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曙光：三十年学术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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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曙光：三十年学术发展的几个主要特点

作者：刘曙光      时间：2008-08-18   来源：学术批评网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学术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从1949年至1978年；第二个三十年从1978年至今。①总体说来，前三十年是曲折发展，后三十年则是成效卓著。后一个三十年同前一个三十年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学科的恢复或细化                   新中国诞生以后，特别是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日益僵化和片面，过分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过分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摒弃了阶级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斥之为“庸俗”、“烦琐”、“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方式”，②一些学科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非科学的，因而被禁止存在、发展和传播，被驱逐于学术研究的殿堂之外。如，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等，就是如此。一些原本已有一定发展的学科惨遭凄风苦雨摧残，被取消或陷入停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善，学术生产力得到解放，这些学科得到恢复并获得蓬勃发展，在学制、课程设置上逐步完备和定型，从灰姑娘变成公主，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同时，顺应学科分化趋势，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科学哲学，等等。它们逐步与国际接轨，获得独立自主的身份。                   随着学科的恢复和细化，学科的“五脏六腑”③也发育完善，一大批学术理论刊物和出版社也随之成长起来。                   二、 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是一个以政治压倒学术、代替学术的时代，学者们是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多是教条主义的。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模式化、简单化、凝固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时有反映。如，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就是如此。受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④影响、以“两个对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为线索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西方哲学研究更是以“大批判”为主线，成了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性的工具。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后三十年的学术研究是以对前三十年的反思特别是方法论上的反思为基础和起点的，逐步破除了政治独断和教条主义思想在学术研究中的干扰。如， 1979年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会议首先是对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广泛讨论，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的反思。1985年，北京、武汉、扬州等地都召开了专门的文艺学方法的学术会议。由于对外学术交流加强，在学术研究中，开始借鉴和学习国外优秀理论成果，开始充分考虑每一学科发展的特殊性，对每一学科开始从多视角、多方位透视，采取多途径的方法组合。在研究方法上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可谓异彩纷呈，绚丽多姿。                   三、 研究内容上的三大转向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待研究对象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内容基本与国际接轨。可以说，在研究内容上有三大转向。                   （一） 从无批判或纯批判转向扬弃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待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是拒斥或者说纯粹的批判，仅仅把它们当作反面教材，当作自己的对立面。对待经典作家则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把他们的论述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全盘肯定、全盘接受，毫无怀疑也毋庸怀疑，并以他们的论述来评判其他各种学说，因此，那时的评判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入展开，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把政治问题（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区分开来，开始融入世界学术研究社群，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他们开始意识到：每一个研究者及其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可取之处，也有其局限性。                   因此，对待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我们一开始是译介。特别是80年代，在闭目塞听多年的中国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学术，内容涉及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几乎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再后来是对西方学术的“扬弃”，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如，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范式” 概念，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开始分析、提炼、吸收，努力挖掘其当代意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应该说我们已经基本完成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反思。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国内学术界目前还基本停留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澄清对他们思想的误解，因而提出的往往是“回到马克思”、 “为马克思辩护”。可喜的是我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强调与时俱进，在实践中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了融合中、西、马，综合创新的主张。                   （二） 学术视野从国内转向国际                   在研究内容上，中国学者开始把眼光由国内转向国外。一方面，力图使中国民族性的东西国际化、全球化；另一方面，也把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中国化，本土化。                   当然，我们融入国际学术界的程度还很不够。在大多数领域，还远远达不到与国际一流学者平等对话，仍然处于仰人鼻息的地步。                   （三） 学术史由通史研究转向专人专题和断代史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趋势。                   如，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再是通史研究，而是把重点放在孔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现代新儒学研究、佛学研究、哲学范畴史研究、文化哲学研究等。                   四、 研究方式上的联合攻关和群体化                   建国以来的学术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与此相适应，研究方式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个人转向团体（团队）。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充分体现了群体性。集体研究，协同攻关，这也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学术组织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系、教研室之外，研究所、研究中心越来越多。                   教育部博士学位点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就是如此。学位点、基地，在学科建设和前沿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支政治素质较高、理论导向正确、学术成就突出、学风良好、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在社会化、国际化大背景下，学位点、基地采用“开放式”管理模式，借助市场竞争机制，面向世界、面向社会优化学术梯队资源配置，广开才路，广揽人才。如，北京大学十三个重点研究基地，几乎每一个基地都聘有校内外兼、专职研究员。做到了人才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增进了校际和学科间的合作。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是由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的一部多学科融合的学术著作，是众多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后记》所说的，要顺利地完成一项重大科研项目，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高水平的学术队伍和善于团结同志以形成合力的学术带头人；二是要有符合科研工作规律的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多学科交叉研究是今后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如果说《中华文明史》是举北京大学全校人文学科之力，那么，中央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则是把发挥专家学者作用与动员全社会力量结合起来，是举全国之力。工程实施四年，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工作机制，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界高扬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巩固了党的理论阵地，促进了实际工作，团结和凝聚了广大理论工作者，成为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                   五、 学术越来越受到市场经济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资源的配制也要通过市场。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学术从属于政治，那么，后三十年则越来越从属于市场、从属于金钱。                   学者完成某一课题，不再是凭自己的研究兴趣，不再是追随学术内在发展的要求，而是看有无立项，有无经费。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应用学科容易出成果，容易弄到课题经费，而一些基础性、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却难以立项，因此，一些学科（如社会学）研究人员急剧膨胀，而另一些学科（如哲学）却在萎缩。市场经济使得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变得浮躁不安。他们在课题申报时往往搞得轰轰烈烈，而一旦申报成功也就万事大吉，最后结项时必然是敷衍塞责。社会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多地与企业、与政府部门联合，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横向研究课题之中，越来越多地关注应用研究，而理论研究越来越少。                   “一方面，这样一种工商社会的价值导向倾向于把人文学术边缘化，而另一方面，这种工商社会又推动了经济发展而造就了巨大的消费群体。”⑤消费的文化要求文化的消费，因此，普及化的学术文化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近几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栏目自言：“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宗旨”，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⑥专家、学者的公众意识、市场意识被培养起来，学者明星化趋势严重。学术浮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学者如何面对这种诱惑？普及文化当然无可厚非，但坐不住冷板凳，是不能成为大师，成就不了高深学问的。商业大潮冲击了学术事业，急功近利冲淡了学问志趣。学术如何坚守自己的家园，如何把深入研究与宣传普及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注释：         ①学术自身的发展总是连续的，我们作阶段性划分只是为了说明学术发展历程的方便。这里以改革开放的1978年为界，是因为学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它的发展和特点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②参见邴正、邵汉明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回顾》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③费孝通指出：“一个学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五个部分，即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物。这五个部分建设起来后，这个学科就初具规模了。”此即五脏。所         谓六腑，是说能开出六门基础课程。参见同上书，第239页。         ④日丹诺夫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 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 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         ⑤陈来：《中国哲学三十年回顾》，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⑥参见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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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瑜：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




