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语天涯》自序 文/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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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语天涯》自序

(摘录)



1



    我喜欢何其芳年轻时的诗文，尤其是他的《画梦录》，出国之后，我常望着高远的天空和低回的云彩，想起其中的名篇《独语》和它的画梦般的句子﹕昏黄的灯下，放在你面前的一册杰出的书，你将听见各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借用老诗人“独语”的概念和它的如梦如画的诗意，我穿过历史耀目的长廊，又一次展开心灵之旅。　　



2



    漂流之夜。没有圆月，没有星斗，于幽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因为独语，我感到肉眼看不见的兄弟姐妹就在身边，百种草叶与万种花卉就在身边，远古与今天的思想者就在身边。黑暗企图吞没一切，但我却听到暗影深处和我共鸣的轻歌与微语。我的故乡就在母亲语言与兄弟语言中。我的祖国乘坐语言和我来到另一片土地。故乡就在苍老而年轻的方块中。于是，我在虚无中感到实有，在乌黑中看到薄明与亮色。

　

3



    漂泊者用双脚生活，更是用双眼生活。他用一对永远好奇的童孩眼睛到处吸收美和光明。哲人问﹕小溪流向江河，江河流向大海，大海又流向何方？我回答﹕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里。歌德在《浮士德》中说﹕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观看。真的，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观赏大千世界与人性世界的无穷景色。所以，在我的远游岁月与独语天涯中，一直跳动着乔伊斯的这句话﹕漂流就是我的美学。　

　　

4



    英国思想家卡莱尔说﹕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日本文学批评家鹤见佑辅在他著写的《拜伦传》序言中引述了这句话。　

    我曾经在最爱我的祖母逝世时哭过长夜，曾经在故乡的大森林被砍成碎片时哭过长夜，曾经在看到慈祥而善良的老师像牲畜一样被赶进牛棚时哭过长夜，曾经在殷红的鲜血漂向大街时哭过长夜，曾经在被拋入异邦之后面对无底的时间深渊哭过长夜，我还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炼狱，胸中拥有许多炼狱的灰烬。我应当拥有独语天涯的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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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些在荒漠沙野中身陷孤独的求道者，我常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还能做什么？”寻找答案时，想起了尼采的话﹕真理开始于两个人共同拥有的那一刻。可是我只有一个人。然而，我立即想到﹕主体多重，我不仅是一个现在的自己，而且还有一个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分明是三个人。我可以和他们对话，可以和他们共同拥有真理起程的时刻。

　　

6



    “在大滔滔的既往与未来的合流之中 / 在永恒与现在之中 / 我总看到一个‘我’像奇迹似的 / 孤苦零丁四下巡行”——这是泰戈尔的诗句

我看到的自己也是孤单的身影，踽踽独行在宏观的历史大道与微观的现实羊肠小路上，独语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虽是无依无靠，无着无落，却与滔滔大浪共赴生命之旅，在莽莽苍苍的大宇宙中，与神秘的永恒之声遥遥呼应。于是，仅管独行独语，却拥有四面八方，古往今来，身内身外。



7



    心灵之窗敞开着，面对着共存的一切﹕太阳与墓地，存在与时间，洪荒与文明，星斗与小草，婴儿宇宙与孩提王国，罗马古战场与阿芙乐尔号炮舰，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奥斯维辛集中营，荷马的七弦琴和乔伊斯的意识流，中国的长城与博尔赫斯的迷宫。在思想的漫游中，我时而与唐．吉柯德相逢，时而与哈姆雷特相逢，时而与贾宝玉、林黛玉相逢，时而与达吉雅娜与洛丽塔相逢。冲锋、犹豫、迷惘、忧伤，不同颜色的独语，我都能倾听，而对于我的独白，他们难道就只有沉默吗？　

　　

8



    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书中写到﹕“你知道我很喜欢自言自语。我发现，在我的相识中间，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我相信北欧这位大哲人的话，因为他拥有自己的语言，那是他存在的第一明证。可是，二十年前，我绝不敢承认这句话，因为那时候我丢失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个体经验语言，只会说党派和集团的语言，这不是真的人，而是一只鹦鹉，一个木偶，一副面具，一堆稻草，一颗螺丝钉，一台复印机，一条牛，甚至是一只蜷缩在墙角时而咆哮时而呻吟的狗。　



9



    九年前的那个夏天，烈日几乎把我的体力蒸发尽了。在疲惫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上什么也没有剩下。对着天尽头那灰蒙蒙落日，我突然产生一种“惊觉”，这也许就叫做“顿悟”。我想到，头一轮的生命终结了。过去，我曾经向故国索取过，故国也曾给予过，而我也努力偿还，以致最后为了故国的孩子站在烈日的曝晒下呼喊。我能给予的都给予了。我不再欠债。我已从沉重的阶级债务和民族债务中解脱。这是生命的大解脱。一阵大轻松如海风袭来。轻松中我悟到﹕此后我还会有关怀，然而，我已还原为我自己，我的生命内核，将从此只放射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



10



    惊觉之后，我在镜子前看到的自己是完整的，不是碎片，也没有装饰。这是生命的原版。母亲赋予的生命原版，不再被意识形态所剪裁、所截肢、所染污的生命原版。美极了，葳蕤生辉的生命原版。这是神奇童年的心和手，这是自由歌哭的咽喉，这是丛林般的还带着嫩叶清香的头发，这是亲吻过大旷野并播放着泥土潮味的嘴唇，这是能看穿皇帝新衣的眼睛，这是瞳仁，闪闪亮亮地正在映射着每日常新的太阳。　

我要在生命的原版上写下属于自己的文字。我的仁厚无边的天父与地母，我爱你，我要献给你最美丽的礼物﹕心灵的孤本，生命的原版，和天涯的独语。



11



拒绝合唱。埋头在山西高原上写了《厚土》、《旧址》、《无风之树》的李锐，突然抬起头来说﹕拒绝合唱！这是一个写作者在黄土高坡上的独语，然而，它该也是，该也是一代惊觉者的独立宣言。我要在宣言书上签字，我要在签字后发出更响亮的生命的歌哭，我要独立咀嚼天地的精英然后独自吐出我的蚕丝我的独唱和可能的绝唱。合唱已吞没了我的青年时代，我不能在把整个人生送到合唱里，我已看清合唱的媚俗与空洞，我已给合唱的指挥员发出拒绝的通知。



12



没有拒绝，便没有生活。没有良知拒绝，不可能有良知关怀。面对黑暗与不公平，左拉发出的声音是﹕“我抗议”；冰心发出的声音是﹕“我请求”！请求是妥协性抗议，也不容易。我无法再面向庞大的客体，但我可以要求主体发出声音﹕“我拒绝”！至少必须拒绝谎言，失去拒绝能力，就意味着把自己交给撒谎的世界。

　　

13



此刻，康德从他的林间小道散步到我的心间小道。依依稀稀，我听到了他的独语﹕“人之可贵，是他只遵从自己所发出的法则。这些法则不是他人提供的，而是自己生产出来的。”这是康德对我的第一百次提醒。不错，我的主体黑暗主体懦弱主体混乱匮乏都是因为我太崇尚他人提供的原则，遵从的结果只有一个﹕只能说他人的话，无法履行内心的绝对命令，包括天真天籁的命令。于是，正如天空失去星辰，我失去了地上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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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问刘再复的两次人生

傅修海（学者）



    翻读刘再复的访谈录《走向人生深处》，第一感觉是“夜阑卧听风吹雨”，唯有倾听方能入耳入心入神。对我这样的小辈而言，刘再复的人生跌宕生涯和学术开阖气势，都只能是一种向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人生，于历史是势，于个人则是命。刘再复的第一人生，便因此而格外笼上些迷离斑驳的尘烟，不由得令人扼腕惆怅。

    然不管这段时光如何，第一人生的苦难与波澜，总归是酿成刘再复此后断裂和超拔的始基了。既如此，作为读者，我所欣赏的便是他的反思深度与平和态度。告别哪些和远离什么，固然是个中应有之意，但毕竟都是一种对待的差别，并非看透。可一旦有所决绝，由此而来的就是更令人欣喜的、对自我此身的发现和坚守，对彼岸的沉思和关照，所谓“天上星辰，地上道德律”一类的敬畏。借用书中刘再复的话说，那便是其“立身态度”的变化，即本书采访者吴小攀关注的“人生观的变化”。

    刘再复在磨难之后选择和认定了“存在先于本质”，他说：“既不纠缠于过去，也不执著于未来，不再制造幻想与乌托邦，只充分活在当下，就在当下感悟真理，创造存在意义。”这便是他的放下和舍得，尽管其间饱含着无奈与被动，更粘连着将自我剥离某种母体的血肉相连的苦痛。但唯有如此，他便没有了许多海外潇洒者的摇摆和高明，彻底获得自我放逐和游走的淡定，并不时以独语天涯的明慧而直抵人类基本精神的内囊深处。在我看来，刘再复的这些“闲敲棋子落灯花”式的心灵叩问，无疑是一种精神清洁。

    在书中，刘再复说国外十几年的生活，于他而言最大的收获有两项：“一是扩大了眼界”，一是“赢得了一个自由表述的个人创造空间”。他更把收获简括为“三宝”：自由表述、自由时间和完整人格。一种得到的珍贵和喜悦溢于言表。没有种种形态各异的精神文化、现实生活等等的重压，又怎么会有李贽的童心说和六祖慧能的顿悟呢？

