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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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启示录

——作家阎真推出长篇新作《活着之上》

    小人物命运揭示大时代病痛

　　方图欢

　　阎真一直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善于从生活小事中挖掘人物内心矛盾与困惑，表现小人物的生存艰难。最新长篇力作《活着之上》更是通过冷静的观察，深沉的反思，尖锐的剖析，描写了一个高校普通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小说主人公聂致远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追求，却因为对知识分子良知的恪守、原则的坚守和人格的坚持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是有着崇高信仰与独立人格追求的小人物的悲剧，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是大时代背景下人们精神和价值观的扭曲。
　　阎真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高校执教30多年，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生存有着切身的了解，写作的焦点也一直没有离开知识分子。《活着之上》以细微的观察、精微的描写、深刻的内心刻画书写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开艰巨的精神叙事，从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生活小事中，思考关于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大问题。
　　小说以寻找曹雪芹《红楼梦》残存的遗迹开篇，并一直让它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一面不断感慨曹雪芹的落魄身世，一面褒扬他的伟大杰作和崇高人格。曹雪芹为了自我的心灵，“选择了背向主流社会，背向荣华富贵，背向人们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清高和骄傲摧毁了他的现实生活，却成就了他的历史形象”。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文化名人的共同选择和共同命运。聂致远把曹雪芹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总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该有着超出自我生存利益的原则和追求。在面对感情危机、考博失败、论文开题等一系列事件中，他不停地进行妥协、挣扎，备感生存的艰难。在每一次困境中，他都在反思，是继续坚守自己的原则和追求，还是卑躬屈膝，同流合污。“在这个人情的社会，原则摆在桌面，那是有弹性的，弹性很大。决定事情发展方向的力量却不在桌面，在桌子下面。”那些隐藏在桌子下面的力量，摧毁、腐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人格和追求。作为高校教授，阎真从自己身处的生活场域出发，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更宣扬了以“我”为代表的有良知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和高尚情操的向往与追求。这些人虽然屈服于人情、屈服于残酷的现实，但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作品既是在书写小人物自身现实的生活困境和命运悲剧，也在揭示当代知识分子的病痛。
　　“活着就是一切”的理念阎真并不认同，他认为人不能盲目服从本能的驱使。在他笔下，当代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一边讲人文精神，一边行功利之举，在人格上是阴阳人。”在人情、利益、关系面前，知识分子盲目吹捧，即使心里认为不好，嘴上说出的仍是溢美之词。一些不懂人情，实事求是的人往往会被排挤在外，被边缘化。“人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并以结果来衡量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在金钱与利益的支配下，在无法抗拒的社会习惯势力面前，知识分子的灵魂与人格已经变得畸形。小说正是以一种朴实的语言，以绝对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从精准的细节中，从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中，从毫不留情的揭露中，展现人物精神的挣扎、扭曲、妥协与坚持。
　　聂致远只是无数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他的生存状态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真实生存困境。在中国大学精神、文人品格不断崩塌的时代，知识分子恪守内心独立人格，坚守精神信仰，已经成为一种严峻的挑战。在钱与权展示着巨轮般力量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真的要被全部倾轧吗？阎真从小人物的命运中看到了时代的病痛，并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对高校学术腐败进行揭示，对知识分子的内心展开剖析。他写出了生活的真实，生存的艰难，更折射出时代的病痛，从而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感受生活本身的魅力

