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我的语文学与教之旅作者:邢春
我的语文学与教之旅 邢 春 记不太清楚了,何时爱上文学,何时喜欢语文,何时决定要做一个语文老师?还是拾起几块记忆的碎片,连缀此文吧。 三探红鱼洞 那是小学,还是初中?我刚从爸爸的《西游记》故事中走出来,满世界找书看,可是能找到的都是红宝书之类。有一次,我在供销社的图书柜台里看到厚厚两本《三探红鱼洞(上、下)》,就迎着售货员冰冷的脸,要来翻了翻。我一下子被吸进书里,几个小孩子的探险经历对于生活平淡而又爱做稀奇古怪的梦的我,那是多大的诱惑? 回到家里,死缠着爸爸妈妈,要买那两本书。爸爸的怀疑,妈妈的吝啬,那时都有道理,因为穷。可是,我一定要看《三探红鱼洞》!我忘了最终用什么办法让父母妥协的,只记得我从供销社柜台里把它们搬回来了,像捧着宝贝似的,我一路小心翼翼地狂奔回家,还是在家门口跌了一跤,把一本书的封面弄脏了,另一本书的书角弄破了! 然后便是痴迷而疯狂地读书,不分昼夜,无休无止,一口气读了三四遍。偶尔抬起头来,是因为爸爸的训斥、妈妈的疼惜。 现在,我完全记不得里面的情节了。如果拿来给我那从小遍读西方经典童话、小说的女儿看,也许她会嗤之以鼻,但那些伴随我的童年的书,和我在那荒诞岁月里的读书经历却让我刻骨铭心。 红楼一梦 读高中了,每天我都要在盘桓的山路上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学校。离校门三百米左右,有一个新华书店。里面竟然有我朝思暮想的《红楼梦》!绿色封面,四册,定价3.45元。那时,3.45元,对于我是天文数字!父亲的月工资不到20元,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还不包括老家的爷爷奶奶。所以,我只有隔着高高的柜台,远远地看《红楼梦》。 1981年4月8日,早上,快走到学校的时候,我突然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捡到5元钱。我站在那儿,前后左右看了一遍,没有人关注我,我的心剧烈地跳动,怎么办?交给老师还是警察?旁边没有警察。我向学校方向走了几步,正好看到新华书店!我犹豫了,怎么办怎么办?5元钱可以买一套《红楼梦》了,还可以……我来来回回好几趟,最终,《红楼梦》攫取了我的理智,我小偷似的走进新华书店,把攥得皱皱的5元钱送到满脸疑惑的书店阿姨手里,买下一套《红楼梦》和另一本什么书,心怦怦跳着飞奔学校。 这套绿色封面的四册《红楼梦》,后来遗失了一本,另外三本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橱里。每次翻开扉页,赫然看到“1981年4月8日于黄山”的字样,我又惊惶又羞愧,心绪难平。那也算是红楼一梦吧。 偶遇普希金 由于对文学的痴迷,我胡乱地寻觅、拜读着我能找到的一切文学著作。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南京,买好了返程车票,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我在花花绿绿的杂志小报间忽然看到一套上下两册的《普希金诗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普希金可是诗神呀!我请求父亲把书买下来,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 “你还没吃早饭,我给你钱,你去买早点。”父亲的声音有点软。 我摇摇头,恳求父亲:“我可以不吃早饭,但一定要买那套书!” “书能当饭吃吗?” “书当然比饭好!”我执拗地说。 僵持了很长时间,最后我以不上车,不回家威胁父亲,在父亲的气愤和无奈中,买回了“普希金”。 洛阳纸贵 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陈兆同是赤脚医生转做教师的,印象中他很儒雅,古文根底很深。我是他的语文课代表,作文经常受到他的表扬,当作范文在班上读。 有一次考场作文,我写了一篇《由洛阳纸贵想到的》,得了满分。老师在语文课上摇头晃脑地读,边读边赞,我抬着头,享受着同学们的羡慕眼光。下课后,一位男生拉着我的肩膀问:“你怎么知道‘洛阳纸贵’这个成语的?”我个子矮,踮起脚拍拍他的脑袋,得意地说:“这都不知道?我小学时就晓得了!”其实我是考试前凑巧从一本杂志上读到的,只不过活学活用,现炒现卖而已。那位男生很佩服我,放学的路上,很认真地跟其他同学说:“邢春太厉害,将来不得了!” 我语文很好,但数理化糟糕,考了个普通高中。高中语文老师很瘦,戴副黑框眼镜,锐利的眼光从厚厚的镜片后面直射出来,让很多同学害怕。但我不怕,我的作文还是很优秀。有一次,讲评作文,老师读了两三位同学的文章后,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次作文最好的是邢春同学的《黑老包》!”然后拿起我的作文,一字一句,边读边讲评,从谴词造句到抑扬详略,分析了半天。最后,老师的眼光从厚镜片里射向得意洋洋的我,一字一顿地说: “你这篇作文是抄来的吧?我好像在哪儿看过!” 我气血上涌,满脸通红:“这是我自己写的,我从不抄作文!” 老师不置可否,转身板书他的作文要略。而我,从此不再喜欢那个老师。现在想来,可能是我虚构的改革开放时的农民形象“黑老包”,与当时报章杂志上宣传的典型人物有很多雷同,老师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但我还是愤恨于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开怀疑我的举动。