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春友：毛泽东时代值得留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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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春友：毛泽东时代值得留恋吗？

作者：严春友      时间：2012-06-11   来源：共识网

	涉及政治的文章，我是向来不写的，因为衷心地厌恶政治；在我的文章中，也从不使用政治上的流行语，因为，政治与学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我并不反对学者谈论政治，只要从学理角度出发，并无不可。 　　今天，我之所以改变一向的习惯，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忧虑：人们正在忘记历史，而被忘记的历史是很容易重演的。 　　前不久，学生答辩结束后，大家一起吃饭，谈论起毛泽东时代的事情，尤其是谈到“大跃进”后饥荒年代饿死很多人、且有吃人现象发生时，不仅在座的同学不相信，而且连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也感觉是天方夜谭，甚至认为是西方人在污蔑中国。 　　这使我感到很吃惊。历史才过去了三十多年，就被遗忘成这个样子！联想到这些年来，不少人怀念起毛泽东时代的现象，不由得产生了上述的忧虑。如果说只是某些平民百姓有这种留恋也就罢了，竟然连某些知识分子也产生了这样的情绪，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人们怀念过去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的确，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确实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悬殊、严重的腐败、道德风尚的败坏、环境的污染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如果因为有这些问题就要回到过去，那实在是一种糊涂到家的想法，因为那个时代绝不像现在人们怀念的那个样子，是什么“太平盛世”。 　　今天的改革虽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毛时代绝不可同日而语；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今天取得的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应当好好珍惜，这绝不是一句套话。 　　毛时代与改革开放，的确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时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 　　我在那个时代生活了接近20年，对于那个时代记忆尤深，以下便是我依据这些记忆而得出的结论。那时年龄尚小，没有参与到“文革”中去，因而与那个时代之间没有个人的恩怨，我这里所谈的是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应当说是较为客观的。以我在那个时代的经历和感受来看，毛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那时根本就没有太平可言。1949年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众所周知的大运动有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然后就是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其间又贯穿着一系列小的运动，如文革期间就有反“五一六”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各个运动的形式尽管不同，但根本的精神只有一个，就是“整人”。大家相互揭发、互相告密，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相仇，结果是人人自卫，人伦关系几乎崩溃。被整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而这些被整死的人大多数是我们社会中的精英--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共和国的功臣。 　　人们的日常生活政治化了。由于倡导“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上纲上线，即都具有政治上的含义，因而发生了很多文字狱，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被人告密后，就成了“反革命”的罪证。后来得知，那时发生了无数骇人听闻的事件，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其残忍程度亘古未有，的确如“文革”宣言所说，是“史无前例”。我们莒县也有一个人，因为到天安门贴大字报，表达不同意见（据说是反对江青）而死在监狱里。 　　有人怀念那个时代，是觉得那时没有贫富悬殊，大家都差不多。那时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贫富悬殊，但我们应该知道，那是建筑在几乎是赤贫意义上的所谓“平等”，人们只是勉强维持生存，能够度日而已；况且还饿死过很多人呢。你愿意要这样的“平等”吗？据我了解，那时大家也是不满意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背后也多有议论，我常听到老人们感叹不如旧社会生活好。 　　现在的贫富悬殊与那时的所谓“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具有可比性。现在是富裕了之后大家产生了分歧，是面对财富进行分配时产生的问题，而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分的东西。即使在现在的生活中处于生活较差状态的人们的生活，也是那时的生活状态所无法比拟的：那时是为了生存，现在是为了更有尊严的生存，两者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 　　在政治上当然也存在着“平等”，但那类似于卢梭所说的暴君面前的平等，即每个人都等于零。 　　还有人说，那时没有官员的特权和腐败。这恐怕不符合事实。这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其一，那时并非没有腐败和特权，而只是由于贫穷，官员的特权和腐败不明显罢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三年大饥饿时没有一个官员饿死，而老百姓饿死无数，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权吗？