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时代的非虚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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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时代的非虚构叙事——关于2011年报告文学的对话

2012年02月13日
来源：王　晖　丁晓原




　　非虚构叙事的“无名”
　　丁晓原：年度对话，可以说是我们表达具有新闻性的“读后感”的一种方式。话题设定是对话得以展开的规定性动作。但我的感受是，我们无法以一言蔽之的方式来归纳报告文学新的创作存在，也无法以固有的报告文学常识或是理论来阐释作品。基于此，我想报告文学可能也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无名”时代。文学的“共名”和“无名”是文学史家陈思和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所给出的具有概括力的命名。我们在这里将现在的报告文学定义为“无名”的文体，其一是基于相关称名的莫衷一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等等，各树一帜，互相解构，没有一个可以公约的文体命名。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报告文学形成了更为多样化、更具个人性的局面。此为这一文体“无名”的本旨所在，同时，这也是称名不一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不同命名其实表示了主体对于文体多种叙事价值的认知或是期待。
　　王晖：的确是这样。创作的多元化已经导致命名的多元化，相对于过去的时代，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命名的一统性或者说权威性，在今天似乎已经被解构了。“无名”正是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恰当的判断。谈到对2011年报告文学的认识，我觉得你去年发表的那篇文章《“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就能说明其中的很多问题。我感觉这不仅仅是对21世纪以来十年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总结，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对2011年这一文体流变的考量。相比较2010年以鲁迅文学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为代表的“评奖年”，2011年报告文学的关键词似乎并不清晰。当然，作为一种专注于现实的非虚构文体，对于这一年重要纪念性事件，譬如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汶川大地震3周年等，无疑是有着天然或者说本能的反应，何建明、王树增、杨黎光、李鸣生、李春雷等人的作品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说，这一年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关注现实，那肯定是不准确的。但我的意思是，一些在2011年度影响非常大的现实事件没有在报告文学中得到很好的再现与反思，如“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关系民生的消费热点问题(食品安全、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问题血燕、“达芬奇”造假门)，农产品丰产卖难问题，中海油渤海油田漏油事故，郭美美事件，环境生态(PM2.5与城市灰霾天气)等等。这其中原因也许比较复杂，与作家的社会敏感度、责任感，以及写作生态都有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说法，那就是报告文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无名”时代。“无名”时代的非虚构叙事必然有它的特别之处，即把对于社会现实的多元化和个人化的观察、体验和思考，融入报告文学这个曾经的“社会公共写作模式”之中，使“共名”淡化。这似乎不是一个众口一词的“报告”时代，而更像是一个各执己见的“非虚构”时代。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非虚构
　　王晖：2011年似乎注定成为一个进行历史非虚构叙事的良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辛亥革命这两大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周年纪念。与表现这一主题的影视和小说的庞大阵势相比，报告文学并未特别显示出它的优势，影响比较大的似乎只是何建明与厉华所著的《忠诚与背叛》，以及王树增的《1911》等少数作品。《忠诚与背叛》的意义并不是对已有“红岩”故事再演绎，而是力图以重审的姿态，还原历史的真相，以更多详尽的资料强化它的“非虚构”本质。特别是在重构“红岩英雄”的同时，用大量篇幅书写“背叛”主题，这在当下显得颇有警示意味。《1911》在浓郁的文学色彩中所显示出的强烈的文献性和哲理性，是我阅读这部厚重之作的感受。“对完美社会、完美国家永抱幻想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希望的民族。这就是百年之后我们蓦然回首并将往事托举心头的原因。”这是这部作品后记中的一句话，我把这看做是它的文眼。
