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科学精神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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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科学精神的起源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科学与社会》2011年1期 　　科学有思想方式和社会建制两个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作为思想方式的科学起源于古代希腊。所谓科学精神，首先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并不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之中。它特别的属于古代希腊人。希腊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文明，持续时间也不很长。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持久而巨大，原因在于，它是科学精神的发源地。 　　1、何谓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式呢？在希腊文明之前和之后，其它文明都产生和发展了丰富而多样化的知识，从处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管理社会、定国安邦，从安抚灵魂、维护社会稳定，到解决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都各有经验、方法、对策。所有这些知识，不论是零散的还是系统的，不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都具有强烈的经验特征、实用特征。但是，没有一种文明像希腊文明一样，超越了知识的实用性功能，而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如醉如痴。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这就是希腊版本的科学精神。 　　并不是说其它文明都没有对知识本身有过任何反省。中国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庄子说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些言论有些甚至很深刻，但都是到此为止，不再深究。希腊人却罕见的把知识问题列为人生的首要问题。“认识你自己”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腊精神生活的缩写。什么是“认识”？“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这是希腊思想家反复询问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把“知”的问题摆在了最为突出的地位。他在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科学（知识，episteme，在希腊文里，“知识”和“科学”是同一个词）。他认为，低等动物有感觉，高等动物除了感觉还有记忆。从记忆中可以生成经验，从经验中可以造就技艺（techne）。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技艺高于经验，因为有经验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艺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艺者比经验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艺还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学”（episteme）。技艺固然因为超越了经验而令人惊奇赞叹，但是由于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必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知识分成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两大类，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知识的三个阶段。他的经验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验知识，技艺这种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的分类中却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的位置。这件事情反映了希腊科学精神相当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被我们遗忘。 　　什么是“认识”？认识即是追求“科学”。什么是“科学”？为什么在“技艺”这种理论性知识之外还要增加“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知识的阶段？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982A15－18）［1］“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1－23）［2］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它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 　　超越任何功利的考虑、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就是希腊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其它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这样的精神气质。 　　2、理性思维的本质是追求内在性 　　亚里士多德已经表明，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的不同就在于，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原因”和“本原”。最高的、纯粹的科学（知识），研究原因和本原“本身”。寻求本原的努力，自始至终贯穿在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思想史中。当泰勒斯说万物的起源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的本原是“无定”（apeiron），阿那克西米尼说本原是“气”，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本原是“数”，赫拉克利特说本原是“火”，巴门尼德提出存在与非存在、提出真理与意见之别，恩培多克勒提出四根说，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种子和努斯，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的时候，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把他们对世界的思考落实到了对事物“本原”的追究之中。 　　什么是原因和本原？原因、本原就是“根据”，是事物可理解性的根据。借助“根据”，我们获得对事物的理解，我们知道如何与事物打交道。对本原的追求，也就是对根据的追求。“追问”这种希腊理性生活所习惯的东西，首先也是着眼于“根据”而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把“相”（idea），亚里士多德把“本体”（substance）或“形式”（form）作为他们所找到的第一根据。在后世的形而上学家中，笛卡尔找到了“我思”，莱布尼茨找到了“单子”，黑格尔找到了“绝对精神”，作为他们各自的终极“根据”。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寻找最终根据的历史，而这个追究根据的“范式”本身却是希腊人开创的。“根据”就是理由、原因。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就是根据律。寻找根据即是讲理。根据律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第一定律。 　　所谓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理性思维，所谓西方的科学传统就是理性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兴起于希腊民主政治热烈论辩的土壤之中。讨论、辩论、争论是否没有完没了？