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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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作者：朱正      时间：2013-07-23   来源：共识网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据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是直接引爆“反右派”运动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作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6位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6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6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8] 　　“民盟”的活跃令毛泽东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认为：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胡乔木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了一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10]这篇社论明示，共产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与任何人分掌”权力。 　　毛泽东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一中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该中学并无“民盟”成员，为了把学生的活动栽在“民盟”头上，找到一个所谓的“线索”，即“民盟”盟员、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曾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就凭这一点，硬把这次学生游行说成是马哲民和“民盟”策动的。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为题的长篇通讯，将此事大加渲染，声称这次学生闹事是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11]杨、王二人再加上一个被认为是王在校内的亲信钟毓文，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乱罪”被枪毙。同案判徒刑的10人中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此外还有几十人受了其他处罚。直到1985年中共湖北省委复查后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才为此案彻底平反。[12]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年为了打击“民主同盟”，什么伤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声色俱厉地质问：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这篇社论宣告了“反右派”运动的开始。 　　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 　　在1957年，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说是千差万别；并不一定真是本人有什么过失，有的仅仅是因为“民盟”盟员的身份，有的是因为私怨，有的甚至只是因为要凑足上级下达给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指标规定的人数。当然，也有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或者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或在大报、小报乃至壁报、黑板报上发表了触犯中共政治标准的言论。 　　下面就来看看当年的一些“右派分子”曾提出了些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又是如何被批判的。 　　例如，黄绍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立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13]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一文中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未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杨兆龙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制造矛盾与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种以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的意见，杨兆龙反驳说，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1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5] 　　这些意见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却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遭到猛烈的批判。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承认：“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16] 　　黄绍竑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座谈会上还表示，在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同时，还有一个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由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事情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援，情况就会更好一些。[17]谭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谈到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她问：既然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她提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她把“以法治国”的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并尖锐地反问道：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18] 　　为了批判这些意见，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说这些意见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这篇社论还发誓要把这种发号施令的做法坚持下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可能是最尖锐的批评。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而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呢？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19]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合写的文章也谈到党把自己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问题。他们指出中国不只是1，200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6万万人的中国，难道98％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2％的人的主张，当这2％人的“顺民”么。他们还主张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选产生。[20]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撰文认为：决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就是6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6亿人民的利益；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他还主张学校里的党派可在教员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是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应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21] 　　这些言论虽然言之有理，却犯忌讳。周恩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周恩来还批判了“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右派谬论”，但究竟有哪个“右派”头面人物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却语焉不详。在我所接触到的大量关于“反右”的材料中，只见到天津中学教师黄心平在座谈会上说道：“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22] 　　“鸣放”中有人提到了共产党员的特权问题。张云川说，在工作、待遇、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23]其实，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也承认这一点。毛写道：“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24]上面引过的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把反对特权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他们说：“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钱理群所言，“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25]下面辑录一些当年北京大学学生在大字报上发表的看法（引自《原上草》，引文后列作者名与页码）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谭天荣，46）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严仲强，76—81）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江文，104）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龙英华，131—132）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叶于，141—142）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王国乡，149—150） 　　“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林希翎，153）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204—207）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岑超南，209—211） 　　这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法学界的一些“右派”观点现在已被写入法律之中；其他方面的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张也实际上被采纳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在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会上说，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并不阻碍而是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26]陈振汉因此被打成“右派”。当年中共中央主持“反右”运动的是邓小平。1980年邓表示：“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27]陈振汉当年有什么错，一目了然。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事实上，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人不愿意承认“反右”运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性质，便死死抓住当年个别人说的情绪化的过头话不放，试图证明“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被引以为据的那些话语中，例如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实的报道，当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认，要求更正。后来葛佩琦被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盖棺论定”，这恰好说明当年“反右”时栽赃诬陷手法曾风行一时。 　　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速度就更快了！ 　　1957年的夏季发生了一件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事，能充分反映出当政者的心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想探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你会不会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毛泽东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28]显然，如果鲁迅依然保持他疾恶如仇的性格，针贬时弊，那毛泽东就会把他关在牢里；假如周树人为了活下去，不再象以往那样写作，毛却可能安排周树人当文联主席。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受民众尊崇，又被共产党捧上天的人物；这样的人若活到1957年，恐怕也难逃厄运。鲁迅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前途如何自不必多言。 　　有一种看法认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也有缺点，即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来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顾“整风”和“反右”时说过：“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30]他的判断是：“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30]按照这一说法，“反右”运动把那1％的“右派”“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如果这种“扩大化”只是偶然发生的，仅此一回，那么，它或许还可以被看成是“失误”或“缺点”。如果每次政治运动制造“打击对象”时都要“扩大化”，那还能仅仅被看作是“失误”吗？ 　　在“反右”运动之前，有1951年的“三反”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三反”运动把被打为“贪污犯”的人称为“老虎”，要求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编制出“打虎预算”，再按照这种“预算”，把一大批无辜者打成“贪污犯”（即“老虎”）。当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错了多少，至今未公布真相。我的印象是，错案率很高。在“肃反”运动中，立案列入“肃反”对象的有140余万人，其中130余万人属错案，错案率达94％。可以说，“三反”、“肃反”运动，无不与“反右”运动一样，是严重的“扩大化”了。 　　“三反”、“肃反”运动是中共建政前期的政治运动，操作时比“反右”运动还是相对要谨慎一些。“三反”、“肃反”运动结束之前都有复查程序，一只“老虎”经过“内查外调”批斗逼供之后仍无法证实他有贪污行为或政治历史问题，也就解脱了。而“反右”运动的复查程序直到22年之后的1979年才姗姗来迟，这样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说。 　　需要指出的是，“三反”、“肃反”没有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而“反右”就不同了。“反右”运动不仅构成了政治迫害，同时还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见解。当把那些有助于促进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意见当作“反动言论”加以批判之后，中国就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后退了一大步。要评价“反右”运动，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去看，“反右”运动的根本错误就不只是“扩大化”，它代表着思想文化领域专制的全面完成。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再到批判胡适、批判《文艺报》，1955年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再升级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批判无休无止，批判的对象由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小团体，最后在“反右”运动中变成了针对全国知识分子的整肃。“反右”运动破坏了民主和法治，败坏了社会道德，为后来的“文革”准备好了“舞台”、“演员”和“演出技巧”，还为“文革”培养了姚文元、关锋等角色。可以说，“反右”运动是“文革”的彩排：“文革”不过是一场大大扩大了的“反右”运动。 　　在反思1957年发生的这一事件时，我们还应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都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些被钱理群称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的言论，这些以其作者22年的受难为代价、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留下的遗产，经过岁月的淘洗，现在看来是更加光彩夺目了。“右派分子”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虽然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 　　1957年的“反右”运动，既是此前30年共产党革命的果，又是此后50年中国的状况、中国人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因。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这一年的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运动，这时已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当中创造的那些荒唐的“新生事物”，像“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等等，便在社会上毫无阻碍地推广开来，直到造成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这样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灾难，才悄然收场。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 　　或许现在有些年青人会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那些“史无前例”、也但愿后无来者的灾难性事件，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其实，“反右”运动的根本目的不就是消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吗？“反右”运动“胜利”了，随后便令人痛心地发生了诸如“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再也看不到敢于秉持社会良知针贬时弊的知识分子，只能看到狂热的追随者，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错吗？评价“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两个字――制度。 　　五、知识分子群体“消失”多年以后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1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5号文件，提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的解决。在1979年里，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99％都得到了“改正”，被开除公职的恢复了公职，被开除党籍的恢复了党籍。他们大都回到原来的专业领域工作，有些人甚至担任了比“反右”前更高的职务，朱镕基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王蒙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费孝通和钱伟长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11月，三位当年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向一些人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30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30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30周年纪念活动”，要大家“汲取1957年的教训”，并把他收到的这封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 　　确实也有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王蒙发表了一篇悼文。这篇题为“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文章说：在1988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即将结束、通过会议文件时，有一位老中顾委委员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辞提出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即席讲话，他讲得特别明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最坚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断力与政治上的坚持性顽强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应该说是凛然肃然的印象。[31]王蒙这篇文章也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权，知识分子的“消失”从局部扩散到全国，这段历史成了中华文化解构和重组的一个重要阶段。 　　「注释」 　　[1]《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号，第168页。 　　[2]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85-286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至269页。 　　[5]出处同上，第273页。 　　[6]《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3号。 　　[7]《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99页。 　　[8]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00-101页。 　　[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433页。 　　[10]《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572页。 　　[11]《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56页。 　　[12]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第10版。 　　[13]《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第31页。 　　[14]上海《新闻日报》1957年5月9日。 　　[15]《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24日。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 　　[17]《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66至567页。 　　[18]《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85页。 　　[19]《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第23-24页。 　　[20]《沈阳日报》1957年6月10日。 　　[21]《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22]《天津日报》1957年5月27日。 　　[23]《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24]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页。 　　[25]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6]《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2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 　　[28]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 　　[2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6页。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1页。 　　[31]《王蒙文存》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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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戍：建国后知识分子是如何被边缘化的

作者：韩戍      时间：2013-07-08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与《人有病，天知否》一脉相承，使用的多半是档案馆尘封的资料文献。从这些断简残章中，他勾勒出了十一位全国一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从这幅时代侧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悲情、苦涩的过往旧事，以及落魄、无奈的生存处境。 如余英时所言，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一直呈现出一种从社会中心向边缘移动的趋势。传统中国是一个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读书人是四民之首，承担着领导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在国家层面，他们通过科举参与政治，成为国家官僚系统的核心力量，与君主共治天下；在社会层面，他们是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成为沟通官府和民众的联络纽带。然而，晚清以降，科举制度废除，读书人与国家失去了建制性的联系，士大夫转变成现代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上自由流动的资源。随之而来的是工商阶层、军人集团和党派力量的崛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上，知识分子都失去了中心地位，被逐步边缘化。 所谓的“知识分子边缘化”，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便是思想改造运动。从狭义上讲，思想改造运动指1951—1952年在教育界开展的全国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广义上讲，1949年—1957年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漫无止境的各种斗争，都可以称之为思想改造运动。在政治上，这些党外人士被打入另册，成为暂时有地位但毫无实际权力的一群人。(后来更是既无地位又无权力。)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学术和专业研究，被当成过时的、无用的知识遭到彻底否定。总之，他们是被主流政治排斥的另类，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正如陈徒手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必须彻底否定自己，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灵魂改造。 特殊年代的灰色记忆 目前研究思想改造运动，最详实精彩的或许是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不过，于风政着眼于宏观层面，即国家权力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和改造，所用的资料也是当时公开出版的报刊文献。陈徒手这本《故国人民有所思》，与之前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一脉相承，主要将视角落到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个体，所使用的多半是档案馆尘封的资料文献，以及当时检举揭发的秘密报告。从这些断简残章中，他勾勒出了十一位全国一流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经历。从这幅时代侧影中，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悲情、苦涩的过往旧事，以及落魄、无奈的生存处境。 比如马寅初。他作为北大校长，享受着政治光环，却是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光杆司令。无论在行政上还是教学上，党委书记江隆基皆一手包办，上上下下都绕过校长这一关，最后搞成“党委忙得要死，有些负责同志忙得身体垮了，非党行政负责人却闲得难受”。史学泰斗陈垣亦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对教务、人事都无权经手。因为无法获知学校的具体情况，导致即使偶尔有人请示，他也提不出意见，成了真正的“牌位”。北大化学系主任傅鹰，甚至其名下研究生的研究题目都是由系党组织确定，对导师保密，学生完成论文后直接请导师签字。周培源作为北大教务长和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提拔了副主任，他却毫不知情。由于“一竿子插到底”的党委领导体制，这些党外知识分子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完全被排除在外且不受信任，处于边缘地位。 政治边缘化的同时是学术的边缘化。马寅初是旧中国经济学的权威，中央研究院院士，在1949年后却被组织上评价道：“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后来经过一番摸底，党组织认为马寅初原来并不可怕，只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知识少得可怜的人”。康生对文史学者游国恩、王瑶的评价是：“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务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对哲学史家冯友兰、张岱年的评价是：“冯友兰的哲学，说什么抽象的意义，实际上他的哲学并不是哲学，说好一点是语言学，只是玩语言上的诡辩。张岱年去年写荀子的哲学思想简直是胡说八道。”不只是文科，连早有客观标准的理工农医专家的学术也同样被否定。比如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党委对“小麦王”蔡旭的评价是：“除了错误的观点外，就没有什么技术。”北京石油学院的青年教师对资深教授唐有祺评价道：“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政治领导学术，学术完全宗主苏联的前提下，1949年前的学术基本属于“资产阶级学术”，遭到彻底的否定。 边缘化与反智主义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显露出边缘化的趋势，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仍以“社会中心”自命。梁漱溟高唱“吾曹不出苍生何”，胡适呼吁“建立强有力的社会重心”，储安平强调“知识分子具有道德权威的力量”，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普遍有儒家士大夫理想主义的残存。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仍然掌握着舆论和道德的话语权。但经过旷日持久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被彻底整治，完全成为俯首听命、动辄得咎、不知所措的一群人。用朱正的话讲，到1957年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更是在中国完全不复存在。这种空前绝后的转折性变化，主要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以及高层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判断。 1949年后的政治体制，在理论上讲，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群体，而是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国家将知识分子完全收编到体制内，对他们实行给工作、给饭吃的“赎买”政策，以及团结、教育、改造、利用的政策，希望通过思想改造，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将知识分子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组织上却从未停止对他们的改造的脚步，到“文革”时期更是连党内知识分子都被打倒在地。从实际情况来看，古往今来一切卓越的科学发明和文化学术，莫不由知识分子创造，自由的思想环境则是激发他们创造力的催化剂。而今知识分子的创造主体地位被剥夺，他们的所思所想必须按照某些教条和学说来进行，对科学文化事业甚至国家前途命运的损害，可想而知。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但从思想的角度讲，是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极点的表现。按照余英时的考察，中国古代的道家、法家思想中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反智论。儒家被法家化以后，三家思想合流，反智主义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特色。根据左玉河的研究，民粹主义主要受俄国思潮的影响，在五四后蔚为大观，主要表现为极端推崇劳动，过度重视民众的力量，轻蔑知识，鄙视脑力劳动。随着边缘人和工农阶层的崛起，出于对知识的本能性嫉妒，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发展到极致，最流行的说法是“满脚牛粪最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反智和民粹的潮流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知识分子恢复了过去的地位，但中国的学术文化已经落后西方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群体人格也已在历次运动中丧失殆尽。 主动改造与档案真伪 陈徒手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苦涩往事和艰难处境。他对这些知识分子也主要抱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似乎他们就是时代的受害者。但是我们发现，知识分子的这种艰难处境，固然是强大的政治压力导致，但也不无当事人主动配合的成分。或者说，在这样的暴风骤雨之下，知识分子很快从质疑、冷漠，逐渐变得主动紧跟，甚至学会了一种圆滑的应对态度和处事方式。这样的例证数不胜数。 恰好《温故》第2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刘绪贻回忆第一次执教武汉大学的往事，包括他在内的武大无党派教授们，新中国成立前就志愿加入武汉地下市委的正式外围组织，并主动开展活动，如学习党的文件，宣传《新民主主义论》，进行校内情况摸底，将中间立场的教授会改组为红色教授会等。杨奎松则在新著《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精彩地还原了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位知识分子主动顺应形势改造自己的过程。吊诡的是，正是本书提到的马寅初，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自发在北大发起温和的思想改造运动。他的初衷天真而美好，却使毛泽东抓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例证和具体实现形式，将此运动顺利推向全国。陈垣则声称年近八十才找到光明，成功申请入党后，在组织生活中一丝不苟、应答自如、表态老到纯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生来就具有软弱性？很多时候他们是否在作茧自缚？ 另一个便是档案资料的真伪问题。陈徒手先生写毕本书后，拜访了北大中文系吴小如先生。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吴先生谈到俞平伯、王瑶篇章的史料问题，说当年系总支向上汇报的材料有不实之处，其中加工的成分不少。由此作者困惑道：“这就给我们后来的学人带来巨大的道德难题：既然党内档案有严重的不靠谱、虚饰、诬陷成分，我们又该怎么分拣、如何核实？密报和人事制度的劣迹又该怎么对待？”我们读者的困惑也十分类似。看来这些档案资料，应该如许纪霖先生讲的那样，“今人在印证当年的档案，特别是组织密报时，不能作为信史，要比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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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剑冰：金岳霖弟子：1949年之后老师的学术生命已经死掉