重要的恰恰不在于某种得到，而在于如何看待和介入这些得到。以自由为例，刘再复便独具一格地向往和选择了“主体间性”的出处，如在文学艺术中寻找美善，强调其精神内涵和人性深度；于宗教则止于敬畏精神（大慈悲、大谦卑），“喜欢孤独的上帝”；对社会人生注目于关怀，关心思考人间的世事沧桑。然而，如此种种的“间性”，流露的绝不是他的何等悠游，而是展现了他在人世美好的叩问旅途中的温爱与从容。

人生最苦是我执。饱受片面进化论滋养的中国现代人，所执何其多。刘再复从第一人生到第二人生，仍都不免有所执。“写作”与“禅”结合的思想自救，不仅让他明白“梦里已知身是客”的灵动，也由此得以进入“一晌贪欢”的智慧的“挥洒”，返归贵族古典，沉潜原形文化，散淡禅意人生。这便是刘再复的第三人生。

    他认为人文学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观性的，它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和现实展开对话；一种是客观性的，那是对其精神价值进行具体把握。”进入禅的内核后，作为一个思想者，刘再复不但自觉把人文学术的思考奠基于客观，而且把学禅也基于“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不仅如此，他还强调破一切执，返归自性。所谓“一切看空了，生命更积极”。

    大乘佛学的影响和禅的参悟，无疑是刘再复人生境界飞升的一大契机。但不管如何，真正让他破关而出的，当是《红楼梦》悟。刘再复坦言：“唯有进入面壁的沉浸状态，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唯有在那里，我才能与曹雪芹等伟大灵魂相逢。”

    《走向人生深处》是刘再复的精神传记，而且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传记。其卓异之处，除却传主的风雨人生与智慧高格之外，还因为这是一本以纸上问答生成的传记。访问者机智、朴素和识见，带着倾听的热忱和富有思想的语言火花，牵出的不仅是叙述者串串珍珠般的智慧挥洒，更引发出了足以辅证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情思。



(本文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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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走出循环套

   

    以梁启超为先锋的近代史学革命，其关键的一点，是以进化史观取代循环史观。受其影响，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人，多半便以进化的眼睛看宇宙、看社会、看文化，但也有一些知识人对进化论提出质疑，觉得许多历史现象，特别是精神价值创造现象(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此外，即使认定人类社会的历史总趋向是进化，也不能不看到，历史流程中确有许多循环现象，造就是周期性的重复。例如分——合——分——合——分和乱——治——乱——治——乱就不断也重复。史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循环套”。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九三九年出版)中举了若干“循环套”现象，其中有一种很值得今天的中国注意。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份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大大的长进。加上有志之士除了做官之外，其他路子均不通畅，便都拥挤到官场里，使衙门的数目愈来愈多，官吏的队伍愈来愈庞大，而国家养不起庞大的官僚集团，薪俸不足，于是官吏便贪污得愈来愈厉害。清朝嘉庆年间，有名的贪污权臣和坤，积有的私产高达九亿两银子。官场的腐败自然引起民愤。老百姓的日子本就不好过，看到官场如此黑暗，便抗议、反叛、揭竿而起，于是革命，于是灭亡。造就是新政——腐败——革命的循环套。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朝代能走出这个符咒似的循环套。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否走出这一套子，是世界的眼睛所关注的。一九四九年之后，党中央领袖似乎看到这一历史魔圈，因此他一再警告胜利者注意“糖衣炮弹”，并通过不断革命的策略来杜绝腐败，力图走出可怕的循环套。可惜他的革命用力太重太猛，伤害太多人不说，还窒息了社会自生长自组织的活力，结果走向失败。邓小平终止阶级斗争，打开久锁的大门，这给中国带来生机，但也带来贪污“腐败”这一副产品。有这副产品并不奇怪，令人关心的是中国在副产品产生之后能否走出恶性的循环套，避免暴力革命。我不是历史宿命论者，因此觉得中国仍然有走出循环套的可能。但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光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建设一套制约腐败的机制，包括自由新闻系统这强大的监督机制。陈希同——王宝森集团的贪污案已敲下警钟：中国正是走向腐败的循环套，但尚未走到循环套的最低点(临界点)，如果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不加改革，这个临界点就会到来，中国历史就要出现一次新的轮回。



                                            原载《明报》199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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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诸相》编后记

白烨



    本卷作品的文体是杂感、随笔，主题是谈人性变异、论世人诸相，是从再复十数种散文集子里选出和编就的。

    在再复的杂感、随笔类文章里，由社会与文学的各种现象有感而发，最终进入到说人论相或察人观相方面的，比较普遍而集中，由此便形成了他此类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收在本集“人相”、“禽相”、“阿Q相”、“心相”、“众生相”和“时相”六个小辑里的文章，从世人诸相和人性异变的不同的侧面与层面，体现了他围绕着这个主题不断寻思的深度与不断探究的广度。

    在人的世界里，在人的发展中，人是如何地不断发生人性的病变与畸变，乃至懵懂又迅疾地的走向异化，浑然不觉变成了实为非人的人，或疑似人的非人，再复以他的详切观察所描述的种种情形，委实是令人可惊可愕，可憎可怖的。因他在人的异化现象的观察与体味中，同时也沿坡讨源地追溯导致种种异化的主观的与客观的，意识的与社会的种种内因与外因，这也就把造成人的异化的因由与原委，真切而深刻地揭示了出来，让人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使得人们能够从人的种种“形”变，去探悉人的种种“神”变，进而去思索和探究导致这种人的异变的人性的与社会的种种痼疾。可以说，这种集大成式的人性病灶的诊断与寻脉，堪为继鲁迅之后对于现代国人国民性的又一次深入刨解。

    让我深以为然的，还有作者在一些文章里不时显现出来的忏悔意识与反思精神。再复在审视人的异化与畸变时，没有绕过和漏掉自己。他在《论傀儡人》中直白道：“自己曾也是一个傀儡分子”。在《思我思》里又告白道：“过去几年里，我对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作了些‘反思’，现在又对这些‘反思’再想一想，这便是思我思。”正是从自己出发，首先反思自我，他在不断深化自己的文学研究的同时，也不断地超越着已有的自我，使自己的思想日臻成熟而浑厚，学问也趋于深湛与丰博。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理论，到后来的“告别革命”，“重读《红楼》”，及至这本“人性诸相”，再复的理论批评与学术思考一直都有一条内在的主线在一以贯之，那就是立足于“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围绕着人的主体与本体性问题，发人所未发之蕴，言人所未道之言，在人的问题上，持续地探赜索隐，不停地穷形尽相。由此，他把人学与文学作了最为深切的勾连，对“文学即人学”作了最为透彻的阐发，并形成了只属于他自己的以“人本”为底色的刘氏理论批评体系。

    因为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再复有关人的问题的所感与所思，所见与所得，这本专题性的杂文集子，不仅份量并不轻飘，而且也是进而读解他的理论思想的重要读本。

是为编后记。



2010年8月6日晚于北京朝内







作者后记

刘再复



    读了此卷的清样，才发觉自己所写的这些幽默性杂文，大都作于九十年代初期，尤其是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和九二、九三年。大约这两三年自己已从政治阴影中走了出来，辞别故园的沉重感已经开始放下，而且受到卡尔维诺“写给下一个一千年的备忘录”的启迪，觉得自己也应当尝试一下“以轻驭重”的写作，因此，除了写出《人论二十五种》之外，还写了“飞旋的黄鼠狼”、“四代卫卫的故事” “老母猪的儿女餐”等一组人禽交织的近似小说的纪实篇章。这些实验性散文发表之后让自己和一些友人开心了好些时日。今天再读这些杂文，觉得虽有些戏笑，但只针对“现象”，并未针对“个人”，文中的界线还是有的，何况幽默本就与讽刺不同，它没有攻击性与伤害性，只是善意的鞭挞而已。

    在国内时我几乎未曾写过杂文，因为那时工作太重“忧思”也太重。精神上一旦负荷过重，就不会有喜剧性笔触。此时再读海外所写这些带笑的文字，还是有些偏爱。这些文字毕竟帮助过我从孤寂中解脱。

    “杂文”能构成一书与国内的读者见面，这要感谢白烨和叶仙两位老弟的搜索与汇集，并要感谢责任编辑郑勇的“把关”和他对稿本的细读细校。

    读后高兴之际，特书写上述文字以铭记。



                                    二○一○年十二月五日

                 于美国马里兰州

                 剑梅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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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思想的踪迹

                               ——刘再复《人文十三步》序

林岗



    这部刘再复著述选编本的取名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约略接近于他二十年来思考的轨迹。其实海外期间刘再复的人文著述并不止“十三步”，一些引发很大反响的作品，如他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就没有收录进来。但这总算勾勒出一个轮廓，再现这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现实对话的心路历程。

    二十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距离了，而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足可以尘封旧事。通过刘再复的著述和出版就可以透视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八十年代，他在文学和人文研究领域，引领思潮，推动拓展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文坛和学术圈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而他那个时期的论文和著作，如《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更是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广泛阅读。无论是得到高度赞赏还是引起激烈的争辩，都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可是这一切到了八十年代末端就嘎然而止。从那以后他离开他熟悉的土地而生活在异国，虽然他继续写作，勤奋思考，但在简体中文的阅读范围内，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读者见不到他九十年代以来写的文章或著作。作为一个依赖于语言和文字而工作的人，刘再复从简体中文的阅读视野里消失了。读者找不到他，他也无从寻找自己的国内读者。对于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他的一切仿佛就此尘封，就此不见踪影。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简体中文作者的刘再复就是一个“新作家”，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作者。直到近年，刘再复的一些曾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作品和著作，才得以陆续以简体中文的形式出版面世，进入大陆更为庞大的读者天地。在老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仿佛“复出”；而在新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是“新进”；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是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还是像他八十年代时那样，思考、读书，写作。二十年来他的写作和著述出版就是这样交织起一个年代错落的故事。为了让这个年代差错的故事不再差错下去，让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了解这二十年的“空白期”刘再复还写了些什么、思考了些什么，让新一代读者能够了解二十年来刘再复著述的概貌，于是就有了这本《人文十三步》的编选。顾名思义，里面收录的篇章都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曾经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十三部文学研究和人文思考的著述中选录出来的。虽然有只选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足，但也有择取要篇，显示著述风貌的长处。

