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读书与教书的语文路上

管季超0712

行走在读书与教书的语文路上
                                 段增勇

  回望我所走过的语文之路，几多欣喜，几多辛酸，几多感慨。

                         活着的记忆里的欣悦与尴尬

      读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系了，我没有乡下人进城的欣喜若狂，反倒忧思深切。因为我读过的书实在有限。读过较为完整的一本书是《欧阳海之歌》，再就是一本散篇汇集的《远征》。《远征》是读初中时，教语文的班主任给我的奖励。还记得那个深秋，天高云淡，我沉浸在《远征》的文字里：草地，雪山，沼泽，篝火，伤病伤痛，围追堵截，不见尽头的甚至不见前方和远方的弯弯曲曲而又千难万险的路，一条“远征”的路。因为这不明不白的也不甚清晰的“路”，让我感觉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未知”或“未来”对我的招引……
       也是读初中的时候，看到了村里读高中的同学的语文课本，读到了袁鹰的《井冈翠竹》和高尔基的《海燕》，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美好感觉，让我对高中生活充满了向往。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美文”的魅力，那一条让我憧憬的“路”也明晰起来。
       时逢考试改革，恢复中考，我上了重高班，离家百里远。那时还不通车，只有步行，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艰难的“远征”。我读的是理科，最后一年被外语老师看重，希望我考外语系，于是改读了文科。又因为数学不错，数学老师希望我报考财经院校。但最终我全填了师范院校的汉语言文学系。
      上大学后我才知道自己的那点汉语言文学知识是多么捉襟见肘。到学校总务处借领“蚊帐”，居然写的是“纹帐”，在一旁陪着她妈妈的小学生嘻嘻笑了。我却笑不出来，在心里流了泪，甚至还感觉到一种扎心窝的疼痛。
       活着的记忆里，对于阅读如饥似渴的状态，像是给予我近乎原始的欲望，完完全全的饿痨情状。活着的记忆里，对于存在的焦灼尴尬的感觉，像是给予我无所适从的催逼，彻彻底底的茫然情形。读大学了，纪伯伦的《先知》和《沙与沫》，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培根的《论人生》，萧乾的《梦之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渐渐进入我的阅读视野。大学毕业时，很多同学因终于解脱而喜乐淘淘，而我则因不能继续读书而失魂落魄。我放弃了考研，执意回老家县城……没能把书真正地读下去，像是一个梦魇，就连后来的诸多梦境里，也还有着这番挣扎。

                           教语文丰富和提升了我的生命感悟

      1985年的秋天，我走上语文讲台，两个班的第一堂课至今记忆犹新。对重点班的学生讲的是“师道尊严”，对普通班的学生讲的是台湾诗人徐哲萍《放榜的日子》。重点班的学生回忆说，那天我走进教室，他们以为又来了一位新同学，而我这个“新同学”却站上了讲台，一上台就一本正经地进行 “师道尊严”的说道。普通班学生毕业多年后与我交谈，他们说，“一辈子也忘不了，高中第一堂语文课的那首诗，每次一想起‘落地的麦子也会长出新芽’，心里就有一种激动，一种满怀希望和憧憬的激动。”其实，我作为语文教师生涯的这两堂“第一课”，都是用心安排、精心准备的。随着经历和阅历的丰厚，我渐渐感觉到，因为我的存在，因为学生的存在，因为同仁的存在，我的生活和生命里，时时刻刻都有着一面镜子，如何看清自己，如何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他者”，这太重要了。
      因为学生的存在，我的很多教学行为在学生这面镜子里，让我更多更好地认识了自己。后来，学生家长甚或社会上的其他行业的一些朋友或者陌生人，也都成了我教学或者做人做事的镜子。告别了山区教育后，我走向了都市教育。开始面对都市教育的一大特色——家长会。有次家长会，我谈了“不看成绩看状态”的观点。有次在成都春熙路西南书城附近，遇到了我的学生。临近高考了，这位学生却在大街上悠闲散步，遇到我，很不好意思。他父亲就在她身旁，立即说：“段老师，我特欣赏你的‘不看成绩看状态’说法，孩子这些天状态不好，我带她散散心。”这位家长是四川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话时眼里饱含真诚。就那一刻，我的心也无限温暖，有一种“陌生人，你温暖了我的情怀”的深刻感受，心与心的相互照耀，情与情的相互温暖，意与意的相互契合，让我感觉我的收获远远超出了我的付出。
       在教书期间，我也常常听一些老师的课，不只限于听语文课，甚至还看体育课，听音乐课。每次听课或者看课，都在读课和想课的状态。也不只在知识层面或者教学技术层面，更多是对教师生态和状态的思考，诸如“教师姿态”“在场而在状态”“教师口头语言的书面化”“课堂的教学魅力在于细节：点而破，破而透”“有教案不能等同于备了课”或“教案和备课是两种不同状态的呈现与存在”等等的觉悟，也是在听课看课想课时切己涵泳而得的。
       若在“语言—文化—人”的思维线路里能够更深地思考语文的存在，思考语文教学，思考语文教育，统筹了“教材、教师、教学、教育”的整体思索，基于学生的语文学习和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基于言语教学而传播文化，基于文化传播和传承而育人于心，浸润于文化的涵养，唤醒生命，促成生命的成长和发展，这才是语文教育和教学的圆满功德。
       青春岁月里，我曾手拿粉笔头，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渐渐地，因为教书，因为教语文，却也欣慰于与学生相处的无限美妙和无比满足。从“哥哥老师”走向了“叔叔老师”，也深刻感受到自己对孩子们的一种责任。整整六年的班主任工作，没有语文本身的内涵蕴藉，是影响不了那些家长痛心、老师头痛的孩子们的。在做人的尊严和良心以及自我完善方面，我对学生们说，“成绩差，情有可原，但在做人上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比别人差”，“现在差（学习）并不意味着将来就一定差（做人）”，“做人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1997年至2004年，我在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工作了七年，带了三届学生，成绩好的班级每届都出一个全省文科状元。做了两届所谓差班的班主任，却做得很逍遥，因为学生需要唤醒自我管理，需要平台搭建，需要尊重和信任。至于状元现象的社会性效应问题，我也曾在我的“一俊遮百丑”的思考里，写下过这样的诗句：“金字塔的辉光，何曾照耀到它的基脚”，这是对于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的思考，也是对于“弱者更需要关怀”的教育思考，更是对于“优生不可教”的一种辩证思考。每一位学生都需要关怀，但是弱差的学生更需要关怀，追名逐利的功利教育太多遮蔽，遮蔽了教育的本质，遮蔽了教育对于生命起码的、应有的甚至必有的尊重和善待。大气候一时难于改变，小环境里的小气候却是可以让每位老师有所作为的，不只是意识和认识的问题，回到教育本身，回到人本身，回到常识，不是不能，只是不做，做起来，做下去，总会有好结果的。
       想起过去的那些日子，虽有遗憾，总体自我评价“是一位进了城还没有坏了良心的农民孩子”。强调自己的“农民孩子”身份，不在于炫耀什么，因为曾经经受的“残缺教育”给予我这样的农民孩子留下了深度的缺憾，有这样的自我警觉，也才能时刻提醒自己尽量少些遗憾或者残缺留给我的学生，也如我不识字的父亲对我的教导：“我们农民种庄稼，耽误的只是一季，你们教别人的孩子，耽误的却是一生”。
天地间有一面明镜，那是心灵的明镜，精神的明镜，仁见仁，智见智，如何看，看什么，都很重要。

