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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人文旅游的先行者——郁达夫游记的旅游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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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6 10:22:3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我国现代人文旅游的先行者——郁达夫游记的旅游学价值
来源: 浙江文化信息网  作者: 吕洪年 沈建国  2007-07-23

  [摘要] 我国旅游的快速发展还是近20年的事,我国的旅游理论研究起步晚,而且比较肤浅。提出“人文旅游”的理念,是一种创新。这是作者从研读郁达夫游记所深刻感悟到的。认为:郁达夫是我国现代人文旅游的先行者,他的游记便是我国人文旅游传统的标志性成果。所谓“人文”,简而言之,便是与人有直接关系的文化。它的意义主要可概括为三:一是人与自我;二是人与社会;三是人与自然。全文针对当前旅游业所存在的问题,以“人文旅游”的高度加以科学分析,不无高屋建瓴的指导性。

  我国古代只有旅行,没有旅游。“旅行”这个词汇出现得很早,“旅游”显然要晚得多。“旅”,古人指的是军队,即《诗•大雅•皇矣》的“爰整其旅”。《说文》不仅点出了这个字的军队意义,并且还作了数值上的解释:“军之五百人为旅”。“行”,《说文》解作“人之步趋也”。所以旅行的意义,在古代实在就是行军,一般都是集体的,不是为了战争便是为了转移领地,出于生产和生活的目的。
  说到旅游,虽然这个词比较晚起,但我国古代则常用“游历”。《晋书•王献传》:“尝往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献之游历既毕,旁若无人。”所以游历一词显然有通过游览以扩展眼界、增添经历的意义,因此,这无疑是人们的一种文化活动。最早参加游历活动的当推孔丘、孟轲和司马迁等人。
  从旅行、游历进而组合成旅游,这中间的重要“过渡”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游记”的繁荣和丰富。此后,商贾往来更趋频繁,僧侣云游日益众多,旅行、游历活动较前大有发展,富于群体的或个体遨游的,都为前代所不可比拟,许多人都是旅行家,他们用游记(包括诗篇)来记叙旅游见闻、抒写旅游感受(包括游踪和风貌等)。特别到了明代,出现了我国旅游中更有杰出贡献的三个代表作家,以《广志绎》为代表作的王士性是学术型旅游家;以《徐霞客游记》为代表作的徐霞客是纪实型旅游家;以《袁中郎游记》为代表作的是袁宏道文学型旅游家,他们的旅游成果,是我国旅游史上的宝贵财富。
  我国旅游的快速发展还是近20年的事,我国的旅游理论研究起步晚,而且比较肤浅,大多从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入手,大都是国外的舶来品。人文旅游课题的提出与浙江大学创办《人文旅游》杂志,应当说是一种创新,其中充斥着千百年传承不息的中华人文精神。而人文旅游的先行者和奠基人,则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我们研究他的游记,无不被他那率真、坦诚、开朗、欢快的人文精神所深深的感染。
  人文旅游的第一要义:人与自我
  郁达夫的游记,数量不多,但却都是精品。我们从他新出的《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挑拣所得也不过23篇,约20余万字。1948年上海杂志公司曾出版《郁达夫游记》单行本,为当时的全国畅销书之一。1981年2月上海书店根据此版重印《郁达夫游记》,当时十分抢手,一上市便告罄。
  笔者著有《游记漫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一书,早在20多年之前,便在风光旅游之外,积极倡导人文旅游。因为“人民已作江山主,点缀风光更自由。”旅游总是以人为主体,从旅游者来看,文化因素是旅游者旅游的主要动机,旅游者旅游的过程,就是旅游者愉悦心情、陶冶情操的过程,这里已上升到一种精神感受。而人文,亦即是与人直接相关的文化,其主要的功能则是提出和协调人的精神感受,因此,旅游活动无论是从观赏者的角度还是从服务者的角度,都要充分而且优先地考虑人文因素,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著名学者、浙江大学已故教授姜亮夫先生在拙著《游记漫论•序》中说:“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所以有日游、夜游、醉游、神游等等美闻。‘不有佳作,何伸雅怀’,不少达士贵人,往往借山水之游,述一已之志,这就很自然地使‘游’和‘记’融为一体了。”所谓人文旅游的新理念,便可从郁达夫的游记中感悟到。他的名作《钓台的春昼》,便是个性鲜明地写出了“旅游中的梦景”而堪称“一绝”。