八十年代末突如其来的巨变虽然将刘再复抛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他从此海外漂流，“梦里已知身是客”（他的散文语），但并没有使他放弃一以贯之的散文作者、学者、思想者的人生本分。相反他比以前更执著，更勤奋，更用心，将祖国的语言背在肩上，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笔有纸的地方，就是故乡，就是家园，就是精神生活的天堂。二十年来他写下的散文集、文学评论和人文探索的单本著作，粗略的估计也有三十本左右，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结集的单篇文章和选本不计在内。刘再复二十年来的写作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轨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散文的写作。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出版过好几本散文集，如《太阳·土地·人》、《洁白的灯心草》、《人间·慈母·爱》等。他的散文诗脍炙人口，以赤子之爱抒写思想者的悲欢歌哭。如他的《读沧海》、《又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和《寻找的悲歌》就广为传颂。出国浪迹四方，他的散文视野更广阔，笔调更深沉。他的海外散文总名为“漂流手记”共十卷。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过十卷“漂流手记”的选本，取名为《远游岁月》。他的散文名篇感人至深，多篇作品被海外中文教育读本选为课本或者被海外中文学校朗诵比赛指定为必诵作品。许多海外读者，可以不了解他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考，但却被他的散文所感染和吸引。笔者以为，他的散文当之无愧是当今中文世界的一流散文，相信这一点会慢慢得到大陆读者的共鸣。

    除了散文创作，刘再复海外写作第二个聚焦点就是他的老本行文学评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九八四年底即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不但是他的热爱，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可以说刘再复就是一个文学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出色的评论家。他二十年来的文学评论和研究，一方面是延续了大陆时期已经形成但来不及形诸笔墨的问题意识，而另一方面又面对海外中文研究遭遇的种种状况发展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罪与文学》、《放逐诸神》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代表；而《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在42年延安整风之后，逐渐走向了教条化、公式化的写作模式，对五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八十年代刘再复提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文学主体性”理论，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积重多年的极端化写作模式。到了海外，刘再复的思索更加深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积弊深重的源流因果，于是有《罪与文学》的写作。而对鲁迅和张爱玲的评论，最能看出大陆和海外文学研究中潜藏着的“学术政治”的倾向。如果在大陆可以概括为“扬鲁贬张”的话，那海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扬张贬鲁”。在大陆，其实“贬张”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但在海外若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爱玲的不是，则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冒相当的风险。在“张迷”、“张痴”气氛浓厚的海外，几乎无人敢说张爱玲的不是。刘再复本着学者的坦诚与海外现代文学评论界对话，写出《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一文。他肯定张爱玲早期小说对人性深刻的发掘，也指出张爱玲后期写作大失审美水准及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尤其不赞同海外学界对张爱玲的过度溢美。刘再复的文章，在海外中文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海外的二十年，刘再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人文思索上，这构成他写作的第三聚焦点。与其说刘再复是一个专家型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如果要他在诗和思想之间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他一定不会像柏拉图那样干净利索：驱逐诗，拥抱哲学。他一定面有难色，就像遭遇康德悖论那样，迟疑慢考，然后笑一笑说：我能不能两样都要？是的，他一定会两样都要，既要诗，也要思想。诗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则是他展开生命的翅膀。在大陆时期的写作，他的思想大多或者化为意象而潜藏在优美的散文诗文字中，或者凝结为问题意识而展开在文学对象的评论之中。到了海外，他思想者的特性不但得到了更充分的舒展，而且还寻找到更贴切的文字表达形式。它们不再是寄居的形态，而是独立的个体，就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脱离父母家庭的庇护，独立地面对人生世界。这些写作的聚焦，就是他人文思索的文字。它们占据了他非创作类写作的绝大部分。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刘再复的人文思索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传统经典别具匠心的阐释，如《我的六经》；有对现代美学经典著述慧心独发的解读，如《李泽厚美学概论》；有对传统文化糟粕的现代批判，如《双典批判》；更有漫游于人生天地，禅悟于大荒无穷，借助《红楼梦》而抒发覃思妙悟的《红楼四书》。这些形态独特的著述，如果把它们看成是学理的探讨，看成是文学的评论，固然没有大错，但是还不足够，甚至是忽视了最基本的地方。它们首先是人文的思索，是思想的表述。刘再复到了海外，也许是因为退去了以前种种“桂冠”，丢掉了以前种种“名号”，于是更显示出思想者的生命本真气质，他就是一个思想的探险者，跋涉于宇宙人生的大天地，求索于亘古及今的大传统，看见什么景致，悟得什么智慧，便用优美的文字表述出来。于是成就他著述中别开生面的人文思索。

    或许会认为刘再复去国他乡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文思想环境和氛围就像它的经济一样，一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文字思考是不是已经与这片土地远隔了？尤其相对于八十年代他曾经的思考主题，已经迥乎不同，一些见解简直南辕北辙，那它们是不是和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有了隔阂呢？以笔者的认知，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至少它是一个误解。只要是真正的思想，它不可能没有背景，它不可能没有对话的对象。区别在于是显在还是隐在，在于是深层还是浅层。不错，在刘再复海外时期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索的著述中，那种与具体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相关的特征是淡退了，借用佛教的术语，以前讲“救世”，如今讲“自救”，看起来是大大的不同，而一旦弄清楚那个相对于言语的背景，即可知它一样有鲜明的针对性。思想者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对话者，他不会无病呻吟，不会对空放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的理论主张之所以被认为现实感强，历史针对性鲜明，乃是因为他的言说所关怀的对象非常具体，语言不脱语境，人们皆是身处其中，很容易感同身受而被领悟到。到了九十年代，此情此景不再，他将这类“时局”、“形势”意义上的现实从自己身上放逐出去，将人事纠缠、成败得失从自己身上放下，转而面对历史，立足生命，思考更普遍、更深邃、更永恒的古今大疑问和人生大困惑。这既是思想能力的提升，也是思想境界的提升，这个提升自然带来了他思考、关怀的对象更加广阔、博大。换言之，它不再是一人一事，一言一行，而是直探本源，直指本根。思想的背景深阔了，关怀的对象广大了。如果对这一点欠缺解悟，便会觉得刘再复的言说“脱离实际”；而一旦有了解悟，便会觉得他的深思智慧，“正是说到了痛处”。

    例如他有一篇讲演整理成文《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这篇文章也收编在本书中。乍看过去，贵族精神不但多年无人提起，而且自现代革命以来，这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在现代语境中，它只和背逆潮流、垂死挣扎、孤芳自赏连在一起，从来没有和什么正面的价值沾过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样的“最高指示”我们耳熟能详。在过去讲革命的年代，需要发扬的是“泥腿子”精神；而现今讲经济的年代，恐怕需要发扬的就是“孔方兄”精神了。贵族精神更没有它的地位了。显而易见，刘再复这个时候讲贵族精神，不但在舆论气氛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在学术话语中，也不见得有“前沿性”。但是，我要说，他的这篇讲演是高贵的。它的高贵正在于它“逆历史潮流而动”，它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英勇气概。而且，他的这篇讲演也是前沿的。它不是学术话语里那种喋喋不休的，人言我言的前沿性，而是在一个被俗气潮流所覆盖的世界里呼唤正面价值的前沿性，是言人所不言的前沿性。只要我们略为意识到在物质世界、金钱世界的迷失，只要我们对当代功利取代一切的价值观略有所省悟，只要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污浊本质略有痛感，读一读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谁又谓它“脱离实际”呢？

    古人说开卷有益。无论是读刘再复的散文还是人文著述，正是应了这句古话。编者编选这本书，正是希望它能起导读的作用，使读者有可能循此进入他深邃的思想世界，追步他思想的踪迹。





                                            2010-11-3



                                              林岗 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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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十三步》后记

   

    当周青丰先生把《人文十三步》的清样发到面前时，我才想到，应当写个“后记”，借此感谢几位朋友。

    感谢林岗编选此书并作了序。林岗对我的著作和我的心灵之路非常熟悉。这两年他为我撰写《漂泊传》（香港明报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书局）、《远游岁月》（广东花城）、《双典批判》（北京三联）、《刘再复文学评论精选》（台湾新地）等四书序言。每一篇都是知心之论，这一篇也是知心之论。我年近七十，百感沉底，万念归淡，但每次读林岗的序文，总是不免感动，觉得人生中有一个比自己年轻又是学问、思想、品格三者兼备的朋友，真是一种幸运。二十年来，他无论是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作学术访问，还是在深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都离我很近。他是一个有足够的内心力量不回避我而且敢于和我共著《罪与文学》的学术赤子。其真才实学，所知者尙少。前几天我给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的《朱光潜美学十辩》作序时，就说夏中义和林岗是我遇到的两位出色的青年人文学术批评家，只是夏中义的重心在当代，而林岗的重心实际上是古代与近代，对我的评介，并非林岗的研究重心，但因历史的因缘际会，使他对我格外了解，评述之语也句句说到要点上。