　　除却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之外，对于当代中国史上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被隐秘或被避讳的事件的揭秘与曝光，也是2011年报告文学对于历史非虚构叙事的一个特点。张向持的《代价——信阳事件沉思录》揭示河南信阳地区上世纪50年代大饥荒饿死千万人的重大悲惨事件。陈秉安的《大逃港》书写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0至70年代，发生在深圳与香港的界河——深圳河边百万人大逃港的历史事实，力图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大逃港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间悲剧，由此写出深圳特区建设之“因”，构成对深圳特区前世今生的全景式观照。作者将笔触聚焦于“大逃港”这样一个曾经隐秘和避讳的历史事实、一个敏感话题、一段在相当长时期作为“国家机密”来看待的历史，并非自上而下的“命题作文”，而是出自作者还原历史真相的使命感。这样一种对于敏锐题材的主动选择和坚韧执著，在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中实属难能可贵。
　　丁晓原：如上所言，多样化或多元化是“无名”时代报告文学的景观特征。但就这一文体主要的叙事功能而言，记录现实与呈现历史，是写作的基本类型。报告文学由过往的倚重新闻性，到现在的新闻性弱化，相应地强化非虚构对象内在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在此背景中，历史的非虚构蔚为可观。《1911》和《忠诚与背叛》正是2011年度历史非虚构类写作的重要代表作。郭晓晔的《孤独的天空——中国航空之父的传奇人生》也是值得关注的作品。作者是资深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所写主人公冯如是“中国航空之父”。“这是一个小人物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天才寻找自己的故事”，人物叙事中流溢着沉郁的历史况味。郭冬的《难回故里——一个台湾老兵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为政治阻隔而引发的人生伤情事。不同以往的同类叙事，作品中的老兵是作者的舅舅。“一个人的传奇包含着一群人的辛酸与泪水”。具有亲验的叙说，将大时代中普通人生的宿命表现得真切而味多。
　　无疑，记录现实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规定。2011年现实报告琳琅满目，可观者不少。朱晓军、李英的《让百姓作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不仅具有较强的牵引视听的新闻性，而且其题旨是深具意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伊始，小岗村农民用按血手印方式领农村经济改革风气之先，今天琴坛村民同样用按红手印方式表达了政治民主的诉求。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都有里程碑的意义！” 写作了《共和国粮食报告》的陈启文，其新作《问卜洞庭》表面看是2011年长江流域大旱的备忘录，其内里则是深深地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忧思。刘元举的《啼血试验——朱清时与他的南科大命运》以“啼血试验”，报告南科大中国高校体制改革先试之维艰，不仅还原了备受关注、颇受争议的事件本身，而且更通过特殊的个案启发读者思考“深水改革”的诸多话题。皇甫琪的《煤矿农民工》以一种朴实的方式写出底层劳动者的真实生活。而陈歆耕《猫鼠大战——反扒“神警”与小偷》、海剑《等你上钩——对一个骗子的深度调查》等作品，则表示着本年度报告文学题材的新拓展。2011年有一些作品，如唐晓玲的《城市底色》、周建新的《朋友，我能给你什么》、李迪的《戴脚镣的舞者——丹东看守所的故事》和李春雷的《特殊党费》等，给读者以特别的温暖。解读这些作品的意义，我希望不只是从主旋律或是歌颂类作品的角度索解。我想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从正面反思着我们时代的精神缺失，其所歌颂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应该弘扬的。《城市底色》等作品，不仅仅是编写了一些好人故事，感我情怀；城市或城市化是现代化演进的某种象征，我们在为此欢欣的时候，该思考怎样守住“底色”。“底色”是人性之美，是真诚、仁爱和责任，是人之为人的精神崇高。郭明义等“中国好人”生动诠释的正是这样的崇高。有了这样的崇高，即便是铁窗，也有使人潸然泪下的至美人性。
　　王晖：在叙述当下现实时，报告文学作家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无名”状态。他们对于现实关注的视角是多元的。这其中三农问题仍然是2011年作家们关注的重头戏。黄传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苗秀侠《迷惘的庄稼——农民工留守子女现状调查》、戴斌和郭建勋的《所有的梦想都开花——深圳万福民工街舞团成长记》等都将笔触集中而鲜明地指向农民工及其子女群体，但角度各有不同：黄传会着力于解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苗秀侠关注的是农民工的“留守子女”，戴斌和郭建勋则聚焦于深圳的农民工“街舞团”。号称“非虚构”文体的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则是以更加个人化的方式描述或反思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现实。与专注于农民工群体的作品不同的是，《定西笔记》和《中国在梁庄》的视域更为阔大，思考也更为深入。朱晓军和李英所写《让百姓作主——浙江省琴坛村罢免村主任纪事》与前些年发表的《昂贵的选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从不同层面触及到农村基层民主进程问题。
　　关注现实还包括对于各式社会问题和现象的表现。赵瑜的《篮球的秘密》对篮球文化与东莞体育改革做出了新的诠释，中国体育问题是赵瑜最擅长表现的领域，这次他又给人以新的惊喜。此外，你所列举的刘元举、李迪、陈启文、陈歆耕、朱晓军等人的作品，以及乔叶的《拆楼记》、于忠宁的《小升初：拨不开的迷雾》、蓄水的《疯狂的“腐败底线”》等，我觉得也是能够代表2011年现实非虚构叙事的。