作者：杨瑜      时间：2008-07-29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今年上半年接踵而至的大事占据了中国媒体的主要版面，大大推迟了社会各界早在酝酿的各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活动的日程——媒体对三十年的回顾和总结也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升温。不仅如此，围绕奥运火炬传递和抗震救灾等等重大事件，以及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在这些事件中的充分释放，使得目前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社会氛围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这些事件和中国民情的呈现，促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就这短短的三十年来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得失，而是去尝试在更长的历史和更宽的视野中重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能量究竟蕴藏在什么地方，理解今天中国这番模样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统，理解这三十年中国究竟有哪些可以与世界分享的自主性的创造。
         
        对于7月5日至7日聚在汕头大学讨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那些各领域学者而言，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此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状况，则是基于一种文化自觉。这一主题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论坛，系由李嘉诚基金会支持的“中国文化论坛”的第四届（2008）年度论坛，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和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任论坛执行主席，讨论范围涵盖经济学（姚洋、余永定、卢周来）、法学（冯象、刘星、强世功、赵晓力、凌斌）、国际政治（陶文钊、时殷弘、黄平）、政治学（王绍光、崔之元、潘维、马俊）、社会学/人类学（周晓虹、王铭铭、赵心树）、史学（罗志田、程美宝）、文学与文化研究（黄子平、戴锦华、黄纪苏）、哲学（陈来、童世骏、孙向晨）、教学研究体制（甘阳、杨东平、许纪霖、刘小枫）等领域，各领域都有代表性的学者与会。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并不试图全面介绍此次论坛讨论的基本情况，只是从部分议题入手呈现学者们在这三天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一些思考。因此这里只根据主题需要引述部分讨论，会议述要会另有专文及出版物。
         
        三十年、六十年与一百余年
         
        其实早在几年前，对近三十年思想界状况的讨论即多有出现。例如，2006年查建英所著《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之后，舆论对1980年代思想状况即有大量讨论和回顾。因为思想论争引发知识界分裂的的缘故，对1990年代思想状况的讨论一直在延续，最近出版的文集《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汪晖著，北京三联，2008）即是有关此一论题的重要作品。至于1980年代和90年代学术思想界的断裂、转折和区别，也在90年代就是热点话题，比如围绕“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李泽厚语）的讨论。
         
