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传记主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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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态度改变人生

叶茂樟/供稿

  　　【主题阐述】
    　性格决定命运，态度改变人生。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因为性格差异导致人生错位的事例不在少数，他们重则江山易主，身首异处；轻则与机遇擦身而过，寂寞一生。其实，性格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要扬长避短，同样会做好你想做的事，成为你想做的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有它的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宿命。另一方面，既然性格可以决定命运，那么，改变性格就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缰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摒弃不良性格，发扬优秀品质，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就一定能够铸就辉煌的人生。

名作精选
　　　　　　　　　　　　　　　　　　　　泣 红
　　　　　　　　　　　　　　　　　　　　潘国本
　　日子就是路。过日子，就是人在走一条路。
　   他叫周祖福，不过，我更想称他周先生。6岁的时候，做船工的父亲过劳病故，将他撂给了寡母，从此靠母亲当佣做“女工”糊口。日子足够艰辛了，偏偏他又喜欢需要财力支撑的书画；那年代战乱肆虐，偏偏他又怕刀怕枪，闲下来喜欢独在一隅细味感情；如果糊涂一点，也一样可以快活，偏偏他又精细、聪颖，想干出番事业让人瞧瞧。他的路，很不好走。不好走也许让他想到了飞，他将自己比拟为一只嘴角出血的杜鹃，觉得还没到位，再前缀一个“瘦”，瘦鹃在啼血。那时他还在读中学，居然一个月写成发在《小说月报》上的八幕大剧《爱之花》，文章前的署名，已是“泣红”——文字未到，愁苦已在。
    　做上了老师以后，少年情窦点开了一个活泼秀丽的女生周吟萍，郎才女貌，爱得死去活来。可是，再深的爱，能跨得过殷实富户对一个穷书生的鄙薄吗？最后，只留下宝、黛那样的残局。“紫罗兰”是周吟萍的英文名字，之后他办的刊物叫《紫罗兰》叫《紫罗小片》，他的文集叫《紫罗兰集》《紫罗兰外集》《紫兰忆语》，他的花园叫“紫罗兰庵”叫“紫兰小筑”——他这样啼血！
   　 这样的身世，决定了他的缠绵悱恻，决定了他属于“哀情巨子”，也十分自然地，成了“鸳鸯蝴蝶”里的主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动荡，矛盾错综。铁肩文人已在写《子夜》写《呐喊》了，他出的书是《鸿雁知己》《新秋海棠》；更热血些的，已在办《新青年》了，他在办《礼拜六》，一本“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的杂志；知识分子都无不在“先天下之忧而忧”了，他呢，他购得苏州王长河头一个废园，辟出个周家花园，在里面畜养绿毛老龟，移植五人墓畔义士梅，伺候白居易手栽的槐树古桩。这个人，吝啬的上帝，只给了他这样一副弱骨柔肠。
  　  也是这个人，当日寇虎视中国之时，就这副骨肠，仍然爱国情挚，仍在坚持正义和善良。他写下《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又写下《祖国之徽》《南京之国》，21个文人在发起文艺界同仁“团结御侮”的宣言时，也没有少了他。
    　这样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气磅礴和暴风骤雨成了社会主旋律。待他蓦然回首，一些旧体制过来的朋友已调整了视角和步履，有了新业绩。他旧学太多太深，转不过身来，自觉与时代有了距离。他像只惊兔，呆在窟中，敏感而胆怯。
  　  这样又到了“文革”。“文革”是要荡涤一切的，毋庸说了，他是当然的“革命对象”。1968年8月20日，他再次站到批斗席上，在开明大剧院他从来做的是看客，这一次他成了台上主角。批斗延续到午后，高而瘦的他，体躯失衡，两脚发抖，脱肛下坠又趁火打劫袭来，他右手下意识地伸向患处，顶了一下那阵难耐的疼痛，没有想到右手还握着红宝书。那是一个疯狂的海洋，只要在其间，就一定会疯狂。就这个动作，定下了他的罪大恶极和十恶不赦。
  　  那天，他回到家中，古木伤残，花草呻吟，原先塞满古董的一排大柜七倒八歪，空空如也；一生收藏的珍贵书籍和手稿——这也是他的命根之一，早成灰烬。院外广播震耳，大幅标语越过院墙，直闯院内。能见的路口全塞死了，他又坚持了两天。院中还有一口井，本来早塞了，应众多“紫兰小筑”来客的要求，他恢复了那口井。他投了井。
    　他用得最多的名字，是周瘦鹃。
    　泣红，本来是他的一个笔名，不幸成了他的宿命。
　　　　　　　　　　　　　　　　　　　　　　　　　　　　　　　　　（摘自《文汇报》，有删节）
   　 【文本解读】
