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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不应是“后娘”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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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6 13:54:4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民办教育不应是“后娘”养的时间:2014-10-13    来源:大众网  

教育宝专访熊丙奇

       随着9月份高考新政策尘埃落定,许多关于新政的传言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对考生和家长而言,机会增多了,选择权更大,对相关的高考辅导机构来说,却有一些不小的冲击。
  高考新政策对教育培训机构有怎样的影响?教育培训机构应如何应对?民办教育机构面临怎样的身份尴尬?为何教育培训行业易得到资本的青睐?日前,著名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了教育培训第三方平台教育宝的专访。
  教育不该为功利主义推波助澜
  在熊丙奇看来,教育培训企业如果能顺应高考改革的趋势,最终会转变所提供的服务侧重点,转为生产更为多元和个性化的教育内容。新的高考政策对民办高校而言利好,但对民办高中和高复班类的培训机构会产生一定冲击。各种类型的教育机构,最终适应能教育规律、回归教育本质才是题中真意。
  教育宝:目前,和高考有关的教育培训机构在高考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新的政策是否会带来行业的结构调整甚至洗牌?原因有哪些?
  熊丙奇:高考改革的方向,是增加学生的选择权,促进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因此,教育培训机构如果能给学生提供多元、个性化教育选择,那么,将对高考改革起到推动作用,而如果还是强调高考科目的分数,围绕新的3+3考试改革设计新的培训内容,那么教育培训机构扮演的仍是强化应试教育的角色。
  新的高考政策能对教育培训带来怎样的冲击,具体要看录取制度改革,如果录取制度改革不大,只是考试制度改革,教育培训机构的主体还会是学科考试培训,而且,按照3+3的改革设计,学科培训的需求可能进一步增加。
  至于教育培训行业的洗牌,在高考改革没有推进时,已经出现了,这与教育培训机构自身的管理、经营有关,一些机构盲目扩张、经营不善,走向破产关门,而注重本身品牌、服务质量的机构,则赢得市场发展空间。
  教育宝:您怎么看待高考改革对民办教育机构带来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熊丙奇:与高考改革相关的民办教育机构无非包括民办高校、民办中小学、社会培训机构。
  民办高校的招生改革,会纳入新一轮高考改革中,这次高考改革提到取消高考录取批次,这对民办高校来说无疑是利好。此前,我国一些省市把民办本科高校放在三本招生、民办高职放在专二招生,就是不设三本、专二,民办高校的招生也主要安排在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如山东。如果取消录取批次,民办高校的招生将获得与其他院校一样的地位,不再受招生歧视。
  民办中小学,尤其是高中,在推进新高考改革后,如果在课程开设,为学生提供科目组合方面,不能与公办高中竞争,民办高中的生存将变得艰难,新高考改革要求所有学校重视学科、课程建设,推行高中走班制教学。
  以举办高复班为主的民办教育机构,在新高考改革推进之后,受到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因为新高考方案与此前的高考方案不对接,原来是3+文科或理科综合,改革后变成3+3,且后一个3,是需要学生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因此,如果高考改革从2018年推进,2017年之前的高中毕业生要参加高复,必须调整自己的高考计划,而高复机构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当然,调整要看具体的高考政策安排。
  教育宝:新的政策形势下,您对民办教育机构有什么样的建议?
  熊丙奇:所有民办教育机构,无论是高校还是中学、社会培训机构,都必须注意两点,其一,应以办学质量、办学声誉,获得社会认可,我国教育已经从数量时代走进质量时代,不重视教育质量,必然会被淘汰。其二,应该遵守教育规律,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不能为功利教育推波助澜。
  民办教育的“身份困境”
  民办教育应被区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但目前对民办教育机构的身份界定不明晰,许多教育机构身份尴尬,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混乱。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现代的治理结构,厘清不同的民办教育机构的身份定位。
  教育宝:您曾撰文《民办教育的“双重身份之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该如何破局?
  熊丙奇:这是我国对民办教育的民办教育的定位不清晰所致,按理,民办教育应该有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也应该有非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前者,其实就是提供教育服务产品的企业,后者则是走公益教育路线的学校。但是,我国政府却对此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一些本来属于营利性的教育公司,也要注册为学校,要求其不能营利,结果导致这些机构既是学校,又是企业,与之对应,既有工商监管,又有教育监管,结果是两者都不监管,让这类民办教育处于尴尬的灰色地带,既非学校,又非企业。近年来,不少教育培训机构出事,就与这种身份不明有关。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到,要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分为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和非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为此,应该落实纲要精神,将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归为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对其实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让其摆脱尴尬的身份。如果能实行这样的分类管理,今后营利性的教育培训公司,完全可以在我国上市,而不再受现在的身份之困。
  教育宝:您怎么看待当下民办教育机构的发展情况?呈现出了怎样的趋势?