        用陈春声总结发言的话说，此次论坛“是一次思想的大会，而不是学术的大会”，“一个历史学的大会，一个口述史的大会”。他认为，总体来说，这个研讨会感性大于逻辑，体验甚于理性，会听的人可以听出很多的思想，但是真的要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置身于其中去体验；他说自己对这个会有一点点不满的事情，就是这帮77、78级毕业的老同学们抑制不住，从小所受的那种理想主义教育而培养起来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表达了过多的热情和关注。毕竟每一个好的学子都把这些关心都放在心里面，真的要想着这些事，但是在严肃的学术场合，每个课题看起来都跟它没关系，研究很专门的课题，理性地讲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直接对这类问题发表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论坛讨论的基本兴趣并不在以1980年代、90年代或者新世纪为时间段分析和梳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状况，此前有关80年代90年代区分之类的话题也很少在讨论中提及。除复旦大学哲学系孙向晨教授、北大法学院凌斌等几位学者对三个十年的变化有展开讨论之外，大部分讨论都以整个三十年为对象。
         
        讨论者们倾向于认为，要弄清楚这三十年的社会状况和学术思想状况，需要将视野延伸到建国六十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余年，乃至上下五千年。比如，朱苏力在主题发言从1980年代进入大学的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来谈这一代人的学术思想，北大法学院强世功副教授以北大法学院100年为例论中国法学思想流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从建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联系论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黄平主张分三个三十年（1919-1949，1949-1978，1978-1998）来看这三十年，北大哲学系陈来教授从建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变化论中国哲学研究状况，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从百年留学史论“留学运动三十年”后“中国大学之职责”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刘小枫教授从百年文教改革的历史对比来检查“文教改革三十年”，等等。
         
        从讨论的具体问题来说，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讨论者交锋较多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在历史传统中理解中国当前的制度。这些讨论并没有脱离三十年的基本语境，只不过这些讨论显示，具体的问题意识已经不再局限于1990年代以来的那些论争话题（在整个三天的讨论中，甚至很少有人提起那些争论），关注的主要问题已经转为如何从理论上描述和概括“中国”以及当代中国制度及其变革。这种转换的一个基本背景是，随着2003年以来中国执政党确立“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的政纲，民生和社会公正成为执政党关心的核心问题，经济自由主义为原有思想阵营所区隔，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发展模式的思想论争其实已经告一段落。这大概是此前思想界的种种纠缠为什么没有成为讨论重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社会背景已经发生重大改变，问题意识也会自然随之而刷新，对问题的讨论也更有余裕拉长历史视野。
         
        此次论坛呈现的这种讨论方式，自然是对目前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讨论方式的建议，也是对那种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中国历史中割裂出来的讨论方式的回应。例如，强世功认为，对于中国的法律传统而言， 30年来主流法学思想恰恰构筑了一幅充满常识性错误的法律图景。在这种图景中，当代中国法律的传统并不是从1949年的社会主义法律传统开始的，更不是从古典的儒家传统开始的，而是从罗马法、日耳曼法和普通法等等开始的。旅美法律学者冯象则在论文《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分析了新法治话语的寄生性（冯象未及出席会议，论坛特意安排代读）。他首先提及王元化的一个忧思，即“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是可怕的事”。而因为新法治的寄生仰赖“国际规范”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为了遮掩这一窘境，它只有不断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说教，才能保持并扩张自己的领地。所以，主流法学作为新法治的话语产物，就特别强调言说者的立场，而不愿关心事实的真相和细节；其法条主义论述便有“很强的教义倾向”，总是把问题说成是立法的不足或体制的滞后，却懒得下功夫调查研究。
         
        此次论坛的讨论方式也可以看作对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发展历程的一种反思。例如，甘阳认为，这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主要做的是意识形态的工作，是以1978年为断点横向移植美国社会科学的过程，实际上是美国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兴盛发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整个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的关系，基本上被切断了。现在学科之间壁垒重重，连一个专业内部都不断细分，支离破碎，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下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讨论，中心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到底要干什么，中国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中心问题，社会科学基本上是反人文的社会科学，它以反人文为目的；因为人文都有历史脉络，而这样的社会科学无历史，只是在虚空当中存在。
         