    感谢“再复迷”网站的负责人，五年来日夜辛苦，孜孜不倦，凭着对人文的酷爱与真挚的兄弟之情，助我写作，为我的文章录入了近一千万字，把我的著作几乎都纳入了网站的“数据库”之中，因此，林岗编选完成后他就立即“调出”数据库中的文稿，使得《人文十三步》很快就成书。

    感谢周青丰。他是《人文十三步》的组织者与策划者。青丰为人质朴真诚，工作极为严谨。他是一个很难得的具有人文理想又脚踏实地进行人文建设的出版人才。我能得到他的支持，感到由衷高兴。青丰聪慧而有文学修养，《人文十三步》这个题目，也是他想出来的。不用“部”而用“步”，这就寓意更深。

    感谢王强、董曦阳、张今亮三位年青朋友，他们都有很深的人文关怀，都不计功利地精心编辑我的书，为了把我的书做得更好，他们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和青丰聚集一起推敲切磋，为了某个细节的调整，或者某个设计的完善，商谈至夜深……衷心感谢他们。

     本集子第一辑从《罪与文学》中选出，此书是我和林岗合写的专著（第一辑所选的三篇也是我们共同执笔的文章），二〇〇二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集子中的第八辑选自《大观心得》，这本是散文集，属“漂流手记”第十卷，但此卷中也有一些人文性质的文章，选上两篇也无妨。还有第六辑即“鲁迅论”，此书青丰选中并即将由中信出版，林岗选了两篇使“十三步”的足迹更清晰，我也就没有疑义了。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告别革命》与《高行健论》两书的缺席，倘若此二书也能加入，我在海外的人文“步伐”就更完整了。



                                 刘再复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四日

美国 马里兰

教师之友网

再读刘再复的《读沧海》和《又读沧海》

蓝澜



    刘再复是著名文学理论家、散文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89年去了美国，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客座教授。前年回国，现在仍客居北美，今天，重读他的《读沧海》和《又读沧海》散文诗仍感到震撼的力量和他作品所赋予的深意。

    刘再复的散文诗以他的思考品位之高，情感负荷之大，风格之庄重深沉，语言之空灵隽美而格外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刘再复的《读沧海》这首散文诗充滿生命了的激情，意境壮阔、高远、博大，语言大气磅礴而不失隽永，写作风格别具特色。作者把大海加以幻化，熔抒情、思考、求索、联想、议论于一炉，使这篇散文呈现出奇光异彩。作者的艺术构思具有很强的层次感，即从海面、浅海、海底三个层面一层深一层地来表现开来。

    读沧海的蓝，漫无边际颜色溢满心中的海，一种浩然之气来自心灵最深处的震撼，也震慑读者的心。诗人要歌唱沧海的浩瀚历史，诗人要舞动沧海的纯蓝浪涛。刘再复的《读沧海》的确是一篇思想深邃、气势开阔、文思汹涌的散文诗。作者把这篇散文诗分为三章。

    由于刘再复的这篇散文诗具有音乐美和画面美，我们不妨把它看作一首海的交响乐章来读，第一章，作品的第一乐章，作者从全新的角度，把大海借喻为“书籍”、“启示录”、“经典”，这奠定了全篇的基调和核心。接着，很自然地引出对大海情景的描写：浪花，波光，迷蒙的烟涛，从天外滚滚而来的蓝色的文字，发出雷一样响声的白色的标点……。这一段清新、隽永的文字，构成了散文诗特有的意境和氛围，给人一种立体感的画面，并使人产生一种美好的情思和联想。

　　第二章为第二乐章，是一个充满抒情的气息和畅想的乐章，抒情和议论相得益彰，笔调和前一章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章为第三乐章，在这个乐章中，描写了诗人渴望海洋与人类的和谐世界，同时使诗的主题得到了新的升华，在这个乐章中，我们似乎听到作者心灵的呼唤：“去寻找新的力和新的未知数，去充实我的生命，更新我的灵魂！”　　

    熔抒情、求索、思考、联想、议论于一炉也是《读沧海》的显著的思想和艺术特色。作者笔下伟大神奇的海，既是“天与地之间的书籍，远古与今天的启示录”，又是伟大而深奥的观照和启示。作者畅开胸怀，直抒胸臆，体验着海，体验着自由，体验着无边无际的壮阔，体验着无穷无尽的深渊，于是，领悟到了生活的美好，人生的明媚，生命的可爱，大自然的伟力和不可抗拒。

    这篇散文诗的第二个特色是比喻巧妙而独特。大海，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丰富而博大，充满生机和希望。同一种题材往往有很多人去写，难免落入俗套，写大海，可谓不乏其人，如曹操的《观沧海》等等，有许多描写大海的诗篇，然而散文诗《读沧海》，却以独特的视角，巧妙地把大海比作一本书，把大海当“书”来“读”，通篇围绕着一个“读”字展开，由“打开海蓝色的封面，我进入了书中的境界”到“从浅海读到深海，从海平面读到海底我神往的世界，”层层展开，步步推进，从而使作品获得较大的思想容量和较深的感情渲泄力度的空间。   

    第三个特色是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融入作品的旋律感的音乐美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美。在《读沧海》第二章中，他这样写道：“ 你，伟大的双重结构的生命，兼收并蓄的胸怀：悲剧与喜剧，壮剧与闹剧，正与反，潮与汐，深与浅，珊瑚与礁石，洪涛与微波，浪花与泡沫，火山与水泉，巨鲸与幼鱼，狂暴与温柔，明朗与朦胧，清新与混沌，怒吼与低唱，日出与日落，诞生与死亡，都在你身上冲突着，交织着。”正如他女儿刘剑梅所说：“他是借用外宇宙来谈内宇宙，借用沧海等大自然的意象与力度来雕塑人的内宇宙......他的诗充满野性呼唤，人性的渴求；他急切的唤醒被虚伪理性所压抑的母爱和大自然的爱，”浪漫主义情怀、对大自然的咏叹融入作品的音乐美和作品表现的画面美，也就是他作品的色彩视觉效果和音乐的旋律美，正是他篇散文诗的第三个艺术特色。

   《读沧海》虽篇幅不长，但它的容量非常阔大，上至宇宙太空，下至世间风俗，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文明，从自然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诗篇融入了海洋学、地质学、天文学、历史学、民俗学、文艺学、音乐艺术等诸方面的知识，表现了一个学者的探索，一个诗人的情怀。一个哲人的沉思。

  　读沧海的蓝，浓墨重彩的颜色溢满心中的海，那是紫、白、绿、蓝，的色彩是来自心灵最深处的震撼，诗人又读沧海一脉绸缎似的蔚蓝，紫色的沉思与白色的爆发，浅白的天街和深绿的灯火，经籍般的渊深，史诗般的广袤，蓝色的神秘与白色的神秘。这幅画卷的色彩是浓烈而凝重的。　   

    这就是刘再复的《又读沧海》，在这里敞开的辽阔胸襟，字句间激荡入胸的是豪情，就是这篇散文诗经给人留下视觉的冲击力，同时把汹涌着宇宙的情思融真善美于一身，他那博大、壮阔、高远、深厚、凝重的情怀和艺术氛围，将人引入一个壮丽浩渺、激荡不息的灵魂世界，更大气磅礴，意境高远，震撼心灵 。  

    沧海，横贯天地的巨幅画卷在诗人面前铺展开来，也在读者面前铺展开来，诗人顿感自己的渺小，仿若微尘。面对辽阔的沧海，诗人只能惊叹，惊叹“大自然的史诗，千姿百态”；惊叹“又是望不尽的蓝幽幽，又是读不完的白茫茫”。

从容不迫的大海，“你随时可歌，随时可舞，随时可沉默，随时可爆发”，这就是大海的性情，浪尖上、波峰上、沙滩上，全记载的不折不扣的海的性情。即使诗者“已读破了许多圆月，已读圆了许多缺月”，但海浪依旧，海风依旧，时间只是海中一粒流动的沙。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海，诗者不禁感慨“你的高歌与呜咽，你的纯情与傲眼，你的豪放与婉约，都使我壮怀激烈，也使我头颅低垂”。

    从浅海到深海，从海平面到海底，不朽的经典洗刷时间的足迹，伟大的启示录唤醒诗者的灵魂。诗者期待与海共鸣，心中的海与面前的海的共鸣，期待大海“请你也如我一样多情，请你常常徘徊在我的岸边，我的沙滩，我的岩角”。这是一种期许，也是一种与海的心灵的相融。

    所以他写“大海，我曾多次走到你面前。我见到了你，但你未必见到我。我不倦地阅读你的浪涛，但你未必发现我的烟波”，因为我的海“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的海，连我自己也不愿意阅读的乏味的海，吸引不了你的蔚蓝色的眼睛，我不怪你。”这是诗者对自己流逝而无收获的过去深深的自责与反省。

    觉悟后的重生让作者喜悦，诗人高呼“我已重生。我已拥有我的大海，拥有海的脉搏，海的呼吸。我已拥有海的温柔与粗暴，海的愤怒与忧伤，海的妩媚与豪放”。重获海魂的喜悦在文章的最后洋溢着奔驰的自由与雄浑。“今夜，我带着复活了的眼睛，在星辉抚摸的海堤上，重新阅读了沧海，重新阅读你的雄奇与神韵，我将有许多新的领悟”，这些领悟是时间的海所赐予的，时间磨砺出觉醒后的大彻大悟。

