“齐出处”的思想。他称赞商山四皓“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商山四皓》），称赞张良“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赠韦秘书子春》），“出处未云殊”即“齐出处”之意。他用闲云的随意舒卷比喻进退自如的人生：“闲云随舒卷，安识心有无？”（《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这种无心的舒卷是在“我”而不在他的——“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在我”，即与外物保持平等，以保持“我”的自由适性。 “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平交诸侯，遁则以俯视巢、许。朱绂狎我，绿萝未归，恨不得同栖烟林，对坐松月”（《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吾不凝滞于物”，即物物而不物于物，李白和庄子一样，最不喜心为物役。李白以为“惟我为大”，所以他要出处由我而绝不能牵于外物。
    第三点，诸子百家，为我所用。
    李白的思想驳杂，难以归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们似乎有所忽略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李白的思想为什么会如此驳杂？我以为其深层心理机制仍在于其“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
    李白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对他的人生理想有一段最完整、最精彩的表述：
    今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纠蟠龟息，遁乎次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白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愈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青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意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由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思想虽驳杂，其要点却不出道、儒二家。他的思想的确以道家为主，其与儒家契合处主要在强烈的用世观念上。
    从根本上说，李白的思想以道家为根底，这已是目前李白研究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共识，本文不再做具体论述。这里要着力说明的是李白的道家思想是如何与他的其它思想相统一的，从而证明李白个性的根本生发点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
    道家从老子开始就未曾放弃过用世之念。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后来，庄子“以天下为沉浊”，视功名若敝屣，乃是出于不得已的。秦以后的道家，在西汉演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十分老到诡秘的用世哲学。西晋道教学者葛洪的《抱扑子》分内篇、外篇，内篇讲修道成仙理论，外篇即讲用世之术。南朝陶宏景既为大道士，又是“山中宰相”，其所创茅山道派实以遁化长生为迹，救世济俗为心。这种用世倾向，到唐代则愈加明显。许多人都把用世和求仙视为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处世方式。比李白略晚的李泌就是出入于道、儒，辅佐了三代帝王的成功的王者师的典型。所以，在“用世”这一点上，儒、道两家虽各有其路数，其用世意识却是完全相通的。从总体上看，道家是“退的哲学”，而儒家则是“进的哲学”。但道家是退中有进，以退为进。李白说他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之前先要隐居山林，纠蟠龟息，服食饵砂而深积厚养，就是典型的道家的“明道若昧”，“以退为进”的思路。
    李白是个天生狂放，不喜约束，大气磅礴的人，儒家的正经规矩势不能见容于他。李白有时狂来，甚至“凤歌笑孔丘”，但其实他对孔子十分景慕和同情。“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时命或大谬，仲尼将奈何？”（《经南陵题五松山》）他临死前所作《临路歌》叹曰：“后人得之传次，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以孔子自比，大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慨。李白之所以能和孔子契合，在于其与孔子相同的经邦济世的理想。“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这才是李白的真心。李白和孔子都是以用世为“第一义”的。可以说，这种孔子精神强化了李白的用世意识，它与李白的道家思想并不矛盾。李白身上的“儒、仙”合一，并非可奇可怪之事，它是儒、道两种思想本身的相通在李白身上的体现。因为儒、道两家的用世意识，对于李白所要完成的“大我”都是适用的，所以就理所当然地都被李白所摄取了。李白对儒家思想所采取的扬弃态度，去其迂腐板滞，取其济世精神，正是他“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结果。
    关于李白任侠的事迹，风采，他的歌颂游侠的诗篇，这里就不做赘叙了。总之，从李白的自述和他人对李白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任侠的兴趣决不亚于求仙，李白是同时以“谪仙人”和“侠客”的面目风流于世的。“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李白之任侠，首先是为了行干谒之目的，以王霸武艺之大略奇气耸动王侯，建功立业。其次，真正的侠士都具有对正统秩序的叛逆意识。他们行侠仗义，我行我素，决不奴颜婢膝，这正极符合李白“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使鼓吹雉子斑曲辞》）的傲岸性格。叛逆这种个性心理，主要来自于后天环境的压制和伤害。李白的叛逆有天性的成分，但也与他的非正统的为当时社会所排挤的家世有很大关系。无论何故，叛逆是一种不屈服，以我为主的姿态。李白是一个把我行我素精神发挥到了相当程度的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正是惟我独尊的体现吗？再次，“李太白狂士也”（苏轼《李白碑阴记》），他经常处在求兴奋，求精彩的狂态中。而侠士们“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的生活，恰极能快人心意。当李白纵博豪饮，驰马游猎，胸胆为之开张，意气因而风发之时，他绝对是沉醉其中而不顾任何束缚的。“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赠郭将军》），李白求的就是这种纵恣，豪健，英气勃勃痛快淋漓的生活。他留给后人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极端的放纵，而放纵正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使然。
    既说到李白的思想、情态，就不能不提及他与纵横家的关系。李白跟深通纵横之术的赵蕤的学习，他的不求小官、不走科举、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等行为以及《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文章散发出的浓厚的纵横之士的气息，足以说明他确乎与纵横家颇有关系。纵横家思想是综合了儒、墨、名、法、兵，阴阳等多种思想的“杂家”之学。李白思想的驳杂的确近乎纵横家，但纵横家最关键的之处在于它在吸收了各家思想之后形成的一种纵横捭阖的军事政治应变之术，而这一点李白显然并不具备，他并没有把纵横之术学到手，因此李白不能被归入纵横家。
    至于李白和佛教的关系，从李白的诗文中不难得出结论：李白受佛教的影响很浅。李白诗文中涉及佛教的只有五十余首。佛教之旨毕竟与道家相对立，受道家思想影响甚深的李白对佛教只是谈谈而已，决非信仰。李白对佛教的兴趣无非是崇尚其清净超脱罢了，这是浅层次的。
    以上便是李白思想的大致情况，虽驳杂却并不怎么矛盾。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淹没他，包办他。因为李白有着极为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总是从自己的理想，个性和需要出发来取舍各种思想。譬如，儒和侠一般来说是对立的，但李白对儒家只取其积极用世精神而弃其懦弱拘谨，这就和侠的建功立业精神，狂放豪纵的作风没有任何冲突了。李白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干，其独特就在于他能够将道、儒、纵横、任侠，各种精神元素杂糅于胸，这一点，实贯穿李白一生。其实，李白并不复杂，也不很深刻，他是丰富。儒、道、侠，纵横等各种思想或精神本身就有相通之处，这是李白能将其杂糅于胸的客观依据，但如果李白没有“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个性，则这种杂糅合并也无以体现。李白总是以“我”来统摄一切，他总是执拗地让外物为“我”服务，而不是萎缩成一个“小我”去迎合外物。
    第四，“物我泯一”的生命哲学。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李白是一个极其热爱自然的人，他一生不断开掘大自然的神奇，在自然中沐浴着美的光辉，纳天地之灵气于其胸中，从而得到一种自由任适的生命快乐。
    最能反映李白的自然意识的诗是《日出入行》。此诗由“万物兴歇皆自然”的天道推及人道，认为羲和、鲁阳“逆道违天，矫诬实多”，最后他高唱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即意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意，其磅礴万物的气概也极为相似。这种“泯一物我”的思想，不外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处处有“我”，总体上虽是“主客合一”的，但仍然强调主体性。李白对自然的态度，笼统地看，也是“天人合一“的路子，但李白在自然面前的自我感很强，在他对自然的观照中，经常有一个大大的”我“的形象屹立在天地之间，如“黄河万里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仿佛自然只是他的一部分。“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阳春”、“大块”相对待的人——李白，人和自然是平等的，和谐的，李白似乎冥冥中觉得自己就是自然之子。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仿佛“吾”想囊括大块就可以囊括大块。李白想具有自然的禀性，使自己成为和大自然平等的，同样大气的存在。“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就是想和自然同体吗？而且即使在天与道面前，也俨然一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口气。
    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的观点，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一种整体的态度，个人生活中每种单一的反应都是其整体生活态度的组成部分。由以上分析可见，李白的个性、情态虽然复杂，但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自然，他都有一个根本的态度——就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是李白个性的根本所在。
    二、“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形成缘由试探
    “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只是对李白个性根本生发点的一种描述性的确认。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既然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就说明每种个性背后都有其具体的成因。那么，李白的“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按照弗洛伊德及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的自恋理论，我认为，李白的“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是强烈的自恋的产物，并且与他的“自卑情结”有很深的关系。
    读李白的诗，我们常感觉世上大事对他来说都易如反掌，匡时济世，扶危平乱只在谈笑拂衣之间，所谓“功成身退”，只是潇洒走一回尔。但事实表明，李白并无过人的政治才能，他惟有一个空洞的政治理想和一片赤字之心而已。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狂想型的天才诗人。他可能有一种天才感，但他将其文学上的天才感错误地“扩大化”了，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为万世开太平的王者师，云游天外的仙人，在李白意中皆为可想可致之事。他在幻想状态中把自我凸现到了大而又大直与天地造化相匹敌的程度。弗洛姆在《人之心——爱欲的破坏性倾向》一书中说：“在自恋状态中，人与外在现实完完全全割断了联系，他创造了自己而取代了现实。他完全陶醉于自我之中，变成了自己的‘神和精神世界’”。显然，李白就是一个用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取代了现实世界，沉醉其中和现实世界对话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的自恋者（虽然，自恋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这种极度的自我夸张，按照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的理论，就是一种“优越情结”，而吊诡的是，“优越情结”和“自卑情结”又是自然联系着的。“对优越的追求和自卑感就如同正常的情感一样是一种自然互补的关系。如果感觉不到我们目前状态下的某种欠缺，我们就不会去追求优越和成功。” 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每个人都有，它来自于童年创伤记忆，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永远也不可能消除。阿德勒的这一理论，应该说颇有道理。但我认为，“自卑情结”未必全部只是来自于童年创伤记忆，只要是创伤记忆，都会在人的潜意识中留下自卑感，只不过童年的创伤记忆对人影响尤大。再退一步说，所谓“自卑情结”也不一定都是创伤所致。我想，用“欠缺感”来解释自卑的来源可能更合适些。那么，李白既然有如此明显的“优越情结”，按照阿德勒的理论，则他应有很深的“自卑情结”了？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有“自卑情结”，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上，这绝非无根之谈，李白的确有他特有的自卑感，而且程度很深。
    李白的自卑感非关才能，非关外貌，在这些方面，他足以目空一切。李白的自卑感来自于他非正统的家世。
    关于李白的家世，历来疑团重重，众说纷纭。目前，普遍被大家接受的说法是：李白是西域少数民族出身，出生于中亚碎叶一带，其父亲是异族商人。大约在李白5岁，他们全家迁居四川江油青廉乡。关于以上家世问题，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有非常清楚有力的考证。松浦友久对李白异族家世的考证，旨在说明李白的“客寓意识”，即一种被当时社会所排斥，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归属的“疏外感”，进而造成的李白的行旅流浪意识。松浦友久认为这种“客寓意识”是我们对李白的“认识基调”。他在对李白的“客寓意识”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除了对李白出生地、民族等问题进行了澄清之外，还对其他几个疑团似的问题给出了令人豁然开朗的解释，譬如，我一直感到不解的一个问题是：李白为什么在他二十五、六岁离蜀后再也没有回归作为其“故乡”的四川，并且在他的诗文中几乎从未提及过他的家人。松浦友久说：“这一事实，与他作为异民族新移民之子被疏远的、又由“乡贡”制度被排斥的蜀中生活，恐怕有很大关系。” 松浦友久认为，李白的父亲从未有正式的中国名字，他的家庭始终都未被当地社会接受。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李白未参加科考，这也显得很例外。而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李白不屑于科举，他的家世先天性地使他被排除在了“乡贡”制度之外，这是李白未参加科举的一个现实原因。可见，李白的家世对他的社会地位，对他早年的成长都极为不利。我们虽无法得知这种家世给李白的早年生活带来的创伤性的具体事件，但就李白对其家庭的离而不返，讳莫如深的态度来看，可以肯定，李白的家世在他的早年生活中注入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这给他造成了很深的自卑感。在李白的一生中，他对这种欠缺感极力加以掩饰和超越。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李白的深层心理很重要。
    如果说李白的家世和早年的蜀中生活是他一生的隐痛，是他的自卑感的根源的话，我们就会对李白的个性、情感有更加根源于生活的认识。正是这一隐痛的存在，才大大地刺激了李白的叛逆个性，才会使他追求及时行乐，深入灵魂的漂泊无依感让李白深感生命的飘忽。正因李白的“痛”是远大于常人的，我们才可以感觉到他总是想扼注命运的咽喉——“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襄阳歌》），李白似乎在隐忍着一种很深的悲哀。“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恐怕只有心中充满血泪而又无法忘情于世的人才说得出这等言语。也许，正是因为李白在家世方面的隐痛，欠缺感太深了，他的理想才格外的大，追求才格外的强烈。这就是由自卑感导致的强烈的“补偿愿望”（阿德勒用语），而人在自卑与补偿愿望的混合意识中，很容易走向过分的自恋。人对欠缺感的补偿愿望，总是先从想象出发的，甚至往往就停留在一种想象状态中。当一种被排斥的感觉深植于李白心中的时候，他就顺势躲进了自己的幻想王国，在这里，他可以得到充分自足的自我价值。从思维特点上说，李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性使他缺少基于某种客观性的洞察力。他的意识世界，更多的是沉浸于从自我出发的幻想，他以此为真实，而他天才的想象力，恰好为其自我幻觉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其自恋状态也就更加牢靠。
    李白的自负、自恋，当然有他对于自己的天才的自我感觉的因素，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实为李白不可磨灭的一种内心驱动力，但基于自卑感的一种强烈的超越自我，为社会所承认的愿望也是形成李白的“优越情结”的重要的社会因素。在“优越情结”的驱使下，每个人都会从自己所欠缺的方面出发去追求某种成功。对于李白来说，他最大的欠缺来自于由家世所造成的被排斥的感觉，所以李白有一个强烈而具体的生活目标就是被社会所承认（如他对名誉的追求），并且由他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李白是一个在本质上不愿屈服于任何权威的人，此即“以我为主”；再者，李白对自己天才的高度自信，世俗制度对他及其家庭的压制，使他对流俗有一种强烈的鄙视，这便造成了“惟我独尊”的意识。总之，李白的狂放、自负、自恋有天性、天才的成分，但其后天生活、社会环境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李白是一个被自恋歪曲了判断能力的人。他把自己看得过高，而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世事洞明的人。这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个性，虽不无虚妄，但却是对个性自由，对作为个体的主体价值的高扬。中国文化是重群体而轻个人的，它使中国文化走向专制和僵化，扼杀了自由活泼的创造精神，所以，在中国，像李白这样张扬个性而有崇高意识的人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自我夸大，藐视一切并非对一切人，这一点，只需读一读《赠汪伦》，《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便可知道。
                                           摘自：《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出处http://bailongma.blog.sohu.com/542851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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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与入世的动态失衡

——论李白人生悲剧的思想根源

高寒

    摘要：李白的人生遭际之所以以曲折复杂著称于世,其根源在于他思想和性格构成的复杂。本文试对李白的思想性格构成之诸方面进行归类分析，欲以明了造成太白先生人生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李白  人生  思想  悲剧