        从寄生性话语到多元话语的建立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哲学和文学曾在1980年代风光无限，1990年代之后则是经济学和法学在中国社会成为显学。近年来，由于部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有关发展模式等问题的社会论争中表现欠佳，这两个学科的社会声誉有所下降。此次论坛对三十年来经济学和法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有不少讨论。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的论文《法律经济学在中国》以详细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波斯纳、哈耶克和科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他指出，在张维迎的企业理论中，法律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在美国都没有获得的地位，那就是政治哲学的地位。（根据凌斌的统计，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两本著作，在30年来原创社科作品影响排序中位列前两位，另有一篇论文和两本著作列前30名。）
         
        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一半被认为是所有者缺位，改革就是为国有资产重新寻找所有者。在张维迎教授这里，这个所有者终于找到了。他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讲，要在有钱没能力、有能力没钱、有钱有能力、既没钱又没能力的四种人中选择企业家，钱多钱少可以观察到，能力观察不到，怎么办？张维迎的一般均衡的解决方案是，让有钱的人做企业家或者经理，因为在现代社会个人非负消费约束下（简单说就是法律不能让人做奴隶还债），“与一个拥有巨额资产的人相比，一个相对贫穷的人更有积极性‘虚报’他的经营能力。换言之，就经营能力而言，当一个富人选择做企业家时，他更显得诚实和可信。充当企业家的优先权之所以让给资本所有者，是因为在显示经营能力方面，富人的选择比穷人的选择更有信息量，从而其他人都理性地追随想成为企业家的富人而不是企业家的穷人。”张维迎的结论是，因为钱有显示能力的作用，所以历史上从来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而以往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劳动“雇用”资本的政治哲学之上，是一个工农大众的共和国。
         
        张维迎的企业理论——一个关于钱有显示个人能力而其他一切要素都没有这种能力的信息经济学理论——还有无可限量的推广价值，那就是，钱既然可以显示企业经营能力，当然也可以显示其他能力，比如社会管理的能力、学术研究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理论为建立一个有钱人通吃一切领域的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企业理论的范畴。“科斯定理”在中国的阐释远远超出了其原始发明者的问题意识。
         
        但如冯象所指出，新法治话语强调权利法定、私有产权和程序正义，可以帮助放逐道德理想，从而模糊关于方向与步骤的争议，绕开一时不便解决的难题。但，这一“学理”同实际的架构、操作是脱节的。这意味着新法治只能侧重于立法、法条诠释与宣传教育，而非解决具体问题。
         
        在这一意义上，新法治可说是现行政法体制内的一种寄生性话语：是专门用于淡化色彩、掩饰社会矛盾、输入“文明”的精巧设计。第一步便是将受教育者改造成“公民”，给他灌输个人中心、权利至上、贪图享乐、锱铢必较的资本“理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贬低道德立场、取消学术与职业的伦理标准。一个结果是，以教科书充当学术、鼓励抄袭、回避问题，诸如此类，其实是灌输与巩固新法治意识形态的成功策略。
         
        冯象指出，这样一来，政法体制的实际运作或话语实践，便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多方利益驱动、各个阶级不断谈判的局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谈判者（包括新法治的受益人和从业者们）无须也从来没有依循那“文明”的“国际规范”的规则。也就是说，“皇帝的新衣”之所以还好好披着，天天赞赏，正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不碍事、无大用、“漂亮”而已，而未必是它骗得过大人。
         
        从“转轨”到“自主制度创新”
         
        冯象对新法治话语的寄生性的看法，以及对新法治“学理”同实际架构、操作之间脱节的观察，其实也提示，今天中国发展的动力，不仅要从流行的“学理”，更要从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去寻找；而由于新法治只强调流行“学理”的意识形态，不愿意也不会去分析架构和操作的实际状况。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多次引用卡尔·波拉尼 “当代人往往并不理解他们正在开创的秩序”这句话，来描述目前的状况。
         
        姚洋分析，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的良好表现来看，中国肯定做对了很多事情，否则不可能走得这么好。关键是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怎么走对了。
         
        他认为，如果只从经济政策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华盛顿共识”说得很清楚。但如果说中国的成功是因为这些政策很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取得了成功，其他那么多按“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却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如果仅仅从经济政策上去找，很难找到有力的结论。
         
        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得出某种有负面评价的体制是好的这个结论。如果说中国或者说东亚因此成功了，为什么南美的类似体制却失败了？姚洋的论述思路意味着一个挑战：为什么其他类似体制的国家失败了，而中国却成功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则指出，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领袖们沉溺于“民主与专制两分”，这是一种政治蒙昧主义，这种政治偏见正在阻碍人类进步。他追问，地球上1/5的人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却没有向外输出大量人口，没有发动战争或侵略他国，这种两分法怎么能解释中国今天的惊人进步？我们怎么可能被一个标签所吓倒，自我否定掉自己的成就？“中国模式”的浮出水面，启示人们去改善文明相处的知识。
         