    诗人最后以“我不再彷徨，只要在你的面前，我就不会空虚，我就有望不尽的蓝幽幽，读不完的白茫茫。

    他女儿刘剑梅说：“他的诗简直是生命复活后的大狂欢，从对自身个体存在积极肯定出发，他好奇地一遍遍读着深奥的大海，并被自我克服自我战胜的蔚蓝色的奇观”所感动。”还说：“我读父亲的散文诗，总是被他体现的这种生命的力度所感染。因为有了这种力度，他永远都在寻找，永远都不停息，不惧怕望不见顶的高山，也不惧怕深不见底的幽谷。朋友们常说他虽然是理论家，可是很有诗人气质。我也非常同意，其实，他不仅有诗人的气质，还有诗人的童心。他在海外寻找情感的故乡，最后找到的还是那一片天真天籁的孩提王国。”剑梅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理解刘再复的这两篇作品，今天我们重读这两篇作品，是不是还在感叹于他那如醉如痴对生命的热情和他作品深邃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6866320100ank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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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更如火

——缅怀胡乔木



    听到胡乔木去世的消息后，我就想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在他生前，除了听他作报告之外，只和他交谈过两次，但都是在公共场合。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开幕前。他一到会就见了我（因为我是会议的主持人），并认真地问我：鲁迅给《往星中》作的序收录在鲁迅哪部书里？我一下子答不上来，只说这是俄国安德烈夫的作品，李霁野所译，但忘了是不是鲁迅所作的序。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听了我的主题发言，便从主席台的右边走到我身边，说了一句“你讲得很好”的鼓励话后，交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刚才说的往星中鲁迅有序，是记错了，李霁野先生告是韦素园写的。



    因为非常敬重胡乔木，我立即把条子收好。回到家又立即翻开鲁迅书信集中写给李霁野的信，口里念着信的内容：“《往星中》写得较早，我以为倒是好的”。（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七日信）。心里想着，胡乔木同志这么忙，还这么用心，真值得我学习。另一次见面是在缅怀吴世昌先生的追悼会上，（下文再细说。）除了这两次，还有一次最早的见面，竟是“擦肩而过”。那是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下午，我到聂绀弩家，在楼梯口见到他和一个年轻人走出来。我认出是他，但他不认得我。我不敢打招呼，只是惊讶地站着，目送他上了小车。定神后我立即跑到小楼的第四层看聂老，一见聂老就问：刚才胡乔木同志是不是来看您。聂老斜卧在小床上，指指抽屉：里面有他刚刚送给我看的三首诗，是复印件，你看看。我打开抽屉，立即当着聂老的面读了起来。第一首写道：“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辩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第二首：“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得意晴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长风直扫十年醉，大道遥通五彩云。烘日菜花香万里，人间何事媚黄金。”第三首：“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诗的下边还写着“绀弩、周颖同志留念。胡乔木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聂老听我读完就问：“喜欢吗？”，我立即回答：“喜欢”！聂老说：那你就拿走吧！我说：“那就不客气了。书剑无成众志成，这句写得真好”。聂老说：“乔木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最有才华的。”我知道聂老也是钦佩胡乔木的，所以他的“散宜生诗”集才有“胡序”。一九八九初夏我离开北京，匆忙中跑到书房里抓了一把珍贵书信，其中有钱钟书、冰心、聂绀弩的，没想到胡乔木这三首诗也夹在里面，于是，这三首也跟我一起浪迹天涯了。

    尽管和胡乔木没有私交，但是我一直感到和他有一种忘年的神交，并感到在一九八四年我发表一系列关于“性格组合”文章之后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一九八五年，他的儿子胡石英在民族文化宫的饭店里特请我和汪曾祺、刘心武吃饭。一见面石英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父亲希望我和你们交朋友。”说得很诚恳。那一瞬间，我感受到胡乔木的热切的眼光。不过真正感受到他的关怀还是漂流到海外之后。

    一九九O年还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几位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胡乔木多次地保护我和李泽厚，说他对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平乱报告”中的胡乱点名很不满意，特别是点了我和李泽厚的名。他对一些朋友说：李泽厚和刘再复是搞学术的，这次被卷入了政治，也不能随便点他们的名。胡乔木的这一鲜明态度，王蒙在回忆乔木的文章中曾经记载。除了和王蒙表示过，他还多次在社会科学院里说过。

    听了这消息后我是很感谢的。我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发出另一种声音不容易。一九八九年的夏秋，在中国是个不寻常的时间，到处弥漫着恐怖的空气。陈希同本人自然很轻，但他的报告挟持国家名义，其势却很重。在那样的时候，地位再高的人都面临着“立场错误”的罪名。因此，即使是平常呼吁要人们讲真话的作家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也说不出话来。在这种特别的历史时间中，胡乔木能站出来替我和李泽厚说话，为两个正在被讨伐的思想者仗义执言，确实难得。只有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才知道在这个时候发出另一种声音、表达另一种情怀的宝贵。

    我和故国隔着沧海大洋，万里之外传来的消息无从证实，但我一听到胡乔木关心的消息，立即就相信，因为这种关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他就多次保护过我。那时《红旗》正在拿我祭旗，批判我的主体论。社会科学院党组正为《文学评论》的“倾向”撤消我主编职务。胡乔木知道这些后，站出来为我说话。这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吴世昌先生去世。几天后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为吴世昌先生举行葬礼，胡乔木和习仲勋、邓力群、胡绳、周谷城等都去参加。在休息室里，我作为吴先生所在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前去向他们致意。当我走到胡乔木跟前的时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胡绳和吴介民也跟着站起来）对我说：“这几年你写了一些很好的文章，我很高兴。你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主体论也写得很好，但刚刚提出问题，总会有争论。有争论不要紧，我支持你的探索。”我听了之后很高兴。这之后大约五天左右，我又接到钱锺书先生的电话，让我立即到他家里。我一见到钱先生，他就说，刚才乔木到这里，他说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他平素很少理会这类事，但这次特别。他和胡乔木私交很好，胡乔木常住在钓鱼台，离钱先生的寓所很近，到钱先生家时还常穿着拖鞋。这次他对钱先生再次表示对我的支持，说明他在八宝山殡仪馆对我说的那一番话是真诚的。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王蒙给我打电话，我恰好不在家。过一会儿，当时《文艺报》主编谢永旺又来电话，说王蒙委托他转告我，昨天在中央开会时，胡乔木对他（指王蒙）说：刘再复论文学主体性，写得很好，我非常喜欢。这是我在反自由化运动中第三次听到胡乔木支持的声音。因为一连三次，我便觉得胡乔木决心保护我渡过新的政治关口和保护我的学术探索，态度很郑重。中国的政治运动，随时都会把人吞没，钱先生、王蒙他们也怕我被吞咽下去，所以一听到胡乔木说话，就松了一口气，立即告诉我，其心意也很重。那时我一面感激，一面也自怜自叹：写了几篇学术文章，为什么就面临如此的深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除了重复领袖语言之外，总得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文字，而我只说了一点自己的话，就这么危险吗?但细想起来，也真有危险。原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革命资格那么老，就因为说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话，不就被送进监牢吗?中国的监牢没有知觉，它不会拒绝饮啜着知识分子的脑汁与胆汁。

    尽管我明知胡乔木的保护是真的，但李泽厚出国之后，我又特别问了他。李泽厚说，是真的，而且不只一次。听了李泽厚的证实，才知道在中央电视台上放了录相点了我们名之后，胡乔木也坐不住，他立即给李泽厚打电话说：“你不要紧张，我会说话的。”后来，果然多次说话，还特别约请李泽厚、王蒙和他一起到冰心家，可惜找不到李泽厚。在高级干部中，恐怕也只有胡乔木认真读过李泽厚的著作，一九八七年，当胡乔木读了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之后，非常高兴，给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说：“可惜我读得太晚了”，话说得很诚恳。

    到海外之后，才知道胡乔木仍然背着“极左”的名声，不少文字仍然抨击他。读了这些文章，总觉得他们把胡乔木有时理解得过于简单，有时又理解的过于复杂。其实，胡乔木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所谓“极左派”，也不是一个复杂得布满心机的政治家。他是个很有才华的思想者，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笔杆子。前者占上锋时他像一匹骏马，后者占上风时他却像一头驯服驯良的老牛。但不管怎样，在他的性格深处，一直还保留着一点书卷气。在中国数十年的政治狂风巨浪中，能保留一点未被风浪卷走的书卷气，就很不容易。这也足见其性格中真诚的一面还是坚韧的。但因为有书卷气，也就难免在政治风浪中把握不住自己，摇摆于两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参加筹办与《红旗》抗争的刊物《思想战线》时，就看到他作为这一刊物的设计者而不断左右摆动。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本是邓小平热烈支持者的他，却惊慌失措地揭发了许多邓小平的言论，印发出来，竞有数十页的一本，使人读后又困惑又惋惜。可是，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他，反而把他推向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我想，邓小平是了解这位党内大才子的书卷气的，而且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学识可以和胡乔木相比。

