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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8 15: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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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贤治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散文理论家或批评家。他首先是以一个有分量的研究鲁迅和现代知识分子史的学者形象,出现在学术界的。《人间鲁迅》、《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与精神事件》等著述,使他成为一个棱角分明的具有思想者品格的学者。其于散文理论批评,是以一种另类者的姿势进入的。所谓“另类者”,是指非“学院派”的另外一种存在。从林贤治的个人经历可知,他没有接受过系统而又刻板的学院教育。这对林贤治而言固然带有一种“学理性”滋养“先天”不足的遗憾,但却可能又成就了他“无拘无束”自由说话的品格。作为另类者,林贤治研究散文,只是基于生命主体面对研究对象所生成的独特的感受和思考,真实真诚地书写,尽管这种书写并不体系化,似乎也不严谨,甚至有失偏颇,但是它们是属于言说者自己的,具有一种可贵的“偏执”的深刻。
散文作为一种边缘的、互文的、开放的文类体系,它并不能如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建立起一个大致能自足的理论批评系统。它涉及的因素很多,试图以一些核心的文体理论批评话语加以统摄,现在看来显然是困难的。而且,散文更多的是主体精神存在的直接现实,它可操作的形式化空间相对较小,其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制,我们可以用以设计的具有信度的元素,也是有限的。因此,从事散文理论批评的学者,主要是“学院派”的研究者,尽管他们勉力于散文文体性的寻找与散文创作价值的发现,但是其事功并不令人满意。正如南帆所说:“散文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文类理论,散文的游移不定致使它的文类理论始终处于一鳞半爪之中。”①当然,这不是抹煞“学院派”散文研究者的努力,他们确实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建构散文批评的天地,只是他们的研究太过学究气了,喜欢从理论到理论作似乎很逻辑但又显得虚空的推演,忽视对鲜活的散文创作实践进行实证式的归纳细析;他们的研究也太保持斯文了,不能以主体的怀具的散文之心,去看取散文特有的文心,论说四平八稳,只是少了论者的性情与识见。
林贤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显示了他散文理论批评的价值。林贤治的散文批评文字并不多,主要有《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等。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型的学者,林贤治是以散文的精神进行他的散文研究的。所谓“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追求真实,崇尚个性的精神。我们检索林贤治的批评文字,可以发现“自由”、“真实”和“个性”等,构建了他散文观的基本内核,是他用以散文批评的核心关键词。而“自由”、“真实”和“个性”,也正可以反映研究者自身的人格和精神气质。林贤治本身的人生旅程和心路历程,将他塑造成一个特立独行的“孤僻的思想者”。林贤治是体制外的在野者,底层的历练和氛围养成了他自然由性的“草根”本性,而长期研究鲁迅,鲁迅对其浸润甚多,灵魂中也就平添了很多鲁迅或鲁迅式的精神气息。其于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思考的是他们历史存在和个人存在中的宿命。在我看来林贤治对于鲁迅的研究、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后来对于散文的发言,其间有一种精神线索扭结着。这就是基于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来观照、分析、把握他自选的研究对象。“知识者从本质上说,是自由思想者和言说者。自由在这里有自由权利和自由精神这样内外两个层面。”②真实的知识分子,以自由的追寻和自由的守护作为他的重要的职志,而他们个人又往往以真实、独立的、自由化的另类者的形象行世。而散文又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知识分子最为朴素的存在方式,是他们作自由说话的体己的文体。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林贤治与散文之间具有一种双向互通的相得性。