作者：潘剑冰      时间：2013-03-13   来源：凤凰网历史

	本文摘自《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作者：潘剑冰，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天真未必都是坏事，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金岳霖虽然也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是纵观各种回忆文字，不论是过程还是结局，老金都比绝大多数的“臭老九”要好的多。老金的法宝就是他的天真无邪，兹举两例如下： 其一，解放后金岳霖和他的“资产阶级学说”受到了批判和改造。有一次，艾思奇奉命来清华大学讲演，专门批判金岳霖的形式逻辑，批判完形式逻辑之后，艾思奇又讲起了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讲完后，主持演讲会的金岳霖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和接受他的批评，但他同时又对艾思奇说：“你刚才骂形式逻辑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 其二，金岳霖因为患有眼疾，常到协和医院检查眼睛。“文革”开始后，“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对方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用于运货）吧。”“革命派”本意只不过想揶揄一下金岳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面对这样的金岳霖，我忍不住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如果说大智若愚、难得糊涂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常人要达到很难，即使达到了也未必那么快乐，因为刻意作伪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但对金岳霖来说，他根本无须作伪，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他按照自己的性子顺势而为，挥洒自如，浑然自在，举手抬足间就破解掉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样的功力，天下几人可以达到？如果人人都能这样，我们何忧建设不成和谐社会？ 遗憾的是，归顺了马列主义的金岳霖学术上未能再进一步。如果从老金1925年归国算起，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到1984年他去世为止，他的学术生命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但是，正如金岳霖的弟子王浩所说，金岳霖的学术贡献都是在解放前，1949年之后他的学术生命实际上已经死掉了。逻辑学大师的金岳霖终究还是解决不了自身和社会的矛盾。 但我们无须苛责金岳霖，事实上，当年留在大陆的学人中，做的比他好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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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睫：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作者：眉睫      时间：2013-02-22   来源：《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今天大众所认知和熟悉的文学领域并不是文学圈子的全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总会有一些不为众人所知甚至闻所未闻的大家未被写进官方文学史，作家眉睫把他们称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些“失踪者”是文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展示他们就是补充现当代文学缺失的部分，使之更加全面和真实。该书就是揭示那些“失踪者”真实面貌的一本书。 　　许君远与王芸生 　　笔者在整理《许君远文存》一书时，发现许君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可贵的精神品格。他的一些回忆和经历，可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史料。 　　三年国共内战期间，王芸生为《大公报》总编辑，许君远为上海版《大公报》编辑主任。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逝世后两月），王芸生在上海版《大公报》　发表　《大公报新生宣言》。这彻底表明《大公报》放弃自由主义立场，甚至在宣言中自称“《大公报》　基本是官僚资产阶级的”。那么，《大公报》　是怎样从1948年的中间立场突然转变了呢？目前的学者普遍承认，这与王芸生的转变有极大关系。 　　吴廷俊先生在　《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书中有过细致的剖析。基本观点是：1948年夏之后，王芸生遭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面夹击，“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之中”，旋经本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公报》骨干人员杨刚、李纯青的“交谈”，“王芸生听后，十分感动，他感谢共产党不计前嫌，随即表示：‘甘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包括我本人和我能代表的《大公报》’”。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报人，就这样在短短的几次“交流”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立场。很快地，《大公报》董事长吴鼎昌在当年年底宣布辞去董事长一职，而王芸生则于当年十一月五日悄悄离开上海。半年后，《大公报》就宣布了“新生”，这也说明此时的《大公报》已经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了。 　　那么，王芸生是否真的有过“苦闷、犹豫和彷徨”？他又为何选择悄悄地离开《大公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的方式促成《大公报》新生呢？为什么没有采用鼓动大家共同转变立场的方式？许君远在他的《自传》中对王芸生其人和《大公报》　新生的情况有过回忆，或许能为以上谜题添加点材料。他说：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制造的北塔山事件，全国各报都登在要闻版第一条，我既未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暗示，也不曾嗅到它有什么重要，就当作一件普通消息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大公报》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壁上写了斗大的“大公不公，正义不存”八个字，王芸生把我找去，痛责我失职。这本是我无心造成的“错误”，却替《大公报》增加了一个“罪状”。王芸生政治嗅觉比我灵敏，因此他的顾虑也比我多。他一心向上爬，我也没有这一套想法。一九四八年，上海形势不稳，国民党加紧统治，王芸生、萧乾、潘际坰等都投机逃往香港，把报馆的编辑交给我，我就当作无啥希奇地承担下来。等到上海解放，王芸生一班都以接收大员的姿态返沪，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而把我贬入“冷宫”（资料室），我自然忿忿不平。因为我觉得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一致，甚至有些问题，我比王芸生还要“自由”。 　　以上短短的一段回忆，说明了“王芸生政治嗅觉灵敏”，能够洞察时代走向，那么他真的“苦闷、犹豫和彷徨”了吗？在《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一书中，许君远对大多数大公报人都有正面的回忆，而唯独王芸生除以上一处之外，并无提及，这是耐人寻味的。 　　许君远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许君远成为“右派”的经历，或许能为“反右”的研究提供一些个案的信息，何况他与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应该有研究的必要。 　　许君远在1957年5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　一文中说：“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一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一一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1956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4月25日、5月21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　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像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同时，许君远还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　中说：“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阅报看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四日邀请本市各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编辑，座谈当前新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极为感奋。就算是‘外行’的话吧，觉得‘鸣’出来还是比闷在肚里好些……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大部分的党报还在摆着　‘党员面孔’，没有笑容，难道这就是党报必备的风格吗？……凭我局外人的看法，我感到解放后报馆机关化，新闻从业员与一般机关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大家例行公事一番，消息不必竞赛，版面不必改进。” 　　让“感奋”的知识分子意想不到的是，“大鸣大放”戛然而止。1957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　《右派急先锋许君远诡计多端，妄图篡夺新闻出版事业的领导权》一文。很快地，许君远与徐铸成、陆诒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三大右派”，全国对他们开始了“围剿”，并尽力将他们与胡风分子挂钩。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汇编出版了　《批判出版界右派言论的参考资料》一书，便收入了许君远以上的许多言论。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56年秋鼓励他“鸣放”呢？ 　　可悲的是，许君远之女许乃妍教授最近在《报人、作家、翻译家许君远》（原载《新民晚报》2010年6月13日）一文中回忆说：“在‘反右’前，他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只是‘反右斗争’风云骤起，未能成行而作罢。”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许君远“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邀请担当系主任与授课”，并为之未能成行深感遗憾———天真到这个地步，真有些“可笑”复“可悲”了。 　　被打成“右派”后，许君远的命运如何呢？许乃妍在文中回忆说：“父亲因此被发配到青浦饲养场劳动改造（据有关材料显示，1960年9月许君远还在青浦饲养场劳改），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工资降八级，后改为降七级，才六十元。一家数口，日子十分难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他老人家除了精神压力外，困苦的生活也十分难耐，有时只能靠变卖所存书籍度日。”1962年6月，许君远全身瘫痪，并患肺炎，不久于当年9月9日病逝。 　　叶公超、废名及其他 　　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外交史，记载叶公超的痕迹都显得若有若无。他的弟子及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废名、钱锺书后来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但长期以来，他们蒙受历史的尘垢，早已淡出学人的视野。当中又尤以石民、常风为甚，何曾有人知道有个诗人叫石民，有个书评家叫常风？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东门，不久父亲做了当地劝学所视学，是个小官，但家道由此中兴。那时叶公超的父亲在九江做知府，叶公超便生于九江。九江与黄梅一江之隔，古时同属浔阳郡。1917年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废名往武昌启黄（黄冈）中学读书，叶公超去了南开中学。后来，叶公超赴美国、英国攻读外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废名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梁遇春、石民也赶来了，他们是同班同学。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都沉迷于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对于初进全国最高学府的青年学子来说，积累知识和学问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朋友往往会疏忽。何况他们都是后来梁遇春所说的有“不随和的癖气”之特色，他们的特立独行在北大校园是很著称的。相形之下，废名还是要活跃得多，显现出名士之气。他的文艺活动很早，刚进大学就发表诗歌和小说，引起胡适、陈衡哲等一些师生的注意。他还加入浅草社和语丝社，并且常常登门拜访周作人、鲁迅、胡适等人。五十多年后，叶公超在台湾回忆说：“冯文炳（废名）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这样，废名在北大成为较早脱颖而出的文学才子，而梁遇春、石民还在刻苦用功地学习，感染着外国文学的风致和精神。 　　废名以小说《竹林的故事》驰名于文坛后，梁遇春、石民也开始分别以散文和诗歌名世，而且他们两人还是翻译的好手。梁遇春成为人生派散文的青春才子型作家，石民成为象征诗派骁将，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他们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那时开始奠定，又因相似、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学趣味，再加上北大同学的关系成名后走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叶公超和梁遇春的关系异常密切，梁遇春也因叶公超的关系喜好英美小品文，二人尤嗜兰姆。1928年，叶公超到暨南大学任教，便约请刚刚毕业的梁遇春做他的助教。于是梁遇春获得了“少年教授”的美誉，这很令人想起叶公超初到北大。 　　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和石民的友情在废名主编《骆驼草》时期和梁遇春逝世前后表现得最令人羡慕和感叹。那时废名、梁遇春因叶公超的缘故与　《新月》　关系密切，以致叶公超晚年还说废名是“新月派小说家”。叶公超与废名的关系早就突破了单纯的师生之谊，他很尊重废名不一般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在北平他多次向苦雨斋老人询问废名的情况，并登门拜访废名，还将自己的《桂游半月记》手迹赠与他。 　　废名主编《骆驼草》的时候，常催梁遇春写稿，其中有几篇关于失恋的文章是背着妻子写的，偷偷拿给废名发表。《骆驼草》是个小型周刊，由废名主编，冯至做助手。这是一个同仁刊物，著名的京派发轫于此。只可惜，不到半年就停刊了。废名对《骆驼草》颇有感情，这是他北大毕业后亲自主持筹办的刊物，但终因冯至出国和其他原因，未能维持下来。1930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停刊后一个月，废名又有了复兴《骆驼草》的念头，并邀请梁遇春担任些职务，可惜梁遇春固辞。这个刊物，算是永久停了，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并不因此而凋谢。 　　1931年初，石民因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吵架而失业，梁遇春托叶公超和废名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谋教书或办公处的职务，更希望废名能够成功，让石民在北京大学办公处做事，这样兄弟三人就“大团圆”了（梁遇春语）。石民失业后，愁苦了一阵子。幸亏诗人“愁闷时也愁闷得痛快，如鱼得水，不会像走投无路的样子”（废名语），若真是如此，诗人其有幸乎？！ 　　1932年6月25日，梁遇春逝世。叶公超、废名等人发起追悼会，并收集整理他的遗著，并为《泪与笑》出版，由废名、石民作序，叶公超作跋。这样四人师友的情谊在《泪与笑》中得到完整的保存下来。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在北平常有相聚的机会，倒是石民与他们见得少，以致梁遇春感叹说：“雁君飘然下凡，谈了一天，他面壁十年，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你何时能北上与这班老友一话当年呢？”没想到梁遇春先走一步，石民也于1937死于抗战之中，他们再没有一话当年的机会了。 　　抗战爆发后，叶公超随学校迁到大后方，同时苦劝知堂南下，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知堂附逆了，接着是下狱。1946年秋，废名和冯健男经南京到北平。途中，借叶公超的关系探望了狱中的周作人。叶公超弃文从政，恐怕这是废名始料不及的。那时他们见面会说些什么呢？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台湾出版《新月派小说选》。叶公超在序言中说：“废名是一个极特殊的作家，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真实。废名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散文与诗都别具一格。”叶公超在半个多世纪后对废名的文学成就仍然念念不忘，甚至把他作为新月派最特别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此时废名已谢世，此前二人海天相隔，并无交往，梁遇春和石民则早早长眠于地下。 　　在叶公超的弟子与学生当中，当然是钱锺书成就最高，同时也为世人所熟知。他与常风交谊很深，但与“骆驼草三子”似乎没有交往，也几乎不曾互相提及。常风与梁遇春一样，是叶公超的弟子，而石民、废名、钱锺书则只能算是学生。 　　叶公超是一代文化名人、政治名人，因种种原因湮没于历史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可以埋没的人，他们师友四人都不是可以埋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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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思聪：知识分子集体溃败的那个时代