        对于如何解释实际运作的改革进程中的中国经验，不同的学者各有尝试。
         
        潘维认为，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西方非常不同，社会流动性极高，缺少固定的社会分化，社会意识也不同。中国人民支持中立的政府，由这个中立的政府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中国的现行政体可称为“考绩选拔制”。
         
        崔之元则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总结中国的制度经验，其要点包括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社会分红、“后福特主义大生产”等。他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和国内流行的“中产阶级”一词不同，包括农民。
         
        姚洋则提出了“中性政府”的解释。中性政府之所以可能，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建国前30年的一大成就是造就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而且，平等的社会传统，也使得中共有能力避免陷入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能够在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下，调整一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比如双轨制），推进反腐败。
         
        对此一解释，卢周来认为，在一段时期内政府并不中性，比如有时实际与资本比较亲近，正面影响是高速增长，另一影响是拉大了社会差距。王绍光则认为，中性政府只是静态的描述，需要从动态的角度来描述政府，因为政府会根据实践的利弊进行动态调整，比如，在发现与资本接近带来了很多问题之后，则转而开始注重推行社会政策，增进社会公正。
         
        以上这些阐释中国改革经验的努力，有一个共同点，即致力于在更长的传统中来描述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制度变化。这些变化来自于30年来的改革实践，同时也有不同的传统根基，是“内生”的变化。
         
        最近，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在接受记者马俊采访时，提出了一个颇受关注的看法。他认为，自己观察的总视角是中国改革的自主性，现在倾向于用“自主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而不主张用“转轨”这个概念。理由很简单，“转轨”这个词主要是描述1989年后苏联东欧的执政体系崩溃之后，从苏联的那种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欧美式的多元民主、私人产权、市场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基本上都是由外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思想作为先导，借助外力，由国内的政权从上而下推动实施，早期称作“休克疗法”，强调的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一次性跳跃。与这种“转轨”相比，中国改革的目标、思想基础、领导体制、内容、过程、结果，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因此用“转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改革是极其不恰当的。
         
        崔之元认为，史正富博士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观察，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强世功则认为，以“自主制度创新”取代“转轨”，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自主制度创新显示了作为政治主人的基本含义，即以我为主，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主张，主动学习；而“转轨”仅仅是放弃自己的独立想法，完全接受西方的东西，更接近奴隶的哲学。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世功在会议发言中强烈地批评了“法律移植”，他认为，要理解30年的来法学思想，必须把握住“法律移植”这个关键词。“法律移植”在理论上假定我们原来没有法律，由此才需要移植，而在政治上必然是一场法律革命，即在引进西方法律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地摧毁已经存在的法律制度传统。从晚清沈家本的法律改革开始，一直到这30年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都是围绕法律移植展开的。在这一思路看来，仿佛我们今天取得的文明成就仅仅是这三十年学习现代西方传统所取得的，相反，改革带来的弊端都是传统文化所造成的，而看到不今天的成就，看不到我们的法制建设，恰恰是中国古典法律传统、社会主义法律传统和现代西方法律传统这三个文化传统相互撞击和融合的产物。
         
        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
         
        对中国经验的解释，以及自主制度创新等问题的提出，也将焦点重新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之上。学术自主和学术传承也自然是此次论坛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朱苏力在主题发言中对50后一代学人表示了整体性的失望，认为他们的贡献和他们所占的权威地位不相匹配，在追名逐利中放弃了当初的学问志向，尤其是把学问不好归结为缺乏学术自由，这种政治化的表述掩盖了一代人的学术能力和道德责任能力。
         
        冯象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分别讨论了法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自主性问题。
         
        冯象认为，中国法学最大的挑战，不在体制内的腐败和控制（如买卖学位、竞贿评估、大小山头争夺资源），而是全球化即全球美国化的形势下，中国法学整体上的边缘化、殖民地化。近年来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年轻一代精英学者的欢迎，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告别教科书“概念法学”，从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而非法条术语或立法者的意愿）出发，选题研究，可以展开对法治话语各个侧面的批判，既推动改革，又提升学术。他认为，中国法学，至少其前沿精英，就应当在拒绝学术腐败的同时，培育强烈的政治意识，关注民族利益，敢于担当历史责任。像王元化先生一样，把理论探讨的出发点放在中国的现实，而非任何“国际规范”。
         
