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鲁迅的教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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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鲁迅的教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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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置身于农业社会的旧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做教师是最常见的生活出路，几近于职业宿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在或大或小的讲台上，度过了或长或短的时光年华，留下了一段与莘莘学子朝夕与共的经历和记忆。鲁迅亦复如此，他一生中曾两度出任专职教师。第一次是1909年9月至1912年2月，相继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及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做教师、监学或监督；第二次是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先后出任厦门大学教授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及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除此之外，鲁迅还长期担任兼职教师。1920年8月至1926年上半年，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时，便陆续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多个教育单位，以客座讲师或教授的身份，为学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至1936年10月在沪逝世的九年里，他虽然决意作自由撰稿人，但仍然不时应邀到若干大中学校去演讲。这期间，他曾两次回京探母，每次的时间尽管只有半月左右，但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所做的演讲，竟有十多次。由此可见，教书育人确实是鲁迅付出了时间和心血的一项事业，是他生命实践的重要内容。

　　一

　　有一种情况毋庸讳言，这就是：在鲁迅心目中，做教师并不是最理想和最迫切的职业追求。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鲁迅对教师这一行当存有什么成见，而是同他由来已久的人生志向多有关联。如众所知，早在留学日本时，鲁迅就确立了这样的认识：要救国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这就是说，依当时的鲁迅看来，要改变国民精神，文艺最便捷，也最有效，因而它比教育更值得重视。正因为如此，当鲁迅在日本尝试进行最初的启蒙活动时，所选择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所流露的职业兴趣，便是筹办杂志，以及在此举失败之后的搞翻译、写文章。至于他回国后立即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职，则主要是考虑要尽家中长子的义务。用他对乡党朋友许寿裳的话说：“因为起孟（即弟弟周作人——引者注）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在文艺与教育两者之间，如果说早年的鲁迅是从改造国民精神的功能和效果的意义上更看重文艺，那么，当他做了多年教师，有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之后，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教书和创作实难兼顾。关于这点，在《两地书》里，鲁迅曾向同样熟悉学校生活的许广平，做过不止一次的表露：“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这我倒并不在意。所虑的是功课多，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做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倘再加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点书；但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与此同时，在旧政权统治之下，校园里政治空气的压抑，人际关系的浑浊，以及某些当权者的庸俗和荒谬，也让鲁迅伤透了脑筋，以致不得不发出愤懑之声：“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致章廷谦信》）。因为有了这样的体认，鲁迅在定居上海后，“教书的趣味，全没有了，所以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部推却。”（《致翟永坤信》）当然，这并不包括热情相邀和盛情难却的校园演讲。

　　从个人理想和志趣的角度看，教书或许不是鲁迅的最爱，只是他一旦在事实上进入教师的角色，承担起为人师表的责任，却又总能够保持着兢兢业业、满腔热忱的态度，既尽心尽力，又一丝不苟。一切之所以如此，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鲁迅特有的青年观，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对青年的由衷期待和格外看重。鲁迅明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而学校正是青年最为集中且关系着他们精神成长的地方，教书则不啻为他们的未来输血和搭桥。于是，鲁迅将对青年的希望和关爱，化为教书的热情与动力，认认真真，极为负责地做起了教师。关于这点，李霁野在《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文里，留下过真实而生动的记叙：“初成立的未名社，是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一个公寓里的……先生在北大下课后常常到那里去谈天，偶尔也就遇便吃饭……问到上课觉得有兴趣吗？先生总是谦虚地说，哪配教什么呢，不过很喜欢年轻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是还乐于去教的。讨厌？听过先生讲台上谈吐的，谁会忘记那样的喜悦！”这段文字自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从事教学的心态，以及他与教育职业的关系。

　　二

　　在课堂或演讲台上，鲁迅到底有着怎样的音容笑貌和风神气度？限于那时的社会条件与科技水平，除有极少量的照片可资参考外，几乎没留下任何音像资料。今天，我们要想了解鲁迅当年讲课和演讲的情景，只能通过相关的回忆性文字。然而，恰恰是这些回忆性文字，承载着极为丰富的信息和内容，它最终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生气充注的历史现场，使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享受。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段：

