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文化”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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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章”、“文化”到“文明”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12日   14 版）

胡亚权

《读者文摘》创刊号封面。电影演员：娜仁花

1993年7月，《读者文摘》正式改名为《读者》

    受访人：胡亚权（《读者》杂志创始人之一，《读者》杂志原副主编）
    采访人：黄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公司编审）
    黄：《读者》杂志是你人生的最重要部分。作为该刊的创始人之一，两度担纲杂志负责人，曾奠定了杂志的内容宗旨和形式基调，又成功完成了杂志的分版。如今你离开杂志已经十余年了，时间距离也许有利于静观和思考。关于这本杂志，主要就媒体与社会的角度，希望能够听到你更理性和更有深度的看法。被称为办刊宗旨的“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这四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胡：“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方针在创刊时就确定并公布了。《读者》的独特之处在于创刊以来30年没有改动过这一宗旨。“博采中外”表述了这本杂志的性质是综合性文摘类杂志；“荟萃精华”提示这本杂志的档次是高雅高尚高品位的；“启迪思想”是本刊的期许；“开阔眼界”是本刊的目标。犹如古代的晃帘、旌旗，这一宗旨标志着企业的内核，一旦深入人心形成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黄：作为编辑部（杂志社）的实际负责人，请您介绍一下杂志内容的生产过程是怎样的？
    胡： 《读者》内容的生产过程，即编辑流程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
    一、由来。1980-1981年，《读者》创办时期，只有我和郑元绪两人。于是高效率成为第一选择。我初选，他复审，我组版，他编辑，我设计版式封面，曹克己总编决审，再发稿送印厂，我俩校对，直到出版。这是开始的流程。1982年以后，陆续进人，编辑部逐步扩大，最多时有6位文字编辑，2位美术编辑。但开始形成的这套流程并没有改动。
    二、1985年，我再回《读者》时，发现依然如此，于是做了一张图表。就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的“《读者》流程表”。这张表将编刊过程中的横坐标是为时间，纵坐标为工作岗位。从编务、文编、美编、广告、发行所有与流程有关的人员都在这张表格上看到自己在每月的什么时间段里做什么工作，时间精确到一天。这样一来，杂志社的工作全由这张表格控制。岗位上的人员不必每事请示领导；领导也不必每天发号施令。后来我把这种做法总结为，流程表控制法。
    三、《读者》的三审制度，开始就不完善。因为在创刊前，我就和曹总编达成过口头协议，用二审制。隐含的意思是那年头，出版社中层干部比较保守，我们的稿件十有八九不会通过。曹总编也知道缘由。于是，1980-1984年，都是这样。1984年底《读者》因所谓精神污染被整改，在编辑部之上设室主任，职责是复审，《读者》开始有了三审制度。
    四、《读者》编辑部内部。在编辑中采取“复审前置”的方法。具体就是，编辑和助理编辑初选文字稿，然后直接交编辑部主任复审，把稿件定下来。然后交由以下完成后面所有工作。初选的稿件量大约是复审后的2倍，复审者剔除他认为不宜的稿件，有时也加入个别复审者自己选的稿件。总之，编辑部主任是编稿的关键环节。复审前置的好处是效率高，避免了稿件来回折腾。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高度保持稿件的水准和风格。
    黄：《读者》杂志的创办者富于人文精神，注重文化的传播和积累，可以说承继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也有着近代文人办报办刊的精神，更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启蒙意识。能否谈谈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在编刊人身上是如何体现并投射于刊物中的？
    胡：话说回来，1981年创刊的《读者》，在1980年秋就开始筹办了。3个创办人，主持者曹克己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两位编辑是1968年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我俩的出身一个农民一个城市平民，毕业学校一个兰大一个清华，所学专业一个地理一个物理，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非常喜欢读书。我们从上大学到工作的黄金时期经历了十年文革。经历了激情、狂热、痛苦、失语、失意、沉思、反观这些过程。我想的最多一个问题是：将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生活命运完全寄托在一个人的智慧和思考上，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有问题的。思想的统一，并不等于思想的禁锢。将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一律冠以封资修并简单加以否定，砸碎敲烂，肯定不行。上世纪70年代有过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口号。其实我们有把娃娃连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情况。我们办的杂志就是想要告诉中国读者，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为。这一点，就是我俩当时的真实思想。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解放了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源于思想的解放。
    黄：关于你个人的身份——成长经历与文化积累，在师永刚的《解密〈读者〉》一书和你的《读者往事》后记中，叙述得比较清楚。介绍你个人经历的一篇叫做《乡绅的历史》，有没有什么深意？在“乡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有一个怎样的成长变化过程？
