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史诗意义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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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的史诗意义和艺术魅力

    忽培元

由《史记》的文本创新及其深远影响说起

    “龙门千尺浪，司马万古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气势恢弘的诗句，是镌刻在黄河龙门悬崖峭壁之上的一幅巨大的摩崖石刻。可见《史记》在人们眼里，至少已经是可以与黄河胜迹相提并论的。黄河龙门，在陕西韩城和山西侯马之间。韩城就是汉代伟大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乡。至今他的墓冢与墓碑还挺立在黄河西岸的芝川高岗之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经历九曲十八弯，在龙门上游不远的最窄处，大约只有不足六十米宽吧，可它来到龙门终于冲出狭长的秦晋狭谷，像脱缰大的马群，尽情奔向千里大平原，一下子扩展为二十三十里宽！这是何等恢宏的气势。由此想到了《史记》在中国史学与文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无与伦比的文化影响。以文学的笔调记录历史，把人物画廊连缀成一部永远生动鲜活、威武雄壮的“历史连续剧”，这是中国汉代文豪太史公司马迁的创举。就像结绳记事、文字的创造，之与人类记录文明的开启，《史记》的文本创新无疑是具有破天荒意义的。他是中国文人的骄傲，更是我们秦人的自豪。  

      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当黄河开始解冻的时候，笔者曾专程前往拜谒了司马迁的故乡。在龙门听过黄河惊心动魄的流凌涛声之后，即奋力登上芝川高岗，于司马迁墓前久久伫立，不禁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太史公自序》称其远祖在上古颛顼帝时为重黎氏，执掌观天象、决农事、定历法之职，从尧、舜到夏、商，重黎氏的后嗣一直世袭担任此职。待至周宣王时，司马迁的祖先因军功赐姓司马，其后司马氏又任职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朝恢复太史之职的第一任太史令，其职责是：起草诏令、编修史书、记载国家大事、掌管典籍、制定历书、负责祭祀等事。他经常用“世典周史”①的家传来教育司马迁，鼓励司马迁成长为一个正直自觉的史家。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决心继《春秋》而作《史记》，续写东周以来500余年的历史。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司马谈正式动笔写作。他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著史体例，还亲自动手完成了一些篇章。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不幸途中在周南（今河南洛阳）病逝。《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前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同时，司马谈嘱咐司马迁：“大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司马迁著书立说，继承未竟之大业。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②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承父职任太史令，责无旁贷地挑起了500年来重建史记的重任。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雄心勃勃地修订了父亲述史的断限，决定上起黄帝，下至太初，潜心著作跨时3000年的《太史公书》。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秉公直言，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打入大牢，一年后又被定为死罪。按照汉律，死罪者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缴纳50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无以自赎，为完成《太史公书》，只得自请宫刑，这一年他48岁。又过一年遇到大赦，司马迁才得以出狱。司马迁受宫刑，遭受奇耻大辱，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是为了一个理想，一句嘱托，一种信念，他忍辱负重，一心发愤著书。他说：“自周公卒500岁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500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致让焉！”③司马迁以孔子自比，幽而奋发，夜以继日地燃烧了生命中的最后8年，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④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司马迁的生死观，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兼文学家的价值取向。他用自己的不凡人生，验证了自己的深刻思想，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巍峨的标杆，也为传记写作筑起了一座峻拔的高峰。两千年之后，当我们面对这标杆与高峰，感悟着文化先贤的魅力，感受到历史的关照与启迪，我辈暗暗下定决心继承先贤的精神和志向，学习他的担当与追求……这大约就是我开始学习创作传记文学的一个原委。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努力和奉献，没有《史记》的记录和承载，我们民族那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许至今只能当作神话传说中的虚构英雄。《史记》，仅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3000年间4000多个历史人物，其中塑造生动丰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就有100多人，刻画了上至君臣下至武夫、刺客等，形形色色的不朽的人物。“《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传记文学的写人艺术迈向了新的高峰。司马迁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这同文学以写人为对象是相通的。这一体例的创立，标志着司马迁写人的自觉意识的形成。”⑤以人为中心来记载历史，已不是简单地罗列人物在历史过程中的事件和活动，而是通过人物的生平事迹、历史活动、习惯爱好甚至喜怒哀乐，反映人物的思想道德，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写人，虽有专传、合传、类传之分，但大抵上是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写出这个人物的全部经历，并对这个人物进行全面的评价。其实，司马迁自己的形象也就隐匿在其中。他的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历史观，他的爱憎分明、褒贬抑扬的感情世界，他的针砭流弊、愤世嫉俗的处世原则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渗透在行文的字里行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评人论事，不拘泥于世俗窠臼，在独立思考中，做到了“是非颇缪于圣人”，即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⑥这种有悖于当时处于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批判精神，正是司马迁厚积薄发、创新求变的动力之来源，也为当时乃至后世思想家所鲜有，更为传记文学的创作树立了榜样。

