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问题，慎作判断！月旦人物，更须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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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前有‘预习’，课后有‘复习’。



==这次到蓉城狮子山参加[研修]的‘学员’，我---湖北管季超--
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明年就满50岁了！

===管季超自知愚钝，学识浅薄，与青年才俊是有差距的。要跟上青年朋友的步伐，只能用[笨鸟多飞]的笨办法。

===到成都前，我有‘预习’：将熊辉寄来的《教师之友》《新教育》看了整整一个星期，又在网上看美忠/朝阳/卫星。。的帖文。
       所有讲座‘教官’我都试图通过网络有个大致了解。
       在[高研班]，我听课比较认真。但，笔记，做得极少！

===今天，我来作一次‘复习’，将看[高研班]配发的学习资料小册子的零星感受，敲在这里，请学友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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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南都周刊的访谈文]



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2011.09.01 25582 南都周刊2011年度第33期
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严路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流沙河在成都街头，1993年。摄影_王学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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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读感：

  沙河老师给自己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诊病！


2，==引：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读感：‘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

http://xnjyw.5d6d.net/thread-32873-1-1.html

汤文选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以人物画歌赞新政权，‘文/革’后改画花鸟画，这样相对‘安全’！

沙河老师呢？钻到故纸堆里，‘认字’去了！

http://xnjyw.5d6d.net/thread-52046-1-3.html



http://www.hanziwang.com/


我的班主任是“右派”


文/魏勇


     1984年，我上高中一年级，正好王远老师接我们，当班主任兼上数学课，以后三年都是他带着我们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数学高峰，只是路太陡，加上自己一路打望（重庆话：看美女的意思），所以栽下来了，最终在他眼里定格为“十大九瘟症”的形象，意思是个头大的人几乎都是笨蛋(我身高一米八0)，数学从此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创伤，谁提数学我跟谁急。老实说，刚毕业时，我最恨的就是他，恨屋及乌，连带恨数字，通常我是记不住电话号码的，应该与他有关。十几年过去了，慢慢理解了他，我才发现他对我们当时的那批同学也曾产生积极影响，每次搞同学会大家自然要对他“控诉”一番，但我注意到涉及时政话题时，所有的人都与主流意识形态自觉地保持着距离，各人的见解有深有浅，但没有一个网络中常见的“左”/派同志，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细想一下，班上同学现在的思想状况其实跟他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他曾经是“右”派。


刚上高中时，王远老师已经是传奇人物。50年代中期，他考上重庆大学数学系，自恃才高八斗（时称数学王子），在57年大鸣大放，结果中了“引蛇出洞”的计（在他那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被打成“右派”。当时我们历史教科书这样说：57年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机会，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王老师的“引蛇出洞”论一下就颠覆了教科书在反右问题上给我的认识，直觉告诉我活着的历史比书上的历史更可信。由于被打成右派，王老师被开除学籍，然后被劳动教养。牢教放出来后，不务正业，也没法找到正式职业，后来，他就在我家附近的采石场当石匠，还曾经倒卖粮票、布票等，常被市管会以投机倒把的名义抓起来，日子过得非常潦倒，接近四十岁了都未结婚，我父母见证了这段历史。



    春雷一声震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他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先是一个镇中学聘请他去教数学，不久，他就名声大躁，迅速成了数学领域的权威，他的名声除了得益于学问，也得益于长期的压抑，二十几年积蓄的“利比多”的释放。



      之所以他有火山爆发一般的工作热情，一方面，大约是为了报答邓/副主/席的大恩大德，另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后来。据他对我们说，只要让他上讲台搞数学，不给工资都行，所以他对象我这样有吃有喝还对数学三心二意的人深恶而痛绝，仿佛暴殄了天物一般，常常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他当第一届班主任的做法让全校老师瞠目结舌，学校分给他的个人寝室他不住，被子一卷，带着牙膏牙刷洗脸盆住进了他们班上的学生寝室，吓得班上的学生屁滚尿流，一时成为传奇。他的这种破釜沉舟舍我其谁死缠烂打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做法，哪个学生受得了？尽管当时“白卷英雄”张铁生风韵犹存，学生们还是乖乖地投了降，走上了又红又专的道路。于是王老师在据说“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的时代，成为了正式的人民教师，但他拒绝“教师”的说法，他一直自称是“教员”，我一直不明白他是谦虚还是别有深意？84年，他被调到省重点中学，在那里，我们成了他新的蹂躏对象。



     他蹂躏我们的一种常用方式是，讲课时他独自陶醉于他自己的数学世界里，根本不管我们的感受，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数学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他经常出神地望着黑板上他自己的解题过程或几何图形，嘴里“啧啧”赞叹：“太美了！太美了！”当他回头的一刹那，发现我们一脸茫然如祥林嫂时，他就大发雷霆：“这么美的方程式，你们就无动于衷么？”害得我们自惭形秽，只有拼命地揪住自己头发愤怒的谴责自己“为什么我那么笨？”



     其实，在我们班被批评得最多的不是我这样的弱智，恰恰是班上数学最好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后来到国外读了博士，但当时她经常被王老师无情打击，王老师喜欢拎着她的作业本做痛心疾首状：“题虽然做对了，但做法太复杂，做得很丑，完全没入数学的门。数学的最高境界是简洁，是四两拨千斤，简洁就是美。”每当他这样批评人时，象我这样不要说入门，连数学的门开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的人，总是被气得咬牙切齿：太没人性了！做对了题也要被侮辱,那我们这种就连最难看的数学方法都没掌握的人，怎么活？



     他不仅利用智力上的优势摧残我们，也摧残他的同事。有一次，学校的教导主任，也是数学老师，好象姓张，他到我们班来借班上公开课，下面校长、主任、听课老师黑压压挤满了教室。课上到一半时，我就听到王老师在后面叹气，回头一看，他拨浪鼓似地摇着头，眉头皱成了“川”字，一脸的不满。过了一会儿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王老师起身走上讲台，用手拍了拍张主任的肩，很温和地说：“老张，你下去，这个题我来讲，你教的办法太笨了。”张主任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赶下了讲台，然后，他站在讲台上唾沫四溅，开始了他的激情表演.的确，他高明得多。