  《钓台的春昼》是郁达夫的一篇著名游记,写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当时,郁达夫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监视,安全受到威胁,被迫回故乡避居。表面上好象清静无为,乐天知命,实际上他内心始终没有忘记现实斗争。
  这篇游记是为铁路局印的《旅行指掌》写的。要是出于一般的手笔,不免要用艳词丽句来形容名胜景物、介绍地理方位。但郁达夫却不是这样。他除了用清新的文辞描绘山容水貌之外,还写出自己对风景的独特感受,坦率地表露自己的情怀。
他在写富春江上东汉名士严光隐居过的钓鱼台的时候,中间穿插写了自己在船上做的一个“梦”:
  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的喝着严东关的药酒,指东话西的问着船家,这是什么山?那是什么港?惊叹了半天,称颂了半天,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之余,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刼数东南天作孽,鸡呜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直到盛筵将散,我酒也不想多喝了,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连对旁边坐着的两位陪酒的名花都不愿意开口。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船家却大声叫了起来说:
  “先生,罗芷过了,钓台就在前面,你醒醒罢,好上山去烧饭吃去。”
在经历过凄风苦雨的人,难得有一个悠闲的机会,所以一旦处在恼人的春昼,乘船在清澈的水中,听咿呀柔橹之声,在酒后朦胧于梦乡之中,想来也是情理中的事。
这奇特的梦境,联系当时郁达夫的遭遇,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作者是被迫离沪,辗转回乡,人虽“浪迹山水地”,而心则“放情咏离骚”,普通所说的“日想夜梦”,就是这个道理。这里虽则不是“夜梦”,但作者对于“中央党帝”“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十分愤慨。这个“白日梦”,正是作者心境的曲折反映。梦中背诵二、三年前写的一首旧诗,最后两句:“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原意是痛斥蒋介石钳制文人、杀害革命志士的暴行。今天在梦中对着几位“党官朋友”,又吐了出来,表示了他对他们的蔑视和决绝的态度,所以“闹得心里各自难堪”。这正是作者被迫避居和浪迹山水的悲愤心情的渲泄,其大胆直率,淋漓痛快,令人惊叹。
  游记中穿插写一个梦,这不是等闲之笔。作者着意渲染,表明他具有借游抒怀、托梦言志的深心;而且穿插自然,天衣无缝。你看,仅用“人也觉得倦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一句,不着痕迹地引入梦境;又用“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船家却大声的叫了起来”一句,结束梦境,回到原来的叙述上来,一点也不使人觉得突兀。游记一般不大出现这样的梦境,但由于郁达夫不是单纯的记游,而是有所寄托,所以这梦成了全篇精彩的一笔。
  这段梦境,与全文也是紧密联系的。后面写到他把梦中背诵的这首诗题在“严子陵祠堂的壁上,大有把几位利禄熏心的高官跟洁身隐逸的严子陵作对照的意味。
  郁达夫游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正是这种真情,使他的作品具有豪爽率真的气度和风韵。
  郁达夫真不愧是现代人文旅游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他一方面注重于欣赏旅游目的地的浓郁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倡导旅游者自身在旅游时能体现出率真、坦诚的人文精神。阿尔卑斯山上山路上竖个“慢慢走,请欣赏”的牌子,是一种人文关怀;绍兴刻意营造“别惊醒名人的梦”,也实在是一种人文素养的表现。而如今正像一首“顺口溜”所唱的那样:“随团旅游真轻松,沿途风光一溜风;跟着导游转一圈,东张西望一场空”的“赶鸭式”旅游,真乃是人文精神的重大缺失。