二
从散文理论的建设看,林贤治的散文观并没有对此做出新的贡献,“自由”、“真实”和“个性”等等其实在已有的散文理论资源早已是置备了的。我们或许可以将它们称之为散文的常识。问题是我们经常缺乏常识或者人为地遮蔽常识。林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散文的常识布道。他是新世纪初的第一个散文常识的布道者。但林贤治不是坐而论道或者以道论道的“布道”,他是在参照了具体的散文创作的历史存在,并参悟了对于散文的个人心得后,阐释他对散文的理解的。这样尽管所论大约还是常识,但却是属于个人经验的。
在“自由”、“真实”和“个性”这组关联着现代散文核心价值的语词中,林贤治是最为看重自由的。在他看来,自由是散文文体品格生成的必要前提,也是他观察散文生态脉流的重要尺度。《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是林贤治研究散文最重要的文字,全篇近十万字。形制是一篇长篇论文,但内涵和容量具有史著的规模,是一部别致的当代中国散文史。50年的散文存在林林总总,但是林贤治删繁就简,只取自由作为观察研究对象的视窗。这是一种深得散文本性的智慧而深刻的选择。散文的课题中包含了很多变化着的因素,但其总根在于自由。自由既是一种时代的规定,也是散文作家作为主体的一种精神存在状态。以自由观察当代散文,林贤治对他的研究对象的总体评价就可想而知了。文学是自由的,这是文学生成的基本条件。而于散文言之,林贤治以为“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③他引用洪堡特的话,对散文与自由的关系作了具体的阐释。洪堡特认为,散文“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散文是自由精神的表征,另一个方面,自由精神又是滋生出色散文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民族的智能特性不够有力,不足以上升到这一高度;或者,如果一个文明民族在智力方面走上了下坡路,其语言脱离了精神,即脱离了它的强大力量和旺盛生命的惟一源泉,那就决不可能构造出任何出色的散文;而如果精神创造变成了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优秀的散文就会濒于崩溃”。④林贤治不惜篇幅大段引述“他者”的言说,不只是表示他对所引观点的认同,而简直就是将言者引为异域知音。
中国当代史的行进中,有相当的时段是不利于散文自由精神的生成的。对这样的境况,林贤治在《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作有细致的分析。他从体制设置、知识分子的遭际、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命运等多个方面,绘制了散文的社会生态地图。居于这样的情势中,散文名义上虽然还有,但那只是一种集体的声音,是被统一制作的代言品。因此,对这一时段的散文,总体上林贤治微词甚多,但其间若干的存在,还是被他作为难得的光亮加以肯定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徐懋庸等的杂感、20世纪60年代《三家村札记》、文革中的“地下散文”等等,这些作品在林贤治看来,是作者在非常年代内心自生自由独立思想的语言形式。由此可见,林贤治对研究对象的肯定或否定全关系于自由的尺度。散文的自由不仅会受限于以权力为标志的政治文化,而且也会被以货币为符号的物化生态所制控。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林贤治对90年代的散文样态作了另外的一种解释。一般而言,90年代是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年代,因而也是一个“散文的时代”。但在林贤治看来,我们从一端获得了应有的自由,却为另一端所牢笼。这种“牢笼”是由物质中心主义所构造的。90年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撰稿人’,他们在摆脱原单位之后,却常常为金钱所左右”:“‘教训文学’的市场大大缩小,与此同时,政治意识淡化,道德感衰退,情况也都越来越严重。” 林贤治以为货币有时与权力一样,它也能“禁锢个性,奴役个性,而与精神为敌”。“自由撰稿人”是社会走向开放多元的一种象征。但是开放时代的不少作家,身份虽然自由,心灵却是物质化了。林贤治以为90年代的散文家,“缺乏鲜明的思想立场,缺乏独立自由的胆魄,缺乏批判的能力;在艺术上缺乏探索的热情,惟模仿‘大师’或‘大师’的蜡像写作。”⑤这种种的缺乏,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守住内心真实的自由情志。由此而推论所谓的“散文热”,可能更多是不具有精神品格支撑的、只是文类被批量复制的表面景象。