作者：邹思聪      时间：2012-06-20   来源：共识网
   
  　　我说的是57年反右。


　　在中学课本上，对于那个时代，我们通常听到的叙述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


　　总的来说，这样一段缺乏史实的观点性描述就这样刻进了大部分中国人的脑海里，年少时每每向比自己年长的人谈起这个时期，他们也总是拿出历史书上的这一段话搪塞与我。“进教材，进课堂，最后走进学生的脑袋”，这样的教育确实成功了。以至于如今，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顾起来，总是十分辩证和宽容。


　　我一直强调，证明一件事情的真伪，正误，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经验事实；第二，逻辑推理。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就如历史学家高华所言，要尽可能的用史实说话，并且，分析它背后的逻辑。而远远不是一段“功过三七分”的观点，这种观点来自上层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它的提出，来自于法统的传承，来自于道统的维护，但是它唯一不来自的，便是事实。这样的高层共识甚至都没有提供过事实。


　　时过境迁，国内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谈到这段历史，文学的，史学的，政治学的，个人回忆录的，都描述过那一段历史。虽然教材仍然是垄断的，但是离开教材，我们仍然有机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所想要梳理和描写的，不是为了彻底反对这个“三七分”的评判，而是试图展开更多的史实——历史课本上，《人民日报》上，除了一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篇《这是为什么》，便似乎再没有发表过其他的文章，《人民日报》到底说过些什么？那些放肆的右派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让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判断党内正在出现修正主义？那段历史的背景发生在什么时段，国际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施展阳谋，请君入瓮？包括姚文元在内，有哪些文化人，他们充当了反右的旗手？在反右运动中，包括新闻界（我的专业是新闻）、文学界、艺术界在内的各界人士是如何倒下的，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做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自相残杀，互相批判的？…………——让这些史实，更完整的展现出来，随后，我们才可以有资格去分析，才可以有资格去判断，不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妄谈“反右是必要的”，去胡诌“只是被严重扩大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判断和极度无知的自以为是，在我看来，不仅可耻，更是最大的可悲。遗憾的是，这恰恰是中国人谈论问题时最常见的现象。


　　我在这一系列文字中，想要呈现的，便是我以上的那些疑问，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的困惑。我所梳理和写作的这些史实，均会来自于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以及学校图书馆内珍藏的《人民日报》。当然，由于是个人博客，我也会讲述一些我自己的观点，我会批评，也会赞扬，“不虚美，不隐恶”。当然，逢到历史选择，也会考虑另外的可能性——历史固然不能重复，但并不因此就拒绝假设，假设不是要穿越到过去改变未来，而是不想让历史的挽歌，再一次悲恸血红的江山。







　　我们先来看看《人民日报》所发表文章的一段目录，从四月份《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五月底《继续争鸣结合整风》，那是一段社会各界知识分子真正百花齐放的岁月，可是暗流已然涌动。紧接着，六月初便发布了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六月，风声鹤唳，而之后的七月到年末，平均三天到十天便有一篇严厉的社论。风向为何会如此陡然转变？我会尽力找寻社论原文，从中看出一二端倪——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社论，就这样让一代知识分子尊严扫地，自相残杀，进退失据，万劫不复。




　　在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的时候，从费孝通谈到的“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开始，党内外的批评都是如此的尖锐勇敢，犀利无匹。可压力一来，我们便看到，费孝通写了《向人民伏罪》，储安平则干脆去题目《向人民投降》，黄琪祥则《请求人民的宽恕》，章伯钧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张云川说《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宋云彬则是《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钱孙卿写到《我做了人民的罪人》——无一例外，溃不成军，没有一丝尊严的倒掉。须知道，在整风期间，大鸣大放的言论，对于现实深度的涉及，现在看来，都绝对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能够有那样深刻见解的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为何可以如此彻底的投降？而接着随之而来的，文人互相的攻讦，这又是为什么？




　　从姚文元于 6 月 15 日到 6 月 21 日，连发三篇文章《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从恐吓信中窥见的》《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开始，吴晗写了《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6.19 ）批判右派，朱光潜《我们有了标准》（ 6.24 ），钱学森说，《我在美国钻了二十年结论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6.22 ），郭沫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7.6 ），茅盾则发文《“放”“鸣”和批判》（ 6.17 ），《我们要把刘绍棠当做一面镜子》（ 10.17 ），直接开始了点名攻击。而巴金也表态《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6.22 ），马寅初发表《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 6.15 ），老舍几日之内连发三篇文章——《个人与集体（斥丁玲的反党罪行）》（ 8.17 ）《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 8.20 ）以及《勖青年作家》（ 8.20 ）。 这些人，有的是文学大师，有的是科学栋梁，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名校校长…… 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界泰斗，这些社会良心所写的都是违心之言，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虽然他们很多也没有善终。老舍虽然攻击了女作家丁玲，但是依然在后来文革时被打成右派，自杀而亡。吴晗虽然在反右中凶狠积极，但是后来在文革时还是被打成右派。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我时常假设，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互揭发、背后告密和打小报告，没有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没有借批判他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也许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又是另一番光景，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是另一番模样。其实，并非没有正面的案例。一个不知名的北大女学生可以拍案而起，直陈被深深埋葬的常识，她叫林昭，直到今天仍然连年被我们所祭奠，尊为圣女。同样也有一直坚持自己观点的大人物，他就是在声讨和批判面前绝不低头半分的章乃器。可这些品质，为何只零星的存在于那些悲惨命运的人身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制度性的欺骗与绑架，以及它对人心的摧残——在一个人人过关，人人表态的时代下，也许真的只有太少的人可以固守自己的良心，与内心的正义。这篇序言，写给那个知识分子集体溃散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败给了自己的懦弱，因为毕竟，如果像捷克知识分子那样团结，历史就会改写。但更多的，没有人幸免于那一个翻云覆雨的时代。当我们回忆的时候，从领导人到知识人，我们都可以随意批评，只是当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必须怀着深深的自责，因为那些懦弱与虚伪，那些霸道与民粹，那些罪恶与鲜血，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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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作者：笑蜀      时间：2012-06-01   来源：爱思想网
   