    对于李白性格的研究，自1949——2006年的近60年里，国内学术界诸名家对李白一生的文学创作、政治生涯和非政治生涯进行考察，达成了李白性格构成多达九个侧面的基本共识。现将李白性格构成的九个侧面罗列如下：
    儒家思想
    根据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从政思想和从政途径》、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袁立权《有诗才未必有治才》、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李白与儒家思想》等研究成果表明，儒家思想在李白的各类思想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葛景春为代表的更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具体论证时，又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孔子在李白思想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二）儒家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与安邦定国的理想主义——即入世思想，一以贯之地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李白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四）李白的崇儒与大唐王朝“骨子里还是以儒学为主”的时代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又，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对李白若干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比较后认为：“李白崇尚儒家圣人……但他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更大；李白对谋臣加名士的历史人物特别倾慕，这是导致他既有自尊、自重与高傲的一面，又与纵横家的品格不合，与儒家中庸之道大相径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家思想
    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李白的法家思想并未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如林深《驳李白反孔说》、葛景春《李白嘲孔辨》等文，即以翔实的材料证实，李白虽然曾一度“凤歌笑孔丘”，但他一生并不反孔反儒，而是与孔与儒极度亲近，极度尊崇。又，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李白与儒家思想》中认为李白的思想体系中是确乎存在着法家思想的。
    仙道思想
    自唐人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成文至今，学术界对李白的道教思想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如罗宗强《李白与道教》、《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对李白与道教的关系进行论证，认为道教对李白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名家都认为道教思想和信仰使李白更充分地发展他独立的个性与理想人格，而不受世俗礼法所约束左右。
    佛学思想
    随着对李白思想研究的拓展与深入，佛学与李白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纵观葛景春《李白与佛教思想》、章继先《李白与佛教思想》等研究成果，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李白精通禅理，而且李白的佛学思想往往与老庄思想息息相关，以释济道，释道并用。（二）、崇尚自性清净，超脱厌世。（三）、佛教“观”、“照”学说对李白的艺术审美影响重大。
    纵横家思想
    林邦钧《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与风格》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与发展。战国纵横家以富贵利禄为目的的进取精神，被李白净化为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涵的宏图大志。葛景春《纵横家的百科全书——李白与<长短经>》一文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主要是接受了赵蕤《长短经》的影响，使他好口出大言，纵谈王霸，指责朝政，放言无忌，最终招致群小所嫉、昏君所弃的结局。总而言之，纵横家的入世思想也是李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家与游侠思想
    在对李白的纵横家思想进行讨论时，研究家们的视角其实已经关及墨家和游侠思想。自1949年至今，学术界对李白思想构成中的墨家与游侠思想之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为代表，认为李白的游侠思想是大唐时代气氛使然，与墨家思想并无直接联系。另一种以葛景春《李白与任侠》为代表，将李白的任侠思想进行全面分析，认为：（一）、李白的任侠精神，是与李白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息息相通的；（二）、李白的任侠，最能“展示他反叛传统的叛逆精神和冲破罗网争取解放的自由个性”；（三）、李白的任侠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体现。最后，葛氏就李白的任侠与墨子兼爱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指出：“墨子的博爱精神，使李白的诗歌闪耀出崇高、正义、无私、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光辉。”葛景春在此文的结论是：积极入世的任侠思想是李白思想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与罗氏论调基本相似的还有任朝第《李白的游侠思想》等，任氏认为，李白的游侠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重然诺，轻死生，仗义疏财，急人之难，勇决任气，轻利重义，结纳豪俊，放纵享乐，挥金如土，豪饮好剑，为朋友出生入死，两肋插刀”；（二）、叛逆精神与英雄主义。
    总之，游侠思想与墨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是李白思想构成的重要方面。
    隐逸思想
    隐逸在大唐特别是盛唐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李白也莫能例外。对于李白的隐逸思想，陈贻焮《唐诗论丛·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有较为全面且深刻的阐述，认为李白的隐是一种待价而沽、见机行事的政治行为。对此，裴斐《李白十论·论李白的隐逸》将李白与陶渊明二者的隐逸进行比较，其论述更为深入。裴文指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世归隐，实在清高得很。李白则因‘济世’、‘济苍生’的抱负和才能无处施展，不得不归隐，其悲剧性更为深刻。”
    总括诸名家关于李白隐逸思想的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李白的隐逸是为了提高个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目的在于以谋臣策士出仕；同时，他的隐逸也含有对权贵和个人的政治失意进行抗争的用意；李白的隐逸归根到底是为了出仕，换言之，他的出世是服务于入世的，是为了入世才选择了暂时出世的行为方式。
    哲学思想
    关于李白的哲学思想，建国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两个大的方面：即李白的宇宙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历史观，和他的人格本体论。比较重要的文章有葛景春《李白与庄子哲学》、李子龙《李白与老庄孔人生哲学比较》、杨海波《试论李白的哲学观》、张瑞君《庄屈思想与李白性格》等。
    在李白的人格本体论方面，葛文指出：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对李白的人格起了解放的作用；“对他追求个性自由，抨击社会黑暗，傲视权贵，摆脱传统束缚，追求自我实现产生了极深影响。”葛氏的这一论点，显然是把庄子“射姑仙人”、 “空谷幽兰”式的人格理想与李白孤傲、狂狷以及拒绝与世俯仰的人格追求联动而言的。李子龙更独到地认为，老庄哲学的核心是“保身”、“达命”，李白“达命”则有之，而对“保身”则全然不予考虑。孔子欲图由“礼”入“仁”，而李白则追求个性自由。
    所以，在人格本体论方面，老、庄、孔都对李白有所影响，但是李白与他们都有所不同：他超越了儒家齐整有序的“礼”，从而追求人格和个性的独立；又超越了老庄的“清净”、“无为”，终其一生都在为“济世”奔走。这种人格构成具有广泛的开放性特征，使李白在失意潦倒之际依然保持着纯净的心灵和刚健进取、昂扬不息的精神。
    文学思想
    李白的文学思想，可视作李白性格、思想的文学再现。王运熙《李白研究》、《李白的文学批评》、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文学思想之比较》等多有著述，因与本文文旨无关，故不罗列。
    通过以上李白思想构成九个方面内容的罗列，使李白思想和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得以体现。
    如果将李白思想构成九个方面的内容，以“出世”和“入世”为标准加以归纳，则有以下结果：(一)入世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纵横家思想、墨家和游侠思想；（二）出世思想：仙道思想、佛学思想、隐逸思想；（三）亦入世亦出世思想：儒家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三个类别，构成了李白性格中的多项矛盾冲突。欲图参与世俗竞争的入世思想，与“清净”、“保身”为宗旨的出世思想，在处世的动机方面是格格不入的。多元化的思想冲突使李白在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显得极为艰难而且痛苦，例如二入长安作为翰林学士的他在面对政敌的攻击和反对时，入世欲图“济世”的政治理想与建立在出世思想基础之上的个体人格就有了水火不容的剧烈冲突，经过艰难痛苦的思考，清白不容玷染的人格追求和刚直傲岸的个性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出世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李白思想的矛盾和冲突还不仅于此：即使是在同类思想之间，这种因艰难的人生选择所导致的思想冲突依然存在。例如强调以法令制度为行为准则的法家，注重张扬个性和个体能力的游侠、纵横家，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这三者之间，无论是在个体人格理想实践还是在政治理想的实施方面，都有着无法协调的矛盾。
    所以，当李白发现自己以理想人格为体、以“济苍生”和“功成、身退”为相、以个人卓荦的才华为用的入世理想失败以后，按照自己的思想价值判断，他选择了“且放白鹿青崖间”式的出世人生；正如上文所言，李白的出世是服务于入世的，是为了入世才选择了暂时出世的行为方式。所以，他的出世，全然没有远离了红尘世俗的仙道黄冠、隐逸之士对家国天下、黎民苍生所固有的超然、冷漠和内心的清净、安详。他的内心，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李白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入世而不肯诎于世，出世而不肯遗于世的双重执着所导致的多元化的思想矛盾———即出世与入世的动态失衡。这种失衡所导致的执着的痛苦与超拔的力量，长期延续并且不断深化，一方面是李白人生的悲剧根源，另一方面，对这种失衡所导致的执着的痛苦与超拔的力量的文学表现，正是李白诗文鲜明的文化个性与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清人龚自珍《最录李白集》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即本于此。
参考文献
    [1]王辉斌《李白思想研究综述》[J];济宁师专学报; 1995年第4期
    [2]殷璠 《河岳英灵集》
    [3]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4]许总 《论李白的思想文化性格》，[J]《东南文化》;1995年01期
作者简介：高寒（1972-），男，甘肃省定西市。现供职于甘肃省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学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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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

毛晓红

    摘要：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诞生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在唐朝文学大家中，李白的诗歌独树一帜，风格独特。李白出生、成长的地方——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属古巴蜀地区。巴蜀地区所孕育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李白自小受到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本文试以地域文化为切人点，探讨巴蜀文化与李白诗歌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巴蜀文化；李白诗歌；艺术风格；浸润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时事铸就英雄”。可见，“诗仙”李白也是这样的人。英雄本身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其外在的时代背景也是无比重要的，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传奇诗人，也是少有的天才诗人。他的心灵犹如一注汩汩涛涛，流淌不尽的诗的源泉。无论是山川风物，还是人事交往，无论是所见所闻，还是所思所想。在他的笔底，统统可以谱成震撼人心的乐章。而且，永远是那样地雄浑而清新，具有高山大河般的力量，初日芙蓉般纯粹的美感。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公元701年出生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到公元762年他卒于安徽当涂，正是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过程。李白一生活了61岁，从出生到25岁，李白在四川绵阳江油青莲度过，几乎占了他人生一半的时间。李白25岁东出夔门出川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四川。在此后长达36年的倥偬岁月里，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在什么时候，李白对四川的感情都是毫不掩饰的，他赞美四川的山川风物、乡风民俗，倾慕四川的先贤名宿、道德文章，追忆自己在四川度过的难忘的时光。李白曾有诗《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对于故乡的文化传统，李白也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李白在《宣城见杜鹃花》中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这首诗歌明确告诉了人们，李白的故乡，就在古蜀王杜宇变成子规鸟催促人民春耕，一直到杜宇啼血而亡化为杜鹃花的蜀地，他的故乡，就在蜀地的“三巴”。
    李白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其个性密切相关，但其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李白的诗是唐朝盛开的一朵花，绮丽、飘逸、豪放、浪漫，为每一个中华儿女所熟知。李白是郭沫若一生中最为喜爱、论述得最多的几个古代诗人之一，“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泛爱的，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人吧？”（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谈到李白的诗歌，人们无不信手捻来几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等等。李白的诗歌，忽而奔放，忽而秀丽，忽而雄壮，忽而悲凄，其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奔腾不息的创造力、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使得李白的诗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最璀璨耀眼的一颗明珠。那么，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可以说，李白独特的诗歌艺术风格与巴蜀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众所周知，李白出生于四川。四川的主要地方是四川盆地，处东亚大陆亚热带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光秀丽，号称“陆海”、“天府”。《汉书•地理志》称“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故《华阳国志》称“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四川除盆地以外四周全是高山，北、西、南三面分别有秦岭、巴山、青藏高原，在地形上可视为全封闭地区，“其地四塞，山川重阻”（《隋书•地理志》）之类的记载，古今常见。这种地域特点使巴蜀文化远离中心文化，自成一奇特的地域文化系统。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发明了高超的栈道技术和笮桥（绳桥）技术，逢山开道，遇水造桥，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巴蜀先民为了突破这种地理的封闭性，变蜀道难为蜀道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与代价，终于打通了条条渠道，使巴蜀文化始终能与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交流与互补，不致成为一种封闭性的文化。”（袁庭栋《巴蜀文化志》）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巴蜀文化兼容与辐射特色的形成，主要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巴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这种移民的特点，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单向移入，外地人移入四川，而很少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向巴蜀的移民，主要是整合多元文化。蜀汉和成汉时期的移民特点是上层荆州士人集团的迁入，整合入蜀文化，而下层少数民族流民的大量移入则使“户口于此而繁”，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交流。唐宋移民主要是文化人入蜀流寓，还有客家人的迁入。清初至乾隆的“湖广填四川”则是垦荒和经商。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形成“风俗舛杂”的文化特色，使巴蜀文化更加五光十色，辉艳夺目。
　　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乐园，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孕育发展的沃壤。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所说：“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孙中山先生曾感言“惟蜀有才，奇瑰磊落”。因此，巴蜀文化区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犹如一座水库，对中国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都起到了流动、储存、调节、融合、扩散等的“水库效应”。当外界有战乱变故，这里就成为“避难所”、时机成熟时逐鹿中原的“根据地”、开拓西南边疆的“前哨基地”。可见，四川历代巴蜀学人敢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创的原创精神和人文底蕴，与巴蜀文化是分不开的，更因为“诗仙”李白的横空出世，从而铸造了巴蜀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功不可没的领先地位。

二

　　一方富庶，其文化必兴。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人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长期以来，巴蜀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巴蜀地域特色，得到了举世公认。巴蜀文化作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具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承，至今仍体现在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
　　四川学者谭继和曾经指出过，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诡异、夸张与浪漫，正是道教文化的源头，神仙观念的起点。正是它们形成了今日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巴蜀文化以其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人骚客。尤其是唐代以来，巴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丰衣足食。唐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当时巴蜀地区创造了领先中国、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成就，成为“财利贡赋率天下三之一”的国家经济支柱地区，为连接东西方的“北方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丝绸布帛、珠宝图书等商品，为沟通联系内地与西北、西南各族的“茶马古道”提供了主要的茶叶和食盐等商品。初唐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旧唐书•陈子昂传》）。同时，此一时期在巴蜀大地上人文荟萃、传奇众多，音乐歌舞、宴饮游乐、城市园林、文学与绘画艺术、丝织业、酿酒业、商贸业等繁盛甲冠天下，为诗歌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成就了大批蜀地和入蜀文人一生之中最辉煌的业绩。由于唐期统治集团注意吸取隋、梁、陈各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唐玄宗元年间，国家高度统一，国力空前强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相对安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乐观上进的信心，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而这种乐观向上的社会心态正是培养诗歌情调的优良温室。其次，盛唐巴蜀本土文化经过与中原、江南及其他地区的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创新和发展，形成了汇集众家之长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将巴蜀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下了灿烂篇章。唐期由于采取了开明政策，社会思想文化比较开放活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社会生活中来，这就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价值，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在唐代诗人，尤其是在盛唐诗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诗人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奋进敢为的精神特质。巴蜀地区经济的富足带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上，因此产生了像李白这样伟大的本土诗人。