   　 所谓“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无碍于社会与他人，我们就无权干涉他的生活。与时俱进固然不错，只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和情操，“躲进小楼成一统”侍花弄草又何妨？更何况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仍然爱国情挚，坚持着正义和善良。“自古红颜多薄命”，周瘦鹃不是红颜，却有红颜女子的柔情弱骨，自然也薄命。他的死，我们该叹息他缠绵悱恻的个性，还是要归罪于那个疯狂无知的年代？相信聪明的读者自有答案。
名作精选

　　　　　　　　　　　　　　　　　　项羽是诗人，刘邦是小说家
　　　　　　　　　　　　　　　　　　　　　　盛晓白
　　　楚汉之争，项羽终以自刎乌江而告终。对此，确实有点不可思议。项羽出身世家，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刘邦不过是一个无赖，一个酒色之徒罢了。对项羽的失败，人们总抱有无限的同情与伤感。一曲《垓下歌》，让多少人荡气回肠，心存忧伤！历来关于项羽的评论都只局限于某一些方面，如刚愎自用、妇人之仁、气量狭窄、儿女情长等，缺少整体性的评述。我认为，项羽与刘邦的区别主要在性格上，且泾渭分明，各居于性格的两个极端。
    　一、项羽是诗人，刘邦是小说家。
   　 项羽是诗人。诗人感情用事，率性而为，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只图自己的感情宣泄出来。项梁死后，项羽沉浸于悲哀之中，一心只想报仇，不接受范增的建议攻打关中，让刘邦占了先机。项羽脾气暴躁，一意孤行，感情起伏大，既有坑杀降卒这样令人闻之丧胆、思之心寒的暴行，又有屡次原谅刘邦的“妇人之仁”。项羽还“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在生死存亡关头，心中没有天下，没有战争，只有一往情深的虞姬，悲叹着“虞兮虞兮奈若何”。诗人气质，让项羽错失了多少良机！
    　刘邦是小说家。小说家头脑冷静，理智重于感情。小说家需要考虑文章的结构，考虑文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能深思熟虑，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并广泛延揽各种人才。刘邦理智过度，近似于冷血，与项羽形成鲜明对照。两军相持不下时，项羽在军前架起大锅，绑上刘邦的父亲，高声叫喊：刘邦，你再不投降，就让太公下油锅！刘邦却语出惊人：我们既已相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真要烹煮你的父亲，就让我尝一尝肉汤吧！在危难之际，刘邦还几次把自己的子女扔下车子，只顾自己逃命。
    　二、项羽是孩子，刘邦是成人。
    　项羽是个孩子，尚未成熟。项羽拒绝知识，少年时读书、学剑均半途而废，并口出狂言：书只能记姓名，剑只能敌一人，要学就学能敌万人的本领。后项梁教授其兵法，项羽略知其意，便又不肯深入学下去。项羽拒绝人才，因早期名震天下，英雄竟相归于帐下。项羽自视甚高，没有把这些人当回事。韩信这样的旷世奇才，在项羽那儿得不到重用，只好到刘邦处另觅出路。当时的很多文人武将，都是在项羽帐下难以施展抱负，不得不投奔刘邦的。项羽的刚愎自用与上述种种，均体现出孩子的无知和任性。项羽对自己的力量评价过高，是孩子般不知天高地厚。
    　刘邦是一个成年人，为人大度，思想成熟。他虽然酷爱金钱、酒肉、女人，却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进入关中后，刘邦不杀子婴，不取财物，不掳妇女，与民约法三章，秋毫无犯，且退出秦王宫，还军灞上，买尽了天下人心。
    　三、项羽是本色演员，刘邦是性格演员。
    　项羽是本色演员，在人生舞台上展现的是真实的自我。他率真，毫无遮掩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做出自己想做的事，既不怕得罪任何人，也不计任何后果。刘邦是性格演员，在人生舞台上，他把真实的自我深深地掩盖在面具之下。他被人称为“仁义”，其实这是假象。大局已定后刘邦大戮功臣，仁义何在？他不过是假仁假义，收买人心，借用别人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
    　诗人、孩子和本色演员，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一个诗人通常有着孩子气，通常非常真诚。他们张扬个性，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之中，对社会、对人类充满着美好的想象。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冲突异常激烈的社会中，项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展现出真实的自我，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么，为什么项羽可以成为推翻暴秦的首席英雄？原因在于，此时众英雄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不需要花费精力收买人心，笼络众人，需要的只是推翻强秦的信心。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跟随着神勇无比的项羽，奋勇向前。项羽的人格缺陷，并不妨碍他的成功，甚至反而有助于他的成功。他用自己的热血染成一面鲜红的旗帜，始终呼喇喇地飘扬在队伍的最前面，所向之处无不披靡！
　   但是，推翻秦朝后，群雄失去了共同目标，都为着自己称霸天下。此时，得人心者得天下，善于团结群雄者得天下，这正是项羽的弱项、刘邦的强项。项羽的失败和刘邦的胜利也就势在必然了。
