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中国知识分子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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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中国知识分子简史

　　

　　“知识就是力量”—— 当被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400年前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一个时代就此开始。拥有“知识”的阶层，在时代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力量也逐渐明显。现代一般的用法中，“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指一切有知识、有思想的人，也就是所谓“脑力工作者”(中国古代称之为“劳心者”，而西方称之为mental　worker)。这种知识分子的教育程度大致因社会的状态而异：在经济先进的国家中，至少大学毕业以上程度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也许中学毕业生已经可以算作“知识分子”了。

　　

　　但是，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有时把他们集体叫做“知识阶层”(Intellectual　strtum)。从时间上说，他们至少是和文字的出现一样古老的。自从有了“文字的突破”，便有各种以文字为专业的人。殷商时代的“卜人”，周代的各种“史”等都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原型。甚至其他初民社会的巫帅(如《楚辞》中的“巫咸”)也可以归于同一类人之内。汉代的司马迁说：“文史皇历近乎祝卜之间。”这句话便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可以说，“知识阶层”的构成分子及其具体的分化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步发展、变迁的。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一般是以“士”或“读书人”来代表这一个阶层的。(余英时《余英时文集》)

　　

　　以色列的康菲诺(Michael Confino)曾将知识阶层总结为五点：

　　

　　1、对于公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问题，都抱着深切的关怀。2、这一阶层常怀有负罪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及上述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3、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4、无论在思想和生活上，这一阶层都觉得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回答。5、他们深信社会现状的不合理，应加以改正。

　　

　　余英时先生联系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三大特征：1、对国家、对社会具有忧患意识。2、对自身具备终极关怀。3、对所从事的专业具有宗教式的敬虔。

　　

　　然而，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还是东方，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多舛的。在极权国家，尤其如此。

　　

　　封建帝制社会：跌宕的士大夫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可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对“士”给出的特点是“无恒产而有恒心”。他先是说必须让老百姓有自己的产业，才能有“恒心”，但是只有“士”是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或权势，有独立的人格。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自从先秦时期以来，维护精神价值和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两个思想流派，即儒家和道家。这两派都是着眼于“人世间”的，儒家比较注重群体的秩序，而道家较偏重个体的自由。但不管什么流派，都有一个自觉的、普遍的认识，就是“殊途同归”，其共同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那是最早的社会转型期，各派思想家都在积极探索改善人生、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道路，拿出自己的理论，到各个诸侯国去游说那里的君主，如果不采纳，就到别国去，很自由。

　　

　　然而也正是在秦时期，读书人受到了历史上第一个残酷的镇压：焚书坑儒。汉代时期，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一家，从此开启了两千年的思想专制制度。读书人的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直到帝制时代结束，读书人的“莫须有文字狱”才算告一段落。

　　

　　民国到建国初：被消灭的知识阶层

　　

　　即使传统社会经常出现“文字狱”、令人发指的焚书坑儒等，对知识分子的毁灭性残害，都不如近代以来的规模和残忍度。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知识阶层思潮涌现，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那个时候的百家不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思想，而是各种各样外来的思想引进了中国，各种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都有相信的人，他们都自由发表自己的主张。言论、媒体等自由度活跃，非常开放。经过外来思想的冲击，五四运动后中国引进“民主”和“科学”。中国传统的“士”逐渐转变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并且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的责任。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半叶，经历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广义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但1949年以后重新定了一种思想为“官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被政治领袖作为唯一的信仰工具，对全民的思想进行整顿和统一。此时，大批处于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也被纳入体制，真正参与政治之中，正式标志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毛泽东曾说过：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原来是附在「五张皮」上，现在共产党已消灭了这「五张皮」，因此知识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农民」的皮上了。于是，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口号的掩饰之下，彻底摧毁了中国两三千年发展出来的民间社会的基础，一切民间自发的组织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所谓「中间团体」都被一扫而光。

　　

