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站]胡春晖：“80后”邵燕祥早期诗集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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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邵燕祥早期诗集两本


        我曾向邵燕祥先生请教过关于书的著作权问题，他回函一一给予详细解答。邵老八十华诞，给他写了封信，并本地雕花剪纸一，作为大寿贺礼。其实内心有一“私”想，就是把刚在网上淘得的先生早期诗集两本一起寄去求他题跋。我所在的农村有个习惯，晚辈给长辈拜年或祝寿，都会讨要“红包”，我也向邵老讨要“红包”了------请他题跋。

      《歌唱北京城》（以下简称《歌》）、《到远方去》（以下简称《到》）是邵老早期两本诗集。《歌》为处女作，1951年8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版一印6000册，定价旧币3600元，竖版繁体字印刷，共收“马车”、“歌唱北京城”、“再唱北京城”、“从边疆到北京”、“歌唱中长路”、“进军喀什城”、“娘”、“收果实”、“山里红”、“祖国保卫者”、“送参空军”、“给朝鲜人民军”、“致越南人民军”、“慰问信”、“邮工歌”等诗作15首。《到》为第二本诗集，1955年5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版一印10100册，定价一角七分，横版繁体字印刷，是《歌》出版后1952年到1954年的新诗作，共收“我们爱我们的土地”、“晨歌”、“到远方去”、“在夜晚的公路上”、“五月的夜”、“她们来到新城”、“桥”、“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一个制造螺丝钉的工人的话”、“在大伙房水库工地上”、“五一节寄自鞍钢”、“十二个姑娘”、“向建筑工人致敬”、“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第一汽车厂工地的第二个雨季”、“向北京”、“我们有这样的边境”、“在矿井的底层”、“寄给阿尔巴尼亚”等抒情诗作19首，歌颂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显示了建设者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胸怀。其中一些表现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激情，又有个性色彩的诗，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誉，20世纪五十年代即成为颇有影响力的青年诗人。
      邵燕祥1933年6月10日出生于北平一个职员家庭，祖籍浙江萧山。1947年10月，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此时他14岁，在读中学，参与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之后一直学习、工作、生活在北京，是地道的“老北京”了。1949年初，北京解放，他终止了在大学一年级的学业，到北京电台工作。1949年10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首长诗《歌唱北京城》，让人知道了“邵燕祥”的名字。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就是此时出版的，当年他还刚满18岁。1954年1月，邵燕祥在辽宁抚顺当驻地记者，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建成投入使用，仪式就在抚顺举行，他当晚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邵老提到这首诗时说，该诗录入了《到远方去》中。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谈到他时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香港作家董桥曾说过：买上一部新书，似乎说不上偶得，在旧书铺里捡出喜欢的书买了回去，这才允称偶得，前者是花钱谁都买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事，后者平添一份喜出望外的乐趣。关于两本先后购自于网上的诗集，也有“喜出望外的乐趣”，是值得一写的。《歌》从辽宁鞍山邮购所得，而书上的印鉴也是“鞍山市第三中学图书室”，没有馆藏借阅卡片。