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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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传记文学的原则与基本精神

现代传记在中国的起步

　　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朱东润先生，曾在他的第一部传记著作《张居正大传》的序言里，充满激情地说道：“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张魏公行状》，黄幹《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300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人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朱先生虽然是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他对于现代传记文学的认识却是体现了“五四”时代的大无畏精神，他大声疾呼要割断古人对今人的支配权，提倡要学习西方300年现代传记文学的新形式和新传统，那就是：“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这14个字，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传记写作的基础，它将学者治学的谨严态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熔铸于一炉，将史学的科学态度与文学的文采艺术融汇起来，构筑起现代传记文学的总体要求。
　　中国现代传记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同步发展起来的，两者仍然有不同的侧重面。现代文学强调个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发现，强调文学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现代传记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是传记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首先就是要求把人物传记建立在史传的基础之上，传主不仅必须是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而且是有据可查的。这就是“有来历”，并非是向壁虚构，凭空捏造的人物，也不是什么神仙列传里的人物。其次是“有证据”，也就是强调了史传结合，传记人物的行状不能任意编造，必须有证有据，这是传记与一般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区别，传记文学是不允许编造情节的。其三为“不忌繁琐”，这是朱先生针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所提出的一项自我限制。传记有各种写法，有繁琐的史料长编式的传记，也有简约、活泼、有见解的传记。如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就是一部体现了作者与传主亲密无间的生活关系，以致在传记中揭示出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生活细节；再如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作者去繁就简，探赜钩玄，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一本寓意厚重的传记；再有，如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完全着眼于传主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部简练的艺术领域的英雄传记。这些作品都是世界传记文学领域的标杆性著作，但是在朱先生生活的上世纪40年代，他根据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文学实践两方面的情况综合考察，觉得这些世界性的标杆之作无法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领域予以提倡，因为中国的学术传统本身缺乏谨严的治学态度，虚浮的、夸饰的、追求表面华丽的学风一直弥散在学术领域，对于学术缺少敬业的诚实的态度，现代传记如果允许走虚浮道路，必然会导致那些违反科学精神的文过饰非的作品，或者缺乏学术考据的有闻必录式的作品——如朱先生所批评的：“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怪胎到处泛滥。事实证明，朱先生是有卓越远见的，他提出“不忌繁琐”就是为了强化“有来历”、“有证据”，强化史传合一的传记本质的特点。其四，所谓“不事颂扬”，也是针对中国“国情”的一条自我限制。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缺少宗教因素，人生享乐都在现世里完成，因此“不朽” 的念头常常会支配人生理想：凡人有了一点权、有了一点钱，就想着养生、成仙甚至不朽，退而求其次的行为，就是作传，于是，权力与金钱的渗透下的传记写作很难抵挡“阿谀颂扬”的陋习，过去是为帝王将相列传，现代传记还难免为富豪阔佬列传，为企业集团列传，甚至为一些社会上的骗子、暴发户、装神弄鬼者、邪教教主去做宣传，而“不事颂扬”则是现代传记要在社会歪风邪气包围之中保持清流和独立精神的基本态度。
      很显然，结合今天现实社会的种种奇怪现象来看，朱先生为现代传记文学所概括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是现代传记文学赖以健康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原则。至于传记究竟应该属于文学范畴还是历史范畴，资料的使用应该繁琐还是简约，传记的文笔应该华丽还是朴素，都不是最重要的、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方法。现代传记不是从古代传记文学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而是断裂了古今演变，面对300年的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新形势和新传统，从中国的现实环境出发，从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发扬的目标出发，逐渐在写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学种类，然而，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四条基本原则，归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现代传记不是为剥削阶级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工具，而是建立在严肃的科学的认识论上的一门研究人物与时代关系的写作样式，而反对怪力乱神、反对随意编造、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歌功颂德，则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四大写作原则，这四大原则既有同一性，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面。这些原则，到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传的特殊性