三

　　任何一个诗人的文学创作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并与之产生各种碰撞和融合。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白自由独立意识、飘逸浪漫的文风深受由巫祝文化和道教文化所构成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在巴蜀生活的这二十五年，巴蜀文化给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巴蜀宗教影响给李白的诗歌创作插上了想像的翅膀。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鬼气浓重，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文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李白出生成长于四川，在李白二十五岁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巴蜀。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因远离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所以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这里盛传神话传说，因此这里的文化艺术都具有夸张的特性，比如同样生长于此的司马相如、扬雄等汉代的辞赋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就有着明显的夸张、壮丽之风。儒家思想在巴蜀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巴蜀虽然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道教文化影响的成分更多一些。道教创立在巴蜀，所以巴蜀的道教文化很兴盛，这也是李白在很早就能接触到道教并深受其影响的根本原因。同为宗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身为“舶来品”的佛教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别：儒家重实有，道家贵虚涵；儒家尚人工，道家崇自然；儒家主阳刚，道家主阴柔；儒家注重美和艺术的外在功利，道家突出美和艺术的独立；在真、善、美的关系中，儒家强调的是美对善（礼）的关系，道家强调的是美对真（自然）的关系。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道家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特征，是崇尚自然天籁。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而要得自然之性，悟自然之法，就得贴近自然，热爱自然，然后诗人把这种美学思想和情感寄托在所写之景中。景为自然之景，情是真挚之情，展现的是它们的自然本性，这便是真美、纯美。道教文化倡导自由奔放的心灵以及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之美的观点，给李白的生活和创作以巨大冲击，而美好的神仙境界传说典故则赋予了他创作的不尽源泉。不仅在思想上影响李白，而且熏陶了李白，使他从中寻找灵感进行创作。
　　李白自幼生活在道教的发源地——巴蜀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在巴蜀创立五斗米教并在蜀汉传道30余年。李白的家乡四川绵阳江油西南40里的紫云山就是一个著名的道教胜地，李白从小就接受正统的道教教育，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云：“五岁诵六甲”中的“六甲”就是道教术语，这“六甲”是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它既是道教专有的术数技艺，又是道教修炼的符箓功法，初、盛唐时，特别盛行。在《神仙传•左慈》中：“左慈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可证；《道藏》中也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此书是神仙方术之书。李白常与道教人士交往，其《感兴八首》（之五）亦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日。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李白喜欢接受新奇事物，所以非常博学，在从小熟读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外，接触了道教，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四川历年漫游的过程中，他去过很多道观，也认识了许多的道士并谈论道经，从而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进城市。东岩子是一位具有仙风道骨的术士，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在戴天山、大匡山隐居读书时，李白创作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诗中写因往访道士不遇的愁怅心情，“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隐居期间，李白还与江油当地的著名道士雍尊大师进行交流，他在《寻雍尊师隐居》一诗中这样描写道：“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拔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足见李白对道教的一往情深。李白在诗里这样描写青莲家乡的仙山美景：“石蹬层层上太华，白云深处有人家。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云远驾车。怪石堆山如坐虎，老藤缠树似腾蛇。曾闻玉井今何在，会见蓬莱十丈花。”（《登太华观》）元丹丘是李白二十岁左右在蜀中认识的道友，李白甚是欣羡元丹丘的神仙生活，他特作《元丹丘歌》一诗：“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 二十岁以后，李白开始热衷登峨眉山等名山，求仙访道，登上峨眉山时，面对擦脸而过的烟雾，他想起了仙人“骑羊子”：“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登峨眉山》）而从其二十五岁，他更是历访名山，拜道观。李白诗歌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他所接受的道教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如其诗云“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正是一种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强求。道教信仰与李白飘逸放旷的性格密切相关，他追求神仙世界，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寥廓、更自由的精神世界。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熟知很多上古的神话传说，而道教中所创造出的仙境、仙女及诸神都成了他诗中的元素，老、庄道教所倡导的自由精神，使他脱离世俗传统的束缚，思维活跃，宗教的热情同时又激发了李白诗歌创作的激情；美丽的神话传说，道教中所描绘的仙境，他的心灵在无边际的想像世界里遨游，使得他的诗文神采飘逸、浪漫绮丽。
　　第二，巴山蜀水养育熏陶了李白“飘逸”、“浪漫”的诗情画意。巍峨的高山，浩荡的流水，高树葱郁，猿鸣凄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予人们驰骋飘逸的想象。巴蜀几乎具备了所有产生神秘奇幻想象的条件，在这里的神话故事中诞生了无数高人一筹的神人。《山海经》以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淋漓尽致的展开想象和幻想，表现了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焦灼。《华阳国志》则从蜀王谱系的角度，描述了从蚕丛称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代换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辅以“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等神话内容，表现了巴蜀先民对历史的一种勇敢浪漫的原始思维和直觉把握。而“五丁开山”、“廪君化虎”、“鱼盐神女”、“巫山神女”等传说则充盈了巴蜀先民浪漫奇幻，瑰丽飘逸的图腾崇拜。这些都是一种神奇浪漫的地域思想形成的土壤。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蜀人的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意识。这既是上古巴蜀先民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史中人生体味的积淀，也是他们适应自然，为生存而改造、创造自然的生存体现。那些大胆的想象和充满智慧以及理想的构思都是巴蜀先民浪漫情怀的体现。悠久的历史文化、四塞险固的地理形势、富庶的社会经济、浓郁的地域风情，构成了巴蜀地域社会的独特地理空间，也营造了唐代诗人“在水一方”的感觉印象，因而描绘巴蜀险峻秀美、人文景观的诗作占居主流。如李白对巴蜀的地域评价甚高：“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华阳春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古巴蜀的神话与传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以及仙源故乡、洞天福地、千年古刹等都在滋润着巴蜀的人们，而浓郁的巴蜀风情融合楚文化更显瑰丽色彩和奇幻想象。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人具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即球形发散性思维，在表现手法上极具浪漫色彩，风格独特。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仙化思维，与中原文化重“礼”、楚文化重“巫”相区别，蜀文化重“仙”，巴文化则重“鬼”，巴蜀自古就有五代蜀王仙化的传说以及“西蜀崇鸟”的民间信仰等。仙化思维使巴蜀文化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善于夸张、虚构和想象。巴蜀优越休闲的物质文化环境使本土作家想象丰富，极富浪漫情怀，使巴蜀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正是在这种自古巴蜀时期就已形成的浪漫文化传统影响下，司马相如才开创了汉大赋这种文体，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佳作，气势恢宏，铺张华丽，极富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令汉武帝飘然欲仙，演绎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浪漫爱情的千古绝唱，彰显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诗仙李白自小受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球形发散性思维与仙化思维的传统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便是想象奇特，妙喻连篇，形象生动，穷情尽变，他更是继承了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等等。评论李白的诗，最长用的词是：浪漫、豪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是李白的豪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的浪漫；“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行路难》）是李白的豪放；“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的浪漫。李白的豪放是因为心胸宽广，充满豪气，而他的浪漫则是他对自由、对理想的追求与渴望。李白为了表达这种强烈感受，在创作上选择了易于表达自我主观色彩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从民歌、民间故事中汲取了大量的素材，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从李白现存诗歌看，他最擅长、贡献也最大的是七言歌行（多数是乐府诗），他的许多代表作几乎都是用这种形式创作的。因为歌行的篇幅大，容量也大，句式长短错落，形式自由灵活，又可换韵，便于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像《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浪漫主义的名作，确实是非行歌而不能容纳。
　　第三，巴蜀“豪放”风气统摄着李白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趋向。生活在儒家文化边缘地区的巴蜀人是自由放任的，自由放任和自足自信促使人们选择了“豪放”的文学。巴蜀作家多有激情澎湃、出语宏阔之作。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的“汉赋”，铺张扬厉，以大为美；苏洵、苏轼的散文开阖抑扬、纵横恣肆、豪情奔放，波澜壮阔，诗歌作品中的“豪放”之声更是时有所闻；其他诸如苏舜钦、李调元的诗歌作品也自有一种雄健豪迈的风格。对豪放的追求显然已成了巴蜀文人的一大传统。尤其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强盛，帝王的提倡，作为文化的代表，诗歌迈入了全盛时期。诗风的多样化，可谓目不暇接。其中，豪放的诗风，迅速崛起，同大唐气象互为摩荡，构成一道奇异的人文景观，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盛唐时期，李白的横空出世，他那“谪仙人”般天生超迈不羁的品格，铸就了他特有的诗风——激昂、飘逸、壮阔、浪漫，若强以一词加以概括，便可曰“豪放”！豪放，几乎成为李白诗歌中无时无刻不在的标签。正是李白天才型的禀赋和才调，才将诗的艺术境界推向了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豪放，也因而从此成为诗风的重要一格，为后世众多人所激赏、所崇尚、所仿效发扬。事实上，宋代的豪放词，不过是豪放诗风在新体裁上的继续漫延而已。北宋大文豪苏轼高赞“古来惟有谪仙词”，在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喜欢化用李白诗句便是明证。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强调李白诗歌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前人评李白思想及创作，多用一个“奇”字，如“以奇文取称”（元稹）、“才大语终奇”（钱起）、“才矣奇矣”（白居易），这类评价语很多。其他如贺知章所说“谪仙”、杜甫所谓“佯狂”以至诸如令力士脱靴和骑鲸飞升之说，虽不言奇，但“奇”寓于中。杜甫很敬佩李白，在《春日忆李白》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突出的是李白在诗中所表现的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有些用“豪放飘逸”“豪爽感激”“豪迈俊逸”来概括，虽说法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一个“豪”字。
　　巴蜀特定的地域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李白在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性格和气质等方面以深深的影响，反映在诗歌中就是歌咏巴山蜀水、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在抒发感情时也往往放浪不羁、不拘一格。联系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等诗歌，熔铸了诗人翻腾不息的诗情，气势雄浑而豪迈，感情高昂而浓挚，给人以“挟海上风涛之气的感觉”；《蜀道难》之诗喷薄而出，排山倒海，借助神话传说驰骋想象，大胆夸张，突出描写蜀道的高与险，把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结合起来，着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诗歌因之获得一种难以抵御的力量和直冲霄汉的豪气。可以看出他的诗往往透过“豪”的表面寓于“悲”的实质，在悲感至极就以豪语出之，这正是李白个性的基本特征。李白瑰丽飘逸的思想，至情至性的品格，在所有异彩纷呈的作品之中，却都流淌着一股豪放的底蕴。李白是豪放风格之集大成者，情感激荡，格调昂扬，想象奇特，夸张出格，是李白豪放诗风的特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气势浩荡，一泻千里；“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古风》）描绘光阴流逝之快，人事变迁之速，一气呵成，天衣无缝；“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秋浦歌》）夸张虽不合理却合情。从艺术成就上来讲，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第四，巴蜀文化的多元交融造就了李白诗歌的恢宏气象。盛唐文人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开阔的眼界，自由活跃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奋昂扬的气概；它展现了强大民族鼎盛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作为这一时期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诗歌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盛唐气象。李白如此热忱地追求理想除了是他积极人生态度的延续之外，同时也是来自于这个时代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给李白的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他的诗歌意境和情趣。具有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的魅力首先源自于巴蜀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生动活泼、风味无穷的文化沃土对他完美独立的人格、纯正的品质和傲岸的精神的滋养和哺育。盛世文化的繁荣乃是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一生又和盛唐时代相始终，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盛唐时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是李白构思壮美形象的直接推动力。李白诗中所表现的浩瀚气魄和雄伟的景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的国力。唐代从开国至“安史之乱”前，国家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已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种空前盛世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时代优越感，怀着繁荣时代强盛民族的优越感、自信心和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远大的政治抱负，盛唐诗人的诗歌明显的体现出积极向上、昂扬奋进和出仕报国的情怀，这种情怀空前绝后的强烈，成为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诗歌的最大不同，其成就明显的高于其他任何时代，在这种氛围下诗歌所呈现的境界、意念也突出的高于其他时期，诗人禁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放声歌唱，赞美这个时代，并决心献身这个时代。如李白的《古诗五十九》（其四十六）：“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像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 应该说，巴蜀文化兼具南北文化的特征。古代巴蜀作家富浪漫气质，接近南方文化的代表——楚；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又接近北方文化的代表——秦。这其实是与巴蜀地理环境兼具南北特征相一致的。巴蜀先民总是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整合外来的人群与文化，经过消化选择，融入巴蜀原有的本土文化内容，再加以发展提高，以至历史上巴蜀文化几度站到了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唐代巴蜀地区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对整个唐代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巴蜀地区古属西南夷，山多水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远离王权的生存状态，都有利于张扬个性。俗语说：“山高皇帝远”，表现的就是不愿做顺民的叛逆性格。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异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然而在巴蜀地区，地域上的封闭与文化上的开放却自由并存。巴蜀文化海纳百川，诸子百家的思想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生存的土壤。“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峨眉山是佛教的圣地，传统的儒家与道家、佛家等结合起来，杂糅在一起。正是由于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使得巴蜀文化具有文化的多元特色。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地区的各族先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封闭型的地理条件进行顽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可以视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与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巴蜀士人奇异的个性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创新、是务出己见，《汉书•地理志》说古代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虽是贬语，却也写出了巴蜀士人的“好文”以及通过写文章来表现自己对传统道德的质疑的创新思想，此外，巴蜀人的灵敏和好胜又推动人们在文学上的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巴蜀文学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学，巴蜀作家是惯于标新立异、开拓前进的作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荐士》），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李白则是对这一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人。李白的诗歌创作更是如此，他的诗歌受到巴蜀社会客观因素和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他将本土固有的诗歌创作模式与外来风格相结合，其诗歌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李白出生成长于巴蜀，漫游于江汉，游历于吴越，他的身上有儒、道、游侠、纵横家的成分，但是以儒、道为主，因此，他受到了巴蜀文化极深的熏陶，后游历于北方，期间又浸润了北方深厚的文化内涵。巴蜀淳厚质朴的民风、壮丽雄伟的山河，给李白的诗歌增添了宏厚、豪迈的气势；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李白将各地地域文化融合，取长补短，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具有了丰富的华夏文化性格，使得他的诗歌既灵秀飘逸又大气磅礴，成为盛唐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总之，不难看出，李白之所以成为享誉世界的诗仙，是时代背景与历史文化的客观因素，与其个人追求、个人努力的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白适应、接受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精神也大大的影响了李白的思想性格与文学选择。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过程，既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写照，又是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他的诗歌风格可以模仿，但其诗歌中的精神却永远无法超越。巴蜀文化成就了李白，李白也为巴蜀文化增添了最闪亮的一笔。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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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毛晓红．儒家文化对李白创作的影响分析［J］．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5]毛晓红、甘成英．道教文化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分析［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7期
　　[6]毛晓红、甘成英．李白“逍遥游”的分析［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
　　[7]毛若、毛晓红．巴蜀文化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形成的影响［J］．新西部2010年第8期
　　[8]毛晓红、甘成英．蜀中‘逍遥游’是李白悟道、修道、行道的过程［J］．新西部2010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毛晓红，西南科技大学制造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李白文化。甘成英，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李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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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文化心理初探

廖悰

    李白以其诗文吞吐着后世难以企及的盛唐之音，为时人及后人尊奉且崇拜。古往今来，研究李白诗文的先哲时贤众矣。李白诗文为何有如此超越时空的魅力？这与李白独特的文化心理有直接关联。李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影响下，形成了以隐逸为主，又不舍进取的文化心理，在其诗歌中打下明显而复杂的烙印，“进”“退”皆有所据。试述如下，请同仁指正。
　　一、李白文化心理的形成
　　（一）李白文化心理中的隐逸意趣
　　唐代士大夫的隐逸意趣是比较突出的。这与当时崇道的社会文化思潮无不关系。
　　在唐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均受尊崇。唐朝承袭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天下儒生无论贵贱，都有同样的进身之阶。科举考试的内容乃儒家经典，儒家思想的影响可想而知。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漫长时期的几番起起伏伏，在唐代又开始兴盛，禅宗在唐朝的开宗立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开始；道教作为流传久远的我国本土宗教，在李唐王朝，因尊奉老子为皇族“远祖”，道教地位崇高。在唐代，所有的文化思想都受到相应的尊重，体现着当时大度开阔的胸襟，这就是唐朝为何“三教合流”的原因。
　　由此可见，尚空谈玄的佛、道思想在唐代社会文化思想中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当时士大夫中，出家皈依佛、道者不在少数，在家居士则更为普遍，从李白“青莲居士”的号可见其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而李白多次表达的“功成身退”，及大量诗文中体现的对恬淡退隐意趣的追求，当从道家思想找到其自然之基。
　　另外，从地域文化影响而言，唐代四川道教盛行自有其渊源。远在汉末，五斗米道作为早期道教之一便在蜀中出现。据《三国志.张鲁传》言，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其时，“张陵弟子有三百余人，在蜀汉一带和东都洛阳立有二十四治”，自此，蜀地道家思想影响普遍，初、盛唐时，蜀中又有王玄览、李荣（绵州人氏）等著名道士，因此，绵州彰明受道家思想重要影响，其势必然。现江油市著名旅游景区窦圌山，有着丹霞地貌，适合修道升仙，即为当时道教修仙养真的处所之一。江油市境内的戴天山、乾元山、翠屏山等，也多有道观，可见江油当地受道教影响深远。
　　所以，在唐代道教被奉为“国教”的大背景下，加之绵州彰明本地道教文化兴盛，多有道教胜地，李白自然会受其影响，隐逸意趣成其最重要的生命底色。
　　（二）李白文化心理中的进取精神
　　唐代是进取的朝代，尤其在李白青少年的初、盛唐时期。唐朝以武功开国，建立大一统帝国，以强盛的国力雄视八方，宾服四夷，唐初北方各少数民族部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即为实证。唐代于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实行有效的实际控制，而且还征讨突厥、百济、高句丽、大食、吐蕃等，宣示武力。因此，初、盛唐时，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渴望建功立业成为典型的时代精神。初唐诗人杨炯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道出了当时天下读书人共同的心声。
　　李白生来即处于这样高扬进取的时代，受其影响是必然的。所以，李白一生以命世之才自居，以布衣笑傲王侯，积极进取，希图能一展胸襟，施展抱负。这成了李白文化精神中又一突出的主调。
　　就现在学界的一般观点，皆认为李白父亲携家自“胡地”迁来，李白出生于绵州彰明县，即现在四川江油。李白祖辈多年居留陇西胡地，李白诗歌《赠张相镐二首》（其二）言：“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诗人不忘祖居地，并推崇汉代飞将军李广为自家先祖。由此可见，李白受异域文化的影响非常大。异域文化中的热烈狂放、率性天然、敢作敢为、不受礼法拘束的特点，在李白身上多有体现。唐朝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朝代，对异质文化有极强的包容力，李白自然会力求在这样的时代能够有所作为。
　　唐朝绵州彰明县，现四川江油，自古以来，民族聚居、汇合。在今天，江油市毗邻北川羌族自治县，同样接壤的平武县是汉、藏、羌等多民族聚居地。在唐代，更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交汇地带，有汉、羌、氐等民族聚居。青少年李白也当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影响下，形成积极进取的文化心理。
　　（三）青少年李白诗歌中的“进”与“退”
　　1、隐逸意趣的体现
　　文如其人，历观李白全集可见，李白诗歌如他的人生历程一样，由单纯到复杂，有一个成长过程。
　　在李白青少年时期，也与任何青少年一样，有着更多理想主义光芒的照射。但从李白编年作品可见，少年李白远非后来的飞扬狂放，而是更多地偏于清净恬淡。这与前文所述的唐代时代精神中的崇道思想及深受道教影响的江油地域文化有直接关联。
　　如《登太华观》：
　　石磴层层上太华，白云深处有人家。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云远驾车。怪石堆山如坐虎，老藤缠树似腾蛇。曾闻玉井今何在，会见蓬莱十丈花？
　　据《李白与巴蜀资料汇编》言，这首诗在《彰明县志》和《江油县志》上均有记载，《李太白全集》未录。这应是李白最早体现其道家思想的少年诗作。
　　如《寻雍尊师隐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又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两首诗作于开元六年，时李白18岁，弱冠之年，李白在江油求学、隐居。从诗歌内容可见，李白当时追慕修真养性的道士，常有拜谒。诗句恬静淡泊，无斧凿装饰，全是自然的心理流露。在同年诗作《赠江油尉》中，也能看出同样的意趣。
　　又如开元15年，李白27岁作《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天宝21年作《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这两首诗的境界和意趣有相近之处，此时李白已是而立之年前后，个人文化心理渐趋成熟，这两首诗承接着李白少年诗作的恬然自适。这种恬然自适从李白中、晚年诗作中多有相似的表达。
　　可见，李白的“诗仙”真乃实谓也。其“仙”，不光指其诗才如谪仙人，更重要的，李白一生诗歌，受道家思想影响而“仙风道骨”，是他文化心理中，隐逸思想的真诚表露。
　　2、进取精神的体现
　　青年时期起，李白开始初试羽翼，欲展鹏飞之志。开元13年，李白24岁写就《别匡山》：
　　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风摇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诗作描写匡山美景，留恋之情眷眷，但最后一句“已将书剑许明时”却道出诗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对未来建功立业、一展胸襟的渴望。从诗歌也可见，此时李白虽有雄心壮志，却绝无张扬狂放之态。
　　从25岁出川，到30岁左右而立之际，李白初涉人世，坎坷不少，其诗才也更加展露。在坎坷失意与不舍的努力中，李白的狂放个性借诗歌彰显出来。
　　开元19年，李白31岁所作《侠客行》中言：“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信陵君、侯生、朱亥，这些战国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李白诗歌里，他们的英雄事迹也一直感召着李白。
　　同年所作《梁园吟》中，李白进取与退隐同存的文化心理已初步体现。诗歌前面大部分都言及历史、英雄、功业的虚无，但最后的“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突地拔高，一转先前的颓然，傲然以历史人物谢安自喻且自慰，欲达“济苍生”之壮志。
　　同年所作《行路难》两首，其一“金樽清酒斗十千”篇最为脍炙人口。这首诗歌，笔者认为，其中体现李白矛盾的文化心理，起伏跌宕，堪称李白诗歌之最：美酒佳肴，却无心饮食；长剑在手，雄心壮志，而“心茫然”；欲渡黄河，却冰凌塞川；将登太行，风雪满山；刚思退隐垂钓，却又心念朝堂；行路艰难，道路崎岖，但自信终会长风破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要说这类诗歌体现着李白的雄心壮志的话，这应是有所前提的，有所矛盾冲突的。我们能从《行路难》（其二）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从《蜀道难》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想象得到诗人当时几经跋涉，由自视甚高到现实际遇的强烈反差，这不由得诗人不痛苦煎熬，“进”与“退”，都是李白坦诚无欺的人生价值追求，这一组矛盾只能带给他悲剧的人生。
　　二、李白中年的“进”与“退”
　　古人三十而立，五十而知天命。所以，且将李白30岁左右到他50岁定为他的中年时期。中年李白，有着四处奔走、汲汲以求功名，有着追求恬然不争，也有着求功名不得而怅然萌生退意等多种文化心理。
　　（一）高扬进取精神
　　开元18年，李白30岁，在安陆谒见裴长史，往长安谒见宰相张说，皆未果。遂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妹）别馆，以求交游王公大臣，但都无结果。此后便游历天下，待天宝元年，李白42岁之际，得玄宗征召。
　　奔波长久，终得入朝堂天子近侧，李白认为这是他施展抱负的一大契机，《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言：“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李白当时的欣喜与自负。
　　李白入京后，才发现自己文学侍臣的身份，这与他的自我期许反差太大。所以，虽其期间有着许多应制之作，但心中郁勃不平。但是，李白没有放弃。此时，唐朝的边庭已经不安宁，吐蕃、突厥、奚、契丹等，要么侵地，要么反叛，天宝2年，43岁的李白写就《从军行》：
　　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愿斩单于首。长驱静铁关。
　　诗歌中，李白身上所具纵横家性格得以显露，在其同时期的《塞下曲》、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送族弟绾从军安西》、《送白利从金吾董将军西征》等这时期作品中，可见当时的时局的不安，也更可见李白渴慕投笔从戎、高自期许的文化心理。
　　（二）隐逸仍为人生重要主题
　　中年李白，退隐仍是他的人生重要主题。细按李白中年诗作，他的退隐可分为三类：一是恬然不争而退，二是功成不居而退，三是怅然无功而退。
　　首先是恬然不争而退。这是与李白青少年的恬然思想相承接的。开元27年，李白39岁，诗作《郢门秋怀》中言：“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这样的表达在李白诗作里非常普遍。天宝2年，李白43岁，在其《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诗歌所言意趣，可追比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元26年，李白38岁的《赠孟浩然》所言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高蹈出世一直是诗人自己从来心向往之的。天宝3年所作《赠参寥子》、《怀仙歌》中，也流露出轻“金马”、“尧舜”而向往“林峦”、“蓬莱”的思想，这应是李白文化思想的主要方面。
　　其次，功成不居而退。《道德经》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历史上，范蠡等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智慧人生选择。李白在渴望建立功业的同时，也多有对“功成”之后的考虑，即功成不居而退。他自负“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赠从弟冽，开元29年，41岁），渴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後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天宝元年，42岁），希望能够“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天宝6年，47岁）若真能这样的话，那确实是一种理想人生。
　　第三，怅然无功而退。仕途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年李白，在短暂的征召入京后，立身不久，旋被赐金放还。空怀抱负而无所施展，其怅惘之情可以想象。天宝2年，李白43岁所作《古诗其三十九》中，有登高遥望的孤独，感慨“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怅然之中，油然而生“归去来”之意。天宝3年《沐浴子》中，感慨“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其《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言：“落羽辞金殿，孤鸣咤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更以来自于陇西的鹦鹉双关自喻，感到于朝堂无立身之地，只得回归的伤感。
　　此外，在李白的诗歌里，还可见进取与隐逸之间的犹疑。
　　中年李白，在其“进取”与“退隐”之间，难以取舍。如在其《赠从弟冽》中，既有“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的自信，但又深知“无由谒明主”的悲哀，只得“杖策还蓬藜”而退隐。不过，诗歌结尾又言“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以姜子牙在磻溪垂钓自喻，表明自己即使退隐也仍在等待时机，盼君王能有朝一日再度征召自己。
　　三、李白晚年的最后努力
　　（一) 李白的“从逆”
　　在李白晚年之际，唐朝局势已几不可收拾。天宝10年，李白51岁。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高仙芝攻大食，大败。天宝11年，安禄山跋扈日盛，时游达范阳郡的李白睹其边庭时局危险而去。天宝14年，安禄山反，“安史之乱”终于爆发。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玄宗亡蜀，太子李亨即位为肃宗。永王李璘领四道节度使镇江陵，遂有谋权之意。
　　当时，李白避乱南奔隐于庐山屏风叠。永王数下聘书，李白遂入其幕府。后永王兵败，李白因“从逆”而遭流放夜郎。
　　李白当时入永王幕府，历代均说法不一。一说是李白受胁迫而从，一说是李白欣然而从。现在的观点多认为李白是欣然而从，本文也如此。理由如下：第一，永王是李唐王朝在李白当时居留地的代表，永王领兵平叛，李白大可借此一展胸襟；第二，古来成王败寇，皇帝之位并非固若磐石，当时时局内忧外患，混乱无比，今日的永王，未尝不可能成为将来的皇帝。只是永王失败了。
　　这次“从逆”，当属李白进取的一次重要机会。中年时期，国家相对无事，李白也无所用事。而面对这样的机会，怎不叫他欣然而往呢？在他避乱南来而写就的《南奔书怀》中言“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可见诗人强烈的用世之心和功业意识。入永王幕府后，《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言“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至德2年，57岁，在《永王东巡歌》（其二）中，“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在其《别内赴徵》（其二）中言“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傥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这些作品都表达出诗人的进取意识和一贯的自我期许。可惜，不久永王兵败，李白受此牵连而遭流放。
　　（二）保生而“退”
　　遭受这一打击的李白再次萌生退意。此时的“退”又与前文所述的三种“退”不同，乃是“保生而退”。
　　古来“五十而知天命”，但在李白50岁左右时，却在其作品里尚未见“天命”字样。李白在60岁左右才“知天命”了。在《空城雀》里，李白慨言“天命有定端，守分绝所欲。”在《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中言“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这样的表达在李白诗作中是前所未有的。可见，经过一生的跌宕起伏，李白已经心力交瘁，已知天命不可违，而自己来日无多了。
　　所以，在《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中言“五色粉图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在乾元2年《秋夕书怀》中，李白言“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在《田园书怀》中言“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这是李白用一生的奔波而积下的慨言。而在《游谢氏山亭》中“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意趣又隐现其间。
　　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读出，一个垂暮的老人，对自然无扰的生活的本能追求，这是晚年李白的“保生而退”。
　　（三）最后的悲歌
　　李白的一生是飘零的一生。空怀壮志而不得其所。古来士人讲求“安身立命”，才有根基之稳固。而李白，却似乎从未有此安稳之感。如他在《邺中赠王力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中所言“一身竟无托，远与孤蓬征。”在《春日独酌》（其一）中言“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可见李白从来的无依无靠的飘零之感。
　　这种飘零之感，到了晚年，是最令人不堪的。李白的《览镜书怀》言“桃李竟何言，终成南山皓”。那种怅惘莫名，已无之前的恬然甚或愤激了。而最激烈的痛苦抒发，莫过于李白临终前的《笑歌行》与《悲歌行》。
　　长歌当哭，在《笑歌行》中，虽以“笑”为题，但我们却听到诗人对自己的嘲笑与否定，对自己一生的精神榜样——古来圣贤的嘲笑与否定。
　　《悲歌行》当属李白最后的悲歌。在作品里，诗人仍借“天下无人知我心”表达了自己难得的傲岸，借“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表达人生的虚无，借“凤凰不至河无图，微子去之箕子奴。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表达自己时运的不济。诗歌最后，诗人却又以“还须黑头取方伯，莫谩白首为儒生”表达了自己对功名的不舍。整首诗歌跌宕变幻，几可表达出李白自身各种文化心理及各种矛盾冲突，确乎成为诗人最后的悲怆交响。