  　　此岸向彼岸扩张的欲望愈强烈，政治的彼岸意义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强烈，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愈恐惧，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就愈深刻。知识分子必然要被当作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简而言之，灵与物的冲突，彼岸与此岸的冲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冲突的本质。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运动，则是这一系列冲突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开端。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建国前就已揭开序幕。
　　无庸讳言，中共始终对知识分子问题予以高度关注。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决定，劈头就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据以要求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严辞批评“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最后强调：“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策切实贯彻了。一批又一批作家、诗人、青年学生从国统区走出，走向延安，走向太行山……。但等待着这些“新知识分子”的不都是鲜花。土地革命时期即已流行的“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尽管毛泽东谆谆告诫“决不应重复”，实际上并未得到有效遏制。文盲半文盲出身的工农老干部，一直在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他们天然地具有反智情结，如毛泽东所说：“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正是这种强烈的反智情结派生了“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派生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军内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际。抗战初期全党全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为中共输入了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对工农老干部的主导地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党内军内固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工农老干部对党内军内新知识分子队伍的集结和成长不免忧心忡忡，终于导致反智情结的再次大爆发，即1942年的“抢救运动”。如一份官方文件所承认的，“此次抢救运动中，在审查新知识分子工作上面，产生了最普遍和最突出的偏向。”这种偏向的后果，“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虽然是经过甄别工作，时局又处在很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情况没有也不致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但这次留在他们精神上的创痕确实划得相当深。”就连主持其事的康生事后也不能不这样说：“在坦白运动中，又增长着不信任新知识分子的情绪，或怀疑其中很多人是特务，甚至有的工农老干部有报复主义的宗派思想，这也是错误，不相信新知识分子，对他们歧视，或对他们报复的宗派思想，要彻底克服。”那么何以致此呢？当事人蒋南翔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有如下分析：
　　知识分子审查工作所以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由于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我们有了错误。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认识和政治估计上的不足。
　　不管自觉不自觉，不管承认不承认，在抢救运动中，是暴露了我们在政治认识上的模糊，暴露了我们对于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真理这一点，还缺乏深刻和坚定的信心！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抽象地承认马列主义是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中，马列主义能够战胜任何党派的思想，取得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的拥护，但在此次审查干部中，差不多就由我们自己完全推翻了这种情况。对于一般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竟不相信马列主义比三民主义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已在党内受了好几年的教育，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我们仍还相信他们是坚决拥护三民主义的可能性更大些。只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其他别的思想学说的工农同志，才是保险和可靠的同志。这里，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此种观点出之于我们共产党，说来是非常奇怪的，但事实确然是如此。例如陇东的抢救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那里在抢救运动中，正式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听说这种说法是西北局已故的李景波同志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抢得所有的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
　　第二个问题，是组织上的干部政策问题。
　　在抢救运动中，新知识分子同志大多被抢或被怀疑，并且大多是工农老干部负责审查他们的工作。但知识分子和工农同志是走着很不相同的道路来到革命阵营里的，他们在生活习惯、社会经历、思想作风等等方面，都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从工农同志的眼内看来，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有许多不能解释，并且他们又把这些不能解释的肯定下来，认为是有了“问题”，而被审查者这时差不多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并不是绝对不让他们说，而说了也根本听不进。这样客观就使知识分子干部的政治生命，处在一种缺乏比较公平合理的条件保证下，受着片面审判了！这样，主观上虽然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也是不可能了……。
　　蒋南翔的这些剖析，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包括抢救运动在内的对党内军内知识分子的历次清洗，不单是缘于“有报复主义的宗派思想”的一般工农干部在基层的兴风作浪，而有其更深层的思想渊源，即对马列主义的强烈的不自信——“马列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就完全被看作为一种软弱不堪，破烂不堪，丝毫经不起任何战斗的一堆废物；而三民主义倒被看作是最能获得广大知识分子信仰的思想了。”这种强烈的不自信，必然导致对思想交锋、文化交锋的强烈恐惧，进而导致对思想本身、文化本身的强烈恐惧。正是这样的恐惧，产生了对“一穷二白”的偏爱——一穷二白，才好描最新最美的图画，这既是就物质意义而言，也是就精神意义而言。思想上文化上“一穷二白”的工农老干部，才会毫不怀疑、毫无选择地全盘接受马列主义“灌输”。知识分子不然。知识分子的思想素养和文化素养所积淀的自我意识，使知识分子不可能象工农老干部那样天然地处在无我忘我的境界之中，马列主义“灌输”之于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象“灌输”工农老工农那样，在一马平川上长驱直入，而必然遭遇自我意识的审视甚或是排拒。知识分子的思想素养和文化素养因此非但无益，反而是马列主义“灌输”的消解剂，是革命阵营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构力量。“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于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必然得势。
　　如果说，在新知识分子大量涌入之前，以知识分子为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解构力量，还只是一种直觉；那么在新知识分子大量涌入之后，这种直觉便似乎得到了现实的印证。四十年代初，在新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延安，出现了以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王实味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暴露派”。他们在奔赴延安之前，多已成就斐然，自视为文坛骁将，年轻气盛，锋芒毕露；而且他们觉得到延安就是到了家，在自己家里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于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可避免地与急待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新的政治文化生态发生剧烈摩擦。“暴露派”认为，革命阵营并非纯洁无瑕，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阴暗的社会，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何能幸免！何况当前的革命性质，决定革命阵营不仅要与农民及城市小生产者联盟，“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革命阵营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肮脏和黑暗存在于革命阵营既是客观事实，就不能讳疾忌医。王实味说：“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和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光明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艾青说：“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是最没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罗烽则感慨鲁迅那“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大声疾呼：“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于是，他们效法鲁迅，用一篇篇短剑似的杂文，解剖阴暗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连人对人的同情心也没有”的冷漠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革命阵营的种种“肮脏和黑暗”被他们揭示出来，无情地鞭挞着。延安文坛卷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抨击时弊的“龙卷风”。
　　真正的批判精神必然源自独立人格。“暴露派”既是革命阵营中最放言无忌的一群，也是革命阵营中最孤傲不羁的一群。“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他们是人生第一信条。在国统区，他们却倍受专制之苦，对自由的向往因之愈加强烈。他们是为了挣脱枷锁到延安的，艾青说得很明白：“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们用生命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对民主政治条件下写作的不自由他们是绝对无法理解更无法苟合的；而他们觉得，他们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在延安，政治与艺术，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关系依旧是主属关系，“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依旧没有保障，自由写作之梦遥不可及。一种不可抑制的失落和反感便迅速积聚起来，爆发出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呐喊便和“暴露黑暗”的“龙卷风”同时撼动了延安文坛。艾青抗议说：“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骗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艾青相信，作家之所以被看轻，创作自由之所以实际上被否定，主要原因，在于人的精神需求没有得到正视，艺术的天职没有得到确认，艺术的神性的光辉被掩没于尘世之中。“文艺有什么用呢？”政治家这种纯功利、纯世俗角度的质疑，既是对艺术的鄙薄，更表现出对艺术的无知。痛感于这种鄙薄和无知，艾青答称：
文艺的确是没有什么看得见的用处的。它不能当板凳坐，当床睡，当灯点，当脸盆洗脸……它也不能当饭吃，当衣服穿，当药治病，当六O六治梅毒。
　　所以反功利主义的唯美论者，戈谛耶会满怀愤慨地说：“……我们不能从物喻得到一只帽子，或者象穿拖鞋般穿比喻；我们不能把对偶法当雨伞用；我们不能，不幸，把音韵当背心穿。”
　　但是人类还会思索，还有感觉，还知道耻辱和光荣，还能嫉妒和同情，还懂得爱和恨，还常常心里感到空漠因而悲哀，还要在最孤独的时候很深沉地发问：“活着究竟为什么？”
　　这些事，都并不是凳子，床，灯，脸盆，饭，衣服，药，六O六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些事，同样可以发生在没有物质忧虑的人们之间。
　　就连最原始的人类，也有他们的心理活动；就连最不开化的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诗歌。
　　在艾青的视野里，有一片广袤的圣洁的疆域，那是牧歌之乡。它远离了尘世，它俯瞰着尘世。只有纯粹的歌者，才是那一片牧歌之乡的主人。正是清纯的歌者所展现的神性的光辉，普照了尘世，赋予芸芸众生以人的使命和尊严，而不致在滚滚利禄中沉沦。所以，作为牧歌之乡的主人的纯粹的歌者，与尘世的主宰即政治家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更重要。艾青并且以史为例——
　　当法国资产阶级的大诗人伐莱里的《水仙辞》出版的时候，一个同阶级的批评家曾以这样的话颂扬他的作品：“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件，即伐莱里出版了他的《水仙辞》。”
　　这原因就在于《水仙辞》为烂熟了的法国资产阶级——也可以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提出许多使内心颤栗不安的问题。他的诗，通过他自己的深沉的审视，从哲学上引起了对生命实体怀疑的问题。
　　好象有一个美国人曾说：“宁可失去一个印度，却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这原因就在于莎士比亚是英国商业资本主义抬头时代的代言人，是英帝国主义向世界扩张其势的鼓吹者，是大英帝国直到现在还用以骄傲于世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可以支持一个民族的自尊心理，从而换到不止一个的印度。
　　贝多芬、萧伯纳公开嘲讽王族和巨商，李白要高力士当众为之脱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知识分子向来以牧歌之乡的主人而自傲；对尘世的主宰——不论是政治权力还是金钱——都不屑一顾。“暴露派”颇具此类气质。开天辟地第一遭的世界大战，其重要性竟在伐莱里的一部诗集之下；用多少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印度，其价值竟远远不及一个莎士比亚！物与灵判然分野，并将灵凌驾于物，作为尘世主宰的政治家，其权力触角向牧歌之乡的扩张因而于理相悖，艺术对政治的从属关系，因而也是于理相悖的。