“真实”在文学理论中有时被表述得很模糊,因而也就显得有些不真实了。当然这与真实指向的多意性和复杂性是有关的。真实既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包括价值层面的和操作层面上的,也有一个文类差异性的问题,在小说中谈论真实性与在报告文学中讨论这个问题,必然是不一样的。在林贤治散文观的框架里,真实被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他以为:“写作,诚实是起点,思想代表深度。对于非虚构的文体来说,散文是比小说更讲究真实的。” ⑥“如果要把写作同时代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散文更多的是表现社会制度的细部变化,是情感、意识、态度的变化,是对世界的最实际的描写,最质朴的叙述,最由衷的咏叹。真正的散文是不带面具的。”⑦散文是一种纪实性的文体,对其真实性的某种总体的规定,各家都是认同的。在林贤治这里,真实已不是关于概念的玄虚辩说,而成为置于具体背景中深中肯綮的贴切之言。在林贤治看来,真实在今天的散文言说中,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急迫而重要的实践问题,散文成为一种行为艺术。“真实是重要的,但要正视它和表现它并不容易,在今天来说将变得更加困难。今天生活的最大危险是,随着资本、物质、市场的扩大与增殖,耽于幻想的未来,而放弃了对过去的错误、罪恶、缺陷,以及产生这一切的责任的追究。”⑧具体说来今天的散文可能在三个方面缺乏真实或回避、遮蔽了真实。其一,写作“个人化”的追求,忽视社会的现实存在。“如果作家仅仅满足于告白自己,完全撇开所在的社会环境于不顾,那么,不管有意无意,说到底还是隐瞒。”⑨基于此,林贤治对“小女人散文”一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本来让文学接近日常生活,以‘微小叙事’打破由来的‘假大空’现象,不无革命的意义;然而,作者都是都市知识女性,她们并没有能够在写作中践行‘大众主义’,反而以中产阶级的新贵自居。在消费生活的叙述中,明显拒绝‘问题社会’,无所谓匮乏,富有而安逸,充满了一种贵妇人般的满足感。他们以平庸、鄙俗、毫无品位为品味,矫情,炫耀,而沾沾自喜,就像一位西方诗人所形容的那样,‘似乎声音就贴在自己的脸颊上’。这种文字,其实在相当多的所谓‘专业作家’那里,也都作为‘地位性商品’而被大量制作。”{10}这里林贤治给出了“地位性商品”一词,深有意味。“地位”只属于少数人个人的。作为记录他们(她们)个人私人生活风景的专题片“兜售”,这样的制作离社会的真实生活是很远的。其二,满足于“上层”的主流真实,而忽视底层的“问题真实”。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社会全面转型中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一般而言,这也是一个值得讴歌和应该讴歌的年代。但这只是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林贤治看到:“在90年代,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较之80年代有增无已。社会问题,往往集中或被转嫁到广大底层。”“可是,我们的作家距离底层甚远”,“在我们的散文那里留下了些什么呢?既没有相关的人物,情节和细节的描述,无论直接或间接,自然也没有正义感的种种表现,没有愤怒与痛苦,没有悲悯,愧疚,以及无奈的唏嘘”。{12}其实,从局部的个别的角度来说,也有散文家是紧贴着地面在写作的,这些作家林贤治也注意到了“在大量平庸的、失态的文字中,还可以读到卢跃刚的报告文学,廖亦武的采访手记,刘亮程的乡土哲学。或者形而下,或者形而上,但都一样真诚,真实,有着不满与不平”。{13}但是从整体上看,对于底层状态书写的缺位是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问题。底层可能蕴涵了生活更多的本真。散文底层本真叙事的不足,使散文因生活质感和分量的不足,呈现出一种悬浮失重。林贤治的观察和感受是敏锐的,提出的问题是真实而普遍的,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下意义。其三,强化了外在形相的真实,而对于自身作为主体的个性真实有所淡化。这是林贤治在对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作了冷思考所给出的一种判断。“大家都来写作一种叫作‘散文’的东西。小说家,艺术家,明星,大腕,果然都被出版商动员起来了,一时间热闹得很。散文写作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要害是:一无个性,完全的群体化写作;二是虚幻性,由于追逐时尚写作,以市场的价值需求代替主体思考,遮蔽了自身处境的真实性。”{14}应该说,主体自身的真实是散文真实层级中的高级层次。如果缺失了这一点,那么散文的真实品格就会打折。综上分析可知,林贤治的散文真实观包含了社会性真实、底层性真实和主体个性真实。这种关于真实的细分,使他的真实观显得具体而清晰。