　　特别是1957年的那个夏天，从百家争鸣彻底堕落到只有两家争鸣，也即“左”与“右”的政治争论。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觉醒的议政热情和价值自信几乎被击得粉碎。从“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到“引蛇出洞关门打狗”的骤然转变，6000万文化人噤若寒蝉，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不复有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权力的光谱上亦迅速走向边缘化。

　　

　　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党外知识分子一批批地被整肃，直到他们完全被逼到整个极权系统的最外圈为止。第二阶段则是在党外知识分子已丧尽了影响力之后，清算的矛头转而指向党内的知识分子，这是十年「文革」所表现的一种历史意义。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至此才全部完成。经过两个阶段的极端抹杀，荡碎知识分子铮铮风骨，丧尽尊严，彻底无魂无魄。

　　

　　改革开放后：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沉默20余年的知识分子开始苏醒，在政治运动中被压抑的政治情结再次冒头。1979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打破“两个凡是”，再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脱离了“臭老九”的思想和环境压制的标志。改革开放，让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思想逐渐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整个80年代，几乎是在知识分子的众声喧哗中度过的，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则再次担当了启蒙者和批判者的角色。

　　

　　接着，全面恢复高考，把失去的读书岁月补回来，学子们再次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源泉，成为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等等，并走向各个社会阶层，开始渗入和掌控政界、商界。目前，我国第六代财富创造者正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阶层，而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达与普及，这类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拥有高学历、渴望并努力创造着财富，进而也逐渐开始主张自己的政治诉求。

　　

　　可惜好事多磨，皆因制度缺陷。这种探索又遇到各种挫折，压力来自旧体制的禁锢加上新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在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中兴起了拜金主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的健康繁荣起到消极作用。与前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国已经很强大，优于西方，不需要引进、学习。当前强调“中国特色”，向传统回归的潮流与此有关。另一方面让知识分子特别悲催的是，热衷于参政议政的他们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险性的社会群体。在不完善的政治体制和并不强烈的公民意识下，知识分子在左右之间不断徘徊，既因惧怕权贵而不敢批判，也因纠结于主义而不敢建设，对于民众的启蒙作用渐渐有弱化的趋势。

　　

　　网络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突围和困境

　　

　　近年来，以关心公共事务、肩负民众启蒙为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逐步走向台前并越发活跃，很多公共事务和矛盾因这些公知作为协调和顾问的参与，处理得非常顺利和成功。

　　

　　当今的中国，除了致力于普及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外，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也为数不少，但他们几乎只基于学科设置研究，以生存为要务，极力避免与体制发生冲突，他们倾向于为现实政策作论证，甘心成为政府政策的鼓吹者和代言人，或者干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对生民社会不感兴趣，俗谓“有肉吃，不骂娘”。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威权体制下的鹰犬，亦称“党卫军”和“高级五毛”，成为与公共知识分子完全对立的职业化阶层。比如，胡锡进、司马南、吴法天、方舟子等人，以及其背后支持的百万、千万水军，其立场和方式与文革时期有异曲同工之效，背离常识，罔顾生民利益，失去语言能力，工作仅仅是“复制粘贴”，方式是一以贯之地“诋毁”为主。

　　

　　在这样的现实反差下，公共知识分子，一度被视为时代的良心。无奈的是，兴许是上苍的考验，或者不如说是某些势力的故意压制，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被泼脏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全盘质疑。

　　

　　但是，即便言路空间有限，有良知的这批公共知识分子们仍然能找到一席发言之地，他们的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一部分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更值得欣喜的是，文化思想类的报刊、杂志以及网站，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关键的是网络时代的宣告来临，知识分子在学识与公众之间的传系有了极佳的沟通平台，在中国起到了冲破禁锢、传播信息和活跃思想的特殊作用。相反，那些职业化五毛，难以避免“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的过河拆桥式对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经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耶稣也曾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无论时代如何黑暗，人心如何涣散，公共知识分子们都应坚守底线，坚守良知，不要放弃，浑浊总会过去，黎明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