    胡：师永刚在采访我时，对我父亲的经历颇感兴趣，于是命名为乡绅。我父亲早年在甘肃省城兰州学中医，后来一直行医，医术不错。在老家武威农村，人家让他瞧病，诊费随便。于是人称“三相公”，他在同辈中行三，“相公”是读书人的尊称。新中国建立后，县上吸收各界名流为政府服务，他被起用为县供销社主任、县卫生院院长、县政府卫生科科长。是民主人士，1958年被划为右派，劳教，下放，开除公职，回家务农，戴帽子管制，一直到去世。1978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专程去武威，要求给他平反。一位政工干部连连摇头，说，你父亲当年是全县有名的极右，不可能平反。我说，先看看材料再说吧。于是辗转找到材料，看到那几条“罪状”，绝大多数都和农业生产有关，比如有一条说，“新式双轮双铧犁两头牛拉不动，农民拿去当猪圈篷子了。”我知道了。于是找到县统战部，不到三天，平反文件下来了。还补发了400元工资，我从来没见到过那么多钱。在回乡下老家的路上，发现有一个老头一直跟在我身后，走了两三华里路，我回过一看，那老乡是个老农。于是问，老乡，你跟着我干啥？他说，双树沟的三相公胡瑜胡大夫你知道不？我说，那是我爹呀。他说，这就对啦，从后影子看，你走路和他一模一样，所以就想问问。1960年生活困难那会 ，你爹给我老伴儿瞧过病，病好了，钱也没要。现在他在哪里？我说，1962年，他带上村子里38口几家人到新疆伊犁一个羊场去了。那时家乡在饿肚子。
    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是我心中的痛。当然也影响过我的学业和工作。但父亲的扶危济困，敢于担当的性格，一直是我们这支胡氏家族的荣耀。父亲给我的最大影响在于，不要热衷于政治升迁之类的事情，要低调为人，高调行事。还有，我从小立志，长大要做一件我死了以后仍然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
    黄：“启迪思想”是《读者》杂志重要的办刊宗旨，《读者》杂志有独立思想，常常领先读者一步，在塑造着读者、引领着读者。能否谈谈《读者》（事实上是编刊人）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领先、超前之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说《读者》有独立思想，然，也不然。说然，《读者》的确有她的独立编刊思想，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曹克己总编给了我们足够的发挥空间，并不过多操控编辑思想。虽然1984年因精神污染事件进行过校正，但后来的领导者继承了这种只关心不干涉的领导风格，这使得杂志得以保持创刊时的办刊宗旨编辑思想，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可谓奇迹。我曾经把这点总结为《读者》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说不然，《读者》在几十年来，决不能自诩为思想超前。我们只是跟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敏感地发现主流的正确的光明的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东西罢了。我认为，这和《读者》的一条办刊方针有直接因果。
    《读者》办刊伊始，就打出“真善美”的大旗。换句话说，我们只选用正面阳光的东西，拒绝负面黑暗的东西。我们始终认为，这个人类世界的主流应当是美好的，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民都向往美好生活。譬如对一位普通人，送他鸡汤呢，还是送他药石？这是同样一种关爱下的两种方法。《读者》选择了前者。
    说《读者》的超前意识和价值观的领先，在下实在不敢苟同。我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过：《读者》所倡导的一些思想，惭愧地说，它其实是很古老的。比如真善美，比如自由民主博爱，比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哪一条不古老？这些古老的思想是人类总结出的做人的底线，没有什么稀奇。问题的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比任何时候都关注社会道德沦丧这类话题。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现在看来，《读者》在三十多年里，坚持解读人性，以优美健康的故事引人向上向善，客观上这种教化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得到千万中国读者的认可，这便是《读者》价值观的领先超前之处。《读者》的价值观也许可以这样表述：惟愿我们的读者，做一个热爱祖国，保护自然，关爱他人，热爱生命，勤劳勇敢，正直诚信，知书达理，阳光向上的善良中国人。
    黄：你说过，“《读者》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还有人将杂志称作“公民读本”，这体现了现代传媒的某些特征。在这方面，《读者》是否有自己的理想？或是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关于《读者》是一位中国公民的比喻，是我在1996年纪念《读者》创刊15周年时一篇文章上说的。意思是杂志要有特色，这个特色是中国的，是《读者》独有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一个中国人。如果要我今天写这段话，可能还要加上现代的中国人这样的表述。还有一层意思是，我们对《读者》的培育成长真正是如同哺育自己的孩子那样，尽心尽力。这一点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正如钱锺书说的，当你吃一只鸡蛋的时候，谁在乎生蛋的那只母鸡呢？但我们在乎，因为我们就是那一只母鸡。
    21世纪来到后，有些评论家说《读者》主张人本主义，有人文精神。于是提出“人文读本”的概念。后来又有人说《读者》是心灵读本，杂志社便在自己的广告语中说“《读者》是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公民也罢，人文也罢，心灵也罢，都脱不开《读者》的平民性。
    黄：有人说，《读者》是一本“保守”的杂志，而且“越保守越有力量”。事实上，《读者》杂志与现实社会，既有其疏离的一面，也有着贴近的一面；《读者》作为文化类（非时政类）杂志，其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如此。如何拿捏好这个度?