　　这一点，讲得最直率的仍然是王实味。他对政治家艺术家的相互关系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他把政治家定义为“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其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而把艺术家定义为“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其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他断言，政治家固然有其长：“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政治家在这里比艺术家优越。”但政治家并非全智全能，“艺术家也有他底优越性，就是：自由地走入人的灵魂深处，改造它——改造自己以加强自己，改造敌人以瓦解敌人。”而这恰恰是政治家无法企及的。艺术家固然有其人格上的弱点，如偏狭、傲慢、孤僻等等。但政治家在人格上也不是十全十美——“为着胜利地攻击敌人、联合友军、壮大自己，政治家必然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弱点也就从这些优点产生：在为革命事业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织成最美丽绚烂的‘革命的艺术’，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底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换言之，政治家就其本能来而言，其于革命事业有如双刃剑；因而在发挥政治家之长、利用政治家于革命事业有益的一面的同时，还必须对政治家抱有高度警惕。王实味毫不避讳地呼吁政治家：“猫底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同时告诫战友们：“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
　　这里，或许王实味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尽管他主观上将革命阵营的“肮脏和黑暗”完全归结为旧社会的遗传，但在客观上，通过对政治家本能的理性解剖，他已经把革命阵营的“肮脏和黑暗”与权力的本质、与人的弱点联系起来了。革命阵营的“肮脏和黑暗”的持久性、普遍性因之被揭示了出来，而这才是本质意义上的揭示。这样本质意义上的揭示，为牧歌之乡远离尘世权力、为牧歌之乡看守尘世权力，亦即为“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和艺术家固持的政治批评立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王实味本来是想通过对政治家和艺术家各自特性的比较，来说明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所司，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因而必须彼此尊重，平等对待；却无意中说破了政治家自身的“肮脏和黑暗”，给了革命青春期冉冉上升的偶像崇拜当头一盆冷水。在这点上，王实味是比艾青进了一步。
　　根据辩证法原理，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行动家与批评家，便是诸多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种。有作家、诗人便有文学批评家，有政治家当然会有政治批评家。而其中最复杂最莫测的关系，应是政治家与政治批评家的相互关系。行动家就其本性来说是讨嫌批评家的——谁愿意自己的疮疥被别人当众指出呢？但一般的行动家虽然讨嫌批评家，却也对之莫可奈何，甚至有时还不能不故作姿态地欢迎批评家的批评，原因很简单，作家、诗人手中有一支笔，文学批评家手中也有一支笔；画家手中有一支笔，美术批评家手中也有一支笔……，他们并没有超出于对方的特权，并不能借助于外在力量来压倒对方，而只能在纯学理层次上与对方平等对话。政治家则不同，政治家所有的是权力；而在并不存在分权制衡的社会中，权力是无远弗届的；这就使政治批评家的生杀予夺，往往取决于政治家的喜怒哀乐！这种情况下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因而是所有批评中最艰难、最冒险的批评！
　　“暴露派”所进行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批评。他们自命为“社会良心”，自命为革命的清道夫。殊不知，他们的自命并不为政治家所认可。在政治家眼里，他们的批判精神，他们的独立人格，只能是离经叛道、桀骜不驯的同义语。而这就注定了“暴露派”所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暴露派”固曾风云一时，但那不过是要借他们的呐喊壮大整风运动的声威，以击败当时党内主要的反对派领袖王明。一旦王明土崩瓦解，“暴露派”在政治上的实用价值不复存在，他们对革命阵营的“肮脏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们对自由写作的强烈呼吁，就再也无法容忍了，“暴露派”也就不能不填补王明留下的空白，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说中，专就“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发了一席宏论。他仍然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文化不发达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仍然承认“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紧接着就是一个“但”书。“但”书后有如下一段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堪称刻骨铭心的警句：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这里“所谓知识分子”，固然包括留苏归来的王明等“马列主义理论权威”，但同时也包括主要来自国统区的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对新知识分子的清洗由此发轫。三个月后问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矛头更直接的和全部的指向“暴露派”及其所代表的新知识分子。毛泽东花费很大篇幅驳斥“暴露派”的主张，如“人性论”、“人类之爱”等等。对“暴露派”的核心观点，毛泽东尤为深恶痛绝，以异常严厉的口气逐次点评：“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毛泽东的答复是：“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毛泽东的答复是：“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对此毛泽东倒是没有一概否定，但毛泽东强大指出，鲁迅笔法之不能废除，是因为中国的反动派还存在，需要用匕首和投枪与中国的反动派作战。“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换句话说，鲁迅笔法并非没有时空限制，鲁迅笔法只能用于对敌。如果反动派不存在，比如在根据地，比如在全国胜利之后，鲁迅笔伐是否还适用，这就不言而喻。这实际上是说，鲁迅之所以成其为鲁迅，是因为鲁迅在国统区，是因为鲁迅面对的是国民党当局。在根据地，在全国胜利之后，谁也不要想再当鲁迅。毛泽东最严厉的点评是如下一段：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至此，毛泽东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谁要固守其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立场，沿用鲁迅笔法，揭破和清洗自己阵营中的“一切肮脏和黑暗”，谁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也就不可能为革命队伍所容。现实只容许接受，不容许批判，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必须遵循的铁的定律。
　　否定批判精神，必然同时否定独立人格。毛泽东一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知识分子“不大能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他提醒那些新知识分子同志——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任务，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哪山唱哪山的歌。知识分子必须随着时空的转换而脱胎换骨。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固守精神世界的独立性，坚决抵抗世俗权力向精神世界的扩张；并且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傲，以世俗权力的看守者即道义制约的主体力量自命，对世俗权力即国民党当局的专横、腐败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所以共产党是大力推崇、大力支持的，所以才尊此前的鲁迅，此后的李公仆、闻一多为民族英雄。但处在新的时空，即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党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掌握了世间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领导党因此不仅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还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不仅是世俗生活的天然主宰，还是精神世界的天然主宰。换言之，在革命根据地，物与灵并没有判然分野，物与灵都在领导党的管辖范畴之内。这才是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真正区别”、上海亭子间与延安的“真正区别”。这个“真正区别”注定新知识分子必须实现由独立人格向他律人格的转换——既然领导党全智全能、至善至美，个人的自主判断、自主选择也就丧失了合法性，新知识分子也就必须彻底牺牲其证伪本能，批判本能，彻底舍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领导党。政治与文艺，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关系，因此只能是主属关系而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双驾马车的关系。毛泽东坚定地宣称：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人类生活的两岸，即此岸和彼岸，也是诸多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种，彼岸必须与此岸分离，并高于此岸，才能够具有对于此岸的强大的制约力量和导向力量。通常说中国人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这句话其实意味着，中国人的彼岸意识本来就很薄弱，彼岸与此岸的动态平衡因此在中国从来都不曾实现。没有彼岸的强大制约和导向，此岸的良性运行也就成为不可能，中国社会因此总是走不出治乱相循的泥沼。中国的世俗性宗教极不发达，如果说中国人还有一点微弱的彼岸意识的话，那么这点微弱的彼岸意识则主要寄寓于文学艺术中。所以和世俗性宗教的极不发达相映照，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蓬蓬勃勃，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一样以擅长文学艺术而著称于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艺术对于此岸的超然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呼吁的正是这样一种超然性。
　　对这种超然性的最大威胁，来自现实政治。政治本来只是政治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它所追逐的实质上永远只是权力，而无论它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理由。它永远只是此岸之物。但是，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本能冲动，假若不是遇到另一种同样强大的力量的阻遏，那么它的扩张就会无休无止，就会远远超乎此岸而侵入彼岸，政治就既是此岸又以彼岸自居，实则是此岸吞没了彼岸。彼岸一旦被吞没，对此岸的道义制约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不复有生存空间。同时，作为一种虚拟的彼岸，政治暂时取得了神性，从此它不仅可凭借其强力迫使臣民顺从，而且可凭借其神性令臣民顶礼膜拜。反抗不仅是不法，而且是不义。权力对人的全面征服因而也就是不可阻挡的。不能说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对这一前景已洞若观火，但出于知识分子的敏感，他们确实对政治权力向彼岸的咄咄进逼之势有所察觉并且深怀忧惧。他们并不是不明白毛泽东所说的上海亭子间与延安的“真正区别”，只不过是不能接受那样一种“真正区别”。他们坚持物与灵的二元化，坚持将灵凌驾于物，实则是以彼岸的卫护者自命，抵御政治权力向彼岸进逼，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权力发生剧烈冲突。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运动，最重要的起因即在于此。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对此次集体抗议运动的直接回应。讲话不单是否定了知识分子所特具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而且完全排除了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彼岸在现代社会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一切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抑或互相独立的艺术据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只是革命机器中的一个构件——齿轮和螺丝钉。这再也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此岸吞没彼岸的勃勃雄心。毛泽东并且警告：“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是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物与灵的二元化已被确认为托洛茨基余毒，谁若继续坚持彼岸的独立存在，继续反抗此岸向彼岸的进逼，其政治前程之惨淡自不难想见。
　　文学艺术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艺术只有政治功利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毛泽东建构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模式。用这样的文艺批评模式主导文艺，才能保证政治决定文艺，政治家决定文艺家。换句话说，这样的文艺批评模式是以此岸涵盖彼岸，以此岸同化彼岸，从而最终消溶彼岸的不二法门。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当然难以接受，艾青就曾援引反功利主义的唯美论者戈谛耶的名言，批评革命根据地文学艺术完全功利化、此岸化的趋向，强调文学艺术的彼岸意义。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回答说：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彼岸被涵盖、被同化、被消溶，政治便取代了真实的彼岸，而构成虚拟的彼岸。即便是纯粹此岸性质的功利主义，一旦归属于“无产阶级的”，便也具有了似乎无可争辩的神性。一方面政治的彼岸意义不过是纯粹虚拟的；另一方面政治又竭力以真实的彼岸自居，绝对不肯舍弃它已经取得的灵的光环。这个巨大的矛盾，是政治缺乏自信力的终极因素。正因为缺乏自信力，政治的彼岸意义的虚拟性便成了不可言说的秘密。“暴露派”正是在这点上犯了大忌。他们对革命阵营的“肮脏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们对政治家本能的理性解剖，至少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政治的彼岸意义的否定，有着把政治由彼岸拉回此岸的潜在危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针锋相对地指出——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学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灌输”的消解剂，之所以是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消解剂，归根究底，无非两个原因，一是知识分子对此岸吞噬彼岸的抵制，一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彼岸意义的虚拟性的无意识破译。进而言之，在世俗性宗教不发达的中国，知识分子天然地构成真实彼岸的主体力量，因而天然地具有反抗此岸扩张、排拒虚拟彼岸的禀性。这样，此岸向彼岸扩张的欲望愈强烈，政治的彼岸意义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强烈，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愈恐惧，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就愈深刻。知识分子必然要被当作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简而言之，灵与物的冲突，彼岸与此岸的冲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冲突的本质。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运动，则是这一系列冲突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开端。   