《到》得之经过则颇为有趣，网上看到一书摊，是南京的，有《到》一书，就给摊主发网内短信，我生活的小镇上只有邮政储蓄所和信用社两家金融单位，就让他发来其中一家的账号，他发来了邮政储蓄银行的账号及户主姓名，才知道摊主姓高，不长时间又发来网信让我不忙汇款，再后来说不必汇款了，也不知什么原因。我说如果这样不行就邮政汇款，说来说去最后没有谈成，先说卖再说等最后干脆就不卖了。我不死心，心里老琢磨着这本书，“志在必得”，怎么把书买到手呢？一天，灵光一现，突然记起我的一同事的儿子小夏在南京工作，就与其联系，报去需要的书，及他需要联系的摊主的电话，让他帮忙购买。几天后小夏回电话，说联系上了，但高先生不在南京，要等几天，到底书还在吗？书卖不卖呢？没有底，只能焦急中等待了，经过几个轮回的反复联系，书终于购到手了，是在鼓楼的某个地方交易的。小夏怕我等不急，就用特快专递寄我了，真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摊主书摊上书不多，品相好的却颇有几本，我一同还购了几本旧书，如张永枚著《椰树的歌》、未央著《祖国，我回来了》、公刘著《黎明的城》、巴人著《谈“青年近卫军”》，全部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全部为同一人的藏书。
     邵老的“红包”---题跋本几天后就收到了，挂号寄来的，还有大札一件。《歌》的题跋是：“此书虽因岁月浸淹，品相较差，但有馆藏印鉴，可略知其出版后的经历。有些这样被图书馆淘汰的书，还附有卡片登记每次借阅时间等，此书则似收藏从简。但有些旧书，查其卡片，借阅人次很少，甚至阙如，亦可见一时一地读书志趣及选择也。此书即当属没有什么读者之。”复信中他说：“《歌唱北京城》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由新文艺出版社重印，全红封面，书名为白文，可能印数是一万，记不太清了（新文艺出版社是新成立的，华东人民出版社把它的文学部分划出了）。”《到》的题跋是：“此书看涂掉的署名，应为‘岳(?)新勇（？）’购藏，从其处理出售时的细心，估计是爱书人，亦细心人，故当读过而书的品相犹若‘养在深闺’也。沈阳写‘瀋陽’知为当时所书，盖尚未实行汉字简化也。不知瀋陽旧书怎样流落到湖北淘书人手，是书随人远行而后处理的，抑在东北抛售，一书辗转至荆楚间耶？”复信中他说：“《到北方去》一九五六年由上海新文艺改到北京的作家出版社重版，不过这一版把《歌唱北京城》并入，并删几首，又新增补几首。此情况，唐山有位董国和先生在搜集过程中曾写一文，据云近已在南京民间读书刊物《开卷》发出，我则尚未见到。”
     对于两本诗集的封面，我去信时请教为何人设计。他回信中说：“当时除小说插图作者署名外，一版装帧设计，包括题花等等都不署名，是见对美工的劳动不够尊重，也是缺少著作权意识的认识问题吧。”
     邵老题跋中关于“东北的书何以辗转流落到了荆楚”的疑问，我也想一探究竟，就上网与售书者高先生取得了联系，闲聊得知，书的原主人名冉新勇（姓“冉”，非姓“岳”，因为涂划过，只能依稀辨认），今年82岁，南京人，外语教授，现健在，大学毕业后到沈阳教书31年，1986年调回南京，在一大学教书至退休。年轻时购藏了不少书，年龄大了眼睛不好使，淘汰了些书送给了高先生，因为高在网上有书摊，卖书的钱冉老坚持不要，高先生一直单独替他保存着。本想进一步与老人qq联系的，高先生征求过冉老意见，老人怕麻烦，说如果我需要的书他有的，可以与高先生联系，亦可以无偿赠送。高先生的回答，证实了邵老的猜测，购藏人果然是“爱书人”。淘得一本书，通过作者、原书主人、售书者、现书主人这个“书圈”，经“考证”弄清了书的来龙去脉，书的原主人的情况竟与邵老猜测相差无几，邵老的疑问终于找到了圆满的答案。同《到》一起所购共五本书，都新若未触，几近十品，五本书上均署有原主人的姓名（其中一本张永枚著《椰树的歌》的署名被剪去了），竖写，署名全部涂划过了。内有两本姓名边写“沈阳”两字，其中就有这本《歌》，该书扉页的右下角并列两排字，一为姓名，一为“瀋陽”。
     2006年冬，大律师张思之先生八十大寿，邵燕祥、章诒和等友朋聚会庆祝。开筵之前，推选代表说几句，几推几让之后，邵燕祥被众人推选出来。他起立，庄重地说：“今天聚会于此，我们衷心祝贺张思之先生进入80后。”无独有偶的，是来新夏先生也把自己八十岁以后所写文稿出版时取名为《80后》。邵老在六十岁生日时写过四首五言绝句自况，概括了他的人生和对世事的态度，道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小并不曾倚，老复何尝卖。今死不为夭，匆匆六十迈。人宽我自宽，人仄我亦仄。偶一学骂娘，回敬骂娘者。老来脾气恶，万事但随心。人善有人欺，神鬼怕恶人。放怀天地大，白眼鸡虫小。鸡虫何足道，所刺在虚狡。”松龄长岁月，鹤语寄春秋。现在，邵老自己已进入了“80后”的行列，谨向景仰的“80后”邵老表达敬意，遥祝他生命之树长青，向人瑞进军，体健心壮，大著不断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