    我曾与许多海外的朋友直率地谈论胡乔木，但他们常怀疑是因为他保护过我所以才替他说话。这种时候，我都要严肃地告诉他们，我当然不忘保护的情意，但情意不能代替理性评价。而且从保护我这件事中，的确可以看到他虽是高级笔杆子，但还是没有被异化成政治机器。在中国，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很难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和属于自己的声音，而胡乔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难得。而且我对胡乔木的评价，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保护过我。其实，从六十年代我读他的诗词之后，就很敬重他。在山东劳动锻炼时，我就背诵他的许多的诗句，“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攀山越水寻常事，英雄不识艰难字，奇迹总人为，登高必自卑。”这些诗句一直帮助着我咽下窝窝头而渡过那一段劳动过于艰辛的岁月。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可能是他的生命达到高峰的时期，那时他的思想真是活泼，可以说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驱。我听过他的“反对长官意志，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大报告，也听过他关于文学研究的许多小报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七十年代末一次关于鲁迅的研讨会，那时还没有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研究者们还蒙昧地以为把鲁迅捧得愈高愈好，而他的讲话题目则是“不要以讴歌代替研究”，可说是击中要害。那时的文学研究，除了讴歌鲁迅，就是讴歌毛泽东诗词、讴歌一切“革命诗人”和“革命作家”，他这么一提醒，非常及时。

    胡乔木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他在知识分子中威信很高，可惜他很快被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到了那里之后，地位是提高了，但威信却降低了。特别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他充当前台领导人的角色，并批判了周扬和王若水的“异化”理论，这使他的威信从山顶落到谷底，“极左”的恶名也从此与他纠葛不断。但是，据说他批了周扬后不久，又写了一首诗赠给周扬，意思是虽然子弹打到你的身上，但我的心里也流淌着血。倘若是事实，也说明他内心实在太矛盾、太复杂。党性与人性的冲突使他的人格常处于分裂状态。当然，这种分裂比起那些整了人之后还得意洋洋的完整政客好得多。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训练，这种政客践踏了人包括践踏了师长、朋友，已毫无心理障碍和不安，而胡乔木会感到不安，所以在他威信低落的时期，我仍对他怀着敬意。看到胡乔木在知识群中威信的浮沉起落，我和社科院的一些朋友都觉得他要是一直留在社科院工作就好。这个环境可以使他作为思想者的色彩加浓，在学术组织学术思想上多做建树，，而减少他的政治“笔杆子”的色彩。他自己似乎也是这样想，所以离开社会科学院之后，还一直兼任“名誉院长”和大百科全书的总主编。据说，他还讲过，“我死也要死在社会科学院。”他对我和李泽厚特别关心大约与我们俩是社会科学院的“老地保”有关。

    缅怀胡乔木，才感到故国琼楼玉宇中的一点微弱的爱意与暖意，而且也因此想到，在人间，最好还是不要苛求人的完美，一苛求，就会有所排斥。禅者早巳悟到，人的性情如双掌合一，一掌为正为阳，一掌为负为阴，两掌合一才是正常的。人因为有负面而不完善，不完善才正常。以为人可完善，乃是一种幻想。去掉虚幻之求，才有宽容。胡乔木在世时，一定也这么想过，所以在他安息之后，我更应当这么想。我相信宽厚的人间一定也会给乔木的灵魂报以谅解和爱意，祝他的灵魂永安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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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怨交织的往事

──胡绳记事



    一九九七年国内《百年潮》创刊号上，胡绳受该刊主编郑惠的采访，发表了他生前的一次重要谈话，其中带着情绪批评了李泽厚和我的《告别革命》，他说：



    我的一个比我年轻的老朋友和另一个也曾相识的朋友宣告说，要告别革命。其意似乎一是要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政治革命(大概工业革命不在被否定之列)，这恐怕只能表明自己的狂妄，二是要表示不赞成以后再有革命。我想，一个人发誓再不同任何革命发生关系，这只好由他；但是如果此人竟以为革命将因为他的“告别”而不再发生，未免过于幼稚，至少与科学研究相去万里……



    胡绳在访谈中对以后为什么还会发生革命作了这样的解释：



    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



    胡绳是个温柔敦厚的人，此次谈话用“狂妄”二字来批评李泽厚和我，非同寻常。我知道这是他发怒了。对于我，他尤其愤恨。在许多人把我和李泽厚视为“异端”，视为“仇敌”的时候，他仍然称我们为朋友，这是他做人的一种品格。但我明白，他说的“一个比我年轻的老朋友”是指李泽厚，而“另一个也曾相识的朋友”是指我。也就是说，他已把我推出“老朋友”之列，只放到“曾相识的朋友”的另册中了。这一界定，使我明白他这回对我又是“怒气冲天”了。胡绳和我关系的历史，可说是爱怨交集的历史，又爱又怨的历史。他骂我“狂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每次骂过之后，他又觉得不忍、不安，又总是通过某种方式抚慰我，让我感受到他的骂乃是关怀，乃是爱，乃是“恨铁不成钢”，就像鲁迅对待阿Q的态度：怒其不争。我知道我在他的心目中不仅不争气，辜负他的厚爱与器重，而且还总是捅漏子，让他生气。不争气已是“零”了，让他生气则是负数。

    也许是爱读书的缘故，也许是在大学期间就读胡绳的成名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因此，“胡绳”二字，一直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闪闪发光。一九六三年我从厦门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编辑部，当时我并不崇拜朱光潜、冯友兰这些老专家，认定他们已属于旧时代。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人文大学生，我心目中屹立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星座，那是我内在的、隐秘的天空，最明亮的星星是历史“五老”，即郭(郭沫若)、范(范文澜)、侯(侯外庐)、翦(翦伯赞)、吕(吕振羽)，但这五老都是学院里的学术元老，而胡绳则是直接为党为国立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此更是让我佩服。那时，我把他和胡乔木、艾思奇、周扬等列为特别星座，属于我的偶像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批判“二月提纲”，据说胡绳也是起草者，因此也成了“横扫”之列，变成了“牛鬼蛇神”与黑笔杆子。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一个在科学院《新建设》编辑部名字叫做刘再复的“粉丝”，为此而想不通，为此而坐立不安，为此而经受了一场内心星空崩塌的大苦痛。我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干什么？不就是为了通过辛勤读书、研究、写作，最终成长为像胡绳这样的史学家、哲学家吗？但是他们被“揪”出来了，被放入被命名为“黑帮”的另册。他们为我展示的人生前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我的天空真的“崩溃”了。

    没想到，煎熬了八、九年，胡绳“解放”了，并且来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我和他真是有缘，他一来就直接指导我的工作，那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刚刚重新走上政治舞台（1974年12月毛泽东发表“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讲话）。而胡绳也随之进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原来的一批党内主要笔杆子如胡乔木、邓力群又被重用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刚“解放”的干部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组成(王仲方为秘书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胡乔木、胡绳选中了原《新建设》这批人马，说要以《新建设》的班底为基础，办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刊物，但名字要改为《思想战线》，主编由林修德担任，主编之下组成一个五人筹备小组，根据时行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竟然成了“青”的成员。筹办这个刊物是件大事，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要办的一个与《红旗》叫阵的理论性刊物，一个与极左思潮唱反的思想阵地。名为林修德主编，真正的领导者是胡乔木和胡绳。胡乔木所作的一切指示，林修德立即传达给筹备组，一九九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作了检查，我才知道邓小平确实要办一个能执行自己路线的刊物。胡乔木只是出主意，并未到过编辑部，而胡绳则亲临《思想战线》的最前线，当我按照林修德的意见拟出创刊号的目录与约稿名单后，他来到了编辑部，对着我们的筹备小组发表他的看法。他说，创刊号应当把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请来亮相，登他们的文章。目录的选题不错，但一流的作者太少。我仗着年轻，就问，目录上的约稿名单已有任继愈、唐弢等，您觉得还应当约请谁，没想到他立即就回答说：请钱钟书、何其芳、李泽厚嘛！他还指示我们：关于批“水浒”的讨论，可以组织不同意见的文章，但要在学术的层面上讨论。听了胡绳的指示，第二天我就去找何其芳、李泽厚约稿(钱先生由另一位筹委去约请，我忘了是谁)。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胡绳，也由此因缘，我第一次找到了何其芳与李泽厚。(我还把胡绳的讲话告诉李泽厚，李听了很高兴)这之后，胡绳又来了多次，每次都是对已送来的稿件发表意见。因为有这一上下级共同工作的机会，我才认真地观赏了自己昔日的偶像，觉得他很和蔼可亲，谦虚而能决断。也许因为积淀于身上的亲切感，我竟然向他要了住处地址和电话，而他竟然给了我，说李泽厚到过我家，你可以问他。可是，没想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就来临，办《思想战线》成了邓小平翻案的一项罪证。我是刊物的筹备委员，本就有问题，而更直接地被抓住“把柄”的是与林英兄(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组的研究员，当时被借用来协助办刊物)到福建组稿时大讲北京缅怀周总理的情况。福建为此派了五个人来北京调查，把林修德吓得够呛。当时我又仗着年轻，就告诉林修德，关于《思想战线》的事，特别是诸位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一个标点也不会“交代”。也许因为这段时间的表现好，所以“四人帮”一垮，我便特别受到器重，被通知和一些军队干部进驻《红旗》杂志工作，参加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与社论，每天都忙到深夜两点，也每天都在深夜里饱食了一顿豆桨油条后才去睡觉。虽然辛苦，那段日子真美，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充满“胜利的喜悦”快乐和激情。大约半年之后，我又回到了社会科学院，并被“重用”放入邓力群亲自主持的院部写作组，日夜讨伐“四人帮”。那时胡乔木已任院长，副院长是邓力群和于光远，周扬则担任顾问。当时全院上下老少知识分子同仇敌忾，致力于拨乱反正。制造舆论支持邓小平上台。胡乔木、邓力群以写作组为基地召开鼓吹思想解放的“双周座谈会”，他们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就尽管“放”，一旦出什么问题，他们会承担全部责任。在77年、78年之间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他们那种敢说敢担当的气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之后不久他们又分道扬镳了。我个人则经历了人生中一段最开心开怀的日子。