这难道不是腐败吗？其二，从官方发布的关于“四人帮”的有关材料看，他们有相当的特权，在全国各地建有不少别墅，生活奢靡。恐怕不只是他们四个人如此吧？有外国的左派到南方参观江青曾经的别墅，为其奢华而震惊，留着泪说：无产阶级的政权怎么会置人民于不顾，而腐败成这个样子？ 　　总体上看，那时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似乎比现在高一些，可是那种幸福感和满意度是怎样造成的呢？一方面是绝对的封闭，对于国外的情况没有任何了解，因而没有对比，感受不到自己生活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是长年累月的宣传，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如何优越，而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如何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旧社会如何黑暗和恶劣。那时的状况，跟现在的朝鲜极其类似，有熟人到朝鲜参观，他们那里的大标语上写着：“全世界的人都羡慕我们！”可以推测，现在的朝鲜人民是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人的脑子经过这样的清洗，就没有不幸福的感觉了，即使肉体上感受到了痛苦，精神上也不会相信的。 　　社会风气、道德水平表面上看都比现在好，犯罪率明显较低。然而，我们要看这种状况是用什么手段达到的。那是通过高度的政治控制而达到的，不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整得人心惶惶，不敢轻举妄动，感觉每个人都如囚犯一般被监视。因此，在这样看似“文明”的状态中，人们丝毫也没有安全感和尊严感。相反，由于持续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以至于看上去每个人都像是“阶级敌人”。人们感觉犯罪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官方只发布好的信息，而负面的新闻则采取封闭手段，所以即使有犯罪，老百姓也不知道。 　　我们还应当看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那是一种整体主义的道德，个人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个人的意义就是献身于国家，根本就没有个人权利的意识和概念。当时流行的一个话语是：“很斗私字一闪念”，个体的利益连想一想都不可以。总体上是限制甚至杜绝个人的欲望，与中世纪的观念是十分相似的。 　　这尤其表现在性爱观上。以我所在的农村而言，自由恋爱被认为是有伤风化，是严格禁止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家人都感到是一种耻辱。当事人的意见虽然占主导地位，但当时的婚恋只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合法的；未婚同居，则简直是一种流氓行为，是为邻人所不齿的。“文革”前的文学作品里还有爱情，但到了“文革”则完全取消了这个词汇，这个词比现在网络上的“敏感词”还要敏感得多，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才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看到，在“文革”时期官方出版的小说、诗歌、京剧等文艺作品中，两性关系完全是被回避的。由于这个原因，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爱情成了一个“问题”，竟然需要作家刘心武专门写一篇小说《爱情的位置》来予以恢复。这篇小说轰动一时，大街小巷都在播送。也由于对“爱情”两个字的过度敏感，以至于八十年代初我一位同学的弟弟到书店买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爱之路》的时候，不好意思说书的名字，而只是用手指着说：“要那本书。”这与现在的非爱不谈、非爱不说，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所以现在听来让人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还由于这个原因，才有了八十年代末期的人体美的再发现，书摊上摆满了人体摄影、人体绘画以及色情小说。 　　不难看出，那是一种缺少人性的道德，是一种没有个体位置的道德，一种抑制甚至根绝人的欲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能够是高尚的吗？ 　　在言论上舆论一律，根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不仅官方媒体上从来没有负面报道，而且在生活中人们也不敢说负面的东西，更不敢表达自己的不满。即使是在家里说到敏感话题的时候也要立刻低八度，生怕隔墙有耳，被人告密。因而在公开场合，没有人讲真话，而只是打哈哈而已。 　　在政治上，全部权力都集中于毛一人之手，他的话直接传达到每个人那里。不仅全国人民乖乖地听他指挥，就是他那些老战友也被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时，最高权力实行的是终身制，归毛一人所有。大家倒也没有异议，因为经过“文革”的造神运动，他已经成为新的神，以至于没有人会想到他还会离开这个世界，因而都已经把世世代代托付于他。 　　毛去世后，由于毛当主席时间太长了，人们已经把他和主席这个位子合二为一，忘记了别人也可以当主席。因此，华国锋上台后，村子里有人说：又换了一个毛主席！ 　　当时在价值上是一元的，只有一种价值观，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它是由官方制定的，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它来思想和行为。因此不存在个人的价值观，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个人的权利。 　　常言说，看人要察其言而观其行。许多人之所以对毛时代有好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只看到了那时的“言”，而没有看到其行。这实在是本末倒置了。那些美好的名词，怎么能够代替其所导致的种种悲剧？ 　　通过上面这些挂一漏万的描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是清楚了。现在的朝鲜就是那时的缩影，你觉得值得留恋吗？你愿意生活在那种状态吗？谁要是怀念那个时代，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移民朝鲜，保证可以完全满足他的愿望，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彻底回到那个时代。 　　后来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改掉那个时代的种种弊端，使我们的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是走向更文明社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因此就向回走，那可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了，那是在走向与现代文明相反的方向啊！对此，我想借用老毛时代的一篇有名的小说来予以回答：“不能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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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在香港