     毫无疑问，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他身上的传奇色彩更浓了。他的那种特立独行的作风，让许多老师摇头，议论，作为数学老师，和他共事于同一个学校，简直就是灾难，因为他的存在，把别人衬托得象白痴一样。



     说实话，尽管几乎所有的人（不管是否被他打击过）都公认他是一个数学奇才，但在数学方面我没有什么收获，既谈不上数学审美，也没形成基本的数学思维。作为一个对数字不敏感且空间思维能力差的文科生，对他正儿八经上的课没什么印象，倒是他讲的一些题外话让我记忆犹新。



     许多班会课成了他痛诉“反革命”家史的忆苦课，往往他一进入过去，就泪流满面甚至泣不成声，害得女生掏手绢，男生低着头，我们不敢看他，怕自己的眼神没有和他一样悲伤，一不小心把自己出卖了。他以他惨痛经历告诫同学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争取出国，走得越远越好，对当时曲啸报告上说的“祖国就是母亲，母亲错怪了儿子，儿子不应埋怨，要一如既往的爱她”的说法，他作了一个干脆的评价：放狗屁！他有句名言：当所有的人做同一件蠢事的时候，并不能因为人多而改变蠢事的性质。有一次，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他大放厥词：“当今的中国，智商高的人做学问，智商平庸的人当官，智商低的人发财，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智商高的人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一路读上去，不做学问干什么？智商平庸的人勉强考上一般大学，做学问没天赋，下海又觉得不划算，所以，就在人际关系上下功夫，于是走了仕途；智商低的人连大学都考不起，只有自谋出路，摆摊做生意，遇到改革开放这个形势，所以就发了。”据说，当时校长脸色很不好看。



     在80年代，他的这些言论是很出格的，不管是我直接听到的还是别人转述的，都给当时的我带来了妙不可言的愉悦，就象贪玩的孩子得到了意外的希奇的玩具。多年后，同学聚在一起评价他时，一致认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学老师，教大学对他更合适，但他是一个合格的班主任，因为，他没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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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常平：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4日