是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苏格拉底一反智者们为辩论而辩论的风气，要把辩论引向一个崇高的目标，在那里，道理显明而有约束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并不来自你的能言善辩，而来自道理“自身”。道理显明地拥有“自身”，因而“自足”、“自主”、“自律”、“自明”。这就是“根据”的内在性原则。满足内在性原则的“自身”就有规约性的力量。 　　何谓理性（reason）？辞典上说：“理性，一种从一些信念的真达到另一些信念的真的能力。”［3］简单说来，理性是一种保真推理的能力。保真推理无疑是构建确定性知识的最好方法，唯有保真推理，才会有确定性知识。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典型的保真推理就是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有死 　　为什么三段论推理是保真推理呢？原因是，结论已经事先包含在前提之中。所以，保真推理之所以能够保真，原因就在于，保真推理本质上只是原初真理的自我展开。它是“自己”推出“自己”（的部分）。保真推理的要害在于，它活跃在内在性领域之中。“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因为唯有指向“自己”，“认识”才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必然性。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性思路。 　　对于中国思想而言，内在性思路是不可思议的。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处在有机的相互联系之中，每个个体事物不可能“根据”“自己”就能够如此这般。中国思想推崇“无我”、无“自己”。一切事物均在有机宇宙的汪洋大海中，按照整体的运势而运动。当亚里士多德说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时候，孔子却强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对于希腊人来说，真理具有独立不依的崇高地位，真理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 　　科学追究根据，纯粹的科学追究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因其内在而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确定性。所谓理性思维，就是循着事物内在的根据，对真理（真知）进行内在扩展。科学、理性、真理，就此结成一体。 　　于是我们看到，希腊人有发达的逻辑学、发达的演绎数学、发达的哲学－形而上学。这些都是希腊科学理性传统的丰硕成果，而其它文明没有发展出这些东西，既不关乎智力水平，也不关乎物质生产能力，实乃在更深的层面上，文明模式的根本不同。 　　3、科学精神之源：自由的人性理想 　　在科学、理性的背后，是希腊人自由的人性理想。唯有将“自由”置于人性理解之核心地位的民族，才有可能对纯粹的科学如醉如痴，因为，纯粹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自由的科学出自自身（内在演绎）、为着自身（为科学而科学），因为所谓自由也就是出自自身、为着自身。从希腊时代以来，西方人的自由从来就是个体的自主、自决、自立、自足。 　　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是希腊文明传递给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因。对中国人而言，是否有情有义有爱，是判断人之为人的标准。儒家用“仁”字来概括这一人性理想。这一人性理想与中国文化的血缘亲情特征相关，而血缘文化又与农耕文明氏族同居、不喜迁徙的社会秩序相关。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喜迁徙流动，因而形成了高度契约化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是被默认的前提，维护这种个体的自主、自立、自足，是维护这种契约化社会秩序的前提。 　　自由的科学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批判性，一个是它的非功利性。 　　自由的学问是质疑和批判的学问。对不同的意见可以进行相互批判。这种知识态度与希腊的民主制有关，而在东方专制社会里，盛行的是对权威的崇拜以及知识的神圣化，决无可能养成质疑和批判这样的知识态度。 　　古代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多山，没有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因而也无须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从而没有形成如东方社会那样的水利农业，以及建立在水利农业之上的东方专制政体。希腊半岛地理上的多样性导致了希腊文化的多样性：希腊社会由大大小小的城邦所组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谓人就是住在城邦里的动物，而住在城邦里的人就是“政治的”人，政治的人是要承担起公共事务的人。希腊城邦制让自由民成为自由的。 　　希腊人自由的谈论政治成为风气，柏拉图的对话充分展示了希腊人是如何热衷于讨论正义、法律、理想的政体和理想的统治者这些政治话题的。在辩论过程中，话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政治话题，而涉及到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这种自由的辩论之风是构成希腊自由的学术的社会学基础。在希腊哲学家们之间，这种自由的辩论风气表现为熟悉各家思想并相互批评。“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互相了解大家的思想并互相批评。在很多情况下只要阅读哲学家们自己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些话经后来的撰述者的引用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巴门尼德之后的哲学家中，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两位都采用了他的原理，认为无不能生有，并用类似于巴门尼德本人使用过的术语进行重新表述。在这之前，赫拉克利特在好几个场合提到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4］这种相互批评的思想传统对于造就自由的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希腊哲学诞生之前的神话世界观、更早以及同时代东方社会盛行的神话世界观，都没有经受批判性的洗礼，因而经不起理性思维的进一步推敲。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蒙－拉为什么会每天都驾着他的船只航行一次？为什么不同的季节沿着不同的天空路线航行？埃及神话没有给予解释。神话宇宙论往往还提供好几个版本，但各种版本简单并存，版本之间的优劣没有进一步加以辨别，那怕相互矛盾也不予理会。希腊哲学的批判和辩论传统，为纯粹知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由的学问是超功利、非实用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 　　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对希腊人来说，数学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用性学科，而毋宁说是培养德性的学科。 　　追求自由的知识，与希腊人视自由为最高的人文理想有关［5］。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种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自由学术起于“惊异”，但源于“闲暇”。自由的学术不是起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起于对世界的“惊异”。有所惊异者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因而为了摆脱无知而求知。但是，这种无任何实用目的、单纯为了求知而从事的学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闲暇［6］。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人们为了娱乐消遣才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4－28）［7］自由的学术建立在学者的生活无忧之上，而这一点靠的是希腊奴隶制，正是希腊奴隶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优裕的生活及闲暇。希腊的奴隶有两个来源，一是战争中的俘虏或者外邦人，一是城邦内部自由民因贫困撩倒沦为奴隶。