作者供职：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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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分析

杨义

    摘要：李白的醉态思维、远游姿态、明月情怀是其对中国诗学的重要贡献。李白继承了诗酒风流传统，同时又借助于胡地以及黄河、长江文明的综合气质，为我们民族的精神体验、审美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形式。
    关键词：李白；醉态思维；远游姿态；明月情怀

    李白是公元8世纪前中期中国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是盛唐时代的结晶。在盛唐，杜甫的诗写得比较沉重、踏实，比较有责任感，对唐以后中国的古典诗歌影响深刻。在中唐，白居易的诗写得比较通俗、浅显，在他活着和去世不久，对日本、对我们西域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李白的诗呢，写得比较飘逸，文采风流。他是中国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诗人。我们今天就是讲李白这位天才诗人盛世的风采。
    一、中华文明史上黄金时代的天才诗人
    李白名满天下的时代是公元8世纪。这是以开元、天宝盛世为标志的中国政治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以李白、杜甫和王维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所以，李白是处在盛极千古的，既是国家民族的黄金时代，又是诗的黄金时代的交叉点上。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西方民族的形成很不一样。我们民族的格局基本上奠定于秦汉时期。后来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大裂变、大碰撞、大融合，到了隋唐的统一，形成了一个气魄非常宏大的、元气淋漓的民族共同体。唐代文明应该看成是汉族和广大疆域内众多少数民族一起创造的文明。唐人的胡气很重。李氏家族在北周当过很大的官，已经相当程度鲜卑化了，是胡化程度不轻的汉人；皇室的母族和妻族很多是汉化了的鲜卑人，像窦氏、独孤氏、长孙氏，都是鲜卑人的姓。据《新唐书》里的宰相年表，唐朝有二十三个宰相是鲜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边疆的将领中鲜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就更多。所以，在公元7 世纪前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也是各个民族共同推戴的“天可汗”。这种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在延续百年后，形成了开元、天宝盛世。那时候中国的疆域、国力和文明程度，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李白就是从这样一个环境、时代、文明形态和综合国力中走出来的一个天才诗人。闻一多先生曾经讲过：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诗的唐朝。读懂唐朝，才能够欣赏唐朝的诗。对李白也是这样，只有读懂盛唐，才能够理解李白诗的文明内涵和精神气质。今天我们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诗歌的盛唐，来对李白进行一些还原研究。
    李白的诗歌是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文明充满自信，同时又视野开阔、意气飞扬的一种表达。李白出生于碎叶。碎叶在现在的中亚，当时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他自称“陇西布衣”，陇西就是现在甘肃这块地方。也就是说，李白幼时最原始的记忆是在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他五六岁到四川定居，二十五岁离开四川，一直在长江中下游漫游到四十岁。所以，李白实际上是以胡地的风气、胡化的气质和长江文明的气象，改造了盛唐的诗坛。这跟杜甫很不一样。杜甫基本上是黄河文明或中原文明的一个代表。杜甫说：“诗是吾家事。”他的祖父杜审言就是一个大诗人。他幼时的家庭作业可能就是练习格律，从小埋下来的文化基因，早期的记忆，影响了他终生。所以他后来把格律做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得心应手，把中国的语言文字的妙处，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李白呢，恰是用胡地的气质和长江的气质，来改造中原文坛。
    李白怎么样改造中原文坛的呢？我们以他的《把酒问月》为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他拿起酒杯来问，月亮是什么时候来到天上的。你攀月亮攀不到，但你走的时候，月亮却总是随着你。这是别具风采的盛唐人的姿态。诗人借着酒兴，与月对话，对人生和宇宙的秘密进行哲理追问。但月亮是什么时候有的？无从作答。他问的是宇宙起源和生成的深层奥秘。这样的问题大概只有屈原的《天问》中出现过。诗人问月时，半含醉意，半呈天真，人和月之间进行情感的交流、生命的浑融。所谓攀月不得，讲的是人和月远离。但月行随人，讲的却又是人和月相近。在这一攀一随的动作中，就包涵着非常丰富、生动的生命感。唐朝人对月亮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中国诗歌最美好、最透明的一种想像，跟月亮有关系。譬如，比李白大十一岁的张若虚写过一首乐府诗叫《春江花月夜》，诗人面对宇宙的苍茫空间，发出一种哲学的叩问：“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在烟波浩淼之中，来体验春、江、花、月、夜，这么一种循环交错的意象，散发着一种奇才和奇气。诗人接着追问天地的奥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的诗歌留下来的不多，闻一多说：孤篇压倒盛唐。这篇作品在诗歌史上占有很崇高的位置。李白与张若虚一样也是在问月，也是在进行人和月对话。但在李白的意识中多了一种诗人的主体精神，一种未被世俗礼法束缚和异化的主体精神，一种出于自然赤子而入于神话奇幻的主体精神。他问月，关心的不仅是人间的喜怒哀乐，还关心月亮的日常起居。他问它是怎么发光的，怎么登临普照的，怎么升沉出没的，充满着物活论的气息。它像明镜一样，飞临红色的宫阙，其生命力弥漫在天地之间。你夜间怎么样从海上升起来的，你在拂晓又怎么样向云间隐没？李白不断追问生命的过程，关心吃不死药飞到天上去的嫦娥，关心嫦娥的孤独和寂寞。人和天地的情感就这样沟通起来。李白的《把酒问月》比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多了一点神话的想像和超越性。李商隐也写过《嫦娥》，李白比李商隐多了一些博大的、空明的对生命的质疑。所以李白的诗上承张若虚，下启李商隐，富于超越性和很强的主体性，创造了一种酒道和诗道、人道和天道相浑融的境界。
    李白诗对盛唐气象的表达有他独特的美学方式。这集中体现在三点上：第一是醉态思维；第二是远游姿态；第三是明月情怀。李白以醉态把自己的精神体验调动和提升到摆脱一切世俗牵累的、自由创造的巅峰状态。他一生爱入名山游，以远游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胸怀，把雄奇和明秀的山川作为自己辽阔、博大精神的载体。同时，他又用明月这个意象，引发人和宇宙之间的形而上对话。所以说，李白精神上的关键点是醉态思维、远游姿态和明月情怀。
    宋以后的人不太理解李白。理学和政治专制主义的压力，使他们活得很沉重。他们认为文学要载道、要经世。这种偏狭的价值观限制了他们的眼光。因此，他们对于李白所提出的有关宇宙、人生的本体论问题无所用心，或者不感兴趣，简单地认为，李白只不过写风花雪月，只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而对于社稷苍生并不关心。譬如说，王安石曾经选过四家诗，座次是怎么排的呢？杜甫、韩愈、欧阳修，最后才是李白。他认为，虽然李白的诗写得很潇洒，但是其见识很卑污，十句有九句都讲女人和醇酒。虽然后人对王安石这些话的真伪有所辩驳，但是王安石，甚至不止王安石的宋人，对李白通过对女性、对酒、对月亮的体味去叩问人生和宇宙的深层本体论的问题不理解，则是无可辩驳的。实际上，后人不理解的地方正是李白极大地开拓了中国诗歌对宇宙人生的本体论思考，从而创造出来的难以企及的诗学奇观。所以我们讲，对李白也好，对杜甫也好，我们后来的研究受宋人影响很大。实际上，杜甫在盛唐名气远远比不过李白。因为李白是一个明星型的诗人，拿起酒来就能作诗。杜甫是苦吟的，吭吭唧唧地在家里推敲文字格律呀这些东西，他的临场效应就不如李白，连杜甫也承认：“白也诗无敌。”中晚唐之后杜甫的影响就上升了，宋人把杜甫做大了。但杜甫的诗实际上大于宋人的理解。李白到了宋人那里隔膜的东西就更多。宋以后的诗话、诗评越来越多，而触到李白神经、触到李白文化深处的东西反而少了。杜甫的作品是中国诗歌具有厚实传统的象征。但是李白这种精神状态、这种诗歌方式、这种审美形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永远都是很好的提升、很好的调节和很好的启蒙。
    二、醉态思维的审美原创和文化内涵
    醉态思维是盛唐时代的创造。开元、天宝盛世创造了一个醉态的盛唐。
    与李白的醉态思维有关系的重要传说有三个。一个叫金龟换酒。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佩戴金龟或金鱼，四品、五品分别佩戴银龟、铜龟，就像现在佩戴的勋章或肩章。李白三十岁初到长安，住在旅馆里。贺知章，就是写“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位作者，当时是秘书监，一个三品的官员，戴着金龟，去旅馆看李白，读到了《蜀道难》，还有其他一些诗，感叹地称他为“谪仙人”，天上贬谪到人间的仙人。当时贺知章没有带钱，就解下佩戴的金龟去换酒，和李白一起喝醉了。后来贺知章去世的时候，李白专门写了一首诗，对金龟换酒这一幕进行了回忆。所以这是个有历史真实性的掌故。那么我们想一想，一个三十来岁的文学青年，到京城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来；一个七十多岁的高官，而且又是一个著名诗人，竟然到旅馆里来看他，拿出自己当官标志的金龟换酒跟他一块儿喝。这一幕也只有在盛唐才能发生。在金龟换酒的醉态中，人与人之间官本位的那种隔阂被打破了。
    第二个与李白有关的传说叫饮中八仙。杜甫有一首《饮中八仙歌》。第一个写的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贺知章年纪大了，醉醺醺地骑在马上，像船在风浪里颠簸；“眼花落井水中眠”，他眼睛也花了，掉在井里在水底睡觉。八仙中有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琎，还有左丞相李适之、风流名士崔宗之，还有坐禅念经的，还有书法家、布衣，包括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喝醉后，天子来唤他，他顾不及礼节，居然说我是酒中仙，不上船去应召。盛唐，诗人、贵族、丞相、名士、书法家、布衣都在醉态中打破了等级隔阂，一起享受盛世的文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盛唐能容纳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享受自己的文明。
    第三个与李白醉态思维有关的故事，就是他醉赋《清平调》。开元年间，皇宫里牡丹花开放，唐玄宗在沉香亭跟杨贵妃一起玩赏。花开的时候，唐玄宗就说：赏名花，对妃子，能够用旧乐吗？必须要有新词！于是他就命令李龟年拿着金花笺，就是皇帝的信封去宣召李白。李白醉醺醺地来了，就作了《清平调》三首，其一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后来还有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的传说。这里面就集合着很多第一：皇帝当然是第一人，牡丹花是第一花，贵妃是第一美人，李龟年是音乐里的第一人，李白是诗歌里的第一人，高力士是内臣中的第一人。这五六个第一在一起创造了一个盛唐的名牌。这种盛唐气象是其他朝代很难重复的。当然对这个传说还可以考证。实际上这时杨贵妃还没有封贵妃，杨封贵妃在天宝四年。李白是天宝元年至三年在翰林院。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个传说呢？这其实是人们对盛唐气象的回忆和想像。
    诗酒风流，是盛唐一种风气。李白喝酒是很有名的啦，我们现在的酒店里还有太白遗风。“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看看喝了多少杯酒，百年一千万杯！在醉态盛唐，在国家、民族元气淋漓的时代，诗人借着酒兴，用诗歌表达了一种文明的精彩和对这一文明的自信。我们过去讲李白，都说他是浪漫主义诗人。但是浪漫主义是雨果他们搞的，是西方18世纪、19世纪的思潮。李白根本不是按雨果那种方式来写作的。如果要这样讲，李白会死不瞑目！他就是借酒力创造了诗之自由和美，我叫他醉态思维。醉态思维与中国诗歌传统联系密切。中国诗歌史有半部跟酒有关系，起码百分之三四十的作品都写到酒。韩愈叫诗酒风流为“文字饮”，拿文字来作下酒菜。苏东坡的酒量不太大，有酒兴没酒量，所以经常喝得烂醉。他称酒是“钓诗钩”。诗歌像条鱼，从容出游，诗人以酒为钩子，把它钓上来。
    既然诗酒风流是中国文人的习尚，为什么偏要说李白创造了醉态思维呢？中国诗歌史，从《诗经》开始，就写了很多酒。到了魏晋六朝，竹林七贤用酒来避世，“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喝得个昏天黑地。但我们看竹林七贤，譬如说阮籍，他能作“青白眼”，表达对世俗的好恶，却又与群猪共饮，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他请求当步兵校尉，因为步兵中有三百斛美酒。他似乎感到，除了酒之外，在那个恶浊社会中，再也找不到让他信服和由衷开心的东西。阮籍写过《咏怀》八十二首，文笔很流畅、很生动，但只有一首诗写到酒，而且是五言整齐的句子。写到酒这句话叫什么呢？“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对着酒说不出话来，心头有很多苦涩的、难言的隐衷。这个酒就只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而还不是他诗歌的思维方式。到后来，陶渊明的《述酒》诗写了好多，酒对诗歌的渗透更深了一层。陶渊明的胸怀比较超旷，所以他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边又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一种玄学的、忘言的状态，这个酒还不是他的思维方式，而是他的一种生活态度，他的一种人生境界。我们再看书法。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写到喝酒，和谢安、孙绰他们面对着“适我无非新”的暮春美景，享受着“逍遥良辰会”，喝得飘飘然。但我们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上，能看到一点醉态吗？看不到的！看到的只是晋人那种清静、潇洒的风貌。而到了盛唐，草圣张旭、怀素，他们喝醉了酒，拿着头发，蘸墨，在纸上写草书，满纸云烟，醉态淋漓。这个醉，已经渗透到他们的笔墨里去了。李白也是这样。“李白一斗诗百篇”，就像民间演唱艺人一样，要拿着一个镜子、一张纸才能唱《格萨尔》，李白有酒才能够诗兴勃发。他创造了一种思维状态。李白的诗像《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上、大海、黄河，开阔的宇宙空间；早上、晚上，鬓发变白了，成雪了，瞬息变化的时间，融合在一首诗里，时空都在李白操作之下。杜甫写愁，白发变短；李白写愁，白发变长。“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发愁到把短发搔挠得连簪子都别不上了，这是容易见到的。至于“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就成了千古一见的奇句了，谁见过盘起来有几层楼高的头发垛子呢？这种愁也愁得匪夷所思，愁得具有盛唐魄力，愁得带有醉态的想像自由。在李白的不少诗中，文字句式也完全打破了正常的中文表达顺序。譬如他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其实，上一句就是说“昨日不可留”，因为不可留，才是“弃我去者”；后面这句其实就是说“今日多烦忧”，多烦忧当然是“乱我心者”，后面还要加“之日”。这么一种句式非醉态不办，把日常语言顺序完全打乱了。这种打乱就创造了人类诗歌中很精彩的句子。他用醉态把自己的心灵调到了一种巅峰的生命体验状态，人间的时空限制、循规蹈矩的语言顺序都打破了。在诗歌发展史上，魏晋六朝一直到唐李白，才挥洒自如地把醉态、醉态中的巅峰的精神体验变成了诗歌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人类诗歌史上最精彩的诗句，最奔放、最具超越感的诗学境界。
    由横的比较也可以看出，醉态思维是李白的创造。西方有一个狄奥尼索斯的酒神文化，与太阳神阿波罗的文化相对。酒神文化跟李白的醉态思维当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都是通过醉态来把人的精神调动起来，把精神里面的潜能开发出来。但是，西方的狄奥尼索斯文化是民俗性的、群众性的、狂欢暴饮的。李白呢，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体验，他不是狂欢暴饮，他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自己一个人在花丛底下喝酒，然后把明月和自己的影子作为第二、第三个人引来跟自己一块享受春天的很容易消逝的光阴。独酌，更多的情况是两个人喝酒，同时还有饯别，送朋友走。所以李白的这种醉态是带有更多个体性的内在的精神体验形式。这种醉态思维的诗学是李白创造的。
    醉态思维对诗歌来说具有本质性的价值。清朝有个诗论家叫吴乔，他在分辨文和诗时这样讲：人的意思、意念是米，文章是把米煮成了饭；而诗歌是把米酿成了酒。饭还能看到米的形状；而酒呢，米的形和质，都变掉了。吃饭可以养生、尽年，为人事的正道；而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状态。这是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的话。他把文比作饭，把诗比作酒，对文体的异质性作了极妙的形容。后来的人对这段话很欣赏。这个酒意或者醉兴是诗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做诗的一种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所以它对诗来说具有本质性的价值。
    李白以胡地的风尚、胡儿的气质和长江的气象改造了中原文明。醉态就表达了李白胡地的气质。他喝酒不是喝闷酒，不是像杜甫那样喝苦酒，而是把胡人的、胡化的豪侠气质注进酒中。唐代的长安是个国际大都市。唐诗中常写到“酒家胡”和“胡姬春酒店”。李白到胡姬的酒店去，那种风采，不乏胡人的气魄。“银鞍白鼻”，他坐着银鞍白鼻子的黑马；“绿地障泥锦”，他的马鞍子下面的障泥锦是绿色的；“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在春风细雨的时候，挥鞭骑马到胡姬的酒店里去喝酒。李白到胡姬酒店里面，不是很陌生、拘谨，而是春风得意，有一点客至如归的亲切感。他从小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长大，他父亲是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一个商人，他的诗中也写过碧眼高鼻棕发的胡雏，对来自西域的这一流人并不陌生。所以他进胡姬的酒店有一种亲切感。他写过：“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白马王子，高高兴兴地到胡姬酒店里喝酒。这类胡姬风情当然和长安平康里的那些歌妓不同，每年新科进士以红笺名纸去探访“风流薮泽”平康里，把同年俊少者推为两街探花使，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这是带酸味的风流（参看《北里志》及《开元天宝遗事》）。而酒肆胡姬则带有活泼的野性，或者会表演：“心应弦，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白居易《胡旋女》）那种胡旋舞一类西域歌舞，是充满胡地的野趣和激情的。因此，李白还写过：“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这个天上的谪仙人，“长安市上酒家眠”，这个酒家可能就是胡姬的酒家，喝醉酒后就不回去了。唐代的城市制度与宋代的汴梁、临安不一样。唐以前中国的城市制度是里坊制，四四方方一个小区，就像现在的社区一样，除了达官贵人，都是墙朝外、门冲内。市场和居住的坊分离，长安一百零八坊，有东西两个市场。你在市场喝酒超过了晚上十点钟，是回不去的，进不了门了，坊长锁了坊门了，只能在长安市上酒家眠，没有夜间的交通。宋以后实行的是街巷制，临街开店，我们现在城市制度就是宋以后形成的，你看《清明上河图》，街面上就是店子，车水马龙，夜晚一两点钟也可以回去。宋以后的市民文化发展起来、商业发展起来，这个街道制度是跟它相适应的。李白到胡姬酒店里去喝酒，就带有胡地的气质。李白的醉态思维是他用胡地的风气、游侠的气质来改造中原文明的一种方式。
    三、远游姿态的胡化气质和南朝文人趣味