教师之友网

刘青峰：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

作者：刘青峰      时间：2012-05-21   来源：共识网

	道德勇气的文化坐标 　　在学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独立和参与意识高涨的今天，来讨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曾一度沦丧——这似乎不太符合潮流。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动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着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我认为，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演变的风向标，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就难以理解今天中国文化正向何处去，也无从了解知识分子运动的深刻背景。 　　实际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才兴起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或道德勇气？ 　　大陆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强调，两千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对官僚政治的依附。尽管“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但“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1有的则更尖锐地指出，由中国传统的“官学一体”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寄生虫”。2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是大陆思想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重要方向。与此迥异，海外及港台学者则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和批判意识，强调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性，和“明道救世”的基本价值，认为从孔子起，中国古代的士就兼具重理性和宗教使命感，这就使得“中国的‘士’毋宁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3 　　大陆学者从当今的现实感受出发，敏感地注意到传统文化中某些因素可以导致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海外学者则多从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出发来分析讨论。我认为，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由一个双方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前提带来的。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也就是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的模式，同时，现实的命运又迫使他们经历了一个道德勇气逐步沦丧的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到一九八八年，更有不少文章直接大声呼唤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和参与意识。只有对某种普遍缺少或丧失的、而又非常具有意义的价值，人们才会有如此一致的共识和关切。 　　我想，从感性上讲，很多人会同意本文提出的命题。文革前,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逐步丧失,这是一个事实。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4但是,一旦我们将讨论严格化，就会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什么是道德勇气？谈道德勇气离不开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从文化价值系统给道德勇气一个定义，把道德勇气看作是人追求、捍卫自己所认同的某种理想或价值标准的热忱，并敢于用这种价值标准来评判或对抗任何外在的政治、社会或文化上的权威或潮流的道义力量。它特别表现在内在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道德和道德勇气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之中。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道德勇气的性质和来源大不相同。因此，原则上我们不能脱离某一价值系统来讨论这一问题。基督教教徒对上帝的信仰，佛教教徒超脱凡世的悲愿，使他们表现出常人难以做到的克己奉献的道德勇气。而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为了夺取政权，抛头颅洒热血也表现出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可见，当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不同时，道德勇气的来源和表现方式都不相同。 　　因此，我提出文革前大陆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就应该有一个文化价值的坐标，即这一命题是在跳出了文革前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当时知识分子时得出的判断。只要深陷于当时的政治文化之中，就不会发现道德勇气的沦丧。相反，那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热忱和奉献、自觉地改造自己，都是相当真诚的。他们按照这种理想在批判现实时，也表现得十分执着激烈。同时，当他们自己被批判时，内心却出奇地软弱。这种心态，只能从当时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说明。 　　这样一来，考察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沦丧，就转变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比较和转化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三种价值体系来透视，第一个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第二个是文革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政治文化的关系；第三，我们还应该能跳出前两种文化价值系统来考察这一问题。本文不可能对这三方面进行全面的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文革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与政治文化转化的探讨上。为此，本文先简略地剖析一下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接着讨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之后，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以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为什么会一步步沦丧。 　　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来源及修身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学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中，作为道德载体的人生价值高于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价值，而文化价值又高于作为政治社会关系载体的人生价值。也就是说，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不断地修炼自己以“成仁”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儒家传统中“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顺序，表明了这种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儒家的“成仁”的道德理想，并不是终止于个人精神满足和受用，而是一种积极关怀人世间伦理教化和政治秩序的内在的资源。这就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内圣外王”与“知行合一”的传统。这一传统把“立德、立言、立功”三个层次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可以互相转化。从诉诸于每个人内心的追求成仁的道德感，到通过文化学习、读圣人经典所得来的文化教养，再把二者转化为实现道德政治和社会礼教的行动力量，才算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根据这一终极关怀及其修身模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可以来自于这三个层面，即内心的道德感、文化教养的优越感、和施展道德理想抱负的使命感。由于这三个层面不可分割、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就造成了儒生对“成仁”的途径，可以强调不同的侧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对道德勇气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侧重。 　　孔子的道德理想的核心是“仁”，而修身的方式是“见贤思齐”式的克己内省的修炼。孟子则进一步赋予孔子“仁”的道德理性一个性善论的基础。这样，道德价值判断可直接来源于人生而具有的知善和正义的道德感。修身模式也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发展成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道德勇气可以从人的内心开发和涌现出来。荀子主张性恶论，那么道德勇气的来源就不能是与外部行为无关的人的本性的体现，而要通过外在规范的强制和道德教化的浸濡，并表现在对于外在规范性社会秩序（礼）和君主权威的热忱和捍卫上。荀子强调了“外铄”的作用，其修身模式中“博学”、重视文献知识的“学统”也就被推到重要的地位。他强调“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5 　　可见，在先秦儒学大师那里，对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模式所强调的方面，就有很大差别。陆九渊和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传统，形成了陆王心学，“致良知”不但是道德勇气的来源而且也是修身的目标和方式。而在朱熹的格物致知修身的模式中，则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是道德勇气的来源和修身的前提。朱熹的求知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和知识的学习。他在《行宫便殿奏札二》中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接着，他在读书穷理与读圣贤书之间划了等号：“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髓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是由以求之”。可见，朱熹这一派主张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主要归为知书达理，也就是知识分子文化上的优越感。这一点在某些方面继承了荀子对学统的重视，但又不像荀子那样过分强调对规范性社会秩序等外在条件的依赖。 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 　　由以上粗略分析可见，传统知识分子对道德勇气的来源的主张，由于强调的侧面不同，大致可分成如图例所示的三种情况：一、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道德勇气来源于知书达理，即文化知识。三、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 　　当然，同时应该指出，儒学任何一个流派关于修身的主张都不那么单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涵盖了上述三方面，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这种修身途径所侧重的方面的差别很重要，正因为其来源不同，道德勇气丧失的条件也不同。当强调对外部规范性秩序和君主权威的维护与热情作为评价道德的主要标准时，儒生的政治行为和文以载道的承担就很重要了。但当社会风气腐败，朝政昏庸黑暗时，儒生是否有道德勇气的标准就不能看其是否维护现实的了。这时不愿趋炎附势阿世媚俗的知识分子，就往往把道德勇气的来源移到内在资源上。明末的情况相当典型。当时政治黑暗、社会纲纪崩坏，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便轰动大江南北，深得知识分子的认同。王阳明主张判定人自己的言行是否道德，不能以外部行为为标准，甚至不能完全以圣人言为标准，而要诉诸于自己的“良知”，这样就把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立足点，从外部的礼和圣人之言转到更为内在的“良知”中来。众所周知，王阳明的学说在明末影响很大，它导致了泰州学派的形成，后来又影响了东林派知识分子。东林党人无疑是当时最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研究者指出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敢于向君权挑战，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等大无畏口号，和他们曾受到王阳明的影响大有关系，例如黄宗羲更与王学有直接的师承。6根据我们上面提出的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的来源侧重面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由这一模式很好理解上述现象。因为，当外部规范性行为准则和儒家经典不能再向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勇气来源时，儒生只有转向内在的良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时就出现了道德勇气来源的立足点从外向内转移的文化现象。 　　一般说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汉民族的文化一直比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是很强烈的。它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来源的重要资源，始终没有受到足以摧垮的挑战和动摇。无论是苏武牧羊还是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文化知识优越感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浩然之气的支持。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八四○年，中国突然面临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但中国知识分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受到了动摇，而且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这一历史上作为道德勇气来源的最重要的来源，也受到了威胁。 　　也许，唐君毅是较早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五十年代初撰文《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缺乏气慨之事实与其缘由之进一步的说明》指出：早在胡林翼看到长江上的美国炮舰后深受刺激，回营吐血后抑郁而终为开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就开始丧失了。唐君毅将其归结为知识分子在强大的西方文明挑战面前而产生的自卑感。这种现象经甲午战争失利，直到“五四”以后日趋严重。 　　如何重振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呢？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唐君毅的主张是很有意思的。他引用陆象山的话：“我若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一个人”，并指出“附物原非自立”。人有钱，莫有钱又怎么样？有名、有位、有权，莫有名、权、位怎么样？有知识学问，莫有知识学问怎么样？7可见，唐君毅先生是提出重返陆王心学传统，将道德勇气所依附的各种外在条件，包括经济实力、文化知识先进与否等统统去掉，让道德勇气直接从每个人心里充溢涌现出来，这无疑是回到“致良知”的传统中来。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儒家“内圣外王”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来源有三个不同侧面，当这三个资源受到整体性破坏时，就会导致道德勇气的沦丧。也就是说，道德勇气丧失的三个条件可以如下： 　　（1）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礼）的遵循是否符合道德的外在标准的丧失； 　　（2）文化知识优越感的丧失； 　　（3）对每个人本性中存在着道德良知观念的破除。 　　这三个道德勇气来源同时破除，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再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道德勇气的凭借。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摧垮，使他们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传统道德勇气资源的破坏 　　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征服战。在探讨这一过程前，我们应该简略地考察一下当时知识分子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哪一种文化价值系统。 　　我认为，当时除了少数共产党内已经信仰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在深层结构上仍然相当传统，他们的终极关怀还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思想分化和价值混乱，封建礼教和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已荡然无存，但知识分子激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是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表现，追求一个“天下为公”的道德政治，依然是他们的社会理想。 　　另外，从文化优越感上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但他们在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仍很强烈。知识分子总认为自己比工农有知识，所以也更多地肩负着国家兴亡的责任，和有更多参与和批评的权利。至于从内心的良知作为更深层的道德感的判断，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由此可见，传统道德勇气的三大来源，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结构性地支持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儒学。在这种情况下，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藉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尚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压力，其重要原因是，它把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十分介意的专业服务、个人生活经历及态度等非政治化的问题，都变成是否道德的问题来加以讨论。今天有不少西方研究者把苏联的洗脑与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相提并论，其实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果说洗脑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忏悔加上心理战，那么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诉诸于传统的“知廉耻”精神，利用知识分子的道德反省力量。当时共产党在动员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时，把这种改造过程中的耻辱感，象征性地比喻为“脱裤子、割尾巴”。历来“知廉耻”乃知识分子修身的重要动力，只要把许多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知识分子就将难以承受其压力，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 　　例如一开始让知识分子参加学习，一些人曾很奇怪，认为“学习两个字，大家那时听不惯，学习通常是限于学生的，我们是教授……即令还要学习，也得用研究两个字”。8后来当他们明白所谓学习实际上是改造思想时，就心悦诚服了。因为他们也认为作为在旧社会受教育，并为反动政府服务过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改造自己。 　　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献来看，摧垮知识分子内心残存的传统儒家式的道德勇气三大资源是整体性的，同步进行的。 　　首先，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向来被视为贫弱不堪一击的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一百多年来深陷自卑感屈辱感之中的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必然的。但对于爱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思想改造运动使他们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本来，他们认为自己拥护新政权、热爱共产党，甚至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中国，都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他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道德勇气的来源。另一方面，思想改造运动又提出“为谁服务”的问题，指出他们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也就被视为为帝国主义服务。“为谁服务”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他们头上，使他们难于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从而从内心怀疑自己是否道德。 　　清华大学著名专家张维就这么反省道：“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留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而那些留在美国搞流体力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在为中国人民解决飞机设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为美帝国主义研究超音速飞机，让美国的空中强盗炸朝鲜的和平居民和我们的志愿军”。他总结为：“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意识是很模糊的。”9这种说法表明，像张维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在民族意识上对自己发生了怀疑。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这种批评，但是，他们并不敢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只是觉得自己的爱国之心受到了误解，有一种委屈感。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就吐露了这种委屈。他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不信任了。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在旧中国教了几年书，一下子都忽然变成了于国不利的事情……”。10这样，传统的道德勇气的第一个来源，对于旧知识分子来说就不复存在了。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大动摇的，是对他们文化知识优越感的摧毁。这种优越感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毫不留情的批评。在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看来，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有钱读书、甚至留洋，就是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是靠剥削工农的血汗而成为知识分子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都承认这一点，觉得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是愧对工农的，而他们所学的文化知识又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就说：“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11根据这种分析，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就会变为在工农面前的有罪感。即使有一些学科本来技术性较强，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专业，仍有这种把知识传播看作类似于贩毒的双重的有罪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把自己教学建筑学说成是：“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12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只有承认了知识的阶级性，才算是愿意接受改造，态度好的表现。确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化知识优越感这种传统的道德勇气来源的资源。这种观点在文革前一直在发展，直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中国历史上，当传统的道德勇气三个资源的前两个，外部行为规范和文化优越感受到动摇时，知识分子还可以回到内心的良知，让浩然之气从内心涌现出来。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这最后一点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诉诸于人性中的良知——受到的批判也最为彻底。其批判的武器是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立场决定论，来批判取代抽象的人性论。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集团，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到文革，抽象的人性论一直处于被批判中。知识分子只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就很难在哲学上坚持儒家的心性论。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倾向于接受知识真理和各种科学技术知识。而儒家心性论一直缺少一个为它辩护的有效的知识系统。所以，对于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处于解构中的心性论必然是一击即溃。除极少数像梁漱溟那样坚持传统的知识分子，尚能抗御立场决定论的价值判断外，绝大多数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再利用这一传统的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旧社会能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这一情况直到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多大改变。这样，出身本身就使知识分子处于容易自我怀疑的境地。即使是少数出身好的知识分子，按阶级分析法，只要他们是在四九年前受教育的并获得了相当高的经济地位，所以他们的立场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例如一位出身好的大学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说，“我向来论人，总是强调旧社会士大夫所说的品质，不管阶级出身”，“有人提醒我，不要强调抽象的品质，识人要从阶级立场出发”。可见,这位教授原先的道德标准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当他“近来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他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但另一方面，我是大学教授，当时每月收入几百元，成了毛主席所说的接近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右翼’……，不敢实行革命。”13这里,他被官方意识形态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立场”所征服,从而否定了诉诸于人性良知的传统观点。也就是说,弄到后来，无论是出身好还是不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立场都成问题。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时,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即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笔者注）,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样，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其立场世界观均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良知，再也不能成为他们道德勇气的来源。 　　由以上分析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所凭借的三种资源的批判，是整体性的，相当彻底的。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表态，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了，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服气。他们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观念仍然很顽固。于是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们仍然凭借着道德勇气的三大资源站出来向共产党大胆提意见。罗隆基就建议那些领导知识分子的干部在“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14可见这些知识分子还自认为自己的道德体系是属于传统的。他进一步说，如果共产党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能“‘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15而这些所谓右派分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再一次表现出传统的道德勇气的。 　　另外，他们也从文化知识优越感上强调“知识分子知道得多，天不怕地不怕，革命性强”。16有的则说“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承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17“右派”们对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认识的：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是“使用极端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把“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毁减了！”，“无怪乎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生存意义都发生了怀疑。”18这些言论还都是企图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的优越感，做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出发的，但这些统统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再一次粉碎了。 　　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辩 　　任何一种思想，它要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就必须把摧毁人们原有的信念的推动力转化为将人们吸引到新价值系统中去的拉力。如果仅仅因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整体性批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道德勇气资源的力量，就认为它可以征服中国知识分子，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心甘情愿接受改造，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及文化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而争取民族独立的实现，极大地鼓舞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信心。