  研读郁达夫的游记,可知人文旅游的第一要素,便是“人与自我”,只有认识了自我,才能更好地调整自我,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构建完整的人格。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旅游中主要表现为主体的情怀与意趣。游记,主要是写出山水风光。不过,好的游记,往往寄寓着作者丰富的感情。或抒发情怀,或畅叙意趣,不仅艺术地再现了大自然的美,而且潜移默化地陶冶着自己和读者的心性,唤起爱自然、爱生活、爱祖国的激情。
  在游记中,表现作者自己的感情,不是明述事理,直抒胸臆 ,就是托物言志,借景喻理,但不管哪一种,无不以真切、自然为贵。
  人文旅游的第二要义:人与社会
  人文旅游涉及的内容很广,内涵十分丰富。它至少可以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旅游目的地的人文传统;二是旅游资源的人文内涵;三是旅游管理的人文关怀和个性化服务;四是旅游过程中的陶冶情操、愉悦心情的人文素质等。有人评论郁达夫的文学创作,第一是诗词,第二是散文、特别是游记,第三是小说。他的游记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赏,除了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表现出一种主观能动的人文精神之外,还在于他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种对任何一种生活状况的激情与对任何一个人的一种尊重和关切。人之所以成为“人”,其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由交往而形成的关系。这在他的游记作品中,不光是写自然风貌,还同时写人际交往中的感受,认为:人的生活,最美的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和谐之美。并由此而激发的动人心弦的激情。
  郁达夫的游记中常常描绘缠绵动人的乡土风情,充满了人文意识和人文因素。这可以举他的《皋亭山》为例,便可以此一斑而窥其全貌了。
  《皋亭山》写于1935年3月。记述作者在杭州住了两个春天之后,为了防范一种叫疰夏(其实也可以说是疰春)病的袭来,为了把身体练得好些,“敌得过浓春的压迫,盛夏的熏蒸”,便在春初就想出去游山玩水,于是与住在临平附近的何君相约,去游当时并不十分出名的皋亭山(俗称半山)。
  然而作者在游记中把记述的重点不放在半山的桃花和梅花等因节秩而生的自然景观上,而是把记述的重点放在“风土人情”方面,从而写出了人们在乡间生活的特有情趣。请看下面的这段记述:
  我们在堤上的一家茶馆里,烘着太阳,脱下衣服,先喝了两大碗土烧酒,吃了十几个茶叶蛋,和一大包花生米豆腐干。村里的人,看见我们食量的宏大,行动的奇特,在这早春的农闲期里,居然也聚集拢了许多农工织女,来和我们攀谈。中间有一位抱小孩子的二十二三的少妇,衣服穿得异常的整齐,相貌也生得非常之完满,默默微笑着坐在我们一丛人的边上,在听我们谈海天,说笑话,而时时还要加以一句两句的羞缩的问语。……
  这里,郁达夫他们并没有“高人一等”而“看不起乡间老百姓”的神情,相反,却随着与老百姓平等相处,其中谈话的投机,神情的融洽,却处处体现对普通老百姓的尊重,人文意识浓郁而盎然。再看下面的对话:
他们说:“半山娘娘最有灵感,看蚕的人家,每年来这里烧香的,从二月到四月,总有几千几万。”
  他们又说:“半山娘娘,是小康王封的。金人追小康王到了这山的半腰,小康王无处躲了,幸亏这娘娘一把沙泥,撒瞎了追来的金人的眼睛。”
  又有一个老农夫订正这一个传说:“小康王逃入了半山的山洞,金人赶到了,幸亏娘娘把一篓细丝倒向了洞口,因而结成了蛛网。金人看见蛛网满洞,晓得小康王决不躲在洞里,所以又远追了开去。”
  凡此种种,以及香灰疗病,娘娘托梦等最近的奇迹,他们都说得活灵活现,我们仿佛是身到了西方的佛国。故而何诗人做了诗,而不是诗人的我也放出了那么的一“臭”,其实呢,半山庙所祀的为倪夫人;据说,金人来侵,村民避难入山;向晚大家回村去宿,独倪夫人怕被奸污,留居山上,夜间为毒蛇咬死。人悯其贞,故立庙祀之。所谓撒沙,所谓倒丝筐,都是由这传说里滋生出来的枝节,而祠为宋敕,神为女神,却是实事。
  这里,作者把老百姓的言谈一一记入作品,文笔清闲,别具一格。不说别的,光这历史文化、传说故事、趣闻逸事和地方信仰,就说明“此行不虚”,皋亭山俗称半山,因“半山娘娘庙”而出名。这种实录,使皋亭山的名声更加不胫而走了!