    李白的远游姿态包涵三个因素：一个是胡化的气质；一个是慕道求仙的意愿；一个是南朝文人的山水趣味。
    李白二十四岁离开四川，辞亲仗剑远游。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四川。晚年流放夜郎的时候，他当然到过三峡，写过“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诗句。但他到了三峡还没有进川，就被赦免，又回到了长江中下游，爽爽快快地写了“千里江陵一日还”。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不是把四川，而是把离开三峡东去叫做“还”。这个“还”与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的那个“回”不一样，是有不同的精神指向。读懂这个“还”字，才算读懂李白远游姿态的精神指向和文化内涵。这跟我们农业文明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很不一样的一种人生轨迹。他第一次出川到荆州后，写了：“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他怜悯着故乡的水，从四川流出来的水，一直送他到荆门以外。但是楚国山随平野尽的开阔意识，月下飞天镜的宇宙开阔境界，令他产生一种新的感动。仍怜故乡水嘛，他的远游当然也还有一份扯不断的思乡之情，所谓“清猿断人肠，游子思故乡”。但李白远游不是因饥寒交迫而出外打工，他腰携很多钱，他父亲做生意留下的钱，挥金如土，去交朋友，去看山水。他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自由，远游成了他的人生形态。这一形态中注入了一种精神自由的追求，“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他的远游是深入民间的远游，“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跟渔人、商人混迹在一起；他隐居，但没有割断跟俗人的交往。
    当然李白的远游也有游侠的意气，甚至有胡化的风尚，所以他的诗歌中写游侠的诗篇很多。除了这些之外，李白的远游还包涵着道教色彩。他的诗中不乏慕道求仙的东西。“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他把精诚跟天道相合，这样，对自己远游的魂就不感到惭愧了。所以他结交了司马子微、元丹丘这样一些道教徒，与他们一起游心于无穷。道教求仙的远游方式，为他神游物外的精神自由和探究造化本原的宇宙意识，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使其带有宗教色彩。探究宇宙秘密，神游八极之表，像鲲鹏一样逍遥、高举的状态，在他的很多诗中都表达出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李白拥抱祖国山川的名山游，接上了南朝文人的审美文化传统。也就是说，他的远游姿态是胡化习气、道教追求和山水诗人审美体验的结合。在六朝山水诗人中，跟李白结缘比较深的，是谢灵运和谢脁。唐朝人都爱旅游，例如李白送孟浩然到扬州去旅游，“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盛唐人的心目中，“烟花三月下扬州”，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当时扬州是一个大城市，唐朝叫扬一益二，就是扬州第一，益州也就是成都第二。“天下三分明月夜，两分无赖在扬州。”天下的月光有三分，无赖的月光就有两分在扬州。而李白更喜欢的是名山，他有一种名山情结。他自称“五岳寻仙不辞远”，到五岳去寻找神仙，不辞道路之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喜欢到名山去旅游。为什么喜欢去旅游呢？他说：“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心喜爱到名山去游，身也远离了人间的尘俗。他反复表达：“久欲入名山”；“愿游名山去”；“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喜欢去欣赏那种清远的神工鬼斧的山水。他有一首诗叫做《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到了秋天霜落荆门，江边的树木都掉叶子了；“布帆无恙挂秋风”，无恙的布帆在秋风中挂起来，去旅游了；“此行不为鲈鱼脍”，我旅游不是因为浙江、江苏的鲈鱼好；“自爱名山入剡中”，因为自己爱名山，所以到了江浙这块地方。
    李白这种魂系名山的不倦游兴，是跟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风分不开的。这种风尚包涵着一个了不得的惊人发现，自然山水中蕴藏着作为人文精华的诗，山水游也就成为他的诗魂之游。他的诗中，反复谈到谢灵运，“兴与谢公合”，他的诗兴、游兴与谢公是不谋而合的。他一再寻找二百年前谢灵运的游踪和心迹，谢灵运游过的地方他都愿意去看看。他不时亲昵地称这位山水诗人的小名，叫谢客，并且把谢灵运山水漫游的兴感跟严子陵的归隐趣味结合起来。
    在李白的诗中，我们经常看到“万里游”、“欢游”、“游赏”和“梦游”的字样。他做梦的时候都在漫游：“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这种游，是与精神、灵魂和诗魂结合在一起的游。李白开发出中国山水的很多精彩东西。他把中国山水崇高的、神奇的或者清远的意境开发出来，写成了与我们国家雄伟奇异山水相称的诗。李白诗中的山水是大境界的山水，他好像坐飞机在天空上看山水，好像在宇宙空间站上看山水。这跟中晚唐之后的小山小水不一样，跟普通的山水不一样，跟谢灵运体现在山水里面的具体细微之美也不太一样。他对山水充满着一种游动的、生命的体验。譬如他写的《望庐山瀑布》，这是唐朝最好的绝句之一了：“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用诗把中国的山水名牌化了。而且中国的山水在他的诗歌里，变成了一种人文的象征，变成了一种新的体验。他好以天的视角看山水，以天观物，来云游名山大川，又交织着好多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的故事，从山水里面来探寻精神的历史。名山巨川、名胜古迹为李白提供了一种探讨宇宙洪荒、出天入地、阐发道的趣味的载体。
    在名山游和对名山的吟咏中，李白把盛唐的气象和魄力，注入了中国的山水诗学之中。清朝有一个人说，“‘大’字是工部的家畜”，“大”是杜甫家中养的猪、牛、马；而“雄奇”二字是李白的绝招。譬如李白写黄河。那时的黄河与现在不一样。黄河在周定王的时候出现过洪水；汉武帝的时候，我们看《汉武大帝》电视剧都知道，发过一次很厉害的洪水；王莽的时候也发过一次洪水。东汉明帝时候治过一次水，修了一千多里的堤坝，把河水引到渤海。此后八百多年，一直到宋朝的庆历年间，黄河平安无事。后来游牧民族进来，北方成了一个战场，他们是不搞水利的，社会动乱，黄河就成为一条经常发生水灾的河流。河道数变，一会儿从淮河出口，一会儿从山东出海。一打仗，就放黄河水去阻挡敌军，放黄河水去淹开封城，现在开封的宋都可能在地下五米到十米的地方。黄河流域原来的灌溉网密如蜘蛛网，还有很多湖泊，现在你还能看见中原有什么湖泊吗？都给黄河的泥沙漫平了！良田都沙漠化了。所以经济中心从宋以后，就开始转移到江浙一带。但李白那个时候，“黄河之水天上来”，水流充沛；“奔流到海不复回”，流程通畅。我们看到唐人、宋人画的黄河，都是波涛翻滚。面对着这个黄河，李白写黄河，大小缓急，随心所欲，并没有把它看成一条灾害的、凶恶的龙。他讲：“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水势很大；他还讲：“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像条丝一样，从天上挂下来；还讲：“黄河捧土尚可塞”，黄河捧上一捧土就可以把它塞住。总之，“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黄河在李白的心灵时空中，可以擒纵伸缩，显示出创造主体面对着这个民族的母亲河的非凡的魄力和气象。李白的远游既是山水之游，又是诗魂之游，同时也是一种对自由的精神空间的寻找。
    四、明月情怀的个性体验和民俗转化
    李白在远游中虽然带有胡人的气质，但是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这种乡愁与明月情缘有着深刻的联系，或者说他为农业文明恋土恋家的乡愁奉献了晶莹的明月意象。
    李白在宣城，安徽出宣纸的地方，看到杜鹃花的时候，写了一首《宣城见杜鹃花》说：“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三巴就是四川，巴东、巴西、巴中。他用回环往复的数字，渲染着回肠百结的思乡情怀。他写过一首很简单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十个字，妇孺皆知。不少外国人学中文，背诵的诗，头一首就是这个。小孩子受传统文化教育，先背的诗也是这个。为什么这么一首诗能够千古流传、家喻户晓？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这种现象面前，几乎是无能为力，显得非常笨拙。譬如用女性批评的眼光看，难道是李白看到月亮想嫦娥吗？其间奥妙很难讲清楚。其实，它表达的就是与人类生命的本原相联系的一种原始记忆。这种记忆，也许在你去求学或者去从商发大财时埋在心底，但是被他这个诗一钩，就钩出来了。故乡儿时的明月，它是我生命的最原始的、最纯洁的证明。“床前明月光”，天上的光明之客，不请自来，来造访我；这个很熟悉的客人来了之后，我还认不清呐，“疑是地上霜”，心境中一片晶莹、清凉，渣滓悉去。这就为人和月相得、思通千里准备了一个清明虚静的心理机制。而在举头、低头之间，人和月产生了瞬间的精神遇合。瞬间的遇合激发了一种具有恒久魅力的回忆，那就是对童年时代故乡明月的回忆，以及对“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时空界限的穿透和超越。由瞬间的直觉，达到了精神深处的永恒。这就是李白脱口而出之辞，却令百代传诵不已的奥妙所在。
    李白是四川人，他出川去浪迹南北的时候，他的精魂还在牵系着、留恋着蜀中的名山大川：峨眉山、长江，以及和峨眉山、长江联系在一起的明月。他的故乡月的复合意象，就是特殊地体现为峨眉月。他有一首诗叫做《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他初离四川时所写。峨眉山是蜀中名山，名山才能配得上明月。如果用一座普通山头来写，那就缺乏审美的名牌意识。“峨眉”二字和我们形容美人的蛾眉同音，用它来形容一轮新月，就别有一层声情之美。诗人把故乡峨眉的山月当成老朋友来对待，在秋天的时候向它告别。平羌就是青衣江，从峨眉山东北流过，汇合岷江，进入长江。月的影子，映到江中来，随水而流，伴着李白出川的船。人和自然的亲和感，在这种人月伴随中显得非常清美。“夜发清溪向三峡”，清溪是个驿站，可见他出川的心情多么急切。但他又回过头来说，“思君不见下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对故土、故人还存在着一种割舍不下的留恋之情。“思君”的“君”是谁呢？过去有人说是李白的朋友，但这不是留别诗，也不是赠别诗，所以要说是李白的哪个朋友，“君”就有点落空了。人家是《峨眉山月歌》嘛，“君”就是峨眉山月，月亮是“君”，想念你，看不到你，我就到渝州去了。人和月相得，这么一种思维，把生命赋予山、月、秋、江。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中有好多地名：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在以峨眉月为贯穿性意象中，参差错落。诗人通过这些地名，把一种离别的留恋之情，自自然然地、层层叠叠地表达出来。
    “峨眉月”成为扎根于李白生命本原的一个意象，它曾经引起二百多年后同样是蜀人的苏东坡的共鸣。苏东坡有一首诗叫做《送人守嘉州》，开头两句完全用了李白的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后来，李白五十九岁时，有一个和尚到长安去，他还写了一首《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送行。这离他二十五岁离开四川时写《峨眉山月歌》，已相隔三十多年。“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李白捧出了心中的那轮峨眉月，把四川来的和尚当成峨眉客，用这轮明月伴着他一起到长安去。
    李白谈到月时，用到两个字“得月”，得到月亮，月得吾心，人与月相得，“得得任心神”，以表达他与明月的精神联系。神话思维的介入产生的超越性本身，包涵着亲切感。人和月相得，这个“得”字有双重性，既是获得，又是得宜；既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外探求宇宙的奥秘，又是人借明月意象向内反观心灵的隐曲。在人对天地万物的神性体验中，月的神性以洁白的玉兔和美丽的嫦娥为象征，因而较少恐怖感和畏惧感，而较多奇幻感和亲切感。李白在流放之后，回到湖北江夏，写过一首诗，说：“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他还是想着家乡峨眉的雪；“窥日畏衔山”，太阳下山了，山把太阳吞下去了；“促酒喜得月”，催促上酒来，很高兴得到这个月亮。他流放遇赦东归，在长江的船上，内心的忧愁散去，一线生命的喜悦油然而生，和天上的明月浑然契合。他在登岳阳楼时写过一首诗，说：“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雁飞走的时候，把我的愁心也引走了；山含着好月，非常晶莹光辉的月亮来了。在雁引山衔的万象动静中，很微妙地写出了人得月的喜悦。
    这种喜悦，借着我讲的李白的醉态思维，有时候达成了一种天上人间的精神契合。这种精神契约一旦达成，既可以把人请到天上去：“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也可以把月亮请到人间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这种借酒兴达成的精神契约，当然是以那首《月下独酌》表现得最为出神入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孤立处境中的精神渴望，刺激着诗人要举杯邀月的奇异行为，也刺激着他把月当成人的意兴。既然把月亮当成人，就必然和月亮进行喜怒哀乐兼备的情感交流，对月亮既有埋怨，也有将就。埋怨这个月亮不懂得喝酒，而影子很突然地跟随在我的身边。那就将就一下吧：“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但是诗人的醉态好像也感染着月亮和影子，当他醉醺醺地载歌载舞的时候，月亮和影子也活泼泼地行动起来了：“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尽管最后“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但他所追求的最终还是达成一种永志难忘的精神契约：“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首诗没有采用《把酒问月》中嫦娥玉兔的神话，但是，诗人的酒兴和醉态在崇拜孤独和拒斥孤独的精神矛盾中，创造了一种人月共舞的心理神话。
    “得月”这种人月关系和醉态思维具有深刻的因缘，这种因缘联系着宇宙意识。刚才我讲的那首《月下独酌》就联系着这个宇宙意识。人月之思也联系着乡愁，联系着宇宙，甚至还联系着李白的西域出生地。这就是他那首把人伦之情和民族之情紧密联系起来的乐府《关山月》。李白在《关山月》里面，展示了一派雄浑舒展的关山明月情境：“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由于境界壮阔，诗人不需要雕琢辞藻，而以明白清通的语言纵横驰骋天上地下万里关山之间。开头四句展示了一幅以明月为中心的，涵容天山、玉关、长风、云海的边塞风光图。中原人士写的边塞诗都非常慷慨激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一种以身殉国的心情。但是李白是从边塞来的，他给我们展开的那种苍茫云海、长风万里的景象，就超越了民族之间的隔阂，充溢着盛唐魄力，足以使山川壮色。他有如此雄浑的境界和魄力，让明月来作证，仪态非常从容地进入历史和现实，在一片辽阔的古战场中进行民族命运和个体生命的体验。“汉下白登道”，联想到九百年前汉高祖领兵追击匈奴，被匈奴诱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的白登山，围困了七天。青海湾是隋唐时代朝廷与边疆民族频繁攻战的地方。也就是说，诗人在天山、玉门关、白登、青海湾这些北部、西部、西北部，从蒙古一直到青海、新疆相距几万里的边陲之地，思考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征戍兵士不见生还的命运。如此辽阔的地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明月的视境是无以为之的。《关山月》最后四句：“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戍边的士兵苦思难归，无法在长风几万里中逆长风回到内地，而内地的高楼上有他梦魂萦绕的生命情感存在；他的妻子当此良夜，面对着同一轮明月，“隔千里兮共明月”，大概要叹息不已吧。在这样的苍茫孤苦、生不能归的境界中，有人登楼来想念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吧。这首诗就以出入于边塞和内地的地理空间的形式，真切灵妙地表现了出入于明月和内心的心理空间意义。李白把明月的意象思维推到一个新阶段，在一种新的精神层面上综合了“关山夜月明”的壮阔和“明月照高楼”的深婉。他赋予明月意象以盛唐的雄浑，一种从容自由的雄浑。
    明月与文人诗歌关系极深，这大概是我们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中使用最多而且写得非常精彩的意象。由于文人雅趣和文人所写名篇的传播和渗透，明月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很深的情结，最终化成了民间的节日风俗。这是一个人类文化学的有趣命题。六朝以来，中国文人就有玩月的雅兴。谢惠连有一首五言诗叫《泛湖归出楼中玩月》，鲍照有一首诗叫《玩月城西门廨中》。到唐朝，杜甫就写了四首玩月诗；白居易也写了很多玩月诗。六朝和初盛唐的文人所玩之月常有玉钩弦月；到了中晚唐，玩月时间逐渐集中在八月十五前后，有“中秋玩月”这么一个题目出现。比如白居易《中秋夜同诸客玩月》：“月好共传唯此夜，境闲皆道在东都。”僧栖白《中秋夜月》：“寻常三五夕，不是不婵娟。及到中秋半，还胜别夜圆。”虽见对中秋月的特殊爱好，但尚未透露出世俗节日的热闹劲头，还是文人、僧人赏月的清静境界。
    中秋月与唐玄宗游月有关系，后世把它看成盛唐风流的一页。有一部据说是柳宗元作的《龙城录》写到，开元六年，唐玄宗在八月十五，由天师做法术，跟道士一起游月亮，制成《霓裳羽衣曲》。它把月宫仙境和盛唐最著名的音乐舞蹈，联系成为一个天风海雨的清明世界。以致后世的年画《唐王游月宫》中以这样的对联作了调侃：“凡世本尘嚣，何处有程通月府；嫦娥虽孤另，此宵何幸近君王。”由于李白和后来的苏东坡这些人对月亮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和抒情，宋代以后，这种高雅的文化梦逐渐转化为民俗。中秋节成为万民盼团圆、庆团圆或者思团圆的节日。北宋孙复《中秋月》诗中说：“十二度圆皆好看，就中圆极在中秋。”到了两宋之交孟元老撰的梦华录》，就写到了中秋节。在这一日，贵家和民间都到酒楼里面占座位，准备玩月，彻夜笙歌。夜市很热闹，一直开到早上。这样，文人的文化就跟民俗文化合流在一起了。
    从文人文化到民俗文化的转型可以看出，李白处于文人玩月意兴的开拓期。他笔下的玩月，很少仪式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探索和审美体验的个人性。甚至“玩月”这个词，在他的手中也还没有定型，他的诗题除了“玩月”之外，还有“待月”、“望月”、“问月”、“泛月”、“对月”、“见月”、“邀月”、“梦月”和“得月”。李白那个时候，还带有人和月对话、人和月相得那么一种精神体验的色彩。所谓“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就是人以虚静之心，与江天、明月、海鸥实现了精神遇合。这与在民俗节日热热闹闹场面中得到的精神体验绝不一样。所以李白的明月体验，用诗歌方式注进了一种天才的想像。从李白到苏东坡，历代文人对月亮的体验，加上千古流传的月宫神话，以及农业民族思乡、团圆和家族的意识，最后就积淀出来这么个东方的团圆之节——中秋节。化雅为俗，必须雅到家喻户晓，才能化作大雅大俗。
    李白的醉态，李白的远游，李白的明月，对中华民族的天上人间体验，做了一个非常具有诗情画意的开拓。而且，这种开拓带有盛唐的气魄。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千古不绝的诗酒风流传统，同时又借助于胡地以及黄河、长江文明的综合气质，用一个谪仙人的风流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体验、审美体验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形式。李白既有胡地的体验，也有长江和黄河的体验，更有在长安对高层政治和文化的近距离体验。因此，应该说，他是中华民族多重文化浑融一体的一个伟大结晶。
                                                 来源：《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第4～15页
作者简介：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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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的魅力与流水用典