“自由”、“真实”和“个性”构成了林贤治散文观的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之间并不是各自分离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自由是散文的基本精神,真实是散文一种品格,而个性则是它的一种境界。自由是散文写作的前提,没有自由,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具有个性的散文;没有真实,个性就无从谈起;仅有一般层次上的真实,而没有个性的彰显,这样的散文也不会是好散文。因此,林贤治,更关注散文是否具有鲜明的个性。他将个性视为散文的重要特点:“要说特点,恐怕最简括的,还是回到个人性上面。首先,在内容方面,散文更重个人经验和内心体验。生活,劳作,读书,旅行,都是关于个人或者由个人参与的。即使作为旁观者,看重的也是个人的眼光;因此在形式上,也就十分注重所谓‘个人笔调’。”{15}林贤治在这里所表达的散文个性(个人性),主要是指经由个人经验、体验,个人思考和个人方式等呈现出的“异质性”。这里的个人并不意味着对于私人化写作的求取,而是强调散文作家在其写作中应该渗透自己独特的精神气息,凸现具有自身特点的表达语式。这样散文在表现有意味的对象的同时,也为作家自己雕塑了可以触摸的精神形象。
三
在散文的系统内,林贤治更引人注目的也许不是他的散文观念,而是他的散文批评方式。林贤治本身具有他所说的自由、真实和个性突兀的人格特征。主体的这种人格特征明显地影响了他的批评实践。林贤治这人是散文化的人,他的散文批评文字就风致而言也是散文的。林贤治是一个典型的率性散文批评家,面对他的批评对象,他怀具自由的心志,心有所想,形诸笔端,全无遮拦,因而显得特别的真实,是一个典型的率性散文批评家。作为一个率性散文批评者,具有一种只基于内心感受,不顾及“面子”的实话实说的批评勇气。这在相对“甜蜜化”的批评环境中,显得难能可贵。在他的《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等著述中,论评到的当代散文家很多,其中有些是通常被我们指称为名家的,如余秋雨、贾平凹、王蒙、张中行等。面对这样的散文家,林贤治,不取仰视的姿势,而只作平视甚至是俯视的评说。惟实地说来,林贤治的“俯视”研究,可能会与一些“仰视”研究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分的主观化的缺陷,批评的片面是必然的。对散文家余秋雨的评价,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但以我之见,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余秋雨,在其时特定的背景中是具有某种价值的。尽管可能不是像孙绍振所说的那样高拔:“余秋雨散文出现之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16}但余秋雨的确是以迥然异于此前散文的面目和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的,对当时的散文气象有一种冲击的力量。余秋雨后来的自我复制和蜕化,是另外的问题。而林贤治却以为《文化苦旅》“以合乎规范的文字讲说史事,且不乏陈腐的说教,应当没有什么魅力可言”,{17}“作为历史知识的大众普及读本,余秋雨的散文,思想是腐朽的,情调是没落的,风格是远不成熟的”。{18}这样的断语没有建立在对于文本作细析精研的基础之上,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将研究对象置于文体史演进的图谱中定位把握,缺乏必要的严谨论证,因此,说服力见弱。林贤治之所以基本否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我看来这与他操持的散文观念有关。他所希望的散文要更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存在,关注现时底层的状态,并能做出具有思想穿透力量的解析。林贤治认定“余秋雨散文中的所有材料及其黏合剂,其实都是从死人那里借来的,是以一种呆板的书面语言,程式化的结构,对古代知识分子轶事的拼凑和复制”,{19}这样,在他这里当然不会有高评。
但这只是林贤治率性批评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时候,林贤治对于对象的批评是准确的,他往往能锐敏地发现并直截了当地指出对象的特质,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林贤治的这种本领得之于他能忠实于阅读作家作品所获得的本初感觉。感觉在林贤治的评论中一种“真理性”的存在,他不会像一些批评家那样,考虑种种人为的因素,对真实的“第一感觉”作某种“自我意识形态化”的改写。这是林贤治之为林贤治的根本所在。批评发生的基础是感觉和感悟。感觉有时体现为批评者对于批评对象的一种整体把握能力。比如林贤治指说贾平凹,着眼的就是整体的定位:“贾平凹远离庙堂而亲近山林,却沾带了现代都市的气息。作为农裔作家,已然失去原先的同情和淳朴,愈到了后来愈是如此,整个地名士化了。”