　　文/ 查常平博士(学者、批评家，《人文艺术》主编)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今天的艺术界日益明显。为什么在二十年前以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为目的的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最终成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在未来的创作中，如何摆脱这种民族主义的囿限？这就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原因。
　　1.民族主义的内涵
　　在广义的社会学中，民族意味着人们基于共同的自然环境区域、共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的语言交流体系、共同的个人心理结构、共同的时间观念系统以及共同的信仰表述形式而形成的亚人类共同体。和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本土化与国际化之类范畴一样，民族一词属于一种亚人类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在最低层面忽视了个人的存在、在最高层面和人类这一最大的共同体相对立。西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这些价值体系的一种政治表达，并延伸出所谓的政治民族主义。但是，只有在单一民族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其内部才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对于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逻辑上将成为一种非理性的破坏力量，导致国家分裂和民族冲突。因为，就字面涵义而言，民族主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徐迅语)这里，“特定的民族意识”，指一群人对自己习惯性的自然环境感知、社会生活方式、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语言交流体系、个人独特的心理感知结构、时间观念系统以及信仰表述形式在口头与书面文字中的文化自觉。所谓民族主义，无非是在其他民族面前要求该民族内部的每个成员绝对在言语与行为上优先忠诚于上述内容，要求其他民族承认这种优先性忠诚的合理性价值。于是，民族主义成为民族冲突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强调，其实都是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排斥。20世纪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在根本上就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极端实践形式。当民族主义者侧重于对民族传统及现实生存的国家认同的时候，他就更多取向政治民族主义；当其侧重文化心理与文化精神认同的时候，他就更多取向文化民族主义。对于政治民族主义而言，民族主义将蜕变为部分权力集团捍卫自己权力的一种依据；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而言，民族主义将演变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对外交往策略，使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逻辑上处于劣势状态，而使本民族陷入封闭的自大之中。在结果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都无法避免民族冲突，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内涵使然。
　　2. 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
　　当代艺术，在西方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艺术，其主要标志为装置、行为、影像、地景等艺术媒介的出现，其表达对象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全部世界图景；在中国指90年代以来的艺术，综合了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理念，在艺术体制上至今处于前现代。
　　当代艺术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了大量以民族主义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为主题关怀的作品。爱德华·露西-史密斯(Edward Lucie-Smith)的《今日艺术》(Artoday，1995)中曾开辟专章，讨论“少数民族艺术”问题。事实上，从徐冰的《天书》(1988)、《文化转变的个案研究》(1994)、《新英文书法入门》(1995－98)到谷文达以各个民族的头发为主要艺术媒材创作的《联合国》系列，都同文化民族主义的论题相关。这里，我们主要选择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几位代表性艺术家的作品为个案讨论的对象。
　　张晓刚用黑白炭精画技法，表现一个核心家庭三个成员无个性的目光。父母身着中山装，神情严肃呆板；孩子张着小嘴，紧张不知所措，一幅假熟而非早熟的面孔。一根细红线，象征血缘纽带，把三人连接在一起。孩子头像的灰黄色与父母灰色的脸面形成对照，形成一种艺术色彩图式的张力。艺术家企图借助这种色彩图式的差异，呼唤人性的差异性与异质性的出现。儿童在这件名为《血缘 大家庭一》(1995年 布面油画)中，象征着艺术家内心的人性诉求，仿佛是对父母一代人的同质性人格的批判。在主题关怀方面，张晓刚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血亲伦理问题；在图式关怀方面，他敏感地把握到现代人因为生活的沉重而产生的对色彩单纯性的审美需要，在画面上层次分明地使用灰色、黑色、红色、白色。他的作品素材，取自改革开放以来因实行计划生育而产生的核心家庭；其图像源于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普遍经历的全家福存照，源于艺术家本人对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意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如何在神秘的细小细胞中隐藏自己，并假装和家庭中所有其他成员同步”(张晓刚语)。或许正是在这种伪装的生命成长中，大陆的中国人普遍泯灭了个体性的生命意识，沦为在精神生命方面萎缩、在文化生命方面沉沦的存在者。个人消失于血亲乃至泛血亲伦理的社会关系中，反之，血亲伦理又模糊了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界限。因为，血亲伦理强调的，不是人作为个体的独立人格的生存，而是以人融合在家庭集体中为生存目的。张氏的《血缘 大家庭》系列，不过是为汉语伦理思想的民族传统给出了一种现代性的图像化诠释，并在这种诠释中突出对个体差异性的彰显。他从中分化出的《姐弟》(1999)、《父亲和儿女》(2005)、《大头像》(2006)之类作品，在艺术观念语言图式上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推进。他甚至以一种画面的唯美追求取代了对血亲伦理之于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追思。不过，恰好是这种对于血亲伦理的艺术表达，使其在西方收藏界得到了广泛的青睐，同时促使艺术家本人成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这就是他为什么在法国抵制北京2008奥运会后写信公开支持王广义、卢昊退出巴黎马约尔美术馆展览的原因。当代艺术在中国大陆始终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位置，就表明文化民族主义在当代的根本缺失，更不用说今天真正有良知与尊严的知识分子在大陆的边缘化位置。或许是根据这样的认识，他的作品所隐含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才以政治民族主义的显性形式现实地呈现出来。
　　另一名艺术家王广义，在发表了取消2008年6月法国展览计划的声明后，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位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家荣誉对他很重要。尽管如此，王广义的政治波普画，其前卫性何在呢？
　　和张晓刚以20世纪50－60年代的全家福为图像资源不同，王广义的作品的图像源于60-70年代文革大批判以及90年代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符号。其真正的内涵，为文革政治与商品品牌的流行图像。前者对血亲伦理的主题关怀，赋予他在艺术界以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后者对于文革图像的消费，使其成为艺术界中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代表。在王的《大批判－种族－可口可乐》(2007)里面，列宁以一个沉思者的形象坐着，仿佛在听取小女孩的汇报，其前面是一位革命后代的男孩拿着红缨枪整装待发。左下角的英文商标(Cocacola)，我们既可以根据它在画面上的边缘位置理解为革命的对象，也可以看成是革命最终的出路正从下向上燎原延展。至于上方的“种族”(RACE)一词，也可以做类似的诠释。前苏联从各个民族虚假的大团结最后瓦解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独联体的历史，就是对此最佳的明证。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一种基于1989年之前象征艺术家理性探索的符号。画面因在灰黑色上的白色可口可乐英文商标、在黑色底色上的红色人像轮廓、在黄色上的红色英文“种族”(RACE)的书写，形成一种鲜明的层次感。“可口可乐”的英文，做了一种商标贴上去的处理；其余两部分，用印章式的散落数字连接一体，一种由西方种族、革命政治、符号消费组成的主体画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选择的问题发生语境乃是在所谓的西方(苏联为东欧的一部分)而非当下的中国，在一个过去与现在相对立的时代。这种判断，更有其同期创作的《大批判—艺术博物馆》(2006)、《大批判—艺术与图腾》(2007)为证。换言之，艺术家以革命哲学的姿态在批判以英文书写的文化标签的同时，对它们却暗含着一种消费主义的挪用态度。正是这种对汉语政治思想的民族传统中的革命观念哲学的隐喻，促使王广义最终成为一位政治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消费主义者，尽管他在艺术上采取的是一种规避现实的政治批判策略。
　　王的《大批判》系列的艺术观念，的确和汉语思想中的革命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王在艺术革命成功后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源，不难明白他对于以文革大批判为标志的汉语思想中的革命传统采取一种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因为，对于任何革命者而言，都不可能将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深度文化传统作为彻底的革命对象，尤其是这种传统同现实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王近二十年延续《大批判－可口可乐》(1990)所确立的艺术原初图式——由中英文品牌名称、大批判人像、789之类数字、红黑黄的色块背景形成的现代艺术图式——的行为，他的雕塑《唯物主义者》(2003－05)、装置《冷战美学》中对于充满血气的无神论者的革命式的颂扬以及对于革命边缘人物的无可奈何的恐惧的表现，都是对其持有的革命哲学艺术观念的注释。不过，正如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所言：艺术家的思考应该超越国家的概念，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是不够的。
　　在微观叙事层面，伤痕美术的灵感根源，是基于70-8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的经验记忆。作为这代知青群的艺术家的代表，罗中立的创作演变最具特色。他的成名作《父亲》(1980)，的确继承的是汉语思想底层人文关怀的传统。它最初取材于1975年的除夕之夜、作者在重庆厕所里遇到的一位守粪农民的形象。罗中立最初画守粪的农民、又画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画《我的父亲》。在这巨大的“父亲”头像面前，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作者对于底层农民的深度同情。后来许多年里，他继续画他们。但是，他坚持的乡土写实图式，除了记录川东农民的部分现实生活外，现在却演变为一种艺术符码，一种将人物与背景网格化、表现性的编织袋图式，一种罗中立原本倾心的绘画形式，早已丧失了底层人文关怀的真实力量，正如在《下梯的农妇》(2003－05)、《吹灯》(2004)、《拥抱》、《躲阵雨》(2007)中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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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三十年沉思录10

岳敏君：《诺亚方舟》,布面丙稀,280x220cm，2000

中国当代社会由于在政治层面上还处于前现代的时期，因此，任何尖锐地关注底层边缘人物命运的作品在官方主导的大型展览中都难以同艺术公众见面，并在公共传播中遭到了有意识的忽视。不过，这并不影响在艺术家中时断时续地出现以底层人文为主题关怀的作品的问世。几年前徐维辛的矿工系列、莫鸿勋以**者为叙述对象的《遣返原籍》系列（2009）就是明证。