　　　　　　　　　　　　　　　　　　　　　　　　　　　　　　　　　　　（摘自《人民日报》）
　　【文本解读】
  　  楚汉相争的历史烟云早已随风远去，徒留下一片叹息和伤感之情。如今，我们已无法想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乌江自刎的瞬间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性格的缺陷造成的苦果终将到了自饮的时候。此时，再多的言辞都显得苍白无力。本文作者以形象的语言，结合历史史实，从整体上对项羽和刘邦性格的差异进行比较，揭示了项羽失败和刘邦胜利的根源，别有一番新意，也让“性格决定命运”这个至理名言的内涵得到更好的诠释。读过本文的读者，一定会心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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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客观地评述人物

陈法强　/供稿

　　【主题阐述】
  　  传记是一种对人物事迹和生平作真实记录的文章。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对人物的叙述和评论都要做到全面而客观。如何才能做到以上两点呢？
   　 1.真实确凿。真实性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对人物事迹的记述，要做到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力求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于人，以真感人。评论时也要有根有据。司马迁的《史记》便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信史的楷模。
   　 2.生动。叙述文字部分要写出人物的鲜明个性来，一要选材典型，恰当地记述事件，能见微知著，增强传记的可信力和感染力；二要将概括描写和细节描写相结合，要抓住那些最能反映人物思想风貌特征的传神细节。
   　 3.把人物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或典型环境中去评述。人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其一言一行定当有时代的痕迹。评述时，应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评述。如2008年高考山东卷现代文阅读《我所认识的梁漱溟》：第四段写到了父亲自杀身亡，这段文字有什么作用？答案为：①表明梁漱溟关心国事是有家庭传统的，②是梁漱溟格外关注文化问题的原因，③使读者对人物了解更全面。
   　 4.评价时，要述评结合。述是基础，评是深化升华；述要公允，评要得体，要辩证地看待传主的功过得失。
名作精选
　　　　　　　　　　　　　　　　　　居里夫人自传（节选）
　　　　　　　　　　　　　　　　　　〔法〕玛丽·居里
　　 1914年8月1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包括实验室的职员和学生，都加入了军队的行列。镭研究所实验室里只剩下我和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都应该义无反顾地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把实验室所储存的镭，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学识，尽一切努力为国家作应有的贡献。我主要的工作是为各个军事医院提供X射线检查，同时负责组织战地医疗队。
  　  战争期间，利用X射线能够查出伤员弹片所在的确切位置，医生手术时十分迅速和准确。但是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一所军事医院配备X射线治疗仪器，也没有必要的技师，在其他的医院里这种设备也是寥若晨星。我决心自己来解决设施和技师这两大难题。我四处奔走，把所有的实验室X射线设备集中在一起。1914年8月和9月两个月里，建成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我培训的志愿者在医疗站里负责具体操作。在马恩战役中，这几个X射线医疗站起了很好的作用，只是这种设备和人员太少，无法满足整个巴黎地区所有医院的需要。
    　我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他们给了我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经过我的设计和改装，这辆车变成了流动X射线医疗车。只要有医院需要，我们便迅速开车赶到。