　　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

　　——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

　　他的言语，虽然还有点浙江绍兴的语尾，但由于他似乎怕有人误解而缓慢清晰的字音，和在用字方面达到人人能懂程度的词句，使全教室在整个时间中都保持着一种严肃的穆静。如果不是许多铅笔在纸上记录时发出一种似乎千百甲虫在甘草上急急爬行的细响，就让站在门外静听的人也要疑心教室里边只有先生一人在讲演吧？这显然是全教室的学生，都被先生说理的线索吸引的忘了自己了。

　　——尚钺《怀念鲁迅先生》

　　他是严峻的，严峻到使人肃然起敬。但瞬间即融化了，如同冰见了太阳一样，是他讲到可笑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有时他并不发笑，这样很快就又讲下去了。到真个令人压抑不住了，从心底内引起共鸣的时候，他也会破颜一笑，那是青年们的欢笑使他忘记了人世的许多哀愁。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讲演会场，还同前次一样，设在“风雨操棚”。不同的是，人太多，门窗都挤破，人流还在涌。不得已，临时搬到操场上来……整个操场挤得满满的，人头攒动，水泄不通，靠北面教室楼窗户里也塞满了。讲题是：《论第三种人》。讲了一段，大意讲完了，人们还不散，只是鼓掌要求再讲下去。

——公木《鲁总司令麾下的列兵》

　　显然，诸如此类的文字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无论授课抑或演讲，鲁迅都极具吸引力和征服性，都赢得了热烈赞许和普遍认同。而这样一种效果的产生，分明得益于先生多方面的禀赋与优势。如：丰富的学养，敏锐的识见，幽默的性情，从容的表达，以及每每为学生和听众着想的态度等等。

　　除上述之外，鲁迅能够保证课堂效果和授课质量，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就是，鲁迅围绕讲课和教学所做的大量的、艰苦的案头准备工作。譬如，为了讲好中国小说史，鲁迅拿出数月时间，专门编写了十多万言的讲义，其直接的工作量已属可观，工作态度亦复可敬；而构成该讲义材料来源与文本支撑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更是先生历时数年，锐意穷搜，所积渐多的结果，其中所下的辑佚、取舍、校勘、考订功夫，绝非后世的教材编写者可以类比乃至想象。惟其如此，该讲义修订为《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后，旋即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不朽经典和重要基石。鲁迅讲授文艺理论，选用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遗稿《苦闷的象征》作教材，这固然增添了课堂的新意，但先生却为此付出了通译全书的辛劳。鲁迅执教厦大时，开讲中国文学史。本来依靠学校旧存的讲义即可上课，但基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考虑，先生自云：“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致许广平信》）于是，他在图书资料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潜心著述，写成了独具识见、自成一家的《汉文学史纲要》。梳理至此，我们庶几已经领略了鲁迅讲课与演讲艺术的精彩和精华所在。

　　三

　　鲁迅全部的文学和社会实践，贯穿着一条中心线索，这就是“立人”，他的教师生涯自不例外。为此，鲁迅在担任教职、从事教学和引导青年时，不仅高度重视授课艺术和课堂效果；而且每每从眼前的校园情景和学子心态出发，联系自己的经验和记忆，展开形而上的思考，进而就整体的教书育人和青年成长，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甚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施力所能及的改革。这时的鲁迅，便呈现出属于自己的教育理念。

　　第一，鲁迅清醒而敏锐地意识到了当时教育体制所存在的种种弊端。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里明言：“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显然，在鲁迅看来，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而现行教育制度的一个很大偏颇，就是反映在学生身上的对共性的过于强调和对个性的极大漠视，这无疑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如果说鲁迅这段话还只是温和地揭示了世界范围内学校教育的普遍缺失，那么，他在《论“赴难”和“逃难”》一文里，则严厉抨击了当时中国教育特有的误区和隐患：“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这样的教育制度，必然会在学生中产生不良后果，而鲁迅笔下的某些校园见闻，恰恰有意或无意地触及到了这一点：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体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落后”的缘故罢。

　　——《这个与那个》

　　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弓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