　　在报告文学的现实非虚构叙事中，2011年度似乎少见了过去报告文学的常见题材——重大工程的描写。目前，就我目力所及，仅见徐剑的《国家负荷——国家电网科技创新实录》，以及何建明的《燃烧的中国海——中海油“海上大庆”诞生记》等文。如果不注重艺术的传达，报告文学对于重大工程题材的书写，很容易导致见事不见人的流程展示，或者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好人好事材料的堆砌。《国家负荷》则表现出别样的韵味，那就是艺术地传达科技精神、生动地刻画出人的精气神。作者写的是国家电网的科技创新的个案，但蕴含其中的深意却在于，充分揭示其作为创新型国家高地和中国人自主创新知识品牌的本质，形象化地传达出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正是徐剑作为一个擅长宏大叙事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思想视野。
　　在我看来，对代表核心价值观的热点和焦点人物的描述，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基本传统，但如何使报告最大限度地逼近本真，最具深度地触及本质，最具广度地启迪社会，仍然是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这是文体本性使然，也是作家写作伦理使然，更是全媒时代文学自身调适使然。周建新的《朋友，我能给你什么》写的是全国道德模范郭明义的事迹。我特别欣赏作者在作品中多次强调的写作原则，即不唱颂歌、不虚构、不堆砌素材，写踏实、写透明、写灵魂、写精神。我以为这恰好是在最大限度地逼近非虚构文学的本质，而不是正相反，将报告文学演绎成表扬稿、广告、长篇小说或者调查报告。
　　多样化非虚构中的个人性
　　丁晓原：观察近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我们已难见“主旋律”作品或“问题报告文学”一枝独秀的盛景了。社会开放，文化多样，文学表达更是百花竞开，报告文学作家也重视追求以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认知的报告客体，呈现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审美的欲求。个人性进入到了曾被视为“社会公共写作模式”的报告文学中。这是报告文学“无名”的本真之所在。个人性的进入，直接促成了复式复调报告文学新格局的形成。报告文学写作个人性的形成，除了与社会文化生态外在氛围有关，其内在的根因是作者主体性的激活。何建明、赵瑜、李鸣生、王树增、黄传会、李春雷等，已为成熟的报告文学作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穿行于现实与历史之间，他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挖掘真实历史，有机改写小说《红岩》。作品真挚地讴歌先烈可歌可泣的壮举，信仰、信念的伟力深深感染着读者，在历史叙事中调制出浓郁的抒情意味。同时，作品又通过与小说《红岩》相关人物和故事作对应性写作，挖掘历史“红岩”中的新闻因素，增添作品的阅读趣味。“在场的”是王树增《1911》所达成的一种叙事效果。作者擅长于大历史中具有喜剧性意味历史场景的叙事，在“大”历史与“小”历史中，通过非虚构的历史逻辑想象，还原如火如荼、波谲云诡、雄美壮阔的历史存在。一些“另类”作者的进入，直接造就了报告文学的个人性。小说家乔叶的《拆楼记》，除人名虚构以外，余则全是非虚构的。作品将人性诸种集聚于拆楼事件上加以烛照，这是一种报告文学真正回到文学的写法。摄影家陈庆港《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也是一部独具价值和特质的作品。《十四家》是一种纯粹的非虚构写作。作者以社会学田野作业的方式和功夫，历经十年跟踪深度调查采访对象，作品的结构以时序流转(夏秋冬春)为经、以14家各自的生活为纬展开，“账本”式的建构清晰而真实地反映出对象的实际状况。作品的叙事颇多摄影家的个人风致，其基本的特点是“摄影叙事”。“镜头语言”构成了叙事的基本材料。在“摄影叙事”中，作者又采用“特写”和“长镜头”等不同方式，呈现14家日常生活的细部和场景。这些完全拆卸了报告文学原有的新闻性、政论性等范式的反模式写作，以鲜明的个人性拯救报告文学不可或缺的文学性。我期待更多有质量的个人性写作，这是非虚构写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王晖：多样化，或者说多元化非虚构叙事，必然会伴随着个人性的到来。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现实叙事，这一特点在近年来的报告文学中都已经显山露水了。你对于《忠诚与背叛》《1911》《孤独的天空》等作品里渗透着个人性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其实就是在佐证这一特点。如果说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写作初衷是源于“共名”的诉求，那么，作者在文中对于主人公个性的描述，以及对于“文革”的批评就已经印刻上了“个人性”的烙印。因此，今天报告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个人性”仍然是有它的前世的，只不过它表现得比较隐晦而已。我前面列举的3部(篇)农民工题材的报告文学，它们的视角明显不同。黄传会关注的是第三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苗秀侠关注的是农民工的“留守子女”，而戴斌和郭建勋则书写的是农民工“街舞团”。在这里，叙述的“个人性”显而易见。周建新的《朋友，我能给你什么》从题材到人物，看上去与一部“主旋律”作品无异，但实际上，作者具有明确的还原人物本真的“个人性”写作的意识。乔叶的《拆楼记》、陈秉安的《大逃港》等也是如此。现在，我并不想对于报告文学的“个人性”书写做出一个绝对的判断。众口一词的“报告”时代似乎已经过去，而各执己见的“非虚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这是解构还是重构？我觉得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