   　 医生们尝到了流动医疗车的好处，这种车的需求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我向政府提出了增加流动医疗车的计划，很快得到“全国伤员救护会”的大力帮助。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我的计划在最短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实。法国与比利时之间的作战区以及法国其他地区，总共创建和改造了200多处X射线医疗站，还为军队装备了20辆流动X射线医疗车。这些车辆都是各界人士慷慨捐助的，还有些人捐赠了整套的X射线放射设备。这些私人捐赠对救助战地受伤士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时，称职的司机很少，没办法我自己学会了开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亲自开车前往。那些医院和救护站的医生、护士们大公无私、勇于牺牲的精神，使我们心生钦佩之情，并常以她们的精神鞭策自己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些被抬到救护车上的伤员们鲜血淋漓，血肉模糊，令人不忍目睹。在作X光检查时，他们咬紧牙关强忍着搬动身体所带来的剧痛，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他们在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经常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摧残，永远忘不了那血腥恐怖的场面。我坚决反对一切战争。
    　当时我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是没有得力的助手，帮助我进行X光检测。于是，我向卫生部建议，在伊迪斯·卡维尔医院下属的护士学校里，增加一个X射线照相科。我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1916年，镭研究所开始组建这个科并培训学员，在整个战争期间共培训了150名妇女。
    　为了说明、证实X射线照相术对医疗的重大价值，尤其是对在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和平时期的用途进行比较和说明，我编写了一本《战争中的放射学》的书，并将它出版发行。
   　　　　　　　　　　　　　　　　　　　　　　　　　　 （选自《相伴一生的伟大传记》，有删节）
　　【文本解读】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的文章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居里夫人，科学界的佼佼者，高尚人格的楷模。在叙述自己所做之事时，还不忘写到身边的小人物，这就是谦卑的居里夫人。
名作精选
　　　　　　　　　　　　　　　　　　　　　苏东坡传﹙节选﹚
　　　　　　　　　　　　　　　　　　　　　　　林语堂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七月十五，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有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教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谒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节选自《神·鬼·人：苏东坡传》，有删减）
    　【文本解读】
    　在林语堂看来，像苏东坡这样一个富有创造力，且刚正不阿、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确实值得大写特写。但是，林语堂先生重点抓住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来写。作者在该书序言中说，正因为他掌握了许多有关苏东坡的珍本古籍，所以确保了传主事迹的真实可靠，准确地剖析了苏东坡真实的心路历程。节选的这部分是《苏东坡传》的结尾部分，所写的临终前的几件事，看似琐屑，然而这些传神的细节描写，是传主个性品行的真实写照，让人感受到的是一个真实可亲的苏东坡。画龙点睛的议论，更是充溢着对苏东坡无限的仰慕和礼赞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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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往”关系中“比照”出人物特征（上）

许锡强/供稿

　　【主题阐述】
  　  近代巨人梁启超曾经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指出：“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想要富有成效地阅读人物传记，除了阅读本传所载之前后变化，关注“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也很重要。
    　一、同文比照。如蔺相如曾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太史公以廉蔺合传，即本斯旨。“附传赵奢、赵括者，以奢与廉蔺同位，而括为奢子，几于亡赵，正与廉蔺之存赵相反也。并附李牧者，继廉蔺之后，而为赵重，又与廉颇同受郭开之害者也。其事以照应生情，其文以参互见妙。”（清人李晚芳语）读辛弃疾名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人们经常叹息：如果赵王使者不被郭开所收买，廉颇就能为赵王重用，却秦存赵了。其实，论对秦作战的能力，李牧显然高于廉颇（苏洵《六国论》则因此而以决定赵国存亡的“良将”称之），但他在赵王迁执政而宠臣郭开干政这一背景下却落得忠而被杀的下场。即使重回赵国，廉颇也将处于同一背景之下，他又能有什么比李牧更好的下场呢？