                               勤起早看天，闲来读书忙

      大学四年，在如饥似渴的读书中度过，虽不免囫囵吞枣，却享有了较多的读书的快乐，心儿常常飞翔在一些美好的文字中。这些美好，在于文辞，在于情思情意情怀，在于心灵精神思想，在于真知灼见，在于蒙昧启迪……幽昧昏惑处，豁然开朗时，唯有读书人才有的那番心意契合，至今也还是一种沉酣的回想。
      恋恋不舍的大学生活，不能继续读书的遗憾，让我在走上讲台之初，给自己立下三个三分之一的“警示”：三分之一的时间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读书，三分之一的时间玩耍。如此确定，源于一位大学教授的启蒙，他在结束专业课最后一堂课上，对某些不常听课的同学语重心长地教导：“不要认为读了个大学就了不起了，认真学习的人，也只是搭建了一个知识的框架，更多人连这个框架都没有搭起来，甚至一根柱子也没有立起来。要能教好书，必先读好书。”这简直是醍醐灌顶的教导。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兢兢业业地读书和教书。后来，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渐渐盛行。这时，一位有大德贤德的仁兄告诫我说：“增勇，把你用在娱乐的时间拿来做做学问，足够了。”他还说：“有些事情，我们不做就再也没有人做了”。因此，我也还不至于娱乐而至堕落，幸甚至哉！
       闲来无事乱翻书。作为语文教师，抄写教案，剪贴教案，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备课，一个常常看书，常常思考的老师，才是在一种真正的备课状态里，从积累走向积淀，内化于心，生根于心，生长于心，也才能长成知识树，专业的视野才会广阔，专业的枝叶才会茂盛，专业的躯干才会健硕，专业的情怀才会深厚，专业的精神才会纯粹，这样，才能讲学理，讲学术。没有沉潜涵泳的功夫，没有学养层面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建构，只是银样镴枪头的挥舞，或是花拳绣腿的虚晃，更是风浪里稻草人的招摇。
      把书认真地读起来，把书实在地教下去，从“忍受”走向“享受”。这些年，我都是这样呼唤着我的语文同行者。真正的名师在课堂，在讲台。任何理论的建构脱离了课堂或者教室，远离了生命存在和生命成长，剥离了教师生态和学生生态以及教育生态，就只是“幌子理论”。我们的教育理论，要在富有生命质感和生命内涵以及生命色彩上追求理论的生命动态。教育关乎人，关乎生命，语文教育更是与生活和生命紧密相连。如今的教育大多漠视“教书育人”的常识。事实上，无论怎样努力“教书”，不在“育人”上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这“书”是教不好的，甚至会教得很“糟”、很“坏”。
       再过十年，我就六十岁了。从没有过的紧迫感，那种“夕照秋山”的萧索甚至“黄昏暮愁”的落寞，像是突然间丰茂了，只因为该看的书和想看的书竟然有那么多。去年读傅佩荣《国学的天空》，既感到欣悦也感到悲伤。这本是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就该看的。虽是一些常识，而我们这代人就是缺失了太多的常识。也因为自己在一种“残缺教育”的简陋里，既缺失了对于自我生命的健全和完善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复，也缺失了对于学生教学和教育上的诸多教学调整和教学改进，更缺失了对于自己孩子教育上的规范和规整。有幸的是，去年下半年读到王栋生老师“我把自己教成了学生”的话语，这样的教师观、教学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智慧。每一位教师能够对于自己的职业生命作如此生命观照，也一定能在教学世界别开生面。如果五十岁还算是人生中年的话，路遥那“太阳从中午升起”，是否还能给予自己一些足够的自信呢？！好像还是在于自己的修为和造化吧。
        担任教研员，至今已满十年。这十年不是“扬州一梦”，而是百千滋味万千回味在心头，生命的疼痛和生命的觉醒像是在召唤什么，催促什么，如此，迎风而歌，向死而生，在在无不在，生生无不生。四川省高中语文课改，我发出的第一声，则是“回到常识讲道理，奠基未来写春秋”，随后是“把落实真正地落在实处”“在语文课改的路上，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常识处洞开非常景观，在落实里涵养生命根脉”“回到常识，务求落实，努力创生”“让我们共同经营语文川菜的盛宴”“把富含营养的水浇灌在生命的根脉”……一如钱理群老师的生命感怀，我“存在着！努力着！”
      勤起早看天，天象地气两相应，阴晴随行，凉热同感，晴带雨伞，饱带干粮；闲来读书忙，腹有诗书气自华，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有书橱的星光照引，不会迷路，也不会迷茫。如此看，做一位阅读的教师，做一位思考的教师，乐在其中，也乐得其所。

