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中国教育科研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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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中国教育科研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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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锡良   

“中国教育研究重要吗？”丹麦教授曹诗弟在深入中国教育现实这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看似无聊可笑的问题。教授的意见是：象中国教育这样“由上而下”的研究方式很明显是“不能超越主管部门的既定了解”的，当然也就不能“从新颖的角度去看问题”。既然不能发现新的问题，这样的教育研究当然也就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中国的教育研究如果不能“由上而下”变成“由下而上”的地去发现真实的问题，那么中国教育研究其实是在做一种浪费的工作。

外国教授在中国教育研究这个问题上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但也许外国人永远也无法了解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在中国不要说教育研究如此，我们甚至不能举出不是“由上而下”的工作来，而且自古如此。其实洋大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特点。中国的历史更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历史。在这里曾长期奉行“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所谓一切的业术专长与研究成果其最终价值及其命运也不过如此而已。

照说，中国教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这直接源自于中国现实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从新近中国的教育科研的定位与错位来看，又似乎显得可有可无。科研的真正价值在于研究真实的问题，揭示真理，并以其科研的真理性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科研只是由“上至下式”的科研，而不是由“下而上式”的科研。所以这种科研只能是长官意志的阐述与解释。我们的科研往往也只能是“御用科研”。说到底我们的教育科研只在一味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来迎合上级的意图上。这种科研往往脱离实际也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洋大人在山东搞几年所谓的“田野研究”后，会有一种“中国教育科研不重要”的感叹！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科研只一味地如何来讨好上级，从上级的政策中来，到上级的政策中去，不可能研究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也就没有相对独立存在的价值了。洋大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究竟谁才有对我们的教育科研成果价值的最后裁定权？是“上”还是“下”？这里的答案只能是“上”。不像西方一个基金会提供资金也可以把一个科研做得象模象样，几乎完全可以不考虑上级领导的意图。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以“政治”即“阶级斗争”为最终价值目标。在那时我们的教育科研曾完全被取消，我们的教育学都被当成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学。我们还谈得上什么别的奢望呢？改革开放后，我们又一切以经济为最终价值目标。什么科研不科研，只要弄一个东西出来能让上级领导承认，就不愁没有大把的钞票与漂亮的洋房以及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置于科研是不是中国现实的真实所在，能不能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却并不是那么重要。

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与这样一种实用理性哲学是任何洋大人也是难以真正理解的。洋人就是洋人，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特色”所在，这便是一切成果都要最后由上级机关的领导来确认才会有价值。这一点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据说春秋战国时有一个人和氏发现了一块宝玉，非常高兴，把它献给了当时的国君。但是国君不识宝物把它当成了一块顽石并且一怒之下把这人的双脚也砍了去。为什么一定要敬献给国君并得到君的承认才能有价值呢？这个献璧的和氏不惜被砍去双脚也要继续敬献这块玉。其原因就在于，其所作所为的一切价值与蒙受冤案的最后昭雪都在于这块宝玉能否被上级领导承认这一点上。如果在西方这块玉是否是宝物完全可以让珠宝商人（市场）来确认。只要得到他们的确认就可以有其独立的价值。但是，在中国却不如此，洋大人大概对中国官本位体会不深，了解不够。在中国谁才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最后裁判？谁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懂得最多？只有上级而不是下级。这便是洋大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教育科研总是由上而下”的答案所在。而今，这个洋大人提出这样一个“可笑”的问题，这种傻事在中国只有陶行知与梁潄溟、宴阳初等这样书生意气浓重的人做过。做这种下里巴人的工作的时代看似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君不见，人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这里思考着教育问题并做着教育科研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普遍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我们还有多少心事来做洋人所认准的工作呢？在我们的眼里，我们工作的动机里，有没有科研价值是一回事，有没有引起上级的关注才是问题的核心。当然，引起上级的关注也只是“权钱”二字而已，既然这样，我们又怎能理解洋人的标准并照着去做呢？自然，毫无疑问，在中国教育科研还是很重要的，除非我们的工作象“文化大革命”那样不再能换来好处，而且还会带来坐监的危险。

　（本文作于：2002年6月2日，发表于上海《教育参考》2002年第7－8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