　   二、异文比照。如陈寿本是蜀人，蜀亡入魏，晋代魏立，出兵灭吴，一统天下。陈寿身为晋朝史官而著《三国志》，“晋承魏统”，自然只能奉曹魏为正统，不得不到处采用“互见法”，对曹魏多所回护而又曲笔传达三国史实。更何况，赤壁之战有多少英雄豪杰参涉，《三国志》叙述战事又怎能每人每传详尽？所以，读《魏书》的《武帝纪》和《郭嘉传》，曹操好像根本不曾被周瑜战败，属于隐讳；读《蜀书》的《先生传》和《吴书》的《吴主传》，则有“大破曹公军”的记载，属于略写；读《吴书》的《周瑜传》，则知曹操曾在赤壁为孙刘联军“大破”，而所“破”之法正是黄盖所献的火攻之策。至于曹操致信孙权自称乃自烧其船引退，当然不能掩盖孙刘联军火攻赤壁的历史真实：他所烧的是被孙刘联军火攻后剩余的船只，如同现代战场上战败的军人自毁武器以免落入敌人之手，并不等于他没有战败。
   　 三、传、赞比照。传指人物传记，赞指传记作者在篇末发表的评论（《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称“赞曰”，《后汉书》称“论曰”，《三国志》称“评曰”，后人通称“论赞”）。传、赞一般意见一致，但也有不一致的，这更应深思。兴汉三杰，下场最惨的当属韩信。身为汉臣，司马迁的赞语只得按官方的口径发表“谋反被杀”的议论。但是细品传记，韩信居功至伟，在“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之时都不肯背叛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那么，天下大定后，手无寸兵的韩信就更不可能谋反了。
    　在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中，有一种“互见法”的编纂方法，将史书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所谓“互见法”，简单地说，就是有一些属于甲的材料，不在甲的传记里写出来，而到乙或丙的传记里去运用。这种对材料的处理方法，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史书作者为了避免被当局者祸害，在此传中隐讳彼传中则暴露。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把刘邦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留侯世家》《萧相国世家》及《郦生陆贾列传》等篇中则写出了他流氓无赖的本来面目。二、史书作者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如司马迁描写项羽，在《项羽本纪》中集中突出的是他喑呜叱咤、拔山扛鼎、英雄盖世的特征，至于他的缺点错误则放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等篇中写出，这样既不损害对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又保存了历史的真相。三、史书作者为了避免重复叙述，在此传中详写彼传中则略写，或干脆以“语在某某传中”一笔带过。
名作精选
　　　　　　　　　　　　　　　　　　　廉颇晚年寂寞谁之过？
　　　　　　　　　　　　　　　　　　　　　　许锡强　

　　历来对廉颇蔺相如的评论不可胜数，但其中最突出的当推清人李晚芳的见解——
    　“人徒以完璧归赵、渑池抗秦二事，艳称相如，不知此一才辩之士所能耳，未足以尽相如；惟观其引避廉颇一段议论，只知有国，不知有己，深得古人公尔国尔之意，非大学问人，见不到，亦道不出，宜廉将军闻而降心请罪也。人只知廉颇善用兵，能战胜攻取耳，亦未足以尽廉颇；观其与赵王诀，请立太子以绝秦望之语，深得古人社稷为重之旨，非大胆识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廉将军居赵，事业甚多，《史》独纪其与王诀及谢相如二事，非略之也，见此二事，皆非常事，足以概略廉将军矣。读此可悟作史去取之法。”
  　  这段评论的精髓，是从与赵王的诀别中揭示出廉颇以社稷为重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就不可能有负荆请罪的佳话。可惜的是，廉颇却未能永葆这种精神，其晚景凄凉多半系咎由自取。
   　 和廉颇同时，赵国名将辈出，著名的有乐乘、赵奢、李牧和庞煖等等。但其中和廉颇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推乐乘。
    　乐乘是名将乐毅的族人。赵惠文王二十九年，“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不可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赵孝成王十年，乐乘和庆舍一道领兵击败秦国名将信梁君王龁的军队。十五年，燕国令栗腹以四十万攻鄗，使庆秦以二十万攻代，侵略赵国。赵使廉颇以八万遇栗腹于鄗，使乐乘以五万遇庆秦于代，燕人大败。于是，当年“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旋任相国；而乐乘则于次年被赵王封为武襄君（《史记正义》注云：“襄，举也，上也，言乐乘武功最高也”），第二年又被任命为假相国大将军，领兵帮助廉颇继续围攻燕国。乐乘对廉颇，不仅关键时候意见一致，并且还有并肩作战的情谊。