莫鸿勋：《**者》系列，布面油画，200x150㎝x8张，2009

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面前，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以方力钧、岳敏君为代表的玩世写实画风，在主题上同汉语底层思想中无奈反抗的传统相呼应。1989“中国现代艺术展”后，中国社会陷入全面的虚无主义；1992年后，人心趋向了彻底的拜金主义，其价值论形式为物质主义与肉身主义。出生于60年代的一批所谓“泼皮群”艺术家，真实地在这样的文化现实面前感受到自己于生存状态中的无奈、无聊、无助。于是，他们以此为艺术表现的主题对象。岳敏君曾与笔者谈到：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腐败，作为一个艺术家除了表现这种无奈外，还能够做什么呢？岳敏君把耿建翌张口冷笑的大头像（《第二状态》，1987）置于城市（《城市2号》，1993）或想象中的场景（《诺亚方舟》，2000）；方力钧把在无聊中的傻笑、嬉笑、哈欠的大头人置于艳美的云端、水中（《2001年1月1日》），置于美丽的自然景观中。这明显区别于他1988年画的第一组以老家山区的写实场景为背景的光头形象。这样的大头无聊图式，一直延续至今。其内在的动力，在于他们还是相信艺术表现本身的价值，相信这种表现并非无聊本身。

方力钧：《2001年1月1日》,111x141cm，布面油画

当主流社会不再允许艺术对社会现实采取任何批判态度的时候，艺术家除了选择无奈的自嘲外还能做什么呢？即使如此，他们并没有放弃对这种无奈自嘲所认同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价值观的信仰。事实上，当艺术所依赖的最高价值丧失了价值的时候，以人的生理本能需要为动力的最低价值就会成为人们的最高价值。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只是这种最低价值的社会学显性形式，其隐秘的核心价值观为肉身主义与虚无主义。
蔡国强从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以火药为艺术媒材的作品，其主题关怀，定位在以毁灭为创造、以瞬间的快乐代替永恒幸福的寻求的价值观。这正是汉语思想中的虚无主义传统的现代版。其中所呈现出来的虚空的狂欢的接受效果，再次预示着任何没有超越性向度的历史文化的短暂生命。他的《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1993），使用火药达六百公斤，一万米的导火线从嘉峪关城门向西延伸，连续爆炸形成一条火龙。然而，这只是一条在艺术想象中存活于瞬间的长城火龙；《世纪蘑菇云：为二十世纪所做的计划》（1996），是在内华达州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与曼哈顿的高楼大厦前实施。其造型，的确让人想起二战结束前日本原子弹爆炸的情景，不过，它的文化批判性如同孙悟空的云中游戏；《瞬间彩虹》（2002）作为纽约现代美术馆新馆（MoMA QNS）的烟火计划，将现代艺术所依存的当下性时间观展示得淋漓尽致：一切都是昙花一现，永恒不再！这甚至包括个人的生命本身。在解释同年于意大利完成的《空灵的花》（“Ethereal Flowers”）与《真相大白———回顾安东尼奥尼》（“Big White Truth”）两件作品时，蔡国强说他是以美丽、快乐的火焰来纪念生命，但它们的消失会使人难过。火花的消逝与生者的延续形成一种悖论。况且，火焰何以能够构成对生命的纪念？在中国民间，人死时放火炮乃是要驱逐其他鬼魂对死者的威胁；他的装置作品《撞墙》（2006，古根海姆博物馆），由 99 只仿真大小的狼共同投奔、撞向一堵玻璃墙构成，其造型远看仿佛一条龙。如果联想到他的烟火装置《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1998），我们就会明白艺术家在《撞墙》中的题旨，即是对以强权正义为历史正义的任何狼文化——包括汉语思想中的革命哲学传统——的结局的隐喻；他的《历史的脚印》（2008），从历届奥运冠军中采集29人的脚印，以此象征北京第29届奥运会艰难的历程。这从永定门开始、横穿天安门广场、一步步跨向鸟巢的烟花脚印，既是对奥林匹克倡导的人类渴求自我超越精神的消解，更是对华人的人类化进程的苦难史的乐感诠释。
正如蔡国强本人所意识到的那样，他的作品的根本观念，是虚空（Emptiness）、变幻、移动、偶在、不确定性。但是，它们服务于肉身乐感文化的狂欢实质、服务于无所节制的物质消费主义。这就是蔡国强全部作品的实在、恒定、静止、必然的确定性内容，是在一个举国沉浸于享乐主义时代以现代艺术的名义对享乐主义本身的礼赞。不过，他在泰德现代艺术馆企图完成的《叶公好龙》（2003年1月31日）的爆破计划的失败，恰好构成了对这种建立在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与肉身主义的人生观的乐感文化未来命运的预言。他用火药引燃后形成的“火龙”造型，将经过泰晤士河、千禧桥和泰德现代艺术馆，最后绕着艺术馆的烟囱蜿蜒上升、消失于空中。当晚泰晤士河的水速、强风之类自然因素以及埋入电脑芯片用来勾勒龙形的贝壳未能点燃之类人工因素，使预想中的空中火龙胎死腹中。原来隐喻英国人的叶公，成为了对部分“龙子龙孙”在全球化时代一厢情愿的对抗思维方式的绝妙隐喻。在他眼中，根本不存在任何国际性的文化与符号。他甚至用英国的解剖学、生物学、博物馆学的传统来诠释达迷恩·赫斯特（Damien Hirst，1965-）的作品，并将其同英国的殖民掠夺联系起来；他将英国地景艺术家理查德•朗（Richard Long，1945-）用“步行”创作作品的方法理解为“大英帝国征服全世界的‘不落的太阳’中的旅行和画地图”的过程，理解为一种以现代艺术的方式的想象性掠夺。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对这些学科乃至艺术媒介的学习，不就成为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帮凶了吗？这里，问题不在于别人是否在艺术创作中遵从了民族主义的逻辑，而在于这种逻辑在人类世界图景中是否本身有逻辑根据？在于它是否使更多的人能够赋有作为人的生活的尊严？在于它是否有利于使个人融入人类共同体之中？