　　——《论睁了眼看》

　　诸如此类的文字里，浸透着鲁迅深深的忧患，而这样的忧患即使在今天，仍然不能说是杞人忧天，全无意义。

　　第二，鲁迅特别看重年青一代的精神成长与思想自由。在名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鲁迅倡言：长辈须全力为青年的成长提供指导和帮助，不但要使其养成“耐劳作的体力”；更要让他们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青年一代于历史变局中安身立命的根本。鲁迅是许寿裳长子许世瑛的发蒙教师，为此，他在写给许寿裳的信里，很自然地谈起子女教育的话题：“君教诗英，且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与将来大有效力，只需思想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显然，在鲁迅心目中，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是第一位的，其重要性远在文体抉择之上。

　　惟其如此，鲁迅教书并不单单满足于知识传播和学问讲授，而是尽量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或者说努力将做人的道理寓于专业教学之中。关于这点，一些当年中国小说史的聆听者，留下过真实的现场记述。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到《水浒》中的宋江故事时，曾特别提醒大家：“小说乃是写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说第一不应把自己跑入小说里。又说看小说犹之看铁槛中的狮虎，有槛才可以细细地看，由细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况。故文艺者，乃借小说——槛——以理会人生也。”对此，许广平表达了自己的理解：“这里鲁迅教导我们不但看小说，就是对一切世事也应如看槛中的狮虎一般，应从这里推知全部状貌，不要为片断现状所蒙蔽，亦犹之马列主义教人全面看问题一样道理。”（《鲁迅回忆录·鲁迅的演讲与讲课》）后来成为作家的鲁彦亦写道：“他（即鲁迅——引者注）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无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与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愧与愤怒……”（《活在人类的心里》）这样的知识传授无疑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听众的精神世界。

　　第三，在教育和成长的维度上，鲁迅看到了单习文学的偏颇和局限，因而主张学生要强化通识，兼顾文理，开阔眼界。鲁迅坦言：“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进文学里。（《致颜黎民》）”先生还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读书杂谈》）质之以中外人才的成长之路，应当承认，鲁迅的观点和建议有的放矢，切合实际，洵属留给莘莘学子的金玉良言。在坚持文理兼顾、全面发展的问题上，鲁迅不仅是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且还以自己实际的横通与博学，为年轻一代作出了榜样。作为文学家，鲁迅一向注重自然科学，对医学、化学、路矿、生物等学科，均有广泛的涉猎和充实的积累，写出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著作。早在留日期间，他就接触了世界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率先向国人介绍了镭的发现、进化理论和生命发展学说。到了晚年，他依然关心自然科学动态，指导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并为周建人的科普著作《进化和退化》作序。而在早年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他则以“吃螃蟹”的勇气，登台讲授起“化学”和“生理卫生”课，为此而准备的生理学讲义长达十一万言，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毫无疑问，鲁迅的自然科学修养与造诣，直接促成了他文理兼顾、全面发展的育人主张和教育理念。

　　第四，鲁迅提倡田野考察和现场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鲁迅尝有名言：“我以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话诚然是先生在答复《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时的借题发挥，但实际上却也传递出他一贯的实践在先的人生观念，其中包括他强调知行合一，坚信“行”重于“言”的教育主张。正是基于这种主张，鲁迅在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职时，便从自己所教课程的特点出发，毅然加大了研究和实验的力度。譬如，他编写的生理学讲义，附有“生理实验术要略”，其中列举了若干项目，便于学生通过实际操作，了解生命的奥秘。他上化学课更看重现场试验的效果，其间被调皮学生的恶作剧烧伤，亦不改初衷。他在为日籍教师做翻译，协助其讲授植物课时，则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到野外做实地考察，采集植物标本。杭州一中（前身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鲁迅纪念室里，一直保存着鲁迅和他的学生们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其中仅1910年3月1日至29日，他们的外出考察就多达十二次。由此可见，早在一百年前，鲁迅就开始了为今天教育界人士所称道的开放性、研究性教学，其筚路蓝缕之功，令人肃然起敬。

　　四

　　“创作总根于爱。”与文学创作结伴终生的鲁迅，是有大爱和深爱之人。而他的这种大爱与深爱，有相当一部分是倾注在青年学生身上的。对此，鲁迅在他的《随感录·四十一》里，曾有过深情的表达：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逝，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正是这份大爱与深爱，使得鲁迅在面对成长之中的学生时，始终保持了三种极其可贵的态度。

