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如温伯格所说,“通过它的许多(但也不是太多)的页码,书完善了一个想法,有开始,有结束。一本书必须包含和这个想法有关的一切,要让读者再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你,书的作者,要决定你的思想的顺序。书的结束,也鼓励着一种思考的结束:直到你相信你的思考已经完成并且很正确,否则你不会结束写作”。
知识的网络写作不能套用这种模式或规范。由于网络阅读者的习惯,网络写作经常要简短得多,因此它的知识呈现的是开放状而不是结束状。它经常只是网络“超文本”(hypertext)链接中的一个节点,就像维基百科的条目一样,不断从一个节点向其他节点延伸。超文本是用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文字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超文本更是一种用户界面范式,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之间相关的内容。现时超文本普遍以电子文档方式存在,其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链结到其他位置或者文档的连结,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连结所指向的位置。 任何新旧文化形态之间都会维持一些延续的关系,文艺复兴的印刷文化与中世纪的手稿文化是如此,数码文化与印刷文化之间也是如此。作为数码文化特征之一的超文本仍然在沿用印刷文化的作者、知识产权、文本权威等概念。链接的文本仍然是个体作者的文本。不同的作者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知识财产也是彼此分割的。尊重知识产权是向作者权威致敬的方式。这些在超文本中都并没有发生改变。又例如,网络的“虚拟”(virtual)人际关系也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是全新的东西。早在有互联网之前,书籍就已经在变得越来越廉价,销售到越来越远的地方,读者有机会对遥远地方的人和事有一种似真非真的感觉,同样也是一种虚拟而非逼真的关系。 数码时代确实出现了与印刷时代相当不同的特征,数码文化会对印刷文化及其知识秩序和结构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正面的和负面的可能性都有,现在恐怕还难以预言。大学在数码时代作出自我调适,这是顺应文化转变的大势。然而,这只是一个大势,在形成新的策略和标准时,魔鬼都在细节里。不同国家的数码文化生态是不同的,倘若构成特定文化生态的网站和网络门户的价值观、利益观、自主性和独立性本身就不健康,那就不能指望上了网页的知识产品一定会比固守在大学里的更加优秀。 数码时代带来了许多有待厘清的与印刷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关乎我们对大学知识体制的认识,关乎大学需要在数码文化形态中有何调适,但更关乎大学的自由存在价值。在一个知识能够独立自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数码时代能给有志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学者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别的不说,数码技术能让一些“不热门”知识有机会被很经济地传播出去。数码时代的知识生产比印刷文字时代更便宜,因此在经济上有明显的优势。以前出版一本书,出版商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是否划得来。一本书至少要印1000册,全部售出后才能收回出版成本。现在把一个文本上传到网上,有一千个读者与只有一个读者并没有区别。因此,虽然每本书的平均销售量不断下降,但总的文字生产量却在不断大大增加。这对那些在很小知识领域中写作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他们只要把知识生产出来,上传到网上就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必看出版商的脸色,也不必自己掏钱来印许多也许永远也卖不出去的书册。这种变化会对知识生产本身有正面的影响,使得那些因成本问题而没有机会生产或传播的知识有机会生产出来,传播出去。因此,在评定网上学术成果的时候,不仅要看到那些点击率高的,也要看到那些点击率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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