3.反省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

依据对张晓刚、王广义、罗中立、岳敏君（方力钧）、蔡国强的当代艺术作品分析，我们看到了他们分别和汉语思想中的家庭伦理、革命哲学、底层关怀、无奈反抗、虚无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传统——即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的对应性。他们坚持对这样的价值观的单一表现，对其本身并无实质性的批判性反思。作为对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的文化精神的写照，他们的努力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文献价值。正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倾向，最终转变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总体而言，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艺术界，于90年代初更多是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面对前现代的政治、现代的经济与部分后现代的文化混杂处境时、针对西方的一种生存策略。最后，为了捍卫现实的生存权利，他们大多数从艺术上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者，以便在一个没有私权神圣性法权承诺的国度里面获得政治正确与公众传播效应的保障，从而获得一种身份保护。诚然，即使在文化民族主义中，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区分视觉图像的民族主义表达与语言叙述的民族主义表达。
当然，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艺术家无法摆脱从政治民族主义到文化民族主义的囿限？如果各国当代艺术家的频繁交流是为了寻求彼此的接纳理解，如果从这种寻求中可以察觉到人类的确是在走向一体化的进程、走向“另现代”来临的时代，那么，他们的民族主义观念，岂不是正在成为了一种历史的敌对力量？如果艺术家作为人首先要摆脱这样的宿命，除非将当代艺术理解为个体生命与人类文化的一种精神样式外，难道还有其他途径吗？这里，我们必须从文化的定义谈起。
在词源上，文化是个人对自己心灵的耕耘。当个体生命对自己的心理结构进行自我反省的时候，文化作为一种教化形式于是开始积淀在人的意识生命之中。其外化的主要形式，就是艺术、形上、宗教为代表的精神样式，并构成任何族群生存的价值论基础。因此，如果认定文化的起源是为了个体生命的建造，那么，文化民族主义的实质，必然以在最低层面上对个人的认同为皈依，而在最高层面上取向文化人类主义。正是这种驱使人拥有个人性与人类性的特征，使以艺术、形上、宗教为内容的文化活动区别于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活动。
艺术、形上、宗教，乃是个人在自己的意识生命里对于超越性之在者的寻求之产物。在我看来，“形上是个别自我以人的存在的客体化本源中的生命理智为前景、在观念中追随终极信仰的精神样式。它把个别自我的观念提升到普遍观念（原初观念）的高度，它从追问开始，以追随原初观念为终点。艺术是个别自我以人的存在的客体化本源中的生命情感为前景、在形式中感觉终极信仰的精神样式。它给与个别自我以普遍形式（原初形式）。艺术根源于人的感受，表现为感觉形式。宗教是个别自我以人的存在的客体化本源中的生命意志为前景、在信仰中护守终极信仰的精神样式。它将个别自我的原初信仰奠基于普遍信仰，开头是人的顿悟，结局为对普遍信仰的持守。因此，形上、艺术、宗教因同个别自我的心理结构相联系而属于心理学的关注对象，又因同终极信仰的在下承诺有关而和神学纠缠一起。它们都是人的超我意识承受在上的普遍自我或‘终极实在’的精神样式，但其承受方式的根本差别体现为：形上以原初观念承受普遍观念背后的终极信仰，艺术以原初形式承受普遍形式背后的终极信仰，宗教以原初信仰承受普遍信仰背后的终极信仰。作为个体生命对终极信仰的个别承受，它们开启的真理永远是有限的。”相反，按照《圣经》，基督教在上帝之道成为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的核心教义中使终极信仰成为终极的信仰本身，由于它就是对超越性的上帝的承受，因此，它对于一切以世俗世界为基点的文化具有一种超验的批判精神指向。正是这种来自于世界之上的启示经验，启示一切人都在罪恶之下，赋予基督教以超民族主义的特征。它吁请人摆脱任何亚人类价值观的束缚，包括民族主义的种族身份（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即外邦人）、法权身份（自由人与奴隶）、性别身份、宗教身份（受割礼的与未受割礼的）、文化身份（化外人、西古提人）的囿限，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接受同一位圣灵的洗而成为一个身体，成为满有造物主形象的新人，归向上帝之国。如前所言：即使是中国当代的优秀艺术家，即使是对世俗文化采取批判态度的艺术家，也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的局限。他们在最低层面创造了仅仅属于自己个人的原初艺术观念图式，使自己成为了个体生命自我实现的代表。但是，在面对强权正义的历史逻辑面前，艺术之类人文文化，并不必然使其主体和普通的公众相区别，并不必然会将他们引向人类主义。换言之，任何源于世界本身而又指向世界的艺术批判如果不从超越性的实在那里吸取力量，最终都将以批判者的自我为中心、以批判者所处的世界呈现出的亚人类价值观为可能的价值取向。因为，任何奠基于世界的艺术，最后都以世界本身为归宿，无论它起初采取了多么前卫、多么急进、多么先锋、多么叛逆的姿态。相反，人若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除非他将自己的艺术理想置于普遍的人类生命情感之中，除非他以任何人都要遭遇的生与死、爱与恨、生命的有限与永恒之类为艺术的主题关怀，否则，他就只可能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他能够创造出呈现时代社会主题的艺术图式，如张晓刚以50、60年代为图像资源的全家福图式，王广义以60、70年代为符号消费对象的大批判图式，罗中立以70、80年代川东农民生活为艺术主题的网格表现图式，岳敏君、方力钧以80、90年代的无聊情绪为书写对象的大头图式，蔡国强以火药、龙的造型为艺术媒材的烟花图式，但他们正是在这种社会性的创作中使自己不再成为人类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信仰者。这些图式尽管作为原初图式的起源可能同艺术家个人的生活经验相关，由于它们的确和汉语思想中的某种传统相关联，所以，对其中的民族主义的批判并非出于外部的强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和一切当代艺术无论在起源与功能上的差别昭然若揭：当代中国艺术因为以个人的意识生命、他所在的社会的精神生命、他所传承的历史的文化生命为基点，所以，在根本上难以摆脱文化民族主义的桎梏；相反，基督教因为以上帝之道在耶稣基督里自上而下的启示为信仰的起点，所以，它本身就赋予其信仰者以超越于世界、时代、民族、血缘家庭的胸怀，使人在最低层面成为个人、在最高层面成为人类中的一员。对于民族主义之类亚人类价值观，基督教在耶稣基督里以个体得救为开端的个体主义与在基督耶稣里以个人同创造之主和好为目的的人类主义，将构成一种永恒的超验性批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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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查博士文中对我最有启发的观点：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今天的艺术界日益明显。为什么在二十年前以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为目的的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最终成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在未来的创作中，如何摆脱这种民族主义的囿限？