                           敞开胸怀便是门，竖起脊骨便是剑

      蜀江水碧蜀山青，这一方地灵人杰的蜀地山川，多有执著以求的语文同仁，只因为相应的平台通道备受由来已久的“蜀道难”的宿命主宰，更多仁人志士在语文教育上的建树多在“向隅”状态，这也使我深感责任重大。不为别的，只为曾经青春时刻的梦想，只为“春风不度剑门关”的梦魇纠缠，唯愿自己能够努力地为众多四川语文人铺路搭桥，心向往之。
      此时此刻，也让我想起2004年10月，在上海金山参加“语文教育高峰论坛”，深感上海这个“先驱者的营地”里那一批批孜孜以求的语文前辈的语文情怀和生命吟唱，当时，我思绪万端，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看看上海，想想四川，巴蜀多才俊，风流自有期。然而地灵人杰的巴山蜀水，仅语文教育而言，太沉闷了，太松散了，太个体化了，太单一化了，真正是各安天命啊，各自在自己的天宇里奔突。有想法的人，一定很多；有做法的人，也一定很多。多是些散兵游勇，多是些闲云野鹤，最后的结果是时日空耗壮志难酬。为什么不能让“悲泣”变成“豪歌”呢？为什么不能让“枯寡”变得“丰赡”呢？为什么不能让“活力”形成“合力”呢？为什么只能紧随其后而望风跟随呢？语文百花园，哪堪孤芳赏；巴蜀多才俊，四川有希望。愿四川仁人志士风雨同舟共建四川语文教育的新平台，愿四川有识之士携手同行共创四川语文教育的新天地。

       记得1990年的某一天，当代诗人杨牧因为采风古城阆中，路过剑阁，当地名宿组织大家去和他交流，他朗诵了对于剑门关的历史感悟，“敞开胸怀便是门，竖起脊骨便是剑”是这首诗中对于“剑门关”中“剑门”二字的文化诠释。为此，我化用其意，赠予我的学生，“敞开胸怀遨游书海将世上风光尽收眼底，竖起脊骨行走正道把人间是非全露笔端”。现在想来，这也是愣头青的我颟顸得有点可爱，然而内里的一些精神气质，好像也未曾改变，甚或变质。
      又还记得几年前黄玉峰老师来四川讲学，讲了《蜀道难》，随后一起参加眉山三苏祠的苏轼研究会，黄老师要我自己想一句话，他书写后赠予我，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了，“万夫当关一夫开”，是对于《蜀道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化用。黄老师写后赠予了我，我却一直不敢悬挂，是认真玩笑，还是玩笑认真，我都笑而存于真心了。
      收起玩心，因为成不了玩家。还是认真点，唯有认真，才能从“熟知”走向“真知”。
这样的一些文字，公之于众，是自我反省，也是自我告诫。有“剑”在手，无须问“天下谁是英雄”；把“门”打开，做一个敞亮的人，更易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清理和清洗。至于语文，或者语文教学，或者语文教育，形而上（道）的迷失必将导致形而下（术）的低迷，我永远坚信这点。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749510102v0l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