  熊丙奇:民办教育的发展,从规模和体量来看,发展迅猛,但现在有诸多问题:一方面,随着教育资源变得丰富,民办学历教育的空间变得狭窄,在一些地方,民办高校的招生陷入生源危机,民办高中的招生计划,也被压缩,而为了保护公办学校的利益,政府部门对民办教育学校还有一些歧视性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民办教育机构自身的管理,也不规范,具体表现在,民办教育学校逐利趋向比较严重,有的民办高校实行家长制管理,民办教育行业的整体形象不佳。这需要政府和民办教育机构共同面对。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取消一系列对民办教育的歧视性政策,让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平等竞争、发展,对于民办教育机构来说,如果注册为企业,应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教育产品的属性经营教育服务,如果注册为学校,应该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学校的现代治理。如果不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我国民办教育将一直在低水平层次发展,且困难重重。
  教育宝:高考改到最后,最理想的状态会是怎样的?高考在整个教育产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熊丙奇:高考改革最理想的状态是招考分离,学校完全自主招生、多元评价,学生多次选择,简单地说,就是中学自主教学、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社会评价。如果能实行这样的高考改革,我国的教育将从单一分数评价、应试教育、单一成才通道、大学独木桥,转向多元评价、个性教育、多元成才,整个学校办学的理念将完全转变,教育培训机构也不再围绕考试升学举行培训,而变为为学生的个性成长提供教育服务,教育培训的内容将从单一、同质——我国教育培训,中小学学科培训占到了80%的份额,且培训的内容大同小异——走向多元、个性化。如果高考制度没有实质改革,眼下这种培训局面不会有多大改变,而如果高考改革能突破应试格局,培训机构必然随之调整。
  教育培训行业需要企业家精神
  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并驾齐驱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健康发展的表现。一个好的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应是教育家和企业家合二为一。资本青睐教育培训行业是看中了其“朝阳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的市场前景,最终赢得市场的,还是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教育培训企业要善用资本,避免沦为资本炒作的棋子。
  教育宝:民办教育(教育培训)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会是什么?
  熊丙奇:民办教育是国民教育十分重要的组成,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形成对学生的整体教育。在当前,民办教育在我国整体国民教育中,地位被称为“后娘”养的,而真正健康的国民教育,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应该是兄弟,不分高低,都给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选择,满足不同受教育者的不同需求。
  教育宝:您怎么看待教育培训机构的不规范竞争和盲目扩大规模?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能做大做强,需要哪些方面的因素?如何监管培训机构的乱象促其良性发展?
  熊丙奇:教育培训机构的不规范竞争,与目前的缺乏行业规范有关,准入门槛低、监管不力,机构逐利,使教育培训业乱象纷呈。而机构盲目扩大规模,是不遵守教育规律所致,认为圈地抢地盘,就可以做大生意,而教育是需要积累和注重内涵的,不断开门店,却没有师资保证、课程质量保障,盲目扩张必定让培训机构吃苦头。作为教育培训企业,要做好教育培训,首先,要办成一家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实行企业的现代管理,规范经营、合法经营,其次,要在成为合格企业的基础上,追求教育家精神,按照教育产品的属性,开发产品、提供教育服务。 一个好的教育培训机构,必定企业家+教育家兼具。
  对于教育培训机构来说,分类管理、工商监管,可以明确其身份,在此基础上,促进培训机构规范发展的,主要有两方面力量,一是行业自治,教育培训机构应该有自己的自治机构,制定行业规范,要求所有从业者遵守,二是受教育者(教育消费者)的理性选择,由于培训机构是靠市场赢得生存地位和空间的,因此如果受教育者能理性选择,那些不规范经营、教育服务品牌差的机构,就会因没有市场而被淘汰出局。
  教育宝:许多教育培训机构受到了资本的青睐,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熊丙奇:教育培训机构受到资本的青睐,主要在于其发展前景,但资本在投资教育时也存在问题,首先是把教育培训看成是暴利行业,因此希望尽快扩张,结果导致欲速不达;其次,有的资本是看到教育培训业的现金流,通过培训业实现自己其他经营目标,再次,有的教育概念被作为资本炒作题材,比如最近炒得火热的在线教育,其中不乏夸大在线教育作用的圈钱游戏,这导致教育培训被资本炒作,而真正的教育服务品质也却被忽视,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在海外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业绩普遍不好的原因。在发展教育培训业时,要立足教育,做理性的投资、经营。
  嘉宾档案: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编审。《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代表作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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