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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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眼下的口述史著作

作者：姚 力

      最近几年大量口述史出版物纷纷问世，这种境况推动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一些出版物对口述史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也混淆了人们的认识。
      近年国内口述史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丛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著作，著者多为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比较上述五种类型的口述史，我们不难看出，前两者虽用口述史之名，但并不把口述史著作作为最终产品。研究口述史的目标也不只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而更多地是把口述史看成一种方法或手段。研究者一般不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也不严守历史学的规范，甚至不在乎口述者说了什么，而是关注他以什么身份在什么场合与谁讲的，为什么这样讲，讲的背后有什么文化意义。而后三者则是以记录历史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口述史著作的撰写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或访谈相关人士进行补充和互证，最终呈现给社会的是文字记载的口述史文本，同时还要将录音磁带或录像带保存好，让历史以文字和声音两种载体传递给后人，从而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性”的史学特点。
      人们对口述史著作的疑虑、误解
      尽管口述史学日趋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但传统史学对口述史料却有一种轻视倾向，加之口述史、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使人们对口述史仍存有疑惑、误解和偏见，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现实困境。人们对口述史的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这些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在回忆和讲述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由于记忆的遗忘，使口述不够准确、全面；或者受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中渗入了很多感情因素等等。而讲述的流动和不稳定性等问题更增添了人们对口述史的怀疑。例如：《当代中国史研究》曾刊登了谢静宜的来信，对吴德在回忆录中说：“主席说‘江青是个大女流氓’”一事给予纠正。
      当然，我们在承认口述史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字史料同样会掺杂主观因素，不能顾此失彼、因噎废食，否定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口述史写作不但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史学修养，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写出信史。
      第二，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这些问题的提出正反映了目前口述史书籍良莠不齐的状况。对此著名口述史家唐德刚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可见，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史学范畴的口述史共通的方法，是它与其他学科的口述史的重要区别之处。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真实去诠释和研究我们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而不能将历史看成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2010年01月4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