　  现代传记文学是中国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长河中的一个分支，它与现代文学的主流基本上采取了同一的流向。在现代文学的创作里，有一种自传体的散文，如胡适的《四十自传》、鲁迅的《朝花夕拾》、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巴金的《忆》、郁达夫的自传体散文以及郭沫若的《少年时代》、《学生时代》、《革命春秋》、《洪波曲》等多卷本自传体作品，都构成了波澜壮阔的现代传记文学的最初阶段的主体。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从西方传记文学发展来说，当然不乏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歌德的《诗与真》、卢梭的《忏悔录》这样的自传作品，但是更为主流的则是为历史名人、宗教使者、帝王圣贤、社会名流等作传，两者的比重并不一样。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初期阶段，虽然也有一些作者尝试着写传记，如梁启超为始作俑者，但是真正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相反，自传作品则有泛滥之势，“五四”以来几乎重要的作家都写过自己的自传。追究起来，这也许与“五四”提倡的“自我的发现”有密切关系，在社会科学、生理医学、心理学的领域处于一片空白的时代，自传是人们用自己的肉身经验和社会经验来作活体解剖，从自我经验中证明某些新的科学原理的正确性，这多少有些悲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传统中的自叙传的因素仍然对现代传记存在着影响。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所著的《中国的自传文学》一书中敏锐地发现，中国的现代自传虽然是在西欧自传的影响下产生的，但与西欧自传相异的中国自传独特的性格，也同时与生俱来。他认为中国的自传中，一般缺少忏悔、告白那样自我批判的性质。以郭沫若的自传作品为例，“不仅与西欧自传的两大类型划清了界限，而且不期而然地揭示了西欧罕见而中国独具的自传的鲜明特色：‘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就是说，社会是个人的背景，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这种紧密结合社会、时代来描述个人的方式，正是与缺乏自我省察精神互为表里的中国式自传的重要特征。” 川合康三把中国的现代自传的特点界定为对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这大致无误，把这些特点与朱东润先生为现代传记所规定的四条原则结合起来看，基本上也可以看出现代传记与自传之间的内在的一致性来。

加强传记文学的研究

　  真正把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文类来研究和写作，应该是从朱东润先生开始的。朱先生从理论探索到写作实践对现代传记作了全面的推动，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经教育部批准，一度正式建立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二级学科和硕士、博士生的学位授予点。现代传记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和文类，正是在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世济国的热情和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的。因此说，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历史并不长，还在发展之中，何况，它的发展过程中与整个现代文学史一样，都曾经遭到政治、社会、经济等各种风浪所及，难免还有曲折低回的经历，这一切经验和教训都是亟须我们来研究和总结的。18年前，朱先生的高足李祥年的《传记文学概论》出版时，陈允吉先生曾作序说：“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人物传记创作可以说在国内出现了较好势头，使过去那种传记创作无人问津、作品寥寥无几的状况为之一变。外国传记的翻译与古代文献的注释整理也不断有新的成果产生。唯一显得薄弱的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这个属于传记文学总体工程上层架构的部分，现在仍不免给人一种荒疏阒寂之感，如不努力改变这种偏畸，势必会严重地影响到本门学科的健全拓展。” 陈先生这里所说的“最近十多年”应该是指“文革”结束以后的十多年时间，这一晃又有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加起来就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在这期间，传记文学的研究和实践自然是有了很多变化，但传记文学理论上的拓展是否有相应的进步，仍然值得我们去关注。
　  应该说，《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李健是这十几年传记文学领域涌现出来的十分出色的新人。她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出一条结合了报道、特写、文学等综合经验的写作方式，在采访和报道当代军人风采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十分引人注目。不仅如此，她还以传记文学为研究对象，先后进入高校进行深造与进修，先后攻读了以传记文学为目标的研究生学位和从事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她在兰州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对于当代传记文学的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获得学位以后，她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报告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
      在这份研究报告里，李健没有孤立地研究现代传记文学，而是把它放在古代传记文学写作的传统流变之中，放在西方传记文学的翻译和理论影响之下，综合地考察传记文学如何从古代史传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她思路开阔，纵横捭阖，偏重于理论形态的探讨，对于现代传记创作和理论都有比较丰富的阅读和研究。应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荒疏阒寂”的状况。李健的研究属于这一领域初期的拓荒，未免也有失之笼统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尝试，她的努力是可贵的，有系统并且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