    　但是，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廉颇领兵攻打魏国，围繁阳，未成，而孝成王薨。赵悼襄王继位，使武襄君乐乘往代廉颇，廉颇却勒兵攻乐乘，乐乘惧走归国，廉颇流亡魏国。
    　至于廉乐交恶的原因，司马迁所用的是暗示：“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而廉颇对此势利言论竟无一言一行加以反驳。就这样，一个细节描写而褒贬自见，廉颇本有自高自大的倾向，又有这样的宾客与之朝夕相处，其精神境界发生变化自不足怪。《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二回就此虚拟出“廉颇怒曰：‘吾自事惠文王为将，于今四十年，未有挫失。乐乘何人，而能代我？’”的话来，并非完全向壁虚构。
    　但是，这种精神境界的变化和相应行为的出现，却使廉颇本人陷入了非常难堪的境地。他本是领兵攻打魏国的，突然间却转而流亡魏国——当然，“魏王虽尊为客将，疑而不用”。“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所谓“我思用赵人”，或者是楚人不为所用，或者是楚人不中所用，这才想起最适合他使用的还是赵国士兵。鲁迅曾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提到，“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和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燕王曾问燕军以五伐一，能否胜赵，乐间说不可，因为“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乐间的劝告发兵伐赵，结果反被廉颇和乐乘重创，兵临城下。廉颇在赵国为良将，其个体能力得以显示，和其指挥的是能征善战的赵国军队这一群体归属大有关系。确实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那历来都附有一个“以便于国家”的前提。奉命前来接掌他对魏战事指挥权的是乐乘而非赵括之流，廉颇却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反而对乐乘举兵相向，结果是乐乘不能领兵作战而他自己也无法安身于赵，于国于人于己何益之有？社稷为重，并非只为社稷，同时也可说是为自身，因为个体无论怎样重要，一离开群体即无足轻重也。
   　 因此，廉颇在赵国为良将，一为楚将却无功。老境寂寞，晚景凄凉，其教训显然应当多从其群体归属建构方面着眼总结。
　　　　　　　　　　　　　　　　　　　　　　　　　　　　　　　　　　　　（摘自《中国教育报》）
　　【文本解读】
   　 人物常因遇不遇“时”而命运各异。“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千古长叹。但本文作者却指出：老年廉颇曾被楚国任为将领，不能说不遇“时”，可惜毫无建树，因为楚兵不同于赵兵。“廉颇在赵国为良将，其个体能力得以显示，和其指挥的是能征善战的赵国军队这一群体归属大有关系。”廉颇未能永葆社稷为重的精神，自高自大到对乐乘举兵相向，结果是乐乘不能领兵作战而他自己也无法安身于赵……误人误己更误国，罪过太大了。而廉颇其人的人物特征也于此得到了更为鲜明和全面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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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传记主题阅读

——从“交往”关系中“比照”出人物特征（下）

许锡强＼供稿

　名作精选

周恩来——中国式的革命家

　　毛泽东充满了超凡的魅力，但是江青却十分“冷漠，而且很粗鲁”。
    　蒋介石是个拙劣的战略家，但是他的夫人很聪明，“本来可以凭自己的本领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周恩来“有非凡的才能，他的夫人表现出几乎同样的魅力，也几乎同样老练、能干”。
    　这不是一般政界权威的闲谈，而是理查德·尼克松的回忆——他认为，中国这个国家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由于水门事件而不光彩地辞去美国总统职务的这个人在中国度过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无怪乎中国领导人在他撰写的关于自己认识的各国政治家的新书《领袖们》中占了很大的篇幅。
    　在谈到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时，尼克松由衷地流露出钦佩之情。
    　尼克松还写道，周“确确实实是我认识的有非凡才能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尼克松还写道：“周恩来出众的品格是我那次旅行中得到的最生动的印象之一。我逐渐对他有了很大的了解，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敬意。”