        王绍光则指出，在研究政治时，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已习惯于扮演概念、理论、方法的消费者、进口者的角色，“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本土化迫使我们挑战自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有意识地进行自主理论思考，希望不仅能表述自己，还能有朝一日变成概念、方法和理论的生产者和出口者。他提醒，政治学的本土化必须从本土学者开始。虽然我们生于本土，自以为对本土有更深厚的关怀和更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如果不有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
         
        论坛圆桌讨论之前的最后一场讨论，恰好有关教学与研究体制，刘小枫和甘阳分别从大学发展和文教改革的角度论及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
         
        刘小枫指出，文教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优劣品质，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得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文教观念不对，我们的教育就不会重视承重墙的建设，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将没有承重墙。从百余年来的文教变革历史来看“文教改革三十年”，最重要的是观念意识问题。
         
        从百年来的历史来看，全面改革文教制度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改革理念：中国的文教制度何去何从。晚近三十年的文教改革，基本上是回到西化取向，但品质反而蜕化。在完善大学三级建制的同时，败象丛生。但并非不可为，关键看怎么做，比如最近几年，一些大学设立新的文科建制（如人大国学院），则是新迹象。他认为，必须与古典的文教理念对比，对当今文教制度的何去何从的思考才有根本性的参照。
         
        甘阳则通过重温胡适1912年的“非留学篇”和陈寅恪在1931年清华大学20周年时的“吾国学术之现状与清华之职责”，重提晚清以来的两个老问题。前者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后者提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这一当年的“公论”，在今天仍然是中国学人的“公论”吗？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大学之职责是什么”？“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是否仍然是中国大学的追求？
         
        甘阳强调接续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基本问题意识，提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文明抱负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只是一个缺乏历史的小文明体，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做西方的文化附庸，不必费力想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体，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文明责任，必须确立中国文明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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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新时期3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作者：陶东风      时间：2007-12-25   来源：天益网
   
  　　 1、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从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型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改变了不同知识系统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与社会定位，改写了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由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可以大致分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转型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官方名之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知识界则名之为“新启蒙运动”。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除农村外），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思想解放”或“新启蒙”运动之于知识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在整体上得到了重新评价，“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毛式民粹主义口号被否定，知识分子被明确地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对于无知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优越性得到了重新肯定。这种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在当时还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理论界的几场主要讨论，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在高层权力精英的支持下发起和主导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领袖作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公共意义。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其实是人文热），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除了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夸学科的广泛影响力和参与度。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它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这个时期没有打破而是继续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那种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政治与文化、政治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新政治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文化改造运动政治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也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新政治以合法性。它也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2、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二阶段，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言，这个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人文知识和政治场域、人文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技术官僚的时代正式来临。
                                      
    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全方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只是舆论准备，而是切实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只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不但不是革命时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且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一个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
                                       
    这是一场由人文知识分子肇始、推动，后来又为很多人文知识分子所诟病（特别参见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的变革，它严重地威胁着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还仍然保持的中心地位。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90年代人文知识和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根本上源于其和政治中心的原有“联盟”的解体，同时又没有能够及时建立其与市场及大众的新联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其中一部分充分利用大众媒介进行了面向市场和消费的符号，成为新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详下）。
                 
    当一种政权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手段，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量化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时，它就很容易发现，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知识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而与人文知识/人文知识分子的关系则是间接而松散的。能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与其说是笼统的“知识”，不如说是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如上所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改革意向的政治精英需要同样具有改革意向的人文知识分子来为权力和政策的转移进行合法化、正当化论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差异被他们之间共同诉求所暂时遮盖。这也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光荣与梦想”的最重要基础。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精英看来，这种合法化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政治改革要求与政治精英的“稳定”需要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何况在人文知识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文领域的论争总是直接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服务（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可能“干扰”特定的政治（如90年代的政治精英所认为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掌握“思想解放”的“度”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与改革的进行。在这个意义上说，非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技巧。人文学科的非政治化的具体措施就是所谓“不争论”，亦即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学科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不可能是纯粹的“知识”问题）进行悬置与淡化。与此同时，科技知识取代人文知识确立了自己与政治权力场域的紧密联系，相应地，科技知识精英也一跃而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并大规模地入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术顾问。对一个以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政府来说，它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当然不再是高谈阔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多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政治学、法学）不同，中国新技术时代的政治精英不但几乎和人文学科领域绝缘，而且也很少来自社会科学领域。[2]这一点很突出地显示出90年代社会转型的技术主义、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取向。仿佛国家只是一个经济体，一日三餐就是最大的政治。
                 