后来我做老师,有一条基本原则:决不当众怀疑学生。有怀疑,可以私下里跟学生讨论,意在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因为学生总归是稚嫩而脆弱的。 高中毕业前,我的一篇作文发表《合肥晚报》上,那是这所普通中学从未有过的事,我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后来我知道,我的语文老师也很为我自豪。 大学中文系 高考预选考是我们这届毕业生面前的鸿沟。因为是普通高中,升学率低,学校分到三个预选名额:两个理科,一个文科。我选择了文科。尽管我学科发展不平衡,单靠语文打天下,但还是脱颖而出,获得了那唯一的文科高考名额。 但在当年高考中,我名落孙山。 于是,我走上了漫漫复读路。在当涂一中,我遇到了我最佩服的中学老师:语文老师徐立先生,数学老师谭力青先生。我的语文成绩虽然不像数学成绩那样直线上升,但我对文学的痴狂更加剧了。我每天在县城东南角的小书店里流连忘返;我踏着被稀疏的雨点打湿的青石板路,寻觅郁达夫的足迹;我读着《姑孰县志》,把写成的诗稿塞到江边破损的塔楼上……那年高考,我是县里的文科状元。但我除了还在做文学梦,已一无所有,信心已被惨酷的高考磨损殆尽!进什么学校已不重要,只要能上中文系! 我终于踏入大学的校门,直奔中文系大楼。 至于将来要做语文老师,我并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语文老师 从大学出来,我带着十几梱书。教材、笔记都舍不得丢。我被分配到马鞍山市二十中━一所城郊中学,围墙外是田野,隔着一条浑浊的小河,一座破败的石桥,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城里楼房的影子。 我开始做语文老师,在一群衣着不整的男孩女孩中做孩子王。我爱孩子,鼓励他们读书、写作、办报、辩论、演讲。中午的时候,我与学生一起在学校广播里朗读学生的作文、自己和其他老师写的诗文。我虽然不太懂教学方法,但我用爱和热情点燃了学生,我的学生爱老师,因而爱语文,尽管考试成绩未必很好,但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却与日俱增。 我开始上公开课,但我在全区语文老师面前费力地解读小说时,却看到了孩子们茫然的眼神和低垂的小手,我的课是上给听课老师们看的,不是上给我的学生听的!公开课完全不像我的家常课!我经历着失败和挫折,却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一个老师,首先应该心中爱孩子,眼里有孩子。后来,我只上素朴的课,只为我的孩子们上他们喜欢上的语文课。 三年后,我开始做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从团委书记、政教主任到副校长、校长,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语文老师岗位,始终教着一个班的语文课,我也从新教师成长为市骨干教师、中学高级教师。 有一点遗憾,是后来才发现的,我与学生之间有了一些距离。 上海,从头再来 2002年2月,我决定到上海来。 在上海市进才北校,我先教一个初二班级的语文课。很奇怪,我发现学生不爱学语文。起初我以为是学生不适应我,后来我认为是我不适应上海的学生,再后来,我才发现,根本原因是我和学生没有情感交流和共振。我讨厌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也不喜欢那些倨傲的小女生;他们也不喜欢我这个“乡下”来的既不帅又土气的男教师。于是,我被调离了那个班级。 然后,我接手两个初一班的语文课,兼一个普通班的班主任。从做班主任开始,我整天泡在班里,与一群小不点同忧同喜,被其他老师戏称为“坐台先生”,我也真正开始体验到教学相长的意味。渐渐地,我的语文课成了学生最爱听的课,我的学生满意率也年年百分百了。 后来,我又开始做行政工作,从课程处主任到校长助理、副校长。但我的语文课始终是学生最喜欢的课。三位来自海南的骨干教师跟踪听了我三个月的课,他们写到: “听邢春老师解读《孔乙己》,我读出了新课改的理念:尊重学生,善待学生;课堂的主人是学生,要让学生主动学习、自主探究;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帮助者。”(李南梅《 !·?——听邢春老师解读<孔乙己>》) “邢老师的课的特点是收放自如,放开让学生讨论问题,收回讨论结果。他犹如撒一手好网,然后再慢慢收网,收获总是沉甸甸的。他的教学内容选择得好,他的教学方法在原理层面、技术层面、操作层面、技巧层面炉火纯青,所以我说听邢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我们被邢老师与学生的幸福所深深的感染着。”(王世焱《 生命的沉思——听邢春老师执教<雁>有感》) 我知道其中有誉美之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爱孩子,孩子爱我的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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