着力追求 “史”与“诗”的完美结合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记录历史，借助于文学的诗意功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指向，从而形成人们喜闻乐见的强烈的史诗效果，这是《史记》的风格，以致形成了中国志史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也可以说是世界文明进程中共同的文化现象与宝贵财富。由此可见，我们今天会议的研讨主旨是意义深远的，不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是一次有益回照与梳理，更对于我们今天和今后创作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史记》的传统告诉我们，以文学传记的形式记录历史，追求的正是传记文学的史诗效果，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体现。传记文学，之所以具有存在与发展的广泛社会意义和备受青睐、经久不衰的强烈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它不仅要求作品扎实记录客观真实的社会人生履历和人物心路历程，更在于它具有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人物个性与复活过去时代及其典型生活场景的志史与造美功能。在于它不仅仅是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什么，更在于同时富有诗意地概括勾勒出宏阔的时代背景，呈现出活动于其间的个性鲜明、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揭示新鲜深刻、常人难以抵达的精神境地，创造既恰如其分又高于现实的美好意境。追求 “史”与“诗” 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完美结合，这正是作者创作人物传记时必要的借鉴和追求。

    相反， 一部人物传记，如果离开了客观真实性就成为了伪造杜撰的，没有生命价值的假花赝画。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传记作品：提笔千言，离题万里，信马由缰神夸海吹，无稽之谈俯拾皆是。结果架势拉得很吓人，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作品，从发表之日起，就已经埋下了不可救药的虚假隐患。地基不实，却要强盖大厦，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客观基础。司马迁自幼遍读史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他在《五帝本纪•赞》中称《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为古文。且20岁时便开始远行壮游。《太史公自序》记载：“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窃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⑦他的足迹跨越了今天的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等九省区，行程近三万里，历时两年多。司马迁游览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集历史资料，了解四方民情风俗，采集各种民间传说故事，勘查历史人物成长的环境，不单了解汉族的事情,也了解少数民族和周边邻国的民族源流与历史发展情况。公元前123年，23岁的司马迁壮游归来进入仕途，在汉武帝身边任“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郎中。随后，司马迁又先后四次扈从汉武帝出游，还曾受命出使巴蜀，安抚西南少数民族。总之，司马迁的这些活动为其日后撰写《史记》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他极为广博的知识积累和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才使得他从42岁起历时11年创作完成的宏篇巨制《史记》一书被后人赞誉为 “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⑧

    我们也常常见到另一类人物传记，它们缺乏艺术感染力，无论情节、语言还是表现手法，都是平庸无奇、枯燥乏味、呆板僵硬，平铺直叙，如同流水账簿子，形容枯蒿，味同嚼蜡，令人难以卒读。这样的作品，无论怎样拘泥于史事，也绝不能复活历史、打动读者，也绝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同样也就失去了传记文学的价值，更谈不上有何史诗效果。仍以《史记》为例。显然，司马迁是具备很高的文学修养的，可谓“善于诗赋，精于散文”。正因为“史通文昌”，才得以使《史记》成为集历史、文学和哲思三学交融、三足鼎立的不朽巨著。《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堪与《离骚》并驾齐驱。其人物描写的成功是空前的。作者情感充沛，尤其擅长于矛盾冲突之中展示人物丰富、鲜明的性格。语言简约，对话精彩，常常运用“白描”，使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令人过目难忘。它岂止是纪传文学的典范，对后世散文传奇、戏剧小说的创作都有深刻影响。为了塑造好人物形象，司马迁运用多种手法以凸显人物性格。首先表现为材料的取舍，“与天下兴亡有关，意义重大者，则取，否则舍而不录。”如《廉蔺列传》仅写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典型事例，《李将军列传》仅以三次战斗为线索勾勒李广的一生，因为作者要表现的是蔺相如的大智大勇与无私为国，李广的英勇善战与过人胆识。同时司马迁善于用细节来表现人物，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韩信得食于漂母及甘受胯下之辱，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以及刘邦“大丈夫当如此”的感叹，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壮语等等。这些细节准确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抱负，足见司马迁匠心之巧运，笔法之高妙。难怪郑樵颂之曰：“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⑨实为至公之论。

     