新政权建立之初，其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也和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实践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历史性的胜利面前，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心悦诚服。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别在价值观上是与传统同构的文化系统。正因为如此，官方意识形态在批判改造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资源的同时，展示了一种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很熟悉、很容易认同的新价值系统。于是，知识分子便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价值系统的转化。 　　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与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有的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是马克思学说从“五四”时代的知识真理型，演变为道德理想主义式的意识形态的过程。19文革前，毛泽东思想中的人生观道德观主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被称为“老三篇”的三篇文章中。它们相对来说比较单薄，而且修养的方式也不清楚。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把这个薄弱环节完成了，成为广大共产党员所认同的、必须经常学习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把这篇著作视为毛泽东思想中的道德修养价值观的代表。 　　在《修养》中，刘少奇提出“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崇高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后来这一目标更简化为“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儒家式的追求做无产阶级圣人的道德理想的修养目标。当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和传统的儒家社会观大不相同。这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我们想指出的是,在中国强调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与工农相结合，使自己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并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但其纯化立场和修身过程,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和儒家传统的道德修养模式有很大程度上的同构。 　　我们可以再看看前面图一中所示传统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系统中如何变化了名称。第一部分是内在资源，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用无产阶级立场代替了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结构中的内心道德感和良知。在文化知识这一点上，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代替了读圣贤书、儒家经典。而每个人必须遵守党的纪律组织原则，并在革命事业中有良好的政治表现，则代替了传统中对规范性社会行为的维护和热忱。这种内容和名称的一一对应，为新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同构，奠定了基础。 　　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中，端正立场和学经典的关系，以及它们和政治表现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新传统的深层结构仍然是传统的。《修养》中强调，只有不断纯化阶级立场，才能真正理解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立场不端正，读马列书再多也不行。同时，一个出身好的人不能只凭借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他还必须通过学马列经典来完成道德修养。而纯化立场和努力学经典只是个人修养（或动机问题），还必须从每个人的政治行为来判别他是否忠于革命事业（效果问题）。动机和效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转化关系。由此可见，这种立场——学经典——政治表现三者的关系，和传统的良知——读圣人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基本相同。文革时，这种新传统进一步深入发展到，毛泽东号召用“斗私批修”的方法，使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而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政权的性质和世界革命的目标，是维系在每个人道德理想的实现上。这和传统文化中“满街都是圣人”，把道德政治的实现系于君主和士大夫们的道德品性上，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正因为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传统儒家模式基本同构，这就带来巨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性变化。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时，能凭借这种巨大的潜力来吸引更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很容易认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广泛的认同，又能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干部队伍。而这支队伍在夺取政权时表现得坚定勇敢，在新政权建立时廉洁有效，使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朝气和巨大的动员力量。其次，新政权建立后用这种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很容易整体性地摧垮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内容不同而结构类似的新价值体系，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知识分子较容易地完成价值系统的转化。 　　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时，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忽略了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凭借传统影响的内在的、深刻的吸引力。事实上，一个知识分子思想越深刻、真诚，内心中潜意识的传统影响越强烈，他就越是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从而在弃旧图新过程中越表现出无情否定“旧我”的道德勇气。在转变价值系统时，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应表现在批判自我和他人的政治表现中。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反左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逐步接受了这种与传统同构的新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 　　著名作家老舍的悲剧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新政权刚建立时匆匆从国外赶回中国，认真接受一系列思想改造。到一九六二年他写作《五十而知使命》一文时，就完全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价值系统，并真诚地追悔自己前期作品的卑微无聊，而心甘情愿地接受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为工农兵写作的方向。他的终卷之作，竟是为了配合“大养其猪”指示而写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20直到文革时他受辱之后沉湖自溺，都是含着一种不被共产党和群众理解的冤枉之情，始终没有从新道德理想主义中走出来。我们必须相信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真诚而彻底的。杨振宁于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曾见到父亲——著名数学家杨武之和母亲。杨振宁描述了这次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很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还没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以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21我认为，杨武之先生对自己儿子的道德理想、价值判断教育上的前后差异，应该说是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一九四九年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真诚转变。 　　新道德理想主义虽和传统同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仍有两个重大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新传统更加政治化。虽然在儒家的内圣外王模式中，个人道德和实现伦理教化的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了道德高尚的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命运有更大的承担，但是儒家文化中，毕竟还有很多对个人品质的强调和许多非政治化的内容。儒家传统中并没有阶级对抗的内容。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中，阶级立场的划分和阶级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又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一切文化思想、艺术建筑及个人道德情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引导下，其修身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过程。以至于到文革前个人种花养鸟，穿衣服的式样稍为与众不同，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文革中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和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第二个差别是，在新传统中每个人的立场是否纯正，不是属于他的本性、也不是自己能判定的。而传统的道德修养中，人可以“致良知”，由自己来判定是否道德。而且从孔孟起，儒家就特别强调“君子求诸己”。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后果，也许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先想不到的。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越来越依靠强化外在标准来实现，即越来越依靠他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表现来判别。一旦判别自己或别人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立场的外在标准丧失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可能用传统的儒家方式让道德勇气直接从内心涌现出来。这样，随着外在标准的任意化或丧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的道德勇气也就沦丧了。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立场和政治表现的外在标准，还是比较明确的。当时投身革命意味着拋弃个人享受，而去冒着牺牲性命的危险。在新政权建立以后，外在标准就日益模糊了。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这样，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即使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了，还不能证明他们愿意接受改造。在当年批判右派时，就把学习马列分为几种，右派们“则是为他们反动阶级服务来学的，也就是企图以马列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等人，如果说他们也学过马列主义，就属于这一种。”22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无出身好的先天资源可凭借，学马列经典本是修养的重要途径，但也可以被视为是为了反马列而学马列，这样，就只有看他们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政治表现了。而这些政治行为，完全靠是否符合党在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或者靠是否被所在工作单位的政治领导所认可来判定。从文革以后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当然许多是由于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但有相当多的人是与单位领导不合而被冤枉。单位领导的好恶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造成了外在政治标准的进一步失落。 　　文革中有一个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这就是人人都是批判家。在批判别人和所谓“四旧”时，表现出政治热情高涨和充满道德勇气，毫不留情，甚至六亲不认。另一方面，在抵御社会对自己的批判时又表现出内心出奇的软弱。这种政治文化现象，正是上述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在传统儒生那里，道德勇气是把双刃剑，它即可以用来批评抗议社会上不符合理想的事件，也可以用来抗拒外在社会的或精神上的压力。而在新传统的道德修身模式中，每个人即没有内在的“良知”资源可以凭借，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又不能由自己来判定，甚至学马列也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们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主观上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的，但由于没有改造好，客观上又做了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事。这种辩护在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论看来，又是何等无力呵！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变为一种畸型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要尽可能符合潮流、尽可能无情地批判别人，才能被视为政治表现好，立场坚定。但同时在抗拒社会不公正地批评自己时，又表现得十分软弱。这正是文革掀起一次又一次整人和大批判高潮的重要文化基础。 　　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这种重要变异，使得新价值系统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文化整合能力，同时又导致了一个当代政治文化的特有现象：知识分子越是真诚地接受改造，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其后果往往是内心越加迷乱软弱，甚至丧失了独立思考的道德勇气。 　　道统与政统的合一：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上一节中讨论分析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可以看出，在新传统中，道德勇气只可能来自两个较外在的标准，一是学习马列毛经典，二是政治表现的外在评价。应该指出，即使在文化革命最黑暗的专制统治时期，依然有以女志士张志新为代表的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不惜掉脑袋和现行政治对抗，这种大无畏的道德勇气，主要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信仰和捍卫。文革中后期，在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暗流，也是想从中获得与毛泽东思想权威对抗的道德力量。 　　但在文革前，学马列经典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支持，并不显得十分强有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新传统中存在着经典的可变性以及“道统”与“政统”逐步合一的趋势。 　　儒生们之所以可以把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精神生活和道德勇气的来源，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他们满足于儒家道统学统所提供的精神养料。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如果仅靠马列经典原著并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共党史一再证明，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那些执着于马列经典、或过分强调某种现象的领导人，都成为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只有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这种历史经验告诫人们，仅凭马列经典的“本本主义”仍然会犯错误。于是学习马列经典就逐渐让位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到文革前更提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口号。而毛泽东思想是和中国革命及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密切不可分的，经常提出新问题而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未发表指示之前，很难有什么固定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 　　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上儒家传统中的道统和政统并没有合一。儒生可以用儒家经典所代表的道统，来批评以皇帝为代表的政统。尽管道德政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皇帝不是圣人，儒生们可以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要求来批评国策和皇帝本人，可以为“王者师”。而这种传统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巨大影响，不仅在于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表现在他个人的非凡魅力上。早在四九年前陕北流行的民歌“东方红”中，毛泽东已被喻为给万物带来生机的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而圣王的出现就意味着道统和政统的合一。毛泽东不仅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代表（道统），也是全党全国的最高政治领袖（政统）。这样，毛泽东本人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思想、指示和言论，就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任何既成的经典，包括毛泽东已经发表的著作，都不能作为最后的理论依据了。 　　从四九年到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一步步的加深强化。同时也意味着用马列经典理论来约束或批评毛泽东的能力在不断减弱。在合作化运动之中，那些熟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人很可能因此而犯右倾的错误。在反右斗争时，不少右派是从马列主义原则来进行批评的。如有的人说：“过去的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是助长了唯心主义。譬如，不从调查研究出发，事先拟定打击对象的数字……，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不相符合的”。23随着毛泽东本人放弃新民主主义、越来越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政治运动就愈演愈烈，而人们只有遵从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才算是有好的政治表现。这一点发展到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群众用毛泽东语录打语录仗，并在每一次最新最高指示颁布时敲锣打鼓地欢庆，这些政治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道统与政统合一后的压力。本来，毛泽东刚上庐山时也准备反左。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彭德怀的大胆谏言，是出于为民请命的道德勇气，也是出于对圣王的忠诚。而毛泽东由此却决定反右倾，并把彭德怀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彭德怀在高压下虽然仍敢于坚持事实，但他内心也发生了怀疑，承认自己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在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这是文革在最高领导层内的一次预演。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到文革时，包括对毛泽东思想做出重要理论贡献的刘少奇等，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甚至是灭顶之灾。 　　随着精神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的高度合一，就必然出现学经典越来越不重要，领袖的言论最后演化为“一句顶一万句”，是“圣人言”。从四九年到文革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典不断简化过程，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在后来变为学毛选，接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再进一步变为学语录背语录，到后来居然成为听从最高统帅的最新指示。当作为知识体系出现的经典著作越来越不重要时，经典和知识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资源，也就被彻底摧毁了。当经典理论变为尽人可知的语录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出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 　　至于新传统中作为政治表现等道德勇气的外在标准，也是随政治运动不断变化，最后完全破坏。海外学者和文革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很难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要求上进的心态。实际上，当知识不能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时，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并得到承认，就只能靠自己的政治表现了。他们认同了新政权和共产主义理想，在新的道德理想主义系统中，自己的出身和知识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只有将自己的全部道德热忱投入与自己专业无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他们必须去适应历次政治运动提出的最革命的口号，这样才会被认为有好的政治表现。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政治表现好的标准，是反蒋抗美接受思想改造，后来是拥护三大改造，再后来是反右坚决，五八年时要拥护三面红旗（著名科学家写文章证明亩产十万斤粮是可能的），反右倾、四清，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斗走资派，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些政治表现越演越左，越演越烈。外部行为规范与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合一了，这就导致了外部标准的统统瓦解。这时也就出现了文革中、后期的幻灭。当所有的批判者都被批判时，圣王的绝对权威也失去了基础而动摇了。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思考，并首先是学习马列主义经典理论。 　　因此，如果从价值体系本身的演变来看，文革前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不断沉沦，是和儒家化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至于到极端，是同步的。当这一价值系统受到怀疑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又开始部分恢复了。 　　结语 　　本文讨论了两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系统，并证明，正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传统与儒家传统在结构上基本同构，新传统才有那么大的整合能力，曾一度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但由于两种价值系统内容上的不同，尤其是社会观上的不同，就造成了新传统中的用“立场”代替良知、及强化外在政治标准的政治化倾向。而新传统的这一特点，使认同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很难在内心的道德感、学习经典及外部政治表现三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表现得越来越左，直至发展到文革中外部政治表现的标准也失去了，从而使这个价值系统在幻灭中开始瓦解。 　　我们只要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新传统失去平衡、走向幻灭的必然性。文革前有不少知识分子和学者，企图从理论上遏制越来越左的倾向。如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想藉此遏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有的提出抽象道德继承论，希望肯定人性中的某些共性和道德上的继承性，特别是对传统美德的肯定。还有冯定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提出的“正义冲动论”，也是企图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英雄行为出于道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六十年的“红专”大辩论中，有不少人热中于“红落实到专上”的口号，“专”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指标，这样，知识分子的修身爱国报国的政治热情，可以在专业精神中体现……这样的理论很多，但其结果，是被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彻底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击退了，而对于那些追求思想彻底性和批判旧世界意识强烈的新一代来说，他们也不对这些理论发生兴趣。如果人们从这一个角度来讨论，也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这就是这种力图保持平衡、防止立场中心主义膨胀的尝试步步为营、步步后退，最终失败的过程。 　　在此，我并不想说，文革及其幻灭是命中注定的，但至少可以说，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系统在自我肯定和发展中，内在逻辑的展开，而这种价值系统恰恰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形式——新道德理想主义。事实上，今天中国知识界正面临着这种新道德理想主义解构后的各种混乱和困难。一方面文革中后期，随着新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的幻灭，开始了全民族反思的潜流，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开始恢复，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趋向。有的学者回到马列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异化，提倡人的尊严和独立思想能力。有的学者倾向于认同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还有的学者认同于自由主义……。不同的价值系统，都可以成为各自的道德勇气的资源。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正处于被解构后的重新建设的时期。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在此，我想指出，无论今后怎么发展，对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曾表现出的呼风唤雨的巨大魔力、和社会动员力量，以及它走向幻灭的痛苦历程的反思，总是我们今后重建新文化的必要的一步。 　　注释 　　1、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走向未来》杂志，总第1期1986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2、郑也夫：《知识分子与政治》，《走向未来》杂志，纪第7期，1988年9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文中论“官学一体”的政治文化造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时，虽引用了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的话，但为的是论证自己的观点。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自序”，及“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4、郑也夫：《启蒙者卑微化的历史寻踪》，《走向未来》杂志，第3卷第2期，四川人民出版社。 　　5、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中国理想传统的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3月版。 　　6、夏乃儒：《心学与清初的思想启蒙》，《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7、唐君毅：《中国百年来知识分子缺乏气慨之事实与其缘由之进一步的说明》，（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第3版,第284－286页。 　　8、何定杰，收人《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1月，第31页。 　　9、张维：《我所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1月，第60－61页。 　　10、傅鹰，载《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 　　11、范文澜：《科学工作者怎样展开“新我”对“自我”的斗争》，《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3月，第4页。 　　12、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思想改造文选》,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3月,第37页。 　　13、何定杰，《思想改造文选》，第1集，光明日报社编印，1952年1月，第29－30页。 　　14、15、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收入《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1958年8月，第4页。 　　16、龙英华：《论“五一九”——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与初步批判“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收人同上书，第12页。 　　17、汪长风的言论，收入同上书，第20页。 　　18、马哲民的言论，原载《长江日报》，1957年6月16日，收入同上书，第55－56页。 　　19、金观涛：《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见《新十日谈》附录一。金观涛、刘青峰著。 　　20、王行之：《老舍的艺术大滑坡》，《文艺报》，1989年1月21日。 　　21、杨振宁：《在杨武之先生追悼会上的讲词》，收入《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70－71页。 　　22、邓初民：《批判右派分子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谬论》，收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36页。 　　23、陈新社的言论，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3日，收入《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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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琼子：有多少罪名曾经砸向我们——文革罪名小考