     20世纪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在根本上就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极端实践形式。当民族主义者侧重于对民族传统及现实生存的国家认同的时候，他就更多取向政治民族主义；当其侧重文化心理与文化精神认同的时候，他就更多取向文化民族主义。对于政治民族主义而言，民族主义将蜕变为部分权力集团捍卫自己权力的一种依据；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而言，民族主义将演变为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对外交往策略，使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逻辑上处于劣势状态，而使本民族陷入封闭的自大之中。在结果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都无法避免民族冲突，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内涵使然。


http://xnjyw.5d6d.net/thread-51101-1-3.html

管季超识：

      坦白地说，读查博士这一路的文章，我始终难以‘进入’！主要是语言表述方式，还有若干概念的不熟悉。
      读了几遍之后，模糊有了点‘感觉’。

      查博士送我的9本《人文艺术》论丛，读得也很艰苦。原计划一周或半月读完，现在看，不大可能。

      我找到一个偷懒的办法：挑着看！只挑自己能一下子‘进入’或有兴趣的，先看！

      原计划的写书评，也改为‘给查先生写封信谈读感’的讨巧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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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认同曹文轩这篇文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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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自序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8月27日
新浪读书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书，是由精华学校网络课程的授课视频整理而成的。它的出版，首先要感谢磨铁文化的沈浩波先生和苏静先生，是他们在网上看到了我的课程，并决定把我这些贻笑大方的一家之言整理出版，给了我一个谬种流传的机会。感谢精华教育的李峰学总裁和范开基校长，是他们的包容与开放，使我有一个大放厥词的场所。还要感谢我的课程策划刘娟小姐，我每一节课的成功都离不开她的辛勤付出。还有出版社和精华学校无数为我服务的编辑和工作人员们，他们一次次感动着我。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成百上千选修我课程的学生们，以及支持、鼓励，包括批评我的网友们。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历史老师，从小因为喜欢历史而读历史，因为爱历史而在大学选择历史专业，最后顺理成章地教历史。不经意间，我的教学视频片段被放到网络上，点击率竟然超过了2500万。在国外的学生告诉我，说我的视频出现在优酷首页、百度视频首页，我才知道自己“一夜成名”了，一切都已不可“挽回”…… 我个人认为，中学的课堂应该是相对封闭的，不应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像娱乐圈的明星，需要炒作，需要曝光自己，老师是需要把自己遮盖起来的，而现在这种“非正常”出名，令我感觉比较尴尬。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只能是这么来安慰一下自己，如果有解释的机会，就尽量去解释。我想跟大家说我绝对不是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对于我的课，有人说是哗众取宠。我感觉对于学生来讲，兴趣永远是第一位的，牛不吃草不能强按头。把学生讲笑了，总比把他们讲睡了要强些。现在的孩子有多少人喜欢看历史书？尤其是那种干巴巴的严肃的历史书？让他们自己去看书，不见得有效果，所以我喜欢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带出知识点，并加上一些我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以成一家之言。

     历史什么人学了有用？大人物学了有大用，比如国家领导人学有用，吸取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教训，定国安邦。而现在的大部分高中生学习历史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工作，奔一个锦绣前程。所以我觉得历史这个学科应该是普及性质的教育，提高人文素养。我讲历史，就是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科兴趣。听我的课，记住了什么是次要的，对历史产生兴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我们的历史教育，虽然情况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也没有完全达到无任何界限地研究历史。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他在《国史大纲》前面有一段话，“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比如说研究中国的明清时期，我们自己写的历史书把明清时期写得一塌糊涂的，封建社会到了末世了，衰落了，怎么都不行了。反过来去看西方历史书，比如剑桥历史，是高度赞扬中国的明清时期的。中国那时的白银占世界的一半；中国的农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为什么我们自己这么妄自菲薄？因为那是封建统治者，所谓的封建地主，我们不能歌颂他。 历史应该是论从史出，得出的每个结论应该有史实做依托的。不能先拿出一个结论，然后把对我有利的史实拿来，有选择性地遗忘，这样是很可怕的。这种东西如果不彻底改变的话，历史学的研究是很难有大的突破。我在讲课的时候，也尝试着能在这些方面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至少让学生不要相信没有史实根据的事情。有的人说我颠覆了历史，那么想请问，你了解的那个我颠覆之前的历史，是不是被颠覆过的？如果是，那我只不过是把颠覆的东西，又颠倒过来了。
       我还是踏踏实实想做一名老师，就是普普通通的，本本分分的，混同于芸芸众生的老师。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大学学的是怎么教历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历史本身，所以才疏学浅，讲课难免有谬误之处，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以上是我想说的话，权当本书的序言吧。 袁腾飞 2009-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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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大事记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8月27日
新浪读书


2008年上半年， 中学历史老师袁腾飞给学生讲课视频被上传到视频网站；
2008年下半年， 袁腾飞被百万网友推举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有人亲切称其为袁Sir；
2008年年底， 袁腾飞授课视频在网上累积高达两千五百万点击率；
2008年年底， 袁腾飞接受到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组邀请，正式录制百家讲坛的节目；
2009年上半年， 五十多家媒体争相刊发转载有关“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的新闻报道；
2009年上半年， CCTV10开始播放袁腾飞讲“两宋风云”的节目预告；
2009年7月13日，袁腾飞讲“两宋风云”的节目在CCTV10的百家讲坛栏目正式播出；
2009年， 截止发稿时间，谷歌搜索“袁腾飞 （老师） ”，相关网页近2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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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腾飞语录http://book.sina.com.cn 2009年08月27日15:05 新浪读书



    长城是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我们老祖宗很明智的，长城以北的地是不能耕种的，只能放牧，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呢，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

     骑兵打步兵，那不跟德国队踢中国队似的吧，我想进几个球就进几个球。北京奥运会我给你留点脸，我5分钟进一个，我不给你留脸半分钟就进一个，180比0。

    历史剧《孝庄皇后》里多铎戴着一个大耳环，一看就要吐。你见到过清朝王爷戴耳环的吗，以为是歌星吗？

    登州就是山东蓬莱，韩国人跟咱们套磁的时候，就说中韩两国隔着浅浅的一道海，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山东半岛的鸡叫声，也不知道什么鸡，叫那么大声。