　　面对渴望知识、寻求解惑的学生，鲁迅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鲁迅是著名作家，社会名流，因此，他执教北大时，赢得了众多学子的崇拜和拥趸，主动讨教者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而鲁迅予以回应的，是极大的热情和耐心。请看尚钺的回忆：

　　先生每次下课时，许多同学都跟着挤他到休息室去发问，甚至一连几个礼拜，我的一个问题还没有挤到他面前去求得解答的机会。因他虽然经常上课前半小时就坐在休息室中，但他一来，许多早已在等候他的青年，便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于是他便打开手巾包将许多请校阅、批评及指示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讲解着，散发着，一面又接受着新的。一直到上课钟响时，他才拿起手巾包（他没有皮包），夹在这些青年之间走上讲堂。在课程进行中，他似乎不愿意牺牲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似的，总是把两小时连堂上。的确就是他不连堂上，大学中的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也不是为他预备的，如果被学生包围起来，怕他还要比上课忙碌一点吧？

　　——《怀念鲁迅先生》

　　此刻的鲁迅，已经将全副身心交给了嗷嗷待哺的学生们。至于先生在创作上甘为文学青年“打杂”“作梯子”，直至在物质上、生活上关心和接济青年学生，早已化为一段段佳话，至今在历史的长河里流传。

　　面对身处险境、面临屠戮的学生，鲁迅是晓之利害，呵护有加。在与黑暗和反动势力的搏战中，鲁迅因为深知对手的强大，所以从不主张青年铤而走险，赤膊上阵，而是一再教他们学会“壕堑战”——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向敌人进攻。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鲁迅的学生、女师大的刘和珍和杨德群惨死于段祺瑞政府的屠刀之下。这时的鲁迅，一方面以《记念刘和珍君》这篇哀痛积愤之作，“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以此唤起真猛士的奋然前行；另一方面则及时总结血泊里的教训，指出当时群众领袖的两个错误：“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空谈》）其中包含的对年轻生命的痛惜之情可掬可感。1933年，日军攻陷榆关，进逼华北，北平受到严重威胁。当时各大学纷纷要求停课，以应对战事，但国民党政府却以稳定秩序为由不予批准，而沪上一些文人亦在报端“帮忙”鼓噪，指责学生自动离校，要求他们：即使不能“赴难”，最低限度也不应“逃难”。对于这种从根本上无视学生生命的荒谬高调，鲁迅深深不以为然，为此，他连续写了《逃的辩护》《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等多篇文章，予以驳斥。鲁迅认为：“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寇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必须承认，鲁迅这种看重人的价值，珍惜大学生生命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学而时习之”。

　　面对遭受压制、申述无果的学生，鲁迅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同黑暗势力的斗争中，鲁迅提倡“壕堑战”，但却并不因此就一概反对白刃战。事实上，每当青年学生遭受强权的高压和迫害、矛盾无法回避时，鲁迅总是“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毅然投入与强权者“短兵相接”的战斗。1925年，北京女师大因无故开除学生而引发学潮，接下来，校方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伙同当局继续倒行逆施，镇压学生。这时，鲁迅挺身而出，以一连串犀利的文章，揭露校方的劣迹，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为此，他不仅同假装公允的“正人君子”刀笔相见，而且回敬了来自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免职的打击和恐吓。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开始“清共”，中山大学有不少学生被捕。当时，主持校政的戴季陶、朱家骅有意回避或保持沉默，而鲁迅则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召开会议，商讨担保和营救事宜。在不但得不到校方支持，反而被横加指责和阻挠的情况下，他决然辞职以示@@@@。鲁迅到上海后，原本决计不再涉足教育，无奈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在北京时同自己有过一起反对段祺瑞、章士钊的战友之谊，碍于情面，才答应在该校担任每周一点钟的文学讲座。但不久即获知易氏有支持军警抓学生之事，于是，他坚决辞掉教职，并退回了已付的薪金。鲁迅这种与进步学生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和行动，即使隔着岁月的烟尘，依然会让我们感慨万端，怦然心动。而这自然也是鲁迅教师生涯中极富光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