    没想到，在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胡绳却碰到了一件“倒霉”事(吴全衡大姐之语)。他因为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不像胡乔木、邓力群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而是直接担当华国锋的笔杆子)。因此，他徘徊在“两个凡是”和“实践真理标准”的大论辩之间，态度暧昧，以至被视为“两个凡是”的支持者。没想到“两个凡是”恰恰是阻挡邓小平恢复工作的严重事件。这可不是小事，邓力群的双周座谈会以及种种理论务虚会便大批两个凡是论，批了一阵，果然是华国锋时代结束了。邓小平重新走上国家领导岗位历史舞台。对于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然是高兴得“上窜下跳”，在社科院主楼写作组办工室里又写又说又热烈表态，但胡绳却再次陷入困境。当我在写作组里听到议论说，胡绳是“两个凡是”理念的泡制者之后，立即想到，应当去看看胡绳，于是，我立即步行到东单史家胡同二号。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进门就见到吴大姐。大姐见到我，特别高兴，第一句话就说：“你和李泽厚，不管什么时候都来看我们。老胡就在里边，他最近情绪很不好，害怕又要被揪出来。”这个“揪”字，吴大姐讲得特别响亮，可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个“揪”字，听了十年，还听不够吗？于是，我立即“反驳”吴大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会再随便揪人，更不会揪胡绳同志。绝对不可能！我说得斩钉截铁。说完我就走进胡绳的书房和办公室，他让我坐下，脸上虽有笑意但缺少光泽。不等他问话，我就直接了当地说：“现在形势特别好，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又掌权了，他们对你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吧！”我当时讲话的口气特别大，这大约是那时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直为“打倒四人帮”这事而激动不已。胡绳听我一阵慷慨陈词之后就问我“学部”的情况，我自然是事无巨细地把所闻所见全部掏空给他了。他听完后挺高兴，说他最近又在整理旧稿写作新书，准备把<中国近代史>写出来。说完带我看了看他满院的藏书。所有的房间、过道都是书，有些书架太矮，我就蹲下来看、或趴着拼命翻阅。当时我真是羡慕极了。出门后我一路上走，一路上想：这么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大书生，这么一个党和人民的代言人，干么到现在还老是想到一个“揪”字呢？一路上，我的脑子全被这个“揪”字揪住了。

    因为牵涉“两个凡是”，所以从七十年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三、四年里，他经历了一段政治上的寂寞，却创造了他自身史学研究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完成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写作，这段期间我总是把自己刚出版的书籍文章寄给他，也借此向他问候。1983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三联推出，他亲自签署了名字寄赠一套给我，是从邮局寄到我的劲松家的。我收到后立即就读，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细节，到了这时我才真明白。他的文笔真好，读他的书就像读小说。那时我还没有“告别革命”，对他的全部论述只是接受，没有质疑。直到我出国之后再度阅读时，才发现他完全悬搁近代史中“建构现代文明”这一线索，视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为“死胡同”，把近代史描述成三大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单线历史。我读后充满和他商讨的冲动，但只是写了阅读笔记和批评提纲，一直未写成论文。我总是把人与理念分开，对于愈敬重的人，愈想和他商讨。商讨虽是批评，但也是请教。

    记得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召开的人大、政协年会期间，我在人大会堂的大厅里见到了胡绳（他只是全国政协委员），那是会间休息的时候。他当时的精神很好。“两个凡是”案已经放下，新史著已经出版，危机已被新的学术成就所替代，他的精神重新焕发起来了。我们谈得很热烈，第二次入场的会议铃响之后，他的谈兴正浓，就说，没什么好听的，我们还是坐在后边说话吧。他的建议正中我的下怀，自由主义惯了的我，连说几个“好”字。于是，我们坐在最后的一排(最后几排没有人)小声又热烈地聊天了。谈起社会科学院的情况时，他非常熟悉，嘲笑建立社会学研究所是“没有和尚先有庙”，“一个空庙没什么意思”。这两句话我是记住了。因为当时我沉浸在忘年之交的情感中，没有把这句话和他过去曾指责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理念联系起来。(在《枣下论丛》中他把社会学全都界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在此次交谈中，我特别和他谈起李泽厚要求入党而哲学所的党组织却不接纳的事。我说我已在一九七八年入党了，李泽厚也申请，但党支部讨论时却用一些古怪理由，如他从不去打开水等理由加以拒绝(当时每个房里都有集体用的热水瓶，每个人都必须主动去打开水)。我还特别和他讲了我们研究所(文学所)钱碧湘(我的同事与朋友)说了一句妙语：我有两个不理解，一个是李泽厚为什么要申请入党，另一个是既然他要求了，为什么党又不批准？胡绳听后笑了，说：不让李泽厚入党是不对的，李泽厚至少可以说，他不走邪门歪道嘛。没想到，过了一年多，胡绳被派到社会科学院当院长兼党组书记。他果然记得我说的这件事，就与哲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孙耕夫打招呼，应当欢迎李泽厚入党。但李泽厚早已撤回申请书，此次他就不再申请了。不过，胡绳还一直欣赏着李泽厚的过人才华。读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还特地写信给李泽厚，说他特别喜欢关于苏东坡的那一段论述，苏东坡不仅回避政治，而且逃避社会。后来李泽厚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也是在胡绳当了院长之后。

    我是一九八四年年底被选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当时的院长是马洪。我对马洪院长夫妇印象极好(马洪的夫人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者的奠基人，第一任社长，推出我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他们对我又器重又关怀，因此胡绳的到来我并不感到特别兴奋。不过有一段情谊在，我还是指望胡绳能扶持。挑上所长这一担子实在太重，用吴世昌先生的话说：再复，你胆子真大，也敢当这个所长。期望“扶持”，不是期望“提升”，而是期望“保护”。我知道自己完全不适合于作行政工作，当了所长之后，常想起瞿秋白“多余的话”中所自嘲的“犬耕”形象。可是，没想到，所长换届之后院长也换届，胡绳和我都是“新官”，都想把工作作好。我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从事创作活动六十五周年的大会，规模很大。会前发出四百份通知，还发到全国各地。当然也发给胡绳和其他副院长。正当我埋头写作主题报告、重新阅读俞先生的作品时，会前几天，所办公室通知我：胡院长有紧急事找你，让你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我放下笔，匆匆下楼梯跑到他的办公室。一开门，他就怒气冲冲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他满脸通红，着实生气了。看他气得这个样子，我只好装胡涂说，我当所长不久，不知道开这种会还得写请示报告。其实，我和何西来等几位副所长早就明白，一旦写报告肯定开不成会。胡绳听我辩解，更生气了：这是毛主席定的案，能不请示吗？他这么一说，我又只好装傻跟着说了几个“怎么办？”。他说：你通知都发到全国了，还能怎么办？赶紧补写一个报告，呈交中宣部。我立即说我不会写这种报告，他看了看我，或是相信我的话，或是担心我写得不好问题更麻烦，就说：那就由我替你写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吧。我连忙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我如释重负，赶紧往外就走。到了门边，他又把我叫住：等等，俞先生的会我还是会去参加的。这可把我高兴死了，我立即“得寸进尺”说：你可得讲讲话。他点点头：讲几句吧。在胡绳的支持下，纪念俞先生的会成功召开了。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俞平伯、胡绳和我，还有刘导生、钱钟书先生等。气氛热烈极了。散会时，钱先生从人群里挤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会开得太好了！”

    仗着过去的情谊，我常常直接闯入胡绳的院长办公室。八六年初我的《论文学主体性》在《文学评论》发表之后不久，他让秘书打电话找我去，见面时说：你看到《光明日报》的一篇《春天的反思》文章没有？是针对你的。我拿过来一看，就说：您不要支持他们！他有点不高兴。过了三天，他约我到他家(新家在木墀地的公寓里)。那天吴大姐也在家，见到我时非常高兴，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谈谈，有电话来我会挡住。胡绳和我对坐在两张沙发上，边上是他的办公桌，一坐下来他就指着满桌的信件说，你看，满桌就是控告你的信。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瞄了一眼，看到除了信件、文件之外，还有一本刊载<论文学主体性>的那一期《文学评论》，文章上划了许多红杠杠，还有我看不清的许多眉批文字，显然，他是认真读了我的文章才找我谈话的。我当即意识到，今天下午我将会与我往日的偶像、今日的上司进行一场学术性的论辨，必须借此认真阐释自己的学术理念。

    胡绳开门见山说，我不赞成有些人对你政治上纲，但也不支持你的观点。你的主体论与胡风的主观论有什么区别？我看没有太大区别。我是批判过舒芜的主观论的，不会同意你的论点。我听了之后，不说半句敷衍话，就直接答辨说：“主体论确实强调作家的内心和内在主观宇宙，但不等于就是主观论。主体是指人、人类，既有个体主体性，也有群体主体性。个体与群体的历史实践，尤其是人类整体历史实践，是主观活动，更是大客观活动。我虽强调个体主体性，但也是指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能动性，并不否定关系中客体的那一面。再说，主体论即使涵盖主观性，也不应当因为胡风说过就觉得不对。”听了我这些话，胡绳开始激动了，脸色胀红。我知道他写过批判主观论的文章，这些话不能不刺激他。于是他又说：照你这么看，文学反映论也不对了，也该推倒了。我说，我讲主体论正是为了用主体论取代反映论，这个哲学基点不变，我们只能跟着苏联的教科书跑到底了。关于主体与主观的问题，来回辨了一个小时左右，声音愈来愈大，以致让吴大姐跑到我们的门口看了两回。这个问题讨论之后，胡绳又严肃地说：“我问你，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难道也不对吗？你讲超越性不就讲超越党性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带头质疑党性，可以吗？”我又认真地回答：作为现实主体的党员，当然应该讲党性，讲组织性、纪律性等。但从事文学活动，党员不应当以现实主体的身份去参加，而应以艺术主体的身份去参加。现实主体讲党性，艺术主体则要讲个性。我说的超越性，是指对现实主体的超越。这是进入文学艺术活动时瞬间的超越，并非在所有的时间中都超越。看到我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的嗓门提高了：“总之，你的主体论是会腐蚀集体主义原则的。别人的意见你应当好好听听。”一说起别人，我更亢奋了，就说：“我就是不爱跟别人跑。”声音太大，把房外的吴大姐惊动了，她跑过来问：怎么回事，吵得这么凶！？胡绳从沙发上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他安慰吴大姐说：没什么，我和再复讨论问题，讨论得很认真，你看再复还送我们一瓶水仙花。他把水仙花从桌上提起，放在吴大姐手上，吴大姐眉开眼笑地说：我就喜欢你们福建的水仙花！