    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族打过来了，我躲着。

    电视剧《天龙八部》里萧峰他爹被人误杀了，在那个墙壁上刻字。香港拍的剧，萧峰他爹刻的是蒙古文，我很佩服导演，没让他刻英文。大陆拍的，刻的就是契丹文。

    查嗣庭处斩，全家流放三千里与披甲人为奴，幸亏没满门抄斩，不然就没金庸先生了。所以你看金庸先生写的武侠小说，无一例外反清复明。

   孔子是最倒霉的，死了几千年永远不得安宁，谁有点什么事就把他拽出来，要不然就烧香，要不然就上板砖。

   现在皇陵绝对不能挖，什么时候高科技了再想办法。况且这玩意儿你挖也没用，也不能把东西卖了，还得建博物馆弄武警看着，累不累。还不如在土里埋呢。

    皇帝开国的都不错，到二世没准还能凑合点儿，守成还行，到三世这帮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整天与阉竖为伍，你想想他除了“下面没有了”的笑话还能了解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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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说相声一样说历史
作者：洪宇澄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不少人问过这话，但初见书名，还是有些诧然。作者正是百家讲坛《两宋风云》的主讲袁腾飞。

    这本书好处多端，略表其三。

   有意———“你看那厮长的那模样，哪有一点帝王福相啊。那脸跟个鞋拔子似的，又像瓦刀，满脸麻子……你给他画成这样，他宰了你。你美化他，把他画得跟秦始皇汉武帝似的是吧，他也宰了你。”大约没有哪本说史的书能出现这种文字，说的还是一朝开国之君，然而袁腾飞不但说，而且旁征博引，条理分明。除了痛斥朱元璋之外，他不屑于反清复明而有理有据地赞扬了满州的诸位明君，他把懦弱无能的大宋朝总结成“最可爱的王朝”。种种迹象表面，普遍的历史观念在《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本书里休想轻易扎稳马步，你总能在读这些颠覆性论断的时候发觉从前对历史的认识如此概念化，它们被袁腾飞风卷残云地描述成另外一番风景。

   有情———面对历史，多半人选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他们很客观，如一尊庄严钝重的石佛。偏有另一些人，不能说他不学术，也不能说他没道理，但从他们口中喷涌而出的历史事件总像沸腾的熔岩，那种莲花锦绣的情景须臾便能俘获你的心情。其实历史书最初的面貌本就是痛快愉悦的，如何两千多年后的历史书却成了这副寡淡模样？袁腾飞不信，他就是另一些人之一，他直斥寺庙里的乱收费，直斥明朝皇帝是一个赛着一个的混蛋。此君感情滚烫，一口京片子生脆而凶猛，砍瓜切菜痛下针砭，如同老北京的豆汁，初入口毁人朵颐，细回味悠长绵然。

    有趣———据网友说，袁腾飞真正的对手是郭德纲。这话不准确，但也不扯淡，“七次下西洋，600万两银子花出去，郑和整个是一个散财童子”、“汉人的服装是最笨拙的，宽袍大袖，那个大袖子能钻进一个人去，穿上那个衣服一上街，勤劳的清洁工都得下岗。”从这些通篇充满的包袱可见，袁腾飞说史真有点儿相声样，学和唱谈不上，说和逗不含糊，让一本说历史的书变得饱满鲜艳，像含着满口的跳跳糖一样充满惊喜。看起来他是明确想告诉我们历史是个有趣的玩意儿。




http://xnjyw.5d6d.net/thread-52042-1-1.html

原来可以这样有趣："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咋讲课
2008年07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在网上他被称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他的“语录”每天都在更新。相比太多照本宣科式的教学，他致力于引导学生对知识产生兴趣。他嬉笑怒骂的讲课风格引来争议，但这位从教14年的老师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普及历史知识，并且让这种普及变得有趣——