    当然，“胡、温新政”之后，这种情况似乎逐步发生了变化。一个很直观的迹象是，在新公布的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具有社会科学学历的新政治精英，从而打破了原先清一色技术专家的格局。[3]依据我的解读，增加最高政治精英结构中具有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人员比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出中共新政权改革理念的微妙转化：在继续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模式取来原先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用“又好又快”的新发展观取代原先的GDP崇拜。
                 
    3、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的特殊之处还深刻地表现在全社会普通大众的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转变。知识分子及其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从来不能脱离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土壤，除了政治体制等制度性因素外，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同样对知识的生产（比如何种知识得到大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只能小规模生产，何种知识几乎不能被生产出来等）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何种知识分子得到社会的认同、认同的程度如何等）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导致了老百姓重文人轻工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理想，把进入士大夫阶层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在解放后30年高度政治化的大一统社会（其特点是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生活都表现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生活）中，大众当中所流行的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观（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入党、当“劳模”），那么，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两种价值观都逐渐地变得由盛而衰，由衰而绝，取而代之的是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改善主义、甚至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第二阶段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是意识形态导向的政治社会向市场导向的消费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众生活方式可以概括为：以欲望为杠杆，以金钱为动力，以理财为手段。实利原则、现实原则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与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0年代的大众变得更加现实，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关注程度已经大大下降，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与人文科学一直相互牵连的中国，这种情况必然连带地导致对于精神、灵魂、意义等一切人文问题和人文价值的冷漠。[4]
                 
    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得知识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的变化。知识社会学已表明，知识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此，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在知识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这就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的哲学。[5]
                                       
    生活观念与大众价值取向的这种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的改变。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知识自然不敌务实的科技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技术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或通过专家咨询热线，向技术知识分子请教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结合巧妙的商品推销广告），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选择和维修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种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又一重要信号。如今，“专家”的话就意味着科学，而科学则意味着幸福、合理以及权力。
               
    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结果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利益集团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人员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新权力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决定了他们常常缺乏技术知识，并与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相疏离。这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
            
    4、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人文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分化。其中一部分仍然秉持批判立场和专业精神，在被政治权力疏远的同时，没有和市场或大众结成新的联盟，保持自己的学院知识分子身份；另一部分则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学院立场，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消费性符号，在权力和市场的同谋游戏中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双赢”，成为所谓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得力于大众传播、消费文化和文化市场在90年代的迅速繁荣，也得力于文化生产场域的分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相对分离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的特点是高度自治，场域游戏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学者同行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标举“纯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抵制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的入侵；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则更多地指向直接的商业成功和大众认可等“外在”标准，它生产的是可以迅速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
                 
    从这个理论模型看，于丹、易中天等所谓“学术明星”既不同于那些供职于大众媒体的娱乐界、新闻界从业人员，也不同于在“有限文化生产场”获得承认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既和其他学者一样供职于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又像娱乐业从业人员一样遵从批量化文化生产场的逻辑——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名义上是学者、大学教授，却并没有被同行——学者共同体——所认可的创造性学术成果，而是通过与主流大众媒介的结盟，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余秋雨）、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于丹）和大话化的历史故事（易中天）。这些产品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与利用历史上的人文科学经典，却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术积累。与大众文化的其他明星一样，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是商业策略的产物。
         
    5、不过，我虽然援用了布迪厄的分析模型，却并不认为9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学院化学术知识生产（大致相当于布迪厄说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已经获得了自己充分的自主性。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建设来谈。
                 
    新时期伊始，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政策的出台，学术研究的自主和尊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在80年代，学术界并没有出现官方推进的学术成果量化考核体系，没有我们在90年代所见到的表格大战、量化考核、数字化控制等现象，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一般都还享受一份清闲和从容（虽然经济生活方面还比较清贫，以至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穷不过教授”“研究原子弹的比不过买茶叶蛋的”之类说法）。
           
    进入90年代后期高校体制改革阶段，中国的学术体制化进入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是怪象丛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次学术体制化特别凸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浓重的利益驱动以及烦琐复杂的数量化管理诸特征。可以是说政府与市场，而不是知识界，才是这次体制化进程的真正推动者。本来，在一个学术体制很不健全、政府办高教、科研机构直属行政机关领导的国家，学术体制的建立需要借助国家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具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就像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常常需要由政府直接出面培植、扶持市民社会。90年代中国学术体制化的速度和力度离开了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学术体制化应该是也只能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中采用的暂时的过渡性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这是一种采用非自治的手段达到学术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以组织者的角色推进学术体制化，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则应该让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来确立，这样才能保证学术体制化真正能够做到保护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按照自己的自主原则进行的作用。说得更加明白一些：政府的扶持学术场域的目的最终目的恰恰是最后取消这种扶持――就像父母扶持孩子走路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彻底摆脱这种扶持，而不是为了借此控制孩子使之彻底丧失自立的能力。
               