    　尼克松说，周是把不同品质融合在一起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既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家绅士；既是一位富于献身精神的思想家，又是一位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善于进行内部斗争的人，又是一个出色的调解人。”
    　周还是一位注意细微末节的人。这位美国前总统追述说：“在预定参观长城的前夕观看一场乒乓球表演赛的时候，周没有作出解释就离开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亲自找人清除通往长城的道路上的积雪去了。”
    　尼克松还抱着同情的态度谈起已故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他曾于1972年和1976年先后以总统和平民的身份拜访过毛泽东。
    　尼克松说，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感到他的意志力似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特点。他说，毛泽东主席是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
    　尼克松追述道，他第二次访华时，毛的健康已大大恶化。“他的讲话听起来像是一连串单音节的哼哼声和呻吟声，但他的头脑却很敏锐、清晰。他明白我说的一切，但他试图回答时，却又说不出话来。如果他认为翻译没有弄懂他的意思时，他就会不耐烦地夺过记录本来写他的话。看到他处于这种情况，使人感到痛苦。无论人们对他有什么看法，我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战斗到底的战士。”
    　尼克松对江青却没有表示这样钦佩的心情，他在描绘1972年的访问中和江青的一次会见时说，我从未见过比她更冷淡、更不懂礼貌的人。
    　尼克松说：“周的夫人邓颖超却大不一样，她表现了很多我在周的身上看到的那种魅力和老练……她完全不像毛夫人，她没有让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毁坏她的女性气质。”
    　另一位受到尼克松高度评价的著名女士是蒋介石的夫人，他说：“蒋夫人聪明善辩，有一种精神力量。凭这些品质，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尼克松说，他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1953年，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种我十分珍视的友谊。
    　但是，尽管他们俩私人关系很好，他不能不说，蒋是一个平庸、拙劣的战略家。
   　 尼克松说，在30年代那场使中国遭到灾难的战争中，蒋与敌对的军阀们组成了联盟，让他们成为单独的实体，而毛却使共产党控制了社会各阶层。“历史也许会把这一成就列为毛最伟大的功绩。”
  　  尼克松说，中国的前途本来可能会比它在20世纪中的血腥经历光明得多。
   　 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是否能维持下去，“而且利多弊少，这取决于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能否像周恩来那样断定他们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如果中国领导人确实选择了“首先是中国人而不是共产党人”的道路，那么中国——它有10亿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民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摘自黎信主编《外国新闻通讯选编》上册）
　    【文本解读】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于1982年出版畅销书《领袖们》，其中第七章《周恩来——中国式的革命家》译成中文约两万五千字。这里提供给大家阅读的虽只是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稿，但却“一斑窥豹”，可以让我们明白尼克松为周恩来作“评传”的匠心所在。他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这篇“周恩来评传”，相当程度上是对此三人的性格、贡献和影响所作的比较与分析，较为公正地评价了三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很有见地；同时，这三位历史伟人的人性光彩也更为凸显。
    　尼克松于1972年2月对中国大陆的7天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他对周恩来的评述，很多内容就来自他本人在此重要历史关头对周恩来的直接观察，令人信服。
（许锡强）
　名作精选　　　　　　　　　　　　　　　　　埃德加·斯诺的晚年
　　　　　　　　　　　　　　　　　〔美〕玛丽·克拉克·戴蒙德
　　1970年，埃德加·斯诺又访问了中国，这是他对新中国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他终于获准携带妻子洛伊斯同去，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中国领导人请他向美国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欢迎尼克松总统前来访问，不论作为一个旅游者，或是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都可以。这是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生活》杂志很快发表了埃德加·斯诺写的两篇文章。