——李白诗歌的诗学思维

杨义

    内容提要：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李白的诗讲究自然神韵，直觉占有重要位置，带来语言光润性和意象新鲜感，抛开某些文化杂质的拖累，具有还原出诗的天然本真的魅力，带来了情感外射和感觉连通等审美效应。李白的用典，是别出心裁的流水方式，往往用多句诗化解一个典故，据有平泻性、放射性和明快流动的特色。李白为诗有时以直觉化解典故，使诗中的文化密度相宜，直觉具有精神深度，用典化出文化真趣。
    关键词：李白/诗歌/直觉/用典/文化密度

    李白诗的语言弹性，他的修辞、句式和篇章组织的生命感，都是与渗透于其间的诗性直觉和用典密不可分的。直觉与用典，是诗学领域的两种文化现象。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比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直觉。但据传他梦见族弟谢惠连，似有神助而拾得此句，因而李白《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这就成了用典，成了对谢氏直觉的再生性处理。钟嵘《诗品·总论》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里的用事即用典，直寻即直觉。但钟氏的话带有片面性，好诗是不废直觉，在不少场合也不忌用典的。关键在于如何用。直觉的文化密度较疏，用典的文化密度较密，诗中的文化疏密度应该得宜。更重要的是，直觉须具精神深度，直逼事物本原；用典须能点化，化出文化真趣。
    李白为诗，讲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神韵，因此直觉在他的诗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以山水为友，总能以一种不隔、不俗的心情体验山光水色，常常凭着瞬间的直觉，把带着自然露珠的新鲜意象采入诗中。他这样写《对雨》：“水纹愁不起，风线重难牵。”他这样写《晓晴》：“鱼跃青池满，莺吟绿树低。”水纹不起，你何必发愁？风线难牵，你岂能感到它重？这些不可理喻的感觉，都是把风线水纹牵系着自己感觉神经所致。雨后初晴，清池积雨而满，绿树淋湿而低垂，但是迎着晓光已是鱼跃莺吟的生命欢快，诗人已经以直觉切入自然界的生命节奏之中了。他这样写郊外：“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寻雍尊师隐居》）他这样写县府衙门：“山鸟下厅事，檐花落酒中。”（《赠崔秋浦》）在郊外，他体验到青牛趋暖、白鹤栖高的情趣，直觉到大自然饶有意味的沉默。在县府衙门，他体验到无为而治的县令公事清闲和诗酒兴浓，竟然与花鸟同乐了。由于他以直觉拾取清新的意象，有些诗行几乎语语珠玑，带有自然的光润性。
    直觉带来的语言光润性和意象新鲜感，使人们欣然玩味这些新鲜光润中所蕴含的精神深度和诗艺高明。贺贻孙《诗筏》评点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说：“无一字说道士，无一字说不遇，却句句是不遇，句句是访道士不遇。”（注：《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页。）且看此诗：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诗一开头就把人带入自然的深处，清晨出访，沿溪而来，晨露使桃花变得浓艳，水声使犬吠变得柔和。首联已经写得自然趣味扑人了，颔联则写得意在言外，更富有暗示性。树林深密，偶尔看见麋鹿，暗示着不见人迹；溪行近午，不闻钟声，大概道院里没有人值勤。颈联写道院所在地的景观，道院在碧峰青霭间，有野竹飞泉。这里的“分”，这里的“挂”，都是自然的巧妙安排，不劳人工插手，但道士选取此地，足证其尔雅不俗。访斯人而不遇，无人知其所去，只好惆怅地倚着那两三棵松，做着一种无结果的等待了。此诗大概作于李白出蜀之前的早年，戴天山即蜀郡绵州大匡山，有杜甫忆及的李白“匡山读书处”。李白此次出访，未遇道士，却遇山水精神。他在自然界的声（如第一句）、色（第二句）、动（第三句）、静（第四句）的直觉体验中，使自己访人未遇的愁怀，获得了野竹清泉的净化，碧峰青霭的升华。自然意象如带露的桃花，在篇章脉络之间证明着自己的生命。
    直觉的魅力，在于它抛开某些文化杂质的拖累，还原出诗的天然本性和天真情调。面对这种天然纯真，人们当会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思无邪”。也就是说，直觉的本质在于真，它卸去了某些文化化妆。如《越女词》其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采莲女笑入荷花去，是一幅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何等鲜丽的画面。她竟然会“佯羞”，但人们不会因其“佯”而觉得在作假，反而觉得是别具请调的天真。这里写的是日丽风和，《横江词》写的是风恶浪高：“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浦在皖南采石矶对岸；瓦官寺在金陵凤凰台，寺上有阁，高二十五丈。论好道恶，似乎在争执，争执到急处，连吴音称“我”为“侬”也用上了。但你从争执中感到的不是恶意，而是天真直率。风吹倒山，浪高于阁，这似乎在夸海口。但由于夸张得天真直率，你感到的不是讨厌，而感到作风豪放，气魄雄浑。这就是直觉的魅力，它可能运用一些夸张、或佯谬的手法，但你反而觉得他胸无城府，脱口而出，天真无邪。作诗作到这个份上，也可谓化境矣。
    直觉的到来，也许需要虚静的心境。然而，虚静不是死静，而是大静中含大动。由精神凝注而产生幻觉爆发，带来了情感外射和感觉连通等审美效应。《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是追寻谢灵运游鄱阳湖的遗踪，免不了用典，但由于江水、湖水把心地洗涤得虚静，也有直觉的灵感袭来：“空濛三川夕，回合千里昏。青桂隐遥月，绿枫鸣愁猿。”这是一个大虚静的境界。长江、汉水、赣江三川，千里迂回，组合成一个无限空濛的黄昏。传说月宫有青桂，那只能在遥远的月亮中看个隐约，身边绿枫在风中鸣，愁猿在枫树上鸣，共同营造一个悲凉的境界。在奇幻的直觉中，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外射给月中青桂，枫上愁猿了。还是写月，李白的《初月》云：“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蟾蜍为月精。玉色的明月离海初升，这是白露打湿花草的时分。如此玉色通明的世界，尽可以使人心境虚静，由此导致种种幻觉，导致“生命的移植”。风吹浮云，殊多变幻，而它旁边生出的竟是野兽的爪；水浸沙头，浸出一道弧形的曲线，而它浸出的竟是人的眉毛。你也许会说，此爪此眉是一种比喻，而它未用比喻词，而直觉那就是爪、就是眉，这就属于感觉连通，而且把生命移植了。
    在直觉的怔忡中，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被打破了。俗解为比喻的修辞法，诗的表现却超越修辞，而联通着生命。没有强大的生命注入，简单的修辞是难以出现如此匪夷所思的意象组合的。起码应该说，李白不是运用一般的修辞法，而是创造了一种生命化的修辞法。如若不信，请看《秋浦歌》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谁见过长达三千丈的白发？你愁得一夜头发尽白，也就够夸张了，却扯出一种比“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还要长十倍的白头发来。但是李白说，这是因发愁所致，是他付出过雄才废置的全部生命代价的，因而包含着他深刻的生命感觉。这样大家也就认可了，认可了就成为诗歌史上难以重复的一道奇异的风景。这种生命感觉，来自他以镜照面的直觉的怔忡。明镜里的秋霜，实际是对他满头白发的比喻。但他于心不甘，不愿意承认这种无情的事实，因而产生疑惑：弄不清这明镜里，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白色的秋霜了？人怨镜，实际上是人怨命。这不是叹老嗟穷吗？是的，但他凭着生命直觉，叹出了、嗟出了几分盛唐风范来。令你感慨连盛唐的白发也长得非同凡响，因为它长在一个民族精神不曾萎缩的时代。
    这种带有盛唐风范的审美直觉，不仅改写着修辞学，而且改写着篇章学。这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此诗的好处在于整个篇章生命非常开阔而浑成，无一字、无一句有雕琢的痕迹。要你讲它的好处吧，一时说不出口；要你不寻思它的好处吧，诵过便难以忘怀。你可能被它出色的直觉力惊住了，陶醉于一种挥洒出之、自然化入的风采之中。开头两句无非是点题，点出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目的地。那些名楼名城如果要用典，那是俯拾皆是，但他一个典故也不用，只用直觉。老朋友孟浩然要辞别而去漫游扬州（即广陵）了，但它写成是名人与名楼的辞别。名楼少了这名人，自然惆怅；名人少了这名楼，又何尝不感到惘然？不过也不必惆怅，不必惘然所去乃是繁华之地，何况“阳春召我以烟景”。用“烟花”形容“三月”，透露出李白在开元年间与孟浩然交游时的青春气息，大概他把孟夫子远扬州，看成值得钦慕的“风流天下闻”之举了。头两句不是写送别的时间、地点吗？但他凭着出色的直觉，以虚化实，把时间地点交待在运动状态中，交待在感觉中了。“烟花三月”一句感觉极其鲜丽，“孤帆远影”一句感觉至为精微。“孤帆——远影——碧空——尽”，视觉由近及远，由有至无，把送友之情写得极为深挚，遂使最后一句“唯见长江天际流”，像是从心中直涌出来。而且“唯见”二字甚佳，帆尽“唯见”江流，已是聚焦于“无”，意在言外，余味无穷。全诗胸襟开阔，直觉逼人，篇章内一气呵成，篇章外另有文章，确实给诗歌篇章学拓展了新的境界。
    李白的直觉，是心与事物相对而别出心裁；李白的用典，是心通过典故与事物相对而别出心裁。虽然增加了典故的中介，增加了诗中的文化密度，但别出心裁则是一致的追求。他对典故这种中介，也以直觉的眼光视之，分解化合，皆从我的性情。对于典故所蕴含的文化密度，他不是凝缩而锤炼之，而是稀释而生发之。由此便出现了他流水用典的方式，往往用多句诗化解一个典故。《上李邕》四句化一典：“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这里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但它以四句化一典，渲染风起风歇，冲天簸海，显得才气纵横。在以大鹏雄姿作自我的隐喻之后，又以四句力排世俗无识之议论：“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里用了《论语·子罕篇》中孔子的话：“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孔子如此说，是奖掖后进；李白如此说，是少年气盛。但这四句也只含一典，诗情激荡，不因用典而沉滞，也算极尽解嘲，辩解和宣泄之能事。
    流水用典使李白的诗学思维带有平泻性、放射性和明快流动之感。他作为狂吟之师而异于杜甫作为苦吟之师，在典故使用上也显现出区别，一者如月光流水，一者如苍山重岩。一者追求“诗情快”，一者追求“诗律细”。李白诗中甚至有八句化一典的例子，如《赠新平少年》：“韩信在淮阴，少年相欺凌。屈体若无骨，壮心有所凭。一遭龙颜君，啸咤从此兴。千金答漂母，万古共嗟称。”八句化一典，自然能使诗行变得明快，能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理出一条有关命运和志气的线索，进行夹叙夹议的抒写。此兴尚浓，又托出自己的命运和志气，进行对比性议论：“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摧残槛中虎，羁绁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它用典时，以心加以体验；写心时，以典作为参照。从而使全诗的结构处在平泻和放射状态，心、典互释，慷慨激昂。
    直觉与用典，分别作为始生性和再生性的文化现象，其界限不是绝对的。典故一经化解重组，渗入新鲜的生命意识，它也就别具面目，带上不同程度的原创色彩。中国神话具有片断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碎金”形态，散落于诸子，或诸志异书中。李白的《上云乐》就糅合了《淮南子》、《风俗通》、《述异记》的诸色记载，创造了一种新神话：“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阳鸟未出谷，顾兔半藏身。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这便以游戏心态对散见于古籍中的各种材料进行化解重组，重写了关于开天辟地和创造日、月与人的神话，而且写得轻松自如，才情荡漾，富有幽默感和人情味。这种人情体验，是古神话中没有的，具有原创特征。《赠崔侍御》以全诗八句化一典，进行了兼备神话色彩和人情味道的创造：
    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故人东海客，一见借吹嘘。风涛傥相因，更欲凌昆墟。
    这里化用了有关鲤鱼龙门点额的神话传说。《水经注·河水》说：“河水又南得鲤鱼涧，历涧东入穷溪首，便其源也。《尔雅》曰：‘鳣，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太平广记》卷四六六引《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上）者便化为龙。又林登云：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注：《太平广记》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39页。）李白少壮之岁，遍干诸候，历抵卿相，心中也存着一种“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与韩荆州书》）的情结，以便为自己人生开拓一条出路。他在此诗称鲤鱼点额，归伴凡鱼，大概作于翰林放归之后。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遭际命运和重思振作的雄心，与黄河三尺鲤相重叠，借鲤鱼来隐喻人，产生人亦是鲤、鲤亦是人的审美效应。诗人不是从鲤鱼一岁登龙门者七十二的角度，而是从点额败归的特定一条鲤鱼的角度，抒写失败者的命运感受。它（他）需要机遇和拯救，因此把那位老朋友当成可以吹嘘引进的“东海客”了。“东海客”可以令人联想到“海客无心随白鸥”（《江上吟》）的海客，也可以令人联想到“海客谈瀛洲”（《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海客，具有既是闲散的官员，又是海上仙山中人的双义性，以便在神话式的抒写中转喻从容。只要有了这种机遇和拯救，那条失败过的鲤鱼就会重振雄心，相因风涛，跃跃然想飞跳到兼是河源与仙府的昆仑之墟了。这里弘扬了新的人生哲学，即便失败了，也能以优胜者的自信面对人生。由于神话新编融合着诗人深切的命运体验，全诗在以直觉化解典故而成隐喻的时候，显得挥洒自如，自然浑成，在化出文化真趣之中包含着精神探索的深度了。
                                 原文出处：《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04期第37～40页
作者简介：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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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李白