    遗憾的是，现在进行的学术体制化好像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把体制化作为操纵学术、控制知识分子的手段。这个学术体制化进程由于掺入了过多的非学术动机而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看似“科学”“客观”的量化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学术资助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资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这套评估、奖励和资助体制又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体现的是高校领导通过学术大跃进、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所谓“强校”“名校”行列的思路。结果是，尽管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烦琐的量化考核体制，论文和项目的数量上去了，学位点增加了，教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及时适应这个学术体制的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却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学术“大跃进”运动完全违背了学术的自身原则，它只有体制化之名而无体制化之实，最多只能说是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伪体制化：把量化的标准推进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并完全根据刊物的行政级别来判定所谓学术论文质量；制定了非常繁复的表格让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正在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战；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过短（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员无法潜心进行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适应这个所谓学术体制的人就越是名利双受，成为“填表教授”（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作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有人戏称为同时烧几壶水，结果一壶也烧不开）、“行走教授”（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追求学术GDP还导致抄袭成风，其滋生的速度比媒体上曝光的速度还快（抄袭成风本身就与片面追求学术GDP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这些弊端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反复撰文批评，但效果却并不明显。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被数字霸权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欢称之为“发呆”――的时间。我这里说的“发呆”并不是非生产性的白白浪费时间，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在孕育重大的创造性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冥思”状态，是最富于生产性的时刻。此时学者绝对不能为一些急功近利的杂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记几分、拿到多少奖金等等）所缠绕，以便面对一些真正永恒的问题。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海德格尔没有那个远离尘嚣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着发表多少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们还能够成为一代哲学伟人！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九十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也不象八十年代那么清闲从容了，他们没有了为一篇论文、一个观点而长期积累、慢慢推敲、精打细磨的时间和心态。
                                
    就与文学关系特别紧密的人文研究领域而言，目前的学术体制化还存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实用性技术科学的霸权。现在各个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不但追求量化，而且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等等，片面强调应用性、强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数字化甚至反数字化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过数字公式表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存在的弊端。为了克服这样的弊端，出路不是重新诉诸反体制的“暴力革命”（“造反”），而是建立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是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体制建设的目的和途径都应该是为了让学术摆脱非学术因素――不管它把自己装扮得多么“科学”、“客观”，多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让学术更好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
                 
    5、中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时代，弗兰克·富里迪对英美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的描述似乎也是今天中国的写照：
                                       
    如今，真理、知识和道德价值越来越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而是代表着持有者的立场；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不再充当普遍真理的代表，而是特定群体或特定身份的代言人，高压文化和通俗文化不分轩轾；博物馆和美术馆进入社区，展示早已被各种认可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图书馆里增设咖啡厅，努力把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学校越来越追求满足学生的需要，大学教师被要求去‘支持’而不是改变学生；教师降低姿态，自称也在学习，同时也降低要求，一味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观点和努力。不同观点的讨论被等同于人身攻击。；学术自由变成了对教学成果的量化检查；生活的经验被与学习而得的知识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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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一点与90年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倡导的“学术独立”、“坚守（学术）岗位”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2] 笔者虽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统计，但是大家可以依据经验加以判断的一个事实是：九十年代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精英绝大部分出身于科技知识分子，或具有相关的学习或研究经历，其中尤其以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技术专家引人注目。
    [3] 仔细比较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政治局常委的学历构成，会发现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的人数有所增加。十七大常委的学历构成：胡锦涛，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温家宝，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习近平，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李克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贺国强，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周永康，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其中新增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所学专业都属于社会科学。相比之下，十六大的曾庆红、吴官正、罗干全部是工科毕业（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工程师；黄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罗干，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4]、当然，我不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热情与人文关怀的消退是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消费社会的标志，而是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原因。
    [5]这种“过日子”的价值取向在一些流行歌曲中有十分形象的表现。比如在《心情不错》这首流行与95年流行歌坛的歌曲中，心情的好坏已经无关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好心情来自“家人不错、朋友不错、自己也不错”，甚至于来自这样一些婆婆妈妈的琐事：“上帝们多少能分清真货假货，饭店的菜单又召回不少的回头客，在家里没人的时侯，门还是别忘了锁。”我想如果是在文革期间，这样的歌词势必被认为是表现“小资产阶级情调”。要知道在那时，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高度政治化（所谓“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