作者：碧琼子      时间：2012-04-01   来源：爱思想

	一 　　看到一张文革小报，《广西联指报》第五十四号，1968年4月30号出版，刊登的是《韦国清四月二十六日在革筹小组接见南宁三代会、两大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的会上重要讲话的纪要》。这次讲话的主要议题是尽快成立区革委会，而主要内容是阐述落实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大谈阶级斗争的表现，号召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讲话中，时任广西军区政委、区革筹小组成员的魏佑铸插话说：“同志们听到打电报的声音了吧？滴滴答答，有的人就听到了嘛！现他还不揭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韦国清接着他的话说：“这是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 　　这两位封疆大员的话中，扔出了两个罪名，，一是敌特分子，现正在大众广庭下发报；一是包庇敌特分子的人，他们知情而不举报，是敌我矛盾。 　　始而我哑然失笑。这个敌特分子是怎么了？谁不知道谍报工作是高度机密，无论敌我中外，那些谍报人员都一个个比鬼还精，抱着一部发报机东藏西躲，不断转移，发报时间要选在夜深人静，最后还难免不暴露。这家伙竟然到大庭广众之中来发报！ 　　继而我悲愤莫名。这段话中，这两个权柄显赫的大员，为打击政敌，镇压民众，捏造敌情，编织罪名，已到了随心所欲，罔顾常识的地步。其蛮横霸道，登峰造极。本来就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事，还要指责“有的人”（指与之观点不同的422群众）听见不揭发，“是敌我矛盾”。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这是1968年的四月。此后的两个多月，就在讲话的这座城市，发生了针对整条街整个整个单位的围剿屠城，妇孺老弱，概不能免。十余天后，一批被组织去参观的人，还可以在解放路满地瓦砾和焦木的路旁，看到被烧焦的约四五岁儿童的小小的遗体，仍靠墙根坐着死去的的猝不及防的居民……此前此后，在“向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的口号下，在全省的各地县，围剿，屠杀，一直在此起彼伏的发生，甚至有数百人被极端残忍的割肉剖心吃掉…… 　　那是十数万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的血也是热的，呼吸也曾温暖，他们也有过青春的激情，有过对爱和美的憧憬，秋风中，他们的母亲也曾喊他们回去加衣服，双膝下，也曾有幼子稚嫩的呢喃声……我的同胞啊!他们究竟有什么罪行，遭此旷世残酷的灾难？又据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文革十年间共死难2000万人，他们头上曾经顶着的又是怎样的罪名？ 　　那些血泊中无望的挣扎，他们时而绝望，时而悲愤的眼神……于是，我不顾自己学识的浅陋，力量的绵薄，试图对这些曾经砸在我们头上的罪名作一番粗浅的梳理。 　　二 　　内容仅限于文革期间流行于世的罪名。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板块上先全国，后地方（仅选择两三个省）。根据出处分节排列。 　　比较枯燥。请耐心一阅。因为每个罪名都联系着人的身家性命，尊卑荣辱。 　　“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士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毛泽东：1966年3月20号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黑帮；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动学术权威； 　　三家村； 　　右派学生； 　　修正主义苗子； 　　（运动初期流行于报刊杂志的罪名） 　　地富反坏右； 　　资本家； 　　小业主； 　　文教界人士； 　　学术权威； 　　民主人士； 　　有历史问题的人； 　　流氓； 　　（北京八月屠杀中的红卫兵的打杀对象） 　　右派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 　　（文革初期，派工作组过程中，刘少奇在他对“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所作批示中，对大学生，高中应届毕业生，以致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的所谓坏人，所拟定的罪名。） 　　地、富、反、坏、右分子， 　　劳动教养人员； 　　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反动会门的中小道首， 　　职业办道人员， 　　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 　　特务分子， 　　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 　　投机倒把分子； 　　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规定〉即公安六条） 　　反革命分子、 　　右派分子、 　　变质分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 　　（２月４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 　　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 　　坏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美蒋特务； 　　牛鬼蛇神； 　　（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 　　（1967年3月17日，北大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力自杀。这是他生前被打成的罪名。） 　　政治小偷；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北大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对因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而被毒打致死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所强加的罪名） 　　“反动小集团”；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对“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群众组织强加的罪名） 　　“反革命小爬虫”； 　　（中央文革小组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定的罪名） 　　反革命大杂烩；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湖南“省无联”的宣判） 　　“内人党”； 　　“三反分子”； 　　“民族分裂分子”； 　　“修正主义分子”；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运动初期给乌兰夫定的罪名） 　　“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隐藏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 　　“社会上的牛鬼蛇神” 　　“反共救国团” 　　“阴谋分子” 　　“阴谋集团” 　　“暗杀队” 　　“中华大王国反革命集团”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分子” 　　“普渡道道首” 　　“假党员” 　　“伍晋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桂系军阀的余孽”； 　　“钻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两面派”； 　　“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广西的代理人”； 　　“劳改释放犯”； 　　“四清下台干部”； 　　“黑手”； 　　“黑教师爷”； 　　“坏头头”； 　　“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广西省军区，省革筹革委会负责人在各种场合给反对派422及百姓定的罪名） 　　“这个人很坏”； 　　（1968年7月25日在接见广西两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时周恩来对原柳州铁路局时任党委书记的张炎的宣判。随后张炎即被关进北京卫戍区） 　　…… 　　此系不完全列举。太多，无法搜集完全。但已基本能说明问题，就此打住。 　　三 　　我们对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罪名稍加分析，可以看到他们有如下鲜明特点： 　　（一）宽泛性 　　这些罪名的概念内涵大多不确定，外延边界十分模糊。例如，什么叫“黑手”？什么叫“坏头头”？什么叫“变质分子”？哪些人属于“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又如“打入革命群众组织、篡夺领导权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党”，“牛鬼蛇神”本来就是模糊概念，和他们什么关系就该被视为是“死党”呢？等等。 　　由于概念内涵的模糊，使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外延没有边际，在执行的时候可以由执行者任意理解，甚至携私利用，打击面变得极其宽泛。 　　（二）随意性 　　这些罪名的制定，完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权力者瞧着不顺眼，或心血来潮，就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临场发挥。例如，“这个人很坏”，一个人即使真的很坏，但这也只能是一种道德评价，怎么可以作为罪名呢？但就因这句话，张炎被抓进了卫戍区；大中小学的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怎么就“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即使与他自己所写的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的论断也相悖逆。“反革命大杂烩”是什么意思？当时湖南省无联被整肃，是因为杨曦光（后来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一篇文章，且不说这事本身就是文字狱，排除这一点，当时省无联是一个极其松散的联合体，杨曦光只是其中一个小组织的小头头，其观点并不能代表省无联，组织上更不能左右省无联。陈伯达的这一宣判，完全是临场发挥，信口开河。因此导致省无联许多其他组织的头头，虽与杨文完全无关，但均遭到抓捕和批斗。 　　又如，什么叫“政治小偷”？一个中学生进入图书馆翻看期刊，无辜被打死，这一罪名完全是孙蓬一之流为逃脱罪责，临场编造的罪名，以诬陷死者。 　　这种随意性，除了罪名毫无制约的任意编排外，还体现在对其性质的任意上纲。“大中小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对罪名的任意编排，致使只要看着你不顺眼，怀疑你会触犯权力，就可能为你量身定做一顶帽子。使人人都出于自危之中；而对于这些罪名的任意上纲，又使这些无辜被害者的受害变得格外惨重。 　　（三）颠倒黑白 　　由于意识形态长期游离于世界文明之外，有些罪名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例如，“投机倒把分子”，。投机倒把，在当时是重大罪行。文革中广西某县，有两个地富子弟，就因为外出打工，就被抓回来杀了吃掉。何谓“投机倒把”？就是指倒买倒卖，长途贩运之类。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些其实都是正常不过的商业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共性。所以，所谓投机倒把罪名的制定，是地地道道的对人类经济发展潮流的反动。 　　又如“反动学术权威”。“学术权威，”通俗点儿理解，就是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卓有成就的人。为什么要认定他们中存在着一部分反动者？（这仅仅是从字面上理解，文革中实际上所有的“学术权威”甚至并不权威的知识分子都被认作“反动”，横遭迫害。）事实上就是他们因学术而反动，因知识而反动，这个罪名实际是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断的变种。这个罪名本身恰好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反动。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推动的。 　　（四）造谣诬陷 　　有些罪名的概念尚明确，但被扣上帽子的人却完全不是那回事，这些罪名是一种纯粹的诬陷。例如，内蒙的所谓“内人党”，广西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中华大王各国反革命集团”等，均已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冤案。又如，“黑教师爷”这一罪名，便是1968年3月9日，康生在宣判《今日的哥达纲领》时，对所谓“幕后黑手”的指斥。这篇文章，本是笔者所在学校一位同学写的，谈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事情本身就是文字狱，又无端的给完全无关的教师安上黑教师爷的罪名，更是纯粹的诬陷。致使学校六名教师和学校领导直接因此事被残酷批斗毒打，其中校长和一名教师自杀。 　　最典型性的如本文开头的那个例子。敌特会愚蠢到在大庭广众之中发报吗？但魏佑铸说他听到了，并且指斥别的人听到不揭发，是敌我矛盾。很明显的是无中生有，为镇压群众组织账目。 　　（五）政出多门： 　　以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罪名，究其来源，可以说是相当广泛。既可以出自领袖，最高统治集团，也可以出自省市地方诸侯，还可以出自一些原本布衣的人。如陈伯达，本是一介书生，一朝青云直上，发明一个“反革命大杂烩”的罪名，不仅撰写理论文章的红卫兵杨曦光、张玉纲等人被打入了地狱，就是参加“省无联”的“湘派”造反组织的大批负责人，也连同立即遭到批判。又如孙蓬一，本是一名普通教师，只因造反夺权，就敢于给一名无辜被毒打致死的中学生强加一个“政治小偷”的罪名。 　　四 　　如此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罪名纷纷砸下，便是冤狱成山，人血漂橹。混乱是空前的。残酷是空前的，恐怖是空前的。以致四十余年后，经历过那些的人们，精神状态仍是噤若寒蝉。 　　痛未定，心犹惊。对着历史厚重的大门，一切不愿意如磐黑暗的历史重演的人们，必须叩问：那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是法律的彻底缺失。 　　领袖的指导思想，就是“和尚打伞”。法律，从来就没有被他当成过是治国的根本依据，而只是他行权的障碍。到了文革，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对此心领神会，率先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这里用的是“反动”的本质意义，即反世界文明的历史潮流而动，而不是我们曾经高频率使用的传统意义——于是，文革前本来就不健全的法制，如同一张贴在墙上的废纸，被猛地一把拽下，扔到地上。国民的生命财产，更遑论尊严人格，彻底失去了基本保障。 　　二是毫无制约的公权力的无限膨胀。请看，什么大庭广众之中发电报，什么“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国民党”这样的昏话，不仅罔顾事实，违背常识和常理，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所应该说出的，而且赤裸裸的流露出一种信口开河，为所欲为的蛮横霸道的情状。这是因为，公权力太强大了，权力者完全无所制约。无所顾忌，信口开河算什么呢，为所欲为又如何？ 　　五 　　文化革命过去了。 　　文化革命又没有完全过去。 　　赵作海不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无端变成了杀人犯吗？聂树斌不是沉冤近二十年吗？各地看守所里，不是常发生“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系鞋带死“等等离奇的事吗？因银行取款机出现故障，许霆套取了17万元，判无期；而海南省人大原副主任辛业江，受贿5万股金，非法所得19万，被判5年；近日网讯，某地某某局把一个抗拒强拆的中年妇女抓捕进去，竟然把她的衣服全部剥光…… 　　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些恐怖的个例。一个外交官公开指斥记者“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有人问一位著名的法官，某案有没有逼供讯，这位法官说，有逼供讯是普遍的，没有逼供讯是个别的。在那座山城，大规模的用行政管理方法“打黑“，搞“公检法”联合办案，抓捕律师，对可提供证词的知情人和案犯家属秘密抓捕关押……少数文革余孽，煽动一些认识糊涂的极左派，今天公诉这个是卖国贼，明天将那个“评选”为“汉奸文人”，大搞群众专政；其头目张宏良，在他的所谓新年讲话中，公然鼓吹所谓惩治汉奸卖国贼就是“阶级斗争在新时期延续”，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日前又有有关部门发文，要求律师宣誓忠于某某　　（这不是指的法律，而是指的权力）…… 　　法治之路迢迢…… 　　法治之路漫漫…… 　　在今年两会结束时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会上，温总理高瞻远瞩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次文化革命就会发生。此言振聋发聩！• 　　赞成著名律师陈有西先生的观点，“政治改革从司法改革入手，建立符合宪法独立审判原则的超脱的法院，为改革开放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提供一个理性解决的途径。维系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法制的健全是国民生存发展的的最根本的保障。 胡适先生说，“自由是争出来的。邦有道无道，也在人为。”套用一下，法治也是争出来的。为此，我写下这些浅薄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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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作者：资中筠       时间：2012-03-14   来源：共识网书摘
   
  　　本文摘自《士人风骨》，作者：资中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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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百柯：一个知识分子的入党申请书：我需要紧箍咒




作者：徐百柯      时间：2012-02-10   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民国风度》，徐百柯 著，九州出版社

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这位话不多，甚至有些口吃的名教授，却说过不少“名言”。

他有一句口头禅：“把戏人人有，变法各不同。”以此来点拨自己的弟子，做学问讲究的是变通，取法前人，但须求变。“文革”后期，一位“批林批孔”的干将跑来劝容庚，让他认清形势，参加批判孔子。容庚答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

容庚在历次“运动”中被揪住的一个辫子是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似乎相当敏感的前一句，说的其实是收藏的经验之谈。容庚以一介书生收藏青铜器和字画，资力不足，靠的是眼力。他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的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就以平价购入，再用10倍的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

有人曾在批斗大会上揭发容庚，说他在解放前把贵重文物卖给美国人。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那个鼎是假的，我是把假古董卖给美国人了。”此言一出口，那帮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哄堂大笑，对他的批斗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曾宪通感慨容先生的耿直，在那么多的“运动”中，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容庚曾对曾宪通说过：“我说的话，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回想起先生的言论，曾宪通笑道：“其实他的言论早够‘右派’了，只是被‘保’了下来。他倒好，还一个劲儿跑到中文系党委去为‘右派’教师说情，说这个不应该是‘右派’，那个不应该是‘右派’，说得党委书记没办法，只得威胁他，‘你都自身难保了，还管别人’。”

“文革”中贴容庚的大字报，说是要斩“野马”，砸烂“鬼锁”。曾宪通介绍，此话的出处是容庚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我是野马，是鬼锁，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需要一个紧箍咒，需要党的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之言。

其实，“野马”、“鬼锁”之语，正反映了容庚不愿接受羁绊的内心世界。

容庚甚至和本系另一位教授比赛谁先入党。他声称：“你是讲政治第一，我是讲业务第一，看咱俩谁先入党。”最终，讲究业务第一的容庚，入党申请自然没被批准。“文革”结束后给教授们平反，于是乎“容庚先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等话甚为流行。谁知他不领情，一本正经地说：“过去你们批判的容庚，实际上没那么坏；现在你们说好的容庚，实际上也没那么好。”

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修订自己早年的名著《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和曾宪通等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每到一地，他们需要拿着党内“文胆”康生亲笔开具的介绍信，先去拜访宣传部。

容庚习惯的开场白是：“我们到党部来报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政治错误”。曾宪通一再提醒他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吗？哦，那好，我不讲了。”结果每次一进办公室，他还是脱口而出：“我们到党部来报到。”最后无奈，只好不去拜访了。“他根本就不懂这些。”曾宪通笑言，“他以为都是‘党部’，根本就分不清解放前后那些微妙的称谓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