王充闾

一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生发出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位体现着人类个体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
    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其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凸显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李白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映现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

二

    《侯鲭录》载：唐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
    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
    又问：“以何物为饵？”
    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宰相闻之悚然。
    几句简单的答问，生动而真实地描画出李白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这种精神风貌以及他的诗文内涵，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他那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肇源于《庄子》和《离骚》。而屈原的激浊扬清，治国泽民的宏伟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于李白价值观的形成，影响至为深远。除了儒、道两家为主导因素，在李白身上，游侠、神仙、佛禅的影子也同时存在。
    本来，唐代以前，儒、道、释以及仙、侠诸多方面文化，均已陆续出现，并日臻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将它们交融互汇于个人的实际生活。只有李白——这位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开元、天宝年间的伟大诗人，将它们集于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综合、汇聚。
    当然，这里也映现了盛唐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和时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句，就简单地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但比较起来，在“三不朽”中，他所奉为人生至上、兢兢以求的，确实还是立功与立德。既然如此，那他为了能够经邦济世，治国安民，以期创制垂法，惠泽无穷，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为此，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但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搏击云天、气凌穹宇的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这种极度自负的傲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则拳拳服膺，倾心仰慕，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君臣合契，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地歆羡。
    他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与创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无非是诗性情怀，意气用事，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四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
    天宝元年秋天，唐玄宗下诏征召李白入京。这年李白四十二岁。当时住在安徽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他即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这些，李白自然极度失望。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接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一走了之。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没有登过朝堂。
    天宝十四载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是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诏，以十六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将士数万人，以抗敌、平乱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恰在此时，永王李璘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满怀着“欲仰以立事”的决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瓯，非斯人莫属。
    岂料，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他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漩涡，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败被杀，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肯认输也不愿甘心的，亟欲寻觅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讯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无奈中途病还，未偿所愿。
   

五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剖析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一是，本来他就不是摆弄政治的角色。玄宗召他入京，原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廊庙之材”，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所以后来他要求离开，也并不着意挽留。二是，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当时，玄宗已不再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而李白却仍然寄厚望于他，最后当然是失望与绝望。
    而“从璘”一举，益发暴露其政治上的幼稚。他对“安史之乱”中的全国政局，估计得过于严重，诗中所云：“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形势判断失误，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在他看来，当时朝廷应急之策，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苟延残喘；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自然可以稳操胜券，收拾残局。这是他毅然“从璘”的真正原因所在。而这一着，他恰恰把“宝”押错了，结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错误——他既未发觉李璘拥兵自重、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诩，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等，都曾有所论列。
    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六

    之所以出现这种悲剧现象，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傲睨自诩、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但若寻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旁人看来本是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别是文人的熏陶，是至为深刻的。
    比起李白来，杜甫可能更典型一些。这位大诗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三十岁那年，他从齐鲁来到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先祖的勋绩和建业垂统、光宗耀祖的雄心。尔后，便进入京城长安，开始其十年困守的生涯，无非是要“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
    总共算起来，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便如此，他也仍是刻板、认真，恪尽职守，绝不荒怠王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要任人以贤、惟才是用，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
    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文士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七

    持平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而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有的主体意识，总要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
    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已、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八

    不仅此也。正由于李白以不与群鸡争食的凤凰、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居，因此，他不屑于按部就班地参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晋身之路；他也不满足于作个普通僚属，而要“为帝王师”，以一介布衣位至卿相，做吕尚、管仲、诸葛亮、谢安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够尊崇与信任的条件下，实现与当朝政治势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他在辞京还山时，吟出：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
    自是客星辞帝座，原非太白醉扬州。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皇帝视为东汉隐士严光与汉光武帝的来去自由、彼此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君臣上下的严格的隶属关系。这类诗章，没被人罗织成“乌台诗案”之类的文网，说明盛唐时期的文化环境还是十分宽松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时期，那他的“辫子”可比苏东坡的粗多了。
    这种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争得“士”的真正社会地位，在较高层次上维护知识阶层的基本价值和独立性的期望，不过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他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同两汉之交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的成果，恢复汉朝统治的形势，也大不一样。
    春秋战国时期，“士”属于特殊阶层，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那种诸侯争养士、君主竞揽贤的局面，在盛唐时期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可能再度出现。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李白既暗于知人，又未能明于知己，更不能审时度势，偏要“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难免到处碰壁了。归根结底，李白还是脱不开他的名士派头与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
    　　

九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尽管庄子的超越意识和恬淡忘我、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使李白在长安放回之后，寄情于皖南的锦山绣水，耗壮心，遣余年，徜徉其间，流连忘返，尽管他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能够用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他毕竟是一个豪情似火的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泄。
    史载，晋代袁宏少时孤贫，以运租为业。镇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听到袁宏在运租船上咏诗述怀，大加赞赏，于是把他邀请过来细论诗文，直到天明。由于得到谢将军的赞誉，从此袁宏声名大著。李白十分羡慕袁宏以诗才受知于谢尚的幸运，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因而在夜泊牛渚时，触景伤情，慷慨悲吟：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他的心境是万分凄苦的，漫游秋浦，悲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谢脁楼，慨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眺望横江，惊呼“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眼处心生，缘情状物，感慨随地触发，全都紧密结合着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话，这种收视反听的心理活动，使他与社会现实日益隔绝起来；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调，经常发表悖俗违时的见解，难免遭致一些人的白眼与非议，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和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使他感到无边的怅惘与孤独。《独坐敬亭山》只有二十个字，却把他在宣城时的孤凄心境绝妙地刻画出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大约同时期的作品《月下独酌》，对这种寂寞的情怀反映得尤为深刻，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秋绝唱。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其程度之深自可想见。这还不算，他甚至认为，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也难于找到同怀共饮之人，以致只能与月光、身影鼎足而三，永结无情之游，并相期在那邈远的云空重见。这在孤独之上又平添了几许孤独。结末两句，写尽了诗人的侧身天地，踽踽凉凉之感。
    　　

十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这类“夫子自道”式的描形拟态、述志达情，显示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的愤慨与深深的绝望。他要彻底地遗落世事，离开现实，回到醉梦的沉酣中忘却痛苦，求得解脱。晚清诗人邱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对这种心境作如是解释：
    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
    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不管怎么说，佯狂痛饮总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种痛苦的选择。他要通过醉饮，来解决悠悠无尽的时空与短暂的人生、局促的活动天地之间的巨大矛盾。在他看来，醉饮就是重视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
    当然，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咏怀。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所说：“诗者，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物，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情感转。“当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有人统计，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诗，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但是，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为最终成就伟大诗人夯实了基础。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的心理基因与不竭源泉，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
    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
                                                摘自《生者对逝者的叩问》，重庆出版社出版

王充闾（笔名）： 汪聪，男，汉族，1935年2月5日出生于辽宁盘锦。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协主席，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当过中学教师、新闻记者，以后在省、市领导机关工作。长期坚持业余创作，曾以汪匆、林牧、柳荫、任之初等笔名，在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大量各种类型的散文和一些旧体诗词，1983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共营口市委副书记，营口市文联主席、辽宁省委宣传部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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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诗仙李白（解说词）

樊修章

    四川江油县青莲乡，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代大诗人李白的故里。一代诗仙就从这里起步，以隐隐雷声的脚步闯进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一座永不褪色的名字。
    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据记载，他出生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在今天吉尔吉斯坦北部，大约五岁时才迁到这里。他父亲叫李客。“客”可能是是对外地人的称呼，表明他们不是当地人。据李白自己说，年轻时漫游扬州一带，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后人据此推断，他父亲应当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李白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呼吸着这表山绿水的芬芳。他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美，应当说就是这蜀江的水碧山青的自然风光熏陶出来的。
    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泛指道教典籍，百家则泛指各派的学说。四川一直是道教最活跃的地方，李白对道教熟悉是很自然的。再者，道教尊庄子为真人，而庄子最超绝的地方，就是站在九天绝顶来看人间，用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欢哀苦乐。李白所以有那种气概，固然是由于他站在盛唐这座历史的高峰上，有条件看得远，更由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冲开一切束缚的胆识，使他敢于昂头去观照宇宙，把视野扩张到最大限度。此外，李白还“十五观奇书、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从这此诗句就可以看出来，他虽然也熟悉儒家典籍，但向往的却是“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而根本不屑于做儒家的信徒。
    二十四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行”。开始了他向诗坛的进军。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几乎游遍了黄河中下游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在当时，且不说旅游主要靠步行，就是骑马，乘船，坐牛车，要走遍这么广大的地域，至少在精神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奔波。李白不仅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而且人生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曾当过隐士，在山林里与朋友酣饮纵酒，养了无数的驯鸟。他曾当过道士，一门心思采药炼丹，求仙得道，以为真的能够白日飞升，他精于骑术，擅长射箭、击剑，以游侠自命，身上老是带着一把短剑。他曾经受到朝廷的征聘，有过皇帝召见，亲自下车迎接的殊荣，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成为翰林学士，在安史之乱中他曾投笔从戎，以东晋著名的宰相谢安自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因此而意想不到地卷入政治斗争，被关进了监狱，成了囚犯，被判处永远流放夜郎，遇赦免后，年纪已六十他还赶到今天的南京，准备去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军队，总之，他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充满了荣光和艰险。他打过交道的人，上自唐玄宗，杨贵妃，朝廷各级官员，下至监狱里的牢头，和尚，道士和最底层的农夫农妇。他熟悉各个阶层，各个身份和各种职业的人，把这五光十色的生活都收录在他的诗里。
    他能写高适、岑参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应未闲。(《关山月》)
    王维的诗境界幽静，但又充满了生机。这种诗李白也有。
    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
    王维诗中有一种禅悦的境界，这是李白诗中所没有的，但李白这首诗另有一种沉着潇洒。
    床前明月光，颖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这大概是汉语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是小农社会永远写不够的题材。这首诗把“床前”，“明月光”“地上霜”，这三个意象组合在一起。说“疑是地上霜”就说明抒情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霜，知道不是霜偏生又这么联想，正好透露出他心里有一层霜，有一股思乡的冷气，国人心里都郁结束这样一股思乡的冷气。所以离开家一看见月亮就会想起这首诗来。
    孟浩然的诗将田园生活写的那么有滋有味。李白也有一首田园诗，但意趣大不相同。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云媪家》)
    这个大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并没有摆出一幅悲天悯人的架势去同情农民，只是作为一个极普通的旅游者，端起老妇人那碗菰米饭，眼里噙着泪水，想吃却又吃不下去。有几个诗人能具有这样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
    至于他的《将进酒》等等许多独绝古今的诗篇。别的诗人不要说没写过，首先在思想境界上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刀，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洒，与尔同销万古愁。
    宋代著名诗歌评论家严羽认为，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一张口喷出来就行了，这个比喻真是恰到好处。诗人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黄河之水天上来”，忽然心情一激动，想到这黄河之水就像人类的生命系列，一代一代一去不复返，但依旧滔滔滚滚而来。然而，人生又是如此短暂，明镜中的头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一转眼就是一次生老病死的轮回！面对这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人活着为什么不尽情享受生活！“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是如此自信。正由于这首诗强烈地呼唤真实的人生，才使多少被强行压缩的灵魂都到诗里来享受那足以舒筋活血的通畅。
    李白的诗名越来越大，不但惊动诗坛，而且惊动了许多达官贵人，最后甚至惊动了对艺术有深厚造诣的唐玄宗。于是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进，唐玄宗听从亲信的荐引，下诏征聘他到长安，给予隆重的礼遇。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自以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而其实根本不懂政治的诗人，栩栩然得意，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回真的能大展鸿图了，唐玄宗这位君，就要把他召到身边，请教他该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使天下太平。然而他错了，他是完全生活在梦想中的诗人，梦一旦醒来，留下的就只有失望。
    以诗人的身份，昂首挺胸走进皇宫，成为皇帝的嘉宾，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唯一的一个。诗人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也真算皇恩浩荡了。然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是何等人物，岂能把这种过眼云烟的荣耀看眼里，是醉了还是疲惫了？
    兴庆公园里的沉香亭，就是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的地方。卧在这里的李白正闭目养神，等待着喷发灵感。唐玄宗赏牡丹来了。名花盛开，美人相伴，当然需要有音乐助兴。玄宗嫌旧词听腻了没意思，一时高兴，就颁下圣旨叫李白创作新词。李白不是醉卧在这里吗！快起来吧！于是他被人用凉水激醒了，于是一挥而就写成了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第三首说：“名花倾国两相欢，长使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这样的诗，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唐玄宗能不欣赏吗？皇帝一声喝彩，于是众生应和，都来助兴。可是对李白来说，陪着皇帝寻欢作乐，干这种御用文人干的事，那是卑屈的。他不明白，只有诗人屈从政治家，断没有政治家屈从诗人的。他就是不肯明白这番道理，才永远都是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不可一世的李白。
    李白在长安待了三个年头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就痛苦的叫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后人就此认为他在朝廷遭到了谗毁，处境险恶。这话其实信不得。玄宗认为他不是担负朝廷重任的人才，应当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读书就是为了出仕，出仕只有成为将相，成为方面大员，才算不虚此生。后人就是用这种心态来看李白，为李白鸣不平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李白不以出将入相，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政治家自诩，没有这种狂傲的自信，他就成不了伟大的诗人。可如果他真的当宰相当大将军去了，他也就不会再想到要当诗人。因此，李白离开朝廷，主要原因绝不是遭到了谗毁，而只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去适应处处都必须约束自己的政治环境。唐玄宗善于鉴识人物，认为不如给他自由，让他去写诗。应当说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有唐代，能接受李白这个狂人，也只有李白的狂放，能举起诗歌的火炬，来照亮辉煌壮丽的唐代文明。
    李白一路向前，来到洛阳，再这里遇见了杜甫。比李白小十二岁的杜甫当时三十三岁，两人的交情自然是由诗人气质的相近而引发的，但杜甫对李白有晚辈对先辈的崇拜，加上为人比较忠实厚道，因此后来给李白写了十二首情真意挚的诗。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李嶙奉命征讨判贼，李白只知道为国家效力，就投在李嶙的帐下。他斗志昂扬的歌唱着：“三川北劣乱如麻，四海难笨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湖沙。”（《永王东巡歌》）他以为这回该轮带他大显身手了。谁知李磷野心膨胀，不听调遣，结果发生内讧，被唐肃宗消灭。李白这一回可是真惹下弥天大祸了，在古代，像李白这样在卷进争夺皇室宝座的斗争中失败了，是必死无疑的。然而唐朝毕竟是唐朝，经人营救，皇帝竟也没有坚持要杀他，只判他永远流放，最后遇赦又不了了之。这也成了后世贬低李白的把柄。其实这件事什么也不说明，只说明他不懂政治。
    李白有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无时无刻不用真情去拥抱生活，随便遇上一个什么人，他就能坐下来与人对饮，欢快的唱着：
    两人对饮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饮》）
    他喝的醉醺醺的，陶然自得的睡下了。望着敬亭山，他会象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心绪悠然地吟诵着：“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能这么呆呆的坐着看山，象孩子一样透着傻气。他一路来到安徽泾县，在一个叫桃花潭的地方住了下来，村里有个叫汪伦的人常酿造美酒来招待他，临别时他吟诗相赠送:“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声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就象老朋友分手时随便说的话，一个名动中华的大诗人，竟然也没有一点故弄姿态的矫饰，轻松自然，洋溢着深情。
    然而，李白又是个极为狂傲的诗人，自称：“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狂，是自信的外现，是对人格尊严的充分肯定，是对束缚人的社会习惯势力的蔑视，他大声疾呼：“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君远参军》）昂首天外，根本不屑以世俗的价值为标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长流夜郎赠辛判官》），他是那样不可一世，最可贵的，是他用时代的最强音，惊天地泣鬼神的吼出了一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一声呐喊，使千百年来被封建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不愿被踩进泥坑却又无力抗争的人，敢悄悄的直一直腰，在心灵深处扶起最后的一丝人格尊严，在无可奈何中聊堪自慰，找到一点心理平衡。
    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追求没有被人的心智造成阻隔的天地，追求完美的不容有丝毫卑屈的人格，因而在他笔下，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这种内心世界的外化，他眼里的黄河，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眼里的长江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声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伺御虚舟》）；算不得多么高峻的天姥山，在他笔下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游天姥吟留别》）；未必真那么险峻的蜀道，竟是“噫吁嘘，危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根本谈不上壮观的庐山瀑布，也是“飞流直下三百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总之，他处处都以自己吞吐宇宙的豪气，赋予自然景物以崇高的审美价值。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里埋葬着李白（当涂李白墓），埋葬着中国的诗魂，这颗永不降低身份，永不安于现状，永不停止追求的巨星，终于在安徽当涂这里陨落了。而据传说，他是从采石矶这里的捉月台，为捉到月亮跳入长江而死的。我们宁愿相信这美丽的传说。他乘着酒兴，要把发光的生命交与浩阔的长江，站在这捉月台上，以诗人的天真和狂放，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次追求。于是他化成了朗朗的明月，滚滚的波涛，永远在中华大地上照耀着，奔流着……
                                                    选自大型电视系列片《唐之韵》解说词