作者：廖伟棠      时间：2011-06-27   来源：南都周刊2011年第22期

	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龙大角咀金山酒楼街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前夕，女服工会在金山酒楼组织餐叙活动庆祝国庆，左派摄影师蒙敏生参加并拍摄了此次活动。 　　如果看过诸如蒙敏生先生的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就会知道香港有过一个真正唱红歌的年代，那是香港传统左派最兴旺的六十年代。这是香港最复杂的历史话题，香港老左曾经为低下阶层发声抗争、对抗殖民统治，一度颇得民心，但随着他们对“文革”的盲目追随，最后甚至发动六七暴动（也称六七起义，两个角度的叙述）滥放炸弹伤及无辜市民时，老左的民心顿失，暴动被殖民政府镇压下来，老左的理想主义也受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否定，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香港左派自此大致分裂为二，一是固守亲中、配合总路线的一批，他们冒着被称为土共的嘲讽，“忍辱负重”到回归后终于重返政治舞台；另一批则与国际新左派思维结合，扎根基层社会运动，坚持对权贵的不合作态度，至今仍是民间的活跃力量。 　　在香港的老镜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老左们红光满面引吭高歌的镜头，照片无声，但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不外乎《洪湖水浪打浪》、《东方红》、《公社是朵向阳花》等等，这些歌本来和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维多利亚港不是洪湖，洋行也不是公社，可是因为这些歌本来脱胎于旋律优美的传统民歌，所以与老左血液里的草根美学呼应起来了，使得这些歌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广泛传唱，连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老百姓，或者刚刚开始反思殖民教育的中学生也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富含中原旋律的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向往祖国的有志青年所能得到最感性的情感滋养—他们曾经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又发起“认祖关社”运动（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也可以视作这么一种纯精神层面的乡愁的延续。革命的冲动最初往往来自美感，要不是那些传统红歌有那么优美的旋律，估计也不能感染那么多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超现实的一景，身陷资本主义丛林里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北京的金山上》的旋律来想象西藏、通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来想象新疆，并且歌颂一个与己无关的救世主—虽然红歌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当超现实延续，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八十年代，朋克音乐来袭，香港的年轻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们，用另一种方式改编革命歌曲，反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思传统左派的僵化和盲从。比如著名的黑鸟乐队，他们改编了《国际歌》，使它更符合《国际歌》原版的精神了：“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我们要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与此同时，内地也流行起类似的摇滚改编传统革命歌曲，他们称之为“红色摇滚”，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仁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当年以黑胶唱片和磁带流传到香港也成为很多摇滚青年的稀罕货。现在看来《红色摇滚》不算很摇滚，却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 　　1994年，香港的摇滚中青年才正面被摇滚版的《国际歌》震撼，那就是著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演唱会，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地狂奔，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真正应了毛泽东“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那“悲”的本义。这个版本的《国际歌》，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中年叔叔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唱。 　　除了《国际歌》，在香港社会运动现场被重新唱起的还有《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文和中文版，但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斗争歌—我们记得，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这样来说，真正的红歌，就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