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创 “六零派”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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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 “六零派” 概念 2012年02月10日 来源：深圳特区报 钟润生


　　日前，商务印书馆推出《“六零派”文学对话录》，本书为深圳文化学者、作家胡野秋与13位活跃在中国当下文学界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著名作家及文学评论家的深度对话录。
　　受邀来到这本书中的人，生于60年代，他们包括苏童、麦家、格非、王跃文、千夫长、东西、邱华栋、兴安等。他们是书写者、见证者、体验者，也是美好浪漫生活的守护者。他们勤奋地写作，在世俗纷乱的时代里，建筑精神圣殿。这本对话录，总结他们的写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苦恼、困惑，还有爱与同情。他们见证变幻无常的世道，求证亘古不变的人心。
　　本书首次提出“六零派”的概念。何谓“六零派”？“六零派”文学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学？记者怀着种种问题，采访了胡野秋。
　　独创 “六零派” 概念
　　记者：您在书中独创一个概念：“六零派”。此“派”为何派？
　　胡野秋：此“派”既指“流派”，又隐喻“pie(夹心馅饼)”，60年代作家夹于往生代与新生代之间。
　　记者：何谓“六零派”？
　　胡野秋：“六零派”的字面意思，当然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评论家。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评论家注定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他们出生于六十年代，起步或辉煌于八十年代，并成熟于今。从“代际研究”的角度，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作家们，被红色主流意识形态裹挟着写作。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少年亲历文革，当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之后，他们集体进行了最初的反抗式写作，重新唤醒了文学，但在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影响下，他们无法超越和客观呈现当代生活。而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少年时期同样经受主流意识形态熏陶，青年时期经历了罕见的历史大转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及西方思潮一边改变他们，一边让他们困惑、反思。所以他们的写作既有对传统文学书写的反叛，又率先建立起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使中国文学得以和世界文学在同一语境下延续。而在“六零派”作家以前，中国的作家和世界往往是隔绝的。
　　另一方面，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与其后所谓“七零后”、“八零后”乃至“九零后”又有本质不同，那些生长于新时代的作家，与过去完全断裂，他们的书写不倾向继承，更多倾向反叛，他们的写作资源往往来自于间接经验，想像是他们重要甚至唯一的武器。
　　正因为“六零派”与前后年代作家的诸多不同，导致了一场注定要影响文学走向的运动，这就是当下“六零派”在体验了先锋、实验等重要的文本改革后，集体向生活、向经典、向文学传统的回归，我把它概括为“新经典运动”。
　　当代文学史忽视了 “六零派”的研究
　　记者：目前，在中国文坛上，最有话语权的作家可能就是你说的“六零派”，如余华、苏童、毕飞宇、麦家等等。但事实上，文学评论界，对这拨人的研究，有，但主要集中于单人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群体来考量、比较的研究、对话却很少。我注意到，你和这拨人对话时，有意识地用一个问题问所有人，有意识地把他们归拢、比较、找出异同。我觉得这本书，名为对话录，实际上可以规整到文学史的范畴，至少，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手丰富的材料。
　　胡野秋：当代文学史恰恰忽视了对最有独特标本意义的“六零派”作家的研究。当然也有少数国内评论家注意到这个群体，前几年洪治纲、李敬泽、汪政、朱小如四位先生曾经就“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进行过一次非常有质量的对话，他们对这批作家创作的文学“瓶颈”与精神“窄门”进行过探讨。其后又引发了吴义勤、施战军、黄发有三位先生对同一命题的对话。双方多有分歧，但碰撞出的几处火花极有价值。可惜这个命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下去，也许他们都有更重要的视觉中心。非常有隐喻意义的是，这几位先生中，除朱小如外，其余均为六十年代出生。他们的这种关注，本身是对“六零派”存在意义的自觉诠释。
　　当然，本书收入的11位作家和评论家，肯定不是当代作家的全部，甚至也不是“六零派”优秀作家的全部，至少还有不少名字应该进入：比如作家中的余华、迟子建、毕飞宇、李洱等等，评论家中的李敬泽、洪治纲、吴义勤等等。
　　记者：“六零派”出场后，应该还有其他“派”吧？
　　胡野秋：本书为“文学场”书系的第一本，在“六零派”出场之后，还有《五零代》和《七零纪》即将推出。三个年代作家，将在同一年走进他们各自的“文学场”。阅读他们，就是在阅读当代文学史、作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