    胡：保守这个词是与激进相对立的。说《读者》保守，源于本世纪初，有人对《读者》二十年来的宗旨、方针、风格，甚至编排页码次序上的一如既往提出质疑。杂志社一位同志引用《纽约客》主编说过的“越保守越有力量”来回答。我听到后，觉得颇不以为然。说《读者》保守，显然站不住脚。一份保守的杂志何以又被冠以引领思潮，显然是悖论。说到杂志与现实社会的距离，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读者》创办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刚刚结束，文革十年被搅乱了的思想，正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当时有过什么是真理的争论，也有人试图评判伟大思想。一些对政治敏感的同志建议我们登些这类文章，说这热闹。被我们婉言拒绝。理由是，连编辑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东西，怎么好意思介绍给读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不如介绍一些人类思想的精品。于是《读者》在初创前期有意识地介绍了许多西方人文主义的作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读者》一改前五年的选文方向，把重心移到宣扬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上，并提出他们是杂志的脊梁一说。到九十年代中期，面对读者对《读者》是象牙塔的评价，杂志提出“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读者”的口号。开辟了观点、百姓语录等栏目。本世纪初，针对读者批评杂志女性化的指责，增加了现代生活中信息娱乐时尚等元素。说明，《读者》是随社会潮流而动的。用时髦的话说，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进步。但《读者》从来没有敢把自己冠为主流文化。我在编辑部说过。《读者》只是一份一手文章在编辑部再加工后形成的二手文摘杂志，充其量也是一份较优秀的文摘杂志。不必争什么主流；人家把《读者》视其为主流，那是我们的荣幸。
    黄：《读者》杂志创办已经三十余年，其内容风格既有承继，又有变化。它沉淀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又有哪些有意义的创新？今天如何评价杂志这些年的变与不变，坚守与创新？
    胡：什么叫创新，我理解是你做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或者说比别人做得早、做得好的事情。如果把发现、发明、发掘都归为创新的话。那我们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发掘。是不一样的。众所周知，《读者》在创刊时受到美国《读者文摘》的不少启发，甚至有模仿之处。好在我们一开始就是唯我所用的汲取性模仿。然后很快形成自己的风格，慢慢做出自己的品牌。说到《读者》，既然能在同质竞争中脱颖而出，应该有她的独到之处。我们的同行也在研究《读者》成功的秘籍。回过头想，定位、坚守、独特的编辑流程、质量控制、与读者互动、适当的公益行为、经营上审时度势、杂志社内部文化，社会动向的扑捉预判、强有力的主编。这些是值得总结的东西。
    《读者》独有的一些东西，除了同行外，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它。比如《读者》的编辑流程中，有一条叫“主编复审前置”。具体的做法是，选稿编辑初选出的稿件直接送主编复审，被简单裁定为“可用、不可用、斟酌”3类，发回编辑，直接进入编辑组版程序。这个做法貌似简单，其实是有效贯彻主编意志，把持刊物质量，杜绝编辑精力成果浪费的的最佳做法。又比如，自1996年起，杂志社内《读者》从选题组稿选稿审稿编辑发排印刷出版发行结算等所有流程，都用一张《读者》流程表来管理。不同部门，各个岗位的所有人员只需按照表格上规定的时间执行即可，不需要各级主管时刻督促。至于质量绩效，由另一套制度管理，《读者》在1996年以后就制定了差错率为0.5/10000的标准。严于今天杂志2/10000的标准4倍之多。
    说到坚守，《读者》的确坚守了她的办刊遵旨、办刊方针、公益理念、与读者的平等和互动这些传统。但是《读者》30年来，一直是与社会时代发展同步的，用一句时髦的话叫做与时俱进。你只要看看这本杂志的新栏目产生，信息量的增长，网站的建立，网络微博微信系的介入，电子杂志手机《读者》诞生，网购与电子书，可以说明。目前的问题是，《读者》并没有高瞻远瞩地对现代传媒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对今后不远的未来的革命性冲击。理解研究预判不足，走一步看一步，机会主义，捡拾落后，政出多门等行动时有发生，显得比较被动。这里就显得，有一个思想深邃办事果断精确的灵魂型主编主事的重要性。
    黄：你说过，你对于《读者》的认识，经历了从“文章”、“文化”到“文明”的三个阶段，堪称认识的“三次飞跃”。
    胡：这是我为纪念《读者》三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的一个观点。文章是指单一、零散、无序的文化碎片。经过《读者》编辑的收集梳理，居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此现象的本质也即文化的本质。至于文明，我理解为，文化之最精华部分被人类各民族沉积下来，传承下来。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不闯红灯、不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现象，那是道德上教化上的问题。文明是人类的宝贵遗产；文化是民族进步的福祉，我们希望在继承享用这些前人留下的财富的同时，继续为后人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这既是办《读者》的初衷，也是《读者》发展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