樊修章：古典文学学者、翻译家，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曾就职于北京外文书店（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宁夏大学。主要译著《浮士德》、《歌德诗选》、《茨威格小说选》均为译林出版社出版。论著《晚唐小品文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唐之韵》，撰稿也是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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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月光

郭保林

　　

一

　　我来采石矶是寻觅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
　　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是李白的月光，是唐朝的月光。
　　李白的月光是满地夜霜，一片晶莹；李白的月光是孤月空悬，银河清澄，北斗参差，月下生天镜；李白的月光，一片冰心，银剑金壶，松风素辉。
　　但是月亮还未出来，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还隐在山那边，水那边，唐诗那边。
　　采石矶旁的长江像大唐帝国的诗篇，浩瀚壮阔，气势雄浑，视野旷达。流水也有了章法，没有惊涛，没有骇浪，没有急流喧走惊雷的凶险，它稳健而沉着，磅礴而大度，意境恢宏，风格遒健，有跌宕迤丽的韵致，和无以伦比的盛唐气象。长江，尽管它流经了断岸千尺、江山如画的赤壁，流经了天下绝景的三峡，流经了虎踞龙盘的金陵，但采石矶仍不失为这巨流大川的一页精美插图。
　　李白选在这里跳江捉月，的确有一种诗眼、慧眼，尽管醉眼眬。一千二百年前采石矶的月光准是迷离凄美，恍恍惚惚，迷迷蒙蒙。那月光是诗，是酒，是一种仙境。李白经不住月光的诱惑，跳江捉月，愿乘一缕月光，羽化成仙。李白浪漫得着实可爱，也荒唐得可笑。说白了，有点傻乎乎的。
　　此刻正是落暮时分，我站在采石矶上，期盼着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再度升起，愿那古老的月光，苍茫的月光泼我一身诗意。四月的长江没有夏季的浮躁和浑浊，一川浩浩，满江粼粼，夕阳西下，飞金点银，明洸洸的眩目耀眼。江风柔和温馨，岸柳行行，柳丝苒苒，水边荇藻袅娜。又有三两只水鸟，莺语燕喃，翩跹而去，挺诗，挺古典。故垒西边的惊涛已不再唱苏东坡铜钹铁板的大江东韵；周郎赤壁的战火早已熄灭，风烟俱静的江面只闻得渔歌唱晚；曹公横槊赋诗已成为历史的断简残篇。惟有这采石矶下还漂荡着一千二百年前的诗魂。
　　

二

　　李白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一生浪迹江湖，最后魂断异乡，客死长江下游当涂县。他从上游走来，历经人生苦难坎坷，在长江下游画上生命的句号。
　　李白一生有两大嗜好：一是饮酒，一是醉月。酒和月是李白诗中的意象，又是李白诗的具象。酒和月是李白诗的主旋律，是李白诗之魂。李白是酒中仙，也是月中仙。古老的月光，苍茫的月光，迷离的月光，凄美的月光，伴随他走过漫长的一生。他或借一脉素月，寄托对故乡的思恋；或牵引一缕清辉，扶摇而上，一夜飞渡镜湖月；或采撷一掬月华，装饰自己缤纷的乱梦，点缀荒凉的诗篇。李白一生存诗一千首，其中有四百首写到月。他的诗注满了月的素辉，月的晶莹，月光的缥缈和迷蒙，也渗透了月的孤寂和凄清。李白青年时期乍离故土，咏月怀乡，并无凄悲之感，“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借满天霜月，挥洒青春意气。“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那李白青年时代的月光，轻灵澄澈，正合意气飞扬的心境。人到中年，书剑飘零，半生谋官，却仕途蹭蹬，看到官场黑暗，人也浑浊，便产生激愤和抗争：“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他壮怀激烈，孤愤难平，每至静夜，反思人生，烦恼，忧愁，满腹怨患，油然升起，再看那轮孤月，心情更感到孤苦，青年时期的浩气、豪气都化为一杯苦涩的苍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说自己心中充满了愁思，无可排解，也无人诉说，只有将这种愁心托之明月，寄予天各一方的朋友，共赏一轮明月。
　　月光是空的，迷离的，缥缈的，虚无的。越是虚无缥渺的东西，越能产生浪漫主义的想象，越能激发诗人“上天揽月”的欲望。“酒能使人入梦幻，月能使人入仙道”。李白对仕途和理想沉重的悲哀，孤寂和绝望，并未导致诗人精神上的崩溃，自暴自弃的人格堕落。他背对龌龊的现实，放浪山水，啸傲江湖，皈依道家，寻仙悟真。“道真倍可娱，清洁有精神”。李白具有管、晏之术和匡扶天下的雄心大志，但又天真浪漫，无廊庙之才；他向往仕途，又蔑视皇权；他有儒家积极入世的追求，又有浪迹山水，自由放纵的道家风骨，这是李白性格的悲剧。其实唐明皇并没有看错他，李白只能当诗人，不能胜任高官大吏。政治这玩意他玩不转。李白应诏入京，原以为能施展抱负，他倾心酬主，急于披肝沥胆，抒写忠心。然而他卓而不群、恃才傲物的品格，就注定了他在朝廷不会受到重用，“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皇上只封了他翰林，且为供奉翰林。李白哪里受得这等窝囊气？自己虽拂剑击壶，慷慨悲歌，终莫奈何！
　　当皇上赐金还山，李白仕途之梦破灭了，只好重操旧业，浪迹江湖。这是李白人生的第一道低谷。尽管他遭到如此的尴尬，并没有熄灭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风海雨般的豪情，绝望的灰烬仍有希冀的火星，苦涩的心灵荒漠上仍有希望的花卉。“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你看他浪漫主义的诗情依然天真得可爱。“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仍然期望时来运转，否极泰来，一展抱负。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志。
　　“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已进入人生的暮年。但他极想报效国家，以酬壮志。他看厌了敬亭山，他玩腻了桃花水，他不远千里投奔李璘平叛队伍。谁知，李璘这忤逆之徒打着平叛的旗号，扩大地盘，妄图分裂国家。唐肃宗戳穿其狼子野心，兵锋指处，灰飞烟灭。李白也因此获罪，身陷囹圄。在流放押解途中，又喜获特赦，真是天降喜讯，天佑英才。
　　李白又回到皖南，玩他的桃花水，看他的敬亭山，捉他的采石矶的月。
　　但是时光易逝，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李白老矣，青莲居士老矣，翰林老矣，西蜀才子、巴山剑客老矣！“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孤独和凄苦折磨着一颗苍老的诗心。青天中道流孤月，长洲孤月向谁明？
　　

三

　　我寻觅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
　　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是清丽的、清澈的；
　　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是迷人的、醉人的；
　　一千二百年前的月光是不朽的、永恒的。
　　现在月亮还未从遥远的历史地平线上升起，只是暮色苍茫了，晚霞变得黯淡了，远处的山野田畴，模糊了。天空变成一抹黛蓝。宏阔的江涛依然节奏分明地汹涌着，隐隐地闪烁着鱼肚白般的天光。但整个江面越发幽暗了。岸边的树木黑樾樾的、乱哄哄的枝条，高高地举在暮空。归鸟唧唧，寻找着自己的栖息之所。很静，只有晚风裹挟着一轮轮波涛撞击岸石，发出比白昼更空洞的闷响。
　　我坐在采石矶的青石上，期待着大江月出，愿采撷一掬清丽的月光，祭祀一位漂泊的诗魂。
　　长江无语东流。
　　李白晚年是在皖南度过的。是这山灵地杰吸摄了他一颗诗心？是这流泉飞瀑江水溪流萦系着他无限诗绪？善酿的纪叟老汉的新熟的白酒令他陶醉？还是采石矶的白壁素月让他流连？
    安徽这方山水人杰地灵，古往今来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又哺育了多少名垂千古的风流俊才？佛道圣地九华山、天柱山，山青水秀的敬亭山、琅琊山，更有风姿卓越的黄山，令多少诗人如蛾逐光，诱发了他们多少情愫？黄山，七十二峰，层层拥翠，峰峰相连，加上奇松怪石，波涛般的云海，喷玉吐珠的温泉，构成一幅森郁绮丽，变幻无穷的画卷；天都峰高耸云端，如入帝乡仙郡，玉屏楼虚无缥渺，枝叶苍郁的迎客松，翠臂摇曳的仙立道旁，令人神思飞越，散花坞的“梦笔生花”，天然成趣，令人叫绝……
    李白写了大量吟咏黄山的诗篇，他遍访谢遗迹，倾尽了对谢诗人的崇拜和感怀。他更爱采石矶的月光。有一首堪称千古绝章：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我想，这首诗应该是在采石矶写的，或者是写给采石矾的。李白面对浩浩大江，仰望皎皎明月，孤独地徘徊在江边，大发感慨，一吐胸中块垒。李白的豪气冲霄，汪洋恣肆的诗才，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制，王公大人不能凌辱的伟岸形象和独立人格，使他永远站在现实主义的对面，陷入孤绝的境地。他只能诗酒浇愁，借月抒怀，以明月为友，以山水为侣。他生性豪放，充满了酒神的进取精神，饮酒是追求一种精神的解放；“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一醉”又是“累月”，这简直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夸张，超越凡人的想象。在李白眼里，有了酒，有了月光，什么王侯，什么皇权，去他的吧！你们算老几？他对月光真是莫逆之交，情深意笃。可惜我没有生在唐代，没有能够和李白在一块儿等待和欣赏采石矶的月光！
　　李白喜欢月光，他是歌唱月亮的诗人。梦幻般的月光和醉人的美酒，伴随着他走过浪漫主义的一生。他诗里蒸腾着酒的芬芳，也弥漫着月光的凄清。正如诗人余光中所云：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开，吐就半个盛唐！
　　李白独独钟情月光，大概是因为月光的冰清玉洁，纤尘不染，清丽高古。心有灵犀，李白厌恶人世的龌龊、浑浊，多想飞上月空，遨游青天明月，只有清冽的月光才能相配他圣洁的精神。李白晚年诗里常出现孤独的意象：“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更有代表性的是那首《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是一轮孤月之下，又是花间独酌，那是何等的孤独啊！一颗踌躇满怀、诗情烈火的心灵经过人生的漫漫风雨，此时此地是何等的孤寂凄凉啊！
　　月亮是孤独的，李白是孤独的。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地上只有一个李白。
　　李白孤独的程度在于他独创性的深度。孤独并没减弱他与人间的血肉联系，他以自语的方式同人间交流，以默想作为精神的触须，微微地伸出探索生命的价值。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不可能摆脱孤独，这是生命的痛苦，又是自然赋予我们生命的尊严。
　　李白尽管生活在一个开放多元的大唐帝国，特别是盛唐时期。但它的社会制度毕竟是封建的，它的思想基础是孔孟之道。在那样的时代，一个纵有天才、鬼才的诗人，没有政治权势作背景，单靠文学艺术自身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他只能借助文学言情抒怀，用理想和梦幻来编织一缕温馨，抚慰孤独和幽寂的灵魂。
　　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性格的悲剧！当他重返皖南时，已是生命的暮年，他心灰意冷了，对仕途彻底绝望了，身边依然是一把剑，一卷诗书。他的心灵更忧郁、孤寂、凄苦了！
　　

四

　　夜色更浓了。空气里弥漫着草木萌发的青苍味，江南特有的泥土发酵般的醇香味，还有浓浓淡淡的水腥味。氤氤氲氲，空气鲜冽、纯净，吸上一口，让人心肺尖尖打颤。幽黯的江面上蓦然出现一簇簇灿灿的冷银，像飘浮着一尾尾小鱼，玉白、葱白、雪白。江涛张着嘴巴，贪婪地吞噬着，但越吞越多，那银灿灿的光更亮了，广阔的江面上布满神经质的乱颤的银辉。
　　我抬头向空中望去，天空布满一天星斗，像李白的诗句在历史的苍穹上闪闪烁烁。转瞬间，远处的江涛里“腾”地跳出一轮圆月，光芒先是发红，继而赭黄，由赭黄变成浅金，渐渐又变成银白。啊，一轮江月“滟滟随波千万里”，“空里流霜不觉飞”。烟光万顷，银鳞万顷。江水碧空是溅天而过的淋淋漓漓的光芒。这是张若虚的月光，这是李白的月光，这是大唐的月光！只有他们的月光才如此富有诗意，如此幽雅，如此撼人心魄！
　　岸上之清风，江上之明月。一千二百年前这样诗意的夜晚，李白来到江边，心头郁积的烦恼倾刻间风逝云散，一片空明。月光给人一种仙风道韵，她有一种魔力，使人摆脱人间的俗尘，梦一样迷离，情一样秾丽。月光，使人感到惊人的隐秘性、消融性、虚拟性，月光使人想入非非，使人进入一种虚幻的世界，一种禅意潜远的世界。
　　孤月悬空，银河清澄，北斗参差，一片晶莹明净。
　　李白一生寻道觅仙，月光给他创造了一种虚幻的意境，他能不如痴如癫，如醉如酣，如梦如幻？月亮在江水里跳跃，飘飘悠悠，忽隐忽没。李白醉眼眬，看江水把月亮淹没了，扑腾跳进江水里捞月，又憨又痴的李白此时此地应该有这样的举动！嫦娥不是经不起月光的诱惑，偷吃灵药，轻舞长袖，飞到月亮上吗？那是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在青天碧海写下一个美丽的神话！
　　其实，李白并没有跳江捉月，更不会酒后跳江捉月，那不以身饲鱼了吗？他来到采石矶上赏月倒是真的，这里的江月的确迷人，令人遐思，诗情喷涌。李白独坐敬亭山后，李白独酌花间酒后，孤独的晚年，贫困交加的生活，郁郁不悦的心情，一生素志未酬的积愤，他到哪里倾泄？他临终还忘不了酒和月，为宣城一位已故的善酿的纪老头写了一首诗：“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这是他酒后的豪语。李白悲痛欲绝，在空明的月夜，酹酒长江，还整整哭了三天三夜。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和谐的统一。“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人们出于对谪仙的热爱，编撰了李白跳江捉月，溺水而死，魂归仙境的故事。
　　李白呀，你虽然仕途蹭蹬蹇涩，但你千首诗胜过万户侯，你战胜了所有帝王将相。不信，试试看，浩浩荡荡的二十五史，删去某一个皇帝，历史似乎没有什么反响，若删去李白，那历史会疼得大哭，会暴跳如雷，会怒吼狂啸！李白呀，你傲岸的身影，高贵的头颅，风流千古的诗章，永远屹立在岁月的长河里，你是历史的浮标，民族永恒的辉煌！
　　月亮越升越高，整个天空大地是一片空明迷离的世界，长江浩浩东流，涛声汩汩，浪语呢喃。
                                                              来源：《海燕》2007年第08期

郭保林：山东冠县人。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已出版散文集《青春的橄榄树》《五彩树》《郭保林抒情散文选》《阅读大西北》《大赋长江》等十四部，另有中短篇小说集、长篇报告文学集等四部，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首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齐鲁文学奖等省以上各类奖项近三十种。散文《祝福拉萨》《我寄情思与明月》《我在草原上追赶落日》《浪漫的草原》等入选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和语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