这样的文字很简约,但我以为很得对象的大体,且言人之未言,远胜于一堆絮叨而不能涉及根本的冗长之论。有时林贤治对散文家的批评则是从小处洞悉其大的。林贤治对于张中行总体是作肯定的评价的:“他的著作,非官方,非正统,非权威,非形而上,即使他在讲说老庄玄佛,到底还是关乎人的生命和智慧,回到他的大题目那里去:为人生。”{20}但林贤治从张中行养螳螂这一小的细节里放大出“小民知识分子”一段论议,由张中行一类的写作打量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思考的背景是宏阔的。“俄国知识分子常常为真理献身,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不是求真的,而是求美的,自赏的,带有私人消费性质。如果说俄国知识分子富于公民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则只有‘臣仆意识’、‘小民意识’,根本不存在那种对抗权力者和上层社会的立场,在缺少公共空间的情况下,若有牢骚,只能街谈巷议,指桑骂槐,甚至腹诽。张中行的小民意识,主要表现为安于日常生活的一种本然状态。他的养螳螂,在时下中国作家兴养宠物的风气中,应当算是最平民化的例子了。当他述及本事时,笔端确乎流露着对螳螂的无限怜爱,但结末忽然一下子滑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那里去了。他希望有一个小园,以女主人的慧心安顿,令螳螂从此乐不思蜀。这等美艳的幻想,实在是只有国产的‘小民知识分子’才可以有的。”{21}这里我们且不说林贤治的联想生发是否可以成立,但这样的思路设置究竟是忠实于他的散文观念和对研究对象的判断的。林贤治的散文观是入世的,是带刺的,他对闲适似乎兴趣不大:“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家和读者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正统的文学观念,就是:所谓散文,是用于叙事和抒情的具有适度篇幅结构的温和的文体。”{22}很显然,林贤治对于作为“温和”的散文是不看重的。
林贤治是喜欢思想的,思想有一种刚性的质感。但是在散文批评的文本中,他似乎不习惯于思想表达的那种逻辑演绎的学院派做法。他主要将感觉凸现了出来,有时给出的是一种富有意味、趣味的直觉。他在比较苇岸、王小波和张承志调动所有相关的感觉或直觉:“苇岸并不像王小波那般‘有趣’,无宁说是清苦;但也不能说是枯燥乏味的,他的心是一个宁谧的湖,文字有水样的柔润。如果说‘有趣’是一群潜伏的水鸟,随时亮翅起飞;那么‘无趣’就是一丛芦苇,永远地守望湖岸。‘有趣’与‘无趣’,在这里都一样的风光诱人。王小波是科学的,苇岸是诗的。王小波用大脑思索,分割一切,判断一切;苇岸则用心灵承载,拥抱一切,感悟一切。苇岸也不同于张承志,虽然他们一样着重精神和信仰世界。从精神的源头来说,张承志是东方的,苇岸是西方的。张承志固守一个中心,苇岸没有中心,散漫然而整饬。张承志是英雄崇拜,苇岸则是生命的本体论者,崇拜生命自身。因此,苇岸会像安详的传教士一样宣扬博爱,人道主义,非暴力主义;张承志则如一名游侠,一意鼓吹抵抗和仇杀。无疑地,他们都是信仰主义者,张承志是属于宗教的,苇岸则是伦理的,关注的是‘大地道德’。在美学方面,两个人都为农业文明所培育,张承志是耐旱作物;而苇岸不免显得柔弱,渴望情感的滋润,所以始终凝望天际的雨云。”{23}这就是率性的散文批评者的文字。他所构建的是基于“印象”的以直觉判断为主的非系统存在。在这里,“印象”式的判断琳琅满目。“印象”或得之于阅读对象时所产生的灵感,或经由具体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只是把“三段论”式论证过程作了省略。论者的判断有抽象的,也有以物事譬说的,文字背面论者留有很多的空白。这种表达方式,营造了一个可能的容量增大的意义空间。在集约化的比较中,将苇岸、王小波和张承志各自的特质和价值有限地呈现了出来。不过这样的感觉批评的最后完成,是有赖于读者们足够的阅读经验的。
①南帆《文类与散文》,《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②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2000年第3期。
③④⑦{13}{14}{17}{18}{19}{20}{21}{22}林贤治《五十年: 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⑤⑥⑧⑨{10}{11}{12}{16}林贤治《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
{15}孙绍振《为当代散文一辩》,《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
原载:《文艺评论》200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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