    在家中的这一场辩论之后，我才知道胡绳在理念上站在我的论敌一边，因此心里暗暗“恨”他，好几个星期都不到他的办公室。有什么公事，只让我的秘书找他的秘书。这次争论还只是学术争论，另一次争论就更激烈了。激烈到“剑拔弩张”的时刻是在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的运动中。当时中央点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三个人的名。社科院的干部集训表态了三天三夜(另租旅馆集中)，气氛非常紧张。过了不久的那一天，是星期二上午上班的时间，院部秘书突然通知我们，说胡绳在二楼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要文学所正、副所长、《文学评论》正副主编以及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立即到会。如此紧急，是我担任所长以后未曾经历过的。一进会议厅坐下，胡绳和院党组的几位成员都已在坐，我向赵复三、吴介民点点头，他们脸部的表情都极严肃，便立即感到不妙。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特别把我带到长方桌中间的一个位置上，正对着桌子那边的胡绳。我们一坐下，他就宣布，这次院党组与文学所干部的紧急会议，要处理一件事，就是《文学评论》这一期开天窗的问题。我一下听不明白：“什么叫开天窗？”胡绳继续说：“这一期发表了刘宾雁的文章，中央文件下达文件后还继续出版，文章抽出了，但目录还留着，这不是开天窗吗？这是当年我们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办法，现在你们拿来对付共产党啦！”一下子就上纲上线到吓人的高度。“怎么办？大家讨论一下吧！”胡绳让我们表态。我兼任《文学评论》主编，自然是需要第一个表态。我说：“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此事只是印刷厂技术上的疏忽，忘了在目录上删掉。中央文件下达之后，我们请示了赵复三副院长，他表示文章拿下来就行了。《文学评论》编辑部执行了指示，通知了新华印刷厂，这之后的事我们谁也不知道。何况刘宾雁的文章本只是一篇谈小说的文章，没有什么政治错误，我们能拿下来就已经和中央保持一致了。”胡绳听了，火气一下子上来了，眼睛瞪着我说：“你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刘宾雁没有政治错误？你的政治敏感这么差，那你就别当这个主编了！”原来这个会是要免我的职。“好，我本来就不想做行政工作，所长也是你们要我当的，我现在就宣布，我不仅不当《文学评论》的主编，也不当文学所所长了。”胡绳没想到我如此顶撞，气得连忙划火柴抽烟，激动之下，竟把烟头倒反过来了，拿火柴的手颤抖着说：“我只说《文学评论》主编不要当，没说所长不要当！”这时，《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王信举手要求发言，他的第一句话就讲再复同志讲的是事实，我们通知了新华厂，而且刘宾雁的文章并不牵涉政治。听了这话胡绳忍不住打断王信的发言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王信回答说：不是。胡绳立即表示：好，你不是共产党员，这次反自由化不牵涉非党同志。王信继续说得条条有紊。我当时非常激动，其他人的发言我已记不住了。现在只记得散会时我嚷了一句：“我回去就写辞呈，不干这个所长了。”第二天，我便向院部递交了辞呈。这个下午的争吵成了院里的大新闻，我每天都接到许多支持的电话。大约过了五天，赵复三副院长找我，说党组开了会，胡绳同志表示收回那天对你的批评，你也收回辞呈，还当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你现在身体不好，党组决定让你到南方休息两三个月。为了慎重起见，明天就召开全所干部会，让我宣布党组的决定，把刚才这些话告诉全所，你可正常工作了。赵复三的态度非常诚恳。我真没想到胡绳会收回他的批评，那一刻，我不仅怨恨全消，而且觉得我昔日的偶像身上还保留一种未被政治“异化”掉的书生人性，于是，我对赵复三表示，我愿意到广东休养三个月，那一天我也太激动，请胡绳同志也别生气了。这之后，我曾把此事的经过告诉北大的王瑶教授，他说：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胡绳算是很难得的。在这之前的一九八五年，聂绀弩还拿出胡绳给他的赠诗以及他的和诗给我看，也说胡绳是个老实人，只是当了领导，不能不执行指示，说“开天窗”的重话，出处肯定在上头。《文学评论》事件后，我更认同聂老的这个评价。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从广东休养回京后，胡绳约见了我，并交给我一份新的聘书，让我当社科院文学语言片学位委员会的召集人，也就是中国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语言所等四所学位委员会的领导者负责人。委员由冯至、吴世昌、唐弢等几位著名学者组成。这个学位委员会是裁决谁可担任博士导师和最后通过博士学位的学术机构，权力很大。这份聘书我至今还保留着，但从不张扬，只把它看作诗胡绳对我的信赖。第二年又有一件事使我感到胡绳给我的温暖。一九八八年中央决定打破历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只有“挨批”的倒霉地位，想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文、史、哲征文比赛，以表彰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此事对社会科学院构成了压力，如果几个大所拿不到一等奬，就有失“面子”无颜立足于中国学界，因此院领导十分重视，讨论了一下，决定文学所一定要我写一篇论文，由副院长汝信通知我。当时我也觉得必须尽点责任，便想了一个题目，叫做：“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正要着笔，又想到胡绳对我的主体论的批评，便犹豫起来，就跑到办公室问胡绳，说我选这个题目，你觉得合适吗？没想到他的态度极亲切，说“这回你要放开手笔写，不要管别人的意见，你选这个大题目，关键是要能驾驭得住。”听他这么一说，我更有精神了，就在劲松寓所里闭门谢客，三易其稿，终于写出了近两万字的论文，而且获得一等奬。并得到五千块奬金(我把奬金都赠给文学所何其芳青年文学基金会)。当时全国各大学、各社科院共应征写出了将近一千篇论文，有22篇得了一等奬，分布于各学科，文学方面有两篇得一等奬，其中一篇是我的“遵命论文”。消息公布后，钱钟书先生特写给我一封贺信，说我的文章“有目共赏”，让我高兴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得钱先生的四个字，一字千钧，是对我最高的奬励，奬金奬状倒在其次。颁奬仪式很隆重，发奬人是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胡绳，我对坐在身边的科研局副局长陈韶廉说：我不要王忍之给我发奬。陈韶廉低声对我说：你不要胡来，我马上到后台去告诉他们，请胡绳给你发奬好了。果然，我从往日的偶像手里接受了奬品，并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另一次是胡绳召开讨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筹备会，人文学科的各所所长都参加了。那次会上，胡绳思想非常开放，说应当请钱穆、夏志清先生都来，不管过去持守什么政治立场，只要是真有学问的，就请来。我听了特别高兴。他还宣布了筹委名单，我也在其中。散会后，他让我留下，只说了一句话：再复，这次会你要写一篇有份量的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这篇文章，在八九年发表在国内的报纸及东京、香港的纪念集子中。

    最没想到的是，八九年我出国后他还继续牵挂着我。记得是这一年的冬季，原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董乐山先生来美国访问，他找到正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担任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欧梵教授，说李慎之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转达刘再复，欧梵问我要不要给董先生电话号码？我说：当然要给。第二天，我接到董乐山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胡绳、李慎之还有院部其他负责同志都很关心你，他们让我带给你一句重要的话：中央已指示社科院，希望你回国，但我们的意见是你不要回国。”我听了十分惊讶，既震动又感动。那一瞬间我感受到胡绳、李慎之的巨大关怀。这一想象不到的暖流使我挂下话筒时还激动不已。我知道无论是中央要我回国还是胡绳、李慎之要我暂不回国，都是好意，但胡绳除了关怀之外，还有个人的情意，他和李慎之知道我的肠子太直，遇事太任性太难转弯，一旦回国，肯定又有一番“胡来”，肯定又会“添乱”。因此他们的意见并非“抗上”，而是在“化解”矛盾，既保护我，也免得让“上头”增加新的烦恼。此事在我心中震荡了很久，我最终没有回国，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但胡绳、李慎之的厚爱，却给我在海外孤独的生活中，注入了人间的温馨。此事让我确信在沧海的另一岸，还有许多真挚爱我的老师和友人。他们不但没有抛弃我，而且知道我需要赢得时间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我虽然在理念上与胡绳常常发生冲突，而且还会抱着“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继续与他商榷一些论题。但是个人交往上的这些真切的情感体验，又总是压倒冲突，总是让我在大海彼岸对他缅怀不已和思念不已。此刻，我在落矶山下，向他崇高的亡灵致以深深的问候与敬意，不知道他能听到和理解吗？

(写于二零零九年十月于美国科罗拉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