  一个人随着环境的变化,心情也跟着变化。抑郁的可以变得开朗,悲伤的可以变得欢乐,狭窄的可以变得宽阔,紧张的可以变得轻松,关键是游玩时要有人文情趣,亦即心情一定要愉快,轻松、欢乐,不要太拘束,不合群,甚至无激情。据说郁达夫外出旅游休闲,每到一地,必备三件物事:瓶酒、诗韵和当地县志。所以他的出行,既放飞心情,轻松愉快,又必然有所心得,诗文双赢。在他的游记中,又往往写下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和所感。并且还能有根有据地说出许多掌故和文史。
  旅游休闲,总得要接触群众,即使同行者和当地乡民,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素养,兴趣爱好,性格脾气,可以说“每人头上都有一收爿天”。所以古人有言:“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一个旅游者所应当具备的人文素养,就是摆正与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乃至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那种“三羊开泰”式的旅游,即“领头羊”,导游在前面举个小旗子,让大家跟牢,别走丢;“放羊”,到了景区让大家自由游览,几点钟老地方集合;“顺手牵羊”,把旅客带到旅游商品店,临走时拿点回扣。这种游法实在是要不得的,也是应当为我们所摒弃的。
  我们研读郁达夫的游记,从中吸取人文旅游的养料,便是要把人文素养与人们般所称的文化水平相区别。其实,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与文化水平完全是两码事。因为人是道德的主体,在一个人的人文态度形成过程中,我们所关注和追求的是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从而促使他不断追求心灵世界的真、善、美而独具睿智与风范。
  人文旅游的第三要义:人与自然
  人文旅游的第三个要义,便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旅游不仅提供人与人交往的更多机会,还同时使人与自然更加贴近,体现出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当旅游者在漫游和欣赏如画风景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心理活动:看到水天相接的大海,就会觉得心胸宽广;看到高耸入云的山峰,就会涌起攀登高峰和不畏艰险的豪情;看到吐玉喷雪的飞泉,可以产生激越的诗情;看到五彩缤纷的云霞,可能会想到幸福;看到飘渺不定的烟雾,可能会想到温柔;观赏烂熳的桃花,可能会联想到纯洁的爱情,等等。总之美的风景和风物,往往能激发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情绪,这就是旅游特有的效果。
  反之,则是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在旅游中人们往往对于地理、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物产、资源等,有新的发现,从而充实了科学的宝库。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譬如有人在旅游中觅幽涉险,发现大的溶洞,好的温泉,被开辟为新的旅游区和风景区,造福于人类;有人在旅游中偶然见到奇异的动物、珍贵的植物和稀有化石矿石,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辟为新的矿区和自然资源保护区,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人在旅游中,还发现古人类生活过的遗址,拓宽了古人类学研究的领域。秦岭山麓蓝田猿人生活过的地方,距今有60余万年的历史,与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不相上下,它就是旅游者在旅游中发现的。有的即使不是旅游者最先发现,只从道听途说中得来,但作为奇闻传说写入游记,因而扩大了影响,引起了重视的,也有不少。
  这又可以举郁达夫的游记来作说明了。1935年3月,郁达夫写过一篇游记,题为《花坞》。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是颇有点名气的。所以郁氏在游记的开头便说:“‘花坞’这一个名字,大约是到过杭州,或在杭州住上几年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的,尤其是游西溪的人,平常总要一到花坞”。这个地方,在郁达夫的笔下,是被称为“第二云栖,或第三九溪十八涧”的。应当说,杭州好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像当年被郁达夫慧眼发现的花坞,还没有提到保护和开发的议事日程上来。而由于国家级西溪湿地保护工程的实施,花坞的保护和利用,也必将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如今呼吁者有之、投资者有之、设计者有之,他们大多以郁氏的游记为今日“论证”的依据和蓝本。而事实上,当年郁氏的游历,也确实发现了它的独异风光,为今天和日后的利用、开发留下了“伏笔”。请看郁氏两次抵达花坞,前后相隔10年时间,而使他深深感叹的是十年间的“变革”,使人感到“不快”。请看郁氏的记述:
  花坞的好处,是在它的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的地理位置,石人坞不及它的深,龙归坞没有它的秀。而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的迷人风韵。将人来比花坞,就像浔阳商妇,老抱琵琶;将花来比花坞,更像碧桃开谢,未死春心;将菜来比花坞,只好说冬菇烧豆腐,汤清而味隽了。
  自北高峰后,向北直下的这一条坞里,没有洋楼,也没有伟大的建筑,而从竹叶杂树中间透露出来的屋檐半角,女墙一围,看将过去却又显得异常的整洁,异常的清丽。我手指着那些在林间散点着的小小的茅庵,回头来就问车夫:“我们可能进去?”车夫说:“自然是可以的。”于是就在一曲溪旁,走上了山路高一段的地方,到了静掩在那里的,双黑板的墙门之外。
  车夫使劲敲了几下,庵里的木鱼声停了,接着门里头就有一位女人的声音,问外面谁在敲门。车夫说明了来意,铁门闩一响,半边的门开了,出来迎接我们的,却是一白发盈头,皱纹很少的老婆婆。
  庵里面的洁净,一间一间小房间的布置的清华,以及庭前屋后树木的参差掩映,和厅上佛座下经卷的纵横,你若看了之后,仍不起皈依弃世之心的,我敢断定你就是没有感觉的木石。
  郁达夫在这里写的,是他当年逛花坞的感受,说明花坞给他留下了至深的印象,所以过十余年之后,他还对它“津津地回味”。然而事过境迁,十年后他重上“花坞”,便颇多感叹了,因为“十余年间的变革”,已使一个少女似的“花坞”失去了“童真”。请看他的记述:
  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里也留下了痕迹。竹木的清幽,山溪的静妙,虽则还同太古时一样,但房屋加多了,地价当然也增高了几百倍;而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却是这花坞的住民的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谈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处处还受着了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
  同去的几位,因为没有见到十余年前花坞的处女时期,所以仍旧感觉得非常满意,以为九溪十八涧、云栖决没有这样的清幽深邃;但在我的内心,却想起了一位素朴天真,沉静幽娴的少女,忽被有钱有势的人奸了以后又被弃的状态。
  这里,郁达夫的比喻是多么地震撼人心啊!其中所谓“欧洲的下劣趣味”大约便是此文前面提到的“每到了春秋佳日的放假日期”,当地的住民“也会成群结队,在花坞口的那座凉亭里鹄候,预备来做一个临时导游(或小贩)的角色,为轻轻快快地赚取游客的两毛小洋。”
  这种情况,当年有,却已使郁达夫等旅游者的“不快”或“诅咒”了。试想,如果郁达夫们还活到今天,见到今天的旅游开发,由于缺乏人文意识,贪大求洋、急功近利,一味追求所谓“现代化”,大拆大建,使整个城市和景区的风貌和历史文化遗存、古建筑以及民俗民风留存无几,不知还会怎样的痛心疾首!
  其实旅游就是做创意,做策划,因此要做好旅游必须要有思想。而要有思想,则必须先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人文积淀。人文是旅游策划的最高层次和境界。我们今天研读郁氏游记,探讨人文旅游的新课题,对于象“花坞”这样的景区景点的策划,就一定要摆正保护与开发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不要开发本身就意味着破坏。
  以上我们探讨了人文旅游的三方面要义,这都是从我国现代人文旅游先行者郁达夫的游记中感悟到的。他的游记几乎全都是人文旅游的成果和经典。现在我们的有些地方,像抓工业一样“乡乡点火,村村冒烟”,什么主题公园,旅游房产,导致真正的景区开发迷失文化方向。这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训的。
  参考文献:
  [1]《人文旅游》(潘立勇、傅建祥主编)第1辑、第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006年版.
  [2]《游记漫论》(吕洪年等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4).
  (作者吕洪年系浙江大学教授,沈建国原富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现任杭州市国内经济合作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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