    　由于健康的缘故，1970年那次访华对埃德加·斯诺来说是艰难的，他自我感觉不佳。但是，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沿着1949年前自己走过的路线旧地重游了一番。一路上，他急切地向妻子指点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同时告诉她当时发生的故事。陪同他们访问的，是埃德加·斯诺当年突破封锁去会见中国革命领导人时为他担任翻译的人。事情真是太有趣了，正是这位曾经叫做王汝梅的人，经过稳步地升级，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接着又出任中国外交部长，现在是国家副总理，在政府最高层中据有一职。他就是副总理黄华。
   　 在埃德加·斯诺最后的几年中，他继续频繁地重返美国。1965年，他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都柏林参加了第二次都柏林会议，那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访问。会议上，那些有名望的代表经过认真的讨论，制定了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计划。但是，埃德加·斯诺却拒绝在会议宣言上签名。因为他感到，会议参加者没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表现出足够的了解，规定相应的章程。
    　严重的疾病向埃德加·斯诺袭来，但他觉察到的第一次症状，没有立即显示出致命的危险性。1970年他离开中国后，立即到香港的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回瑞士后，他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精力也时盛时衰。他只能间歇地进行工作，艰难地把精力倾注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他时而进医院，时而又出院。1971年9月，两位挚友在到中国作第一次访问的途中，到瑞士的那座农舍去看望他。他的精神看起来不错，但他仍然为他的健康、家庭，以及无法在美国发表文章而忧愁，种种思绪喷涌而出。对于《纽约时报》前不久拒绝发表他写的关于中国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一篇文章，他特别地恼怒。
    　1971年12月，医生为他施行了一次探查性的手术，他体内情况很不好。1972年2月15日，也就是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去中国访问的同一个星期，埃德加·斯诺逝世了。为了劝说尼克松总统将埃德加·斯诺接回他自己的国家，将他安排到华盛顿附近的贝特思达医院进行治疗，人们进行了各种努力。退一步说，如果尼克松这样做，也可以补偿麦卡锡时期和“非美活动委员会”所犯的罪过。然而，理查德·尼克松只回了一封简信，对所提出的要求表示遗憾。对此，埃德加·斯诺十分厌恶。埃德加·斯诺在美国的朋友都感到无能为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洛伊斯将他生病的情况告诉了中国。仅仅耽搁了几天，一架飞机从北京飞抵日内瓦，为瑞士的那座农舍运去了一组医护人员、医疗器械，甚至还有一张病床。他们原先想把埃德加·斯诺带回中国，但他们发现他的病情太重，不能移动。这样，这个精良的医疗组就留在瑞士照顾埃德加·斯诺和他的一家，一直到他去世。
   　 埃德加·斯诺逝世后，人们从他先前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上发现了这样一段话：“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摘自《斯诺的一生》，见《纪念埃德加·斯诺》）
　　【文本解读】
   　 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架起了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他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曾经轰动世界。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斯诺受到迫害，全家迁居瑞士日内瓦，直至逝世。晚年体弱的他仍致力于中美间的友谊，而他应中国领导人的请求代为传达的消息更是打开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局面——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该文折射出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化，而斯诺本人在中美两国的不同遭际，又发人深省。 （许锡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