奴隶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在城邦事务中发表独立的意见［8］。大量的奴隶使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使希腊哲学家养成了轻视手工劳动的习惯。 　　自由的学术不顾及学术的现实功用，而自由的学者也不受雇于任何政府、企业或老板，它根本上不是一种可供养家糊口的职业。“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要么自己拥有财产，要么是以担任私人教师、医师或工程师为生，因为不存在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这一类职业。因此，希腊科学是空悬在社会学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学家们进行的是毫无实用价值、似乎也毫无意义的个人研究，有时还要受到敌视和嘲笑。”［9］在希腊古典时代，城邦并没有用国家的财力设立为国家服务的教育和科学机构，以支持科学和教育事业。希腊的教育和科学活动都是民间活动，但并不是所有从事教育活动的人都称得上学者、哲学家。苏格拉底时代的许多智者（sophist）就被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学者，因为他们靠教人辩论术、帮人打官司挣钱，因为必须为客户服务，所以他们做不到自由的思考。柏拉图甚至称智者的工作为奴隶式的工作。希腊的哲学家纯粹出于个人求知的兴趣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空前绝后的。 　　4、理性科学的开始：自然的发明 　　说科学是特别属于希腊人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就是，是希腊人发明了“自然”的概念。“自然”的“发明”标志着理性科学的开始。这个说法来自著名希腊科学史家劳埃德，但我赋予这个说法新的意思。［10］ 　　今天我们生活在由西方科学传统所营造的世界之中，往往把“自然”概念看作理所当然的，而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其实包括着大量的预设。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人不承认这些预设，他们并没有“自然”的概念。 　　现代汉语中“自然”这个词是对西方文字的翻译，古代汉语里并没有“自然”这个独立的单词。古汉语中的“自然”最早出现在老子《道德经》中，是一个形容性的词组，意思是“自己如此”、“自己的样子”，或作为动词，意思是“成为自己目前的样子”。“自然”成为一个名词性的词组，完全来自近代对西方语言Nature的翻译。 　　近代西方的自然概念，是关于存在者特殊领域的标定：有些存在者是属于自然界的，有些不是。这也是今天汉语“自然”一词的基本意思。但是这个存在者领域是如何划定出来的，却并不十分清楚。自然科学被认为是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是，什么是“自然”？如何划定这个特殊的存在者领域？无论怎么划定，总是有一个存在者的领域能够被划定出来，并被称为“自然”。 　　但是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这样一个存在者领域被标定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所有人包括中国人当然老早就知道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鱼虫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否独自构成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的领域，却不是自明的。中国人也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但是，由于相信天人合一、天人相感、天人相通，天地人三才本质上属于同一个世界，并不是三个不同的世界。 　　对希腊人而言，“自然”是如何被划定出来的呢？有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自然”作为“本性”、“本质”从而作为“根据”，是西方理性科学的前提和预设。现代西方语言的Nature有两个基本的义项，一是“本性”，一是“自然界”，以后者为主。Nature来自希腊文physis，在前苏格拉底时期，physis的主要意思是“本性”，而没有“自然界”的意思。一本名为《论自然》的著作，并不是今天我们所想像的关于自然界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论事物之本性的一般哲学著作。大量“论自然”之言论、著述的出现，反映的是希腊思想家力图以追究“本性”的方式去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而这，正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理性思维方式本身。因此，对于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思想家们来说，所谓的“科学”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质、根据）的科学，所谓的“哲学”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质、根据）的哲学。今天我们都知道，自然科学是全部科学的正宗，但是它之所以正宗，不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而是在“自然”一词的古意里，包含了科学肇始的特殊路径的秘密。“自然”就是科学性思想方式本身。英文称自然哲学为natural philosophy而不是philosophy of nature，称自然科学为natural science而不是science of nature，正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开端处之实情的一种依稀可辨的“虚弱的余音”。 　　第二个环节是将“自然物”单独划定出来，使之成为“自然界”。这个工作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由于将自然物这个特定的存在者领域划定出来，“自然”便不再是一切存在者的本质，而只是“自然物”的本质。与“自然物”相对立的是“人工物”，其区别在于，自然物在自身中保有自身运动的根据，而人工物却不保有；自然物的本质是内在的，人工物的本质是外在的。作为自然物之本质的“自然”，体现的是自主性原则和内在性原则，也就是理性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科学脱离哲学母体成为一个专门领域的科学之后，仍然享有理性科学之正宗名声的原因。在自然物与制作物的规定过程中，自然物具有优先地位；在自然与技艺之间，自然享有优先地位。自然物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人工物是“他者”制作出来的。生长物高于制作物。但是，生长物虽然与制作物不同，但它们都受“根据”所制约，都是由于“根据”而存在。这样，在所有以追寻“根据”、“理据”从而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理性事业中，追求“自然”即自然物的“本质”和“根据”的事业，占据一个突出的和优先的地位。西方科学与哲学始终纠缠在一起，哲学始终或隐或显地以科学为参照系，其原因就在于此。 　　古汉语“自然”不是一个名词，因此我们不能问“自然是什么”，因为“自然”不是一个“什么”，我们只能通过描述来“显示”事物的“自然”。而希腊文的physis，却允许我们追问“什么是自然（理据）”，从而创造了“自然”的“科学”。中国人“就事论理”和西方人“就理论理”的不同思维方式，已然分明。中国思想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分野，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2］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3］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页 　　［4］ 洛伊德：《早期希腊科学》［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页。 　　［5］ 参见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J］，北京，2001年第4期。 　　［6］ 闲暇的希腊文是schole，学者（scholar）、学校（school）这两个词均来源于此。 　　［7］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 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 　　［9］ 麦克莱伦第三等：《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0］ 参见吴国盛：“自然的发现”，《北京大学学报》［J］，北京，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