    以人为本，东西方经典文本殊途同归

    我们强调追求传记文学的史诗效果，就是强调要注重遵循传记创作的终极目标——刻画人物。纵观古今中外的优秀传记作品，无论是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为主，如司马迁的《史记》，还是以挖掘和表现思想和精神世界为主，如罗曼•罗兰《巨人三传》，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是世界公认的史诗性传记作品，也都在写作过程中自觉遵循了追求史与诗完美结合的创作规律，都是作者心灵轨迹和时代特征的真实写照。没有真实可靠的时代意义，就没有作品的存在依据；同样，没有传主的精神世界的引领，就没有作品的动人与巨大感超力。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史诗性传记作品，是举世公认的。《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和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上面已经讲到，史记的史诗性效果，是建立在历史的真实性与通过文学描写使人物形成鲜明个性的完美结合之上的。纵览浩浩鸿制、洋洋大观，如同浩渺银河，辽阔星空。其中每一人物群体，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像辽阔星空一样，貌似繁杂，却又梳理得秩序井然。“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往往代表了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有的则达到一定的典型化的程度。如杜周、张汤是酷吏的典型，聂政、荆柯是刺客的典型，邓通、李延平是佞臣的典型，叔孙通、公孙弘是阿谀逢迎的典型，张良、陈平是权谋的典型，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典型。就人物性格来说，项羽的直率豪爽，刘邦的狡诈、无赖，吕后的嫉妒、残忍，以及屈原的耿介、孤高，勾践的卧薪尝胆，伍子胥的忍辱报仇，范蠡的功成身退，魏公子的礼贤下士，鲁仲连的见义勇为，李斯的自私自利等等。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典型。”⑩《史记》书中这些呼之欲出的人物典型，形成了不同时代的人物画廊和诗境的展现，既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读，更是真实可信而又生动感人的历史巨著。

    再以《巨人三传》为例。传记里的三个人物，虽然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雕塑家兼画家，另一个是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园地，三部独立而又被作者的思想与精神贯穿一体的传记都着重记载了不同领域的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的艺术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从结构上看，《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似乎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源于三位传主在精神上的相似，也源于罗兰另一重要的思想，即欧洲统一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巨人三传》同《史记》，一样，是一部独具魅力的人物传记，著者倾注他全部激情，成功地让读者在传记中跟三位大师接触，分担他们的痛苦、失败；也分享他们的诚挚、成功。《巨人三传》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多侧面地去表现传主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的磨难，他们对无限苦难的不懈抗争，以及在抗争中爆发出来的生命激情。纵观《史记》与《巨人三传》，不难看出，司马迁的“英雄”与罗兰的“英雄”有着共同的命运图式和方向：经历长期的奋斗和磨难，以个体激流一般的生命力，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时代和社会或是文明与艺术的进程……在他们的笔下，所谓的英雄，并非是通常所称道的英雄人物，而是那些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之中发出过热和光的生命个体，有时候也许是一缕真实存在过的烟尘。看得出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那些英雄，为了突出人物的本质，他们都尽力舍弃对传主生平的一般履历性介绍，而集中精力去把握人物高度统一言行举止与的精神品格，在这种把握中又投射进自己对他们的敬仰激情与批判精神。

    当然，除此而外，娴熟多变、富于创新的技巧，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及其合情合理的想象与虚构等等，任何时候都是文学创作借以腾飞的翅膀上一系列不可或缺的羽毛。传记文学创作当然也不例外。建立于史实与本真基础之上的巍峨殿堂，同样离不开美丽的内外装饰。特别是人物传记写作要不要想象与虚构？至今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这其实在《史记》与《巨人三传》中早已经解决。想象与虚构的空间究竟应该多大？倒是一个值得在创作实践中摸索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积极肯定的。正因为文学作品，离开了想象与虚构，也就失去了艺术的创作空间，但任何事情都要把握好一个适度的问题。对于传记文学创作，这就像踩钢丝一样，凭的是长期不懈的经验和写作技巧的积累。

    正是因为《史记》的影响，才开启了中国文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进取之心与奋发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又是一位用自己的如椽巨笔改变了悲剧命运的人。他抗争的对象是拥有无上权力，包括生杀大权的汉武帝。结果，他却以“弱”克“强”，最终战胜了对手。《史记》告诉我们，司马迁强大的精神动力来自于“立言”的使命，来自于梳理和研究历史及其人物的过程之中。当他真正意识到自己在进行一项不朽的伟业时，他自己也就同他笔下那些众多鲜活的人物成为了不朽。可见一部《史记》及其创作历程，才真正是历史的活化石。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⑾是非常精准的评价，同时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史记》，提出了精辟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