对一位醉心于历史的中学老师来说，“史上最牛的……”这种表述像个伪命题，他觉得“这样的人历史上不曾存在过”。但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在网上，“袁腾飞”已经成了“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
“您挂在百度视频第一条。”6月初，他接到一位留学海外的学生打来的电话，袁腾飞这才想起，一周前，他此前业余任教的一所民办学校曾提出，要将他讲课的视频片段放到“优酷”上。他以为“优酷”是学校内部网，就答应了。
之后的事出乎他的意料。学校先后上传了24段视频，累计点击量超过1000万。经网友收藏和转发后，与“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相关的网页超过7万个。《袁腾飞语录》随即出炉，每天都在更新。网友们观后褒多于贬，大多认为“课上得生动睿智”，“多几个这样的老师，中国就会少几个上课睡觉的学生。”
但作为北京市高级历史教师，此次“非正常出名”让袁腾飞备感压力，他甚至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工作单位以及从教经历。有同行笑着叫他“牛老师”，也有老师背后说他“哗众取宠，胡说八道”。
“偷袭珍珠港”是其中点击量最大的一段。一身中山装的袁腾飞，迈着八字步，像说书一般演绎:“咱们一般说，什么东西不自量力呵，叫蛇吞象，日本人是蛤蟆吞恐龙，居然敢跟美国打仗。”他掰着手指头给学生算账，“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产量25倍，汽车产量450倍，飞机制造能力600倍，你跟他打，你不是作吗？”
接下来，他甚至模拟了一段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大将与联合舰队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对话，分析战争有多少胜算。
尽管讲授内容大多围绕课本，但是袁腾飞这种连批带讲、嬉笑怒骂的讲课风格，足以让学生和网友们会心一笑。当然，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对历史不严肃”的表现。此外他所涉及的史料，教材和教参上大多没有。赞叹者谓之“渊博”，反对者看成是“颠覆”。
而在这个教了14年中学历史的老师看来，自己的任务其实只是普及历史知识，并且让这种普及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实际上，远在视频上网之前，袁腾飞在网络上早有声名。他的几个学生2006年初即创建了百度“袁腾飞”吧，比“易中天”吧还早。这里汇集了他从教以来从“70后”至“90后”的众多弟子，还有培训班上来自北京各所中学的学生。
这些学生因为喜欢袁腾飞的课而喜欢上历史，他上课时的细节成了这个吧里经久不衰的谈资。比如，“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着上课，一旦他站起来，就要讲段子了。”还有人观察到，“他用粉笔写完字必定要拿湿巾擦手，多半有洁癖。而且老师的书巨干净，一个标注都没有，可他却能准确地告诉你该在哪里画重点。”这些都被看作是“牛人”的一面。
因为记满了“袁腾飞语录”，历史课本成了这些学生唯一不在高考后处理掉的教科书。
一位今年的考生直到高考前还在报班听袁腾飞的历史课，作为理科生，他原本高一之后就不用再考历史了。还有一位女学生，即将进大学学财会了，却还想着要报“袁sir”的暑期班。
小雯（化名）是西城区一所区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高考前一个月，她放弃了欣赏昆曲《牡丹亭》的机会，赶去上袁腾飞的最后一节课。她想报考历史系，希望得到老师的鼓励。
但是这个让小雯“爱上历史”的老师并不赞成她的选择，他告诫小雯，学历史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
“又一个孩子被我引上了歧途。”在得知小雯已经考上历史系文物和博物馆管理专业之后，袁腾飞摇了摇头。
而他自己则是在18年前被保送进首都师范大学时走上的“歧途”。当时的高三学生公认面前有三条道:外语是金道，数理化是白道，文史哲是黑道。袁腾飞选择了“黑道”。由于生长在没有过多娱乐活动的年代，他小时候就以听评书、看连环画、读传奇故事为乐，因此迷上历史。
尽管对历史感兴趣，他却从未想过要当历史老师，大三时一度想去卖保险。直到有一天，系里有位先生说，“你去教书会很有潜力。”
其实袁腾飞第一次给学生讲历史是一次很失败的经历。大一时，他给一个初中历史兴趣小组讲北京历史。头天他在宿舍里试讲了好几遍，没想到第二天一上课，学生根本就不爱听，“我那时上课特别木讷，照本宣科，就想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们。”
等到大学毕业后正式当上历史老师，袁腾飞就开始在课堂上讲一些北京土话，“讽喻批讲”也能信手拈来。然而据袁腾飞最早带的一位学生回忆，“每次历史课，我们这帮小屁孩儿就听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表演单口相声。那时老袁的包袱水平很稚嫩，有时候包袱抖完了，台下都没反应。”每堂课上他都会准备很多材料，但是“控制时间的能力稍差，经常一开扯就忘了时间，然后下课铃一响就哀嚎:‘坏了，又拖堂了？’底下同学们暗自窃笑。”
不过，等第一拨学生教完后，袁腾飞已经成了区里有名的优秀青年教师。他所在学校的校长曾专门写了篇文章《略析青年教师袁腾习的教学特点》。这位校长认为，看一个教师成熟与否，根本在于看他是否心中明了所讲授的学科要教给学生什么，该怎样去教。在校长看来，这个初出茅庐才四年的青年已经完成了这两点。
怎样教？袁腾飞认为，就是要让学生对历史有兴趣。还必须知道学生喜欢什么，“很多时候，老师想说的和学生想要的不是一回事”，得学会因势利导。
袁腾飞刚当老师时讲甲午海战，讲到军舰沉了，邓世昌想殉国，他养的狗咬着他的发辫往岸上拖，他把那狗摁到海里，一块儿死。第一次讲，学生们也跟袁腾飞一块儿感动，很“壮怀激烈”的感觉。但等他教书教到1999年左右，袁腾飞碰上了“新新人类”，再讲这故事，孩子们说，“哟，可惜了那条狗了。”
后来又讲林则徐虎门销烟，说在海边挖池子，海水引进来，投进石灰和鸦片搅拌，起化学反应后，残渣排进大海。还没说完，讲台下就嚷嚷:“老师，林则徐不环保。”
“当时特别震惊，匪夷所思，觉得彼此不是一个行星上的动物。”袁腾飞想起那帮学生，哈哈大笑，“后来细想想，这帮孩子不是成心捣乱，他们的年龄、心理和人生经历就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后袁腾飞在课堂不再提那条狗了，说到虎门销烟，就先抢着说，“林则徐这么做，现在看来不环保，是吧？当时还算高明。”这个“环保”在后来的学生看来也成了抖包袱。
袁腾飞发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应试并不矛盾。比如有个考点说，“唐朝陶瓷艺术的代表作是唐三彩”。这时袁腾飞就会形象地告诉学生，“唐三彩跟今天的纸人纸马一样，死人用的，活人不会用这东西。你看电视剧《孝庄皇后》里，满人进中原一路上抢了不少宝贝，拿出来一看，全是唐三彩。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谁把纸人纸马当宝贝挨家摆着？这是冥器，民国时农民刨出来都砸了，嫌晦气。宋朝人觉得浪费，改纸人纸马了。”这是他的一条经验:有时候，很短的一段故事，也能收到好的效果。
袁腾飞也会有气急败坏的时候，据最早的那批学生回忆，有一次课堂上说话的人太多，“袁sir教鞭一砸，脸若冰霜，接着讲台上的教材、教案、粉笔盒通通飞扬起来。底下同学早就不敢吱声了，全都战战兢兢看着。只见袁sir又踱了几步，然后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捡起根粉笔，在黑板上题了首七言！”只是，那时学生们“早吓呆了，谁也不敢动笔记录，这首诗便没有流传下来。”据说，袁老师题诗完毕，眼望窗外，悠悠叹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说完，擦掉那首七言绝句，继续讲课，“下课铃响，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这些性情并不影响学生们对他的喜爱，他们觉得这就是“爱之深，责之切。”
面对每一届学生，袁腾飞都会引用宋儒张载的“为往圣继绝学”一句。他认为“往圣”指先贤，“绝学”指的是历史和文化。有时候，他很矛盾，一方面担心学生学历史，将来工作难找，另一方面又希望学生中能出一两个治学的人，把历史和文化传承下去。
在今年袁腾飞所教的班上，至少有3个学生报考了历史专业。小雯是其中一个。此前的历史老师只会照本宣科，让她一度对历史课失去兴趣，直到后来遇到“袁sir”。
“他在我几乎要放弃追随了近10年的历史时，把我拉回了历史身边。”在她看来，“最牛的老师能在有意无意间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记者 蒋昕捷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