　　晏杰雄

　　在蛰伏六年之后，阎真最近捧出长篇小说《活着之上》。有人说，阎真是写困境的高手。与以往几部长篇小说一样，《活着之上》承继了对知识分子精神考问的主题，但这次做得更加明晰更加深入，他开始把解剖刀指向自身，指向自身所在的高校知识分子群体。小说主人公聂致远从中学时代起就立志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研究时间和价值，但自考上麓城师大历史系之后，就开始走上了一条理想和现实对决的艰难精神之旅：毕业分配被发配到郊区中学，感情因没钱安家面临危机，考研被同学换了导师，论文被抄袭，考博士落榜，博士毕业找工作无着落，进麓城师大后发论文困难，评职称步步维艰。而他大学就开始做生意的同学蒙天舒遵从功利原则，事事走得顺风顺水，毕业留校，考博士被优先录用，抄袭的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不学无术却成果丰硕，破格评教授，被提拨成院领导。两个同学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简直是北岛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鲜明写照，坚持高洁精神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失败者，无路可走。小说深度揭示了高校内部的学术腐败和高校教师生存的潜规则，尖锐地批判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群体堕落。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带来了经济的勃兴和观念的开放，与此同时，功利主义和投机主义也成为新的人生法则。道德失范，文化理想失落，英雄主义远逝，人仅仅为生存而活着，利益成为驱动人一切行为的动机。作为一个高校老师，阎真在《活着之上》中真正回到自身，提出当代知识分子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是向现实妥协，还是坚持知识分子独立操守？是停留于生存层面，还是在生存之外寻求个体的存在价值？是为了好好活着，还是企望活着之上的星光与梦想？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时代转型中几乎共同面对的精神问题，每个人都置身漩涡之中，能够坚持下来的只是少数。这次在《活着之上》中，阎真以高校生活为思想支撑点，在真实细致地描摹出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同时，又通过生存之艰难深刻映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精神困惑和精神选择。它具有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生活环境、单纯的知识分子身份、此时此地的知识分子生活写真，因此对知识分子精神问题的刻写比以往作品更集中，更深入，更痛切，更发人深省，更具思想地标意义。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精神读物，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启示录。
　　阎真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是具有独异风格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中往往具有两个极点，一个极点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一个极点是高远高尚的精神理想。由这个两个极点创设一个考验人物的极境，就是把人物放在一个极端的生存困境中考验他精神的承受能力，考验人性之真，展示理想坚守的惨烈。这使他的小说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坚确的精神力量，往往从人的生存通向人的存在。《活着之上》继承发扬了他这种惯有的创作风格，做得更为纯粹和完美。
　　首先，他的创作建立于生活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多年来，阎真可以说是这个创作法则的忠实实践者。《活着之上》首先是从生活中来，写的是自己置身其中的高校生活，他为写这本书记了一千多条笔记。因此小说展示的是原生态的生活，书中所写生活和现实生活几乎是同构关系，人物形象情态宛如就在面前，对话与人物身份高度吻合。在某种意义上，《活着之上》简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作家几十年高校生活养出来的，隽永的细节、机智的生活化语言、通透的人情世故，使这部小说零距离贴近生活，让读者直接进入生活现场，感受到生活本身的魅力。
　　其次，他的创作书写的是时代之痛。我们从聂致远的遭遇中，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体命运和精神创痛。他为坚守最初的一个学术理想，放弃了许多主动钻营的机会，换来的却是物质生活的窘迫和学术发展的处处碰壁，内心总是陷入焦虑和深沉的痛苦。这是很不正常的，但在社会上很多人眼里却成了正常的事。其实，聂致远之痛何尝不是这个时代之痛？作家的精神质问是指向整体时代的，背后深藏着他的悲悯和担忧。
　　最后，他的创作表达了存在之思。思想性和形而上学气质，以及包蕴在叙事中的人类性和世界性。

　　从悲苦中寻求超越

　　聂　茂

　　阎真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具有“审痛”意识和追求经典书写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常聚焦普通知识分子，善于描写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尴尬处境和生存痛感，表现出作家对人的命运的时刻警醒与深切关怀。在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中，主人公聂致远有着独立的人格，立志以曹雪芹、王阳明这样伟大的灵魂作为人生楷模，希望在历史学研究中有突破，可残酷的现实让他困惑、郁闷、愤懑和悲苦，究竟是“活下去/活着至上”还是“有尊严地活下去/活着之上”成了一种艰难选择。全书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清楚地表明：当今社会，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守住道德底线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正如阎真在该书腰封上那一句振聋发聩的心灵独白：“钱与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市场话语的力量，是当下所有的凡夫俗子面对生活本身所展示出来的物质的力量。但是，这种物质的力量是不是能够摧毁个体的精神坚守？聂致远，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我”，用一直以来的痛苦坚守和心灵煎熬，为自己赢得了“活着”的尊严，给他一样的“位卑者”垒起了一道心灵的防腐墙，也让许多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泥沼中看到了良知的微光和前行的力量。因为聂致远知道：出生而入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但不是人生的归宿；人生的真正归宿，是出死而入生，这是一种古老而又古老的人类始祖之灵魂所发出的深情呼唤。
　　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直面人生的勇气，更在于它在直面中思考，并尖锐地提出一系列问题，勾勒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精神图像，引起人们对自身庸碌生活的质疑和不满，因而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在阎真看来，在金钱支配下所造成畸形的灵魂，道德的沦丧，以及风气的败坏，等等，都是不符合“人性”的自然发展的。而这些丑陋和阴暗的东西之所以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中，是因为人的欲望过于强大，但欲望不是推动活着的唯一动力，与欲望相对的良知也有着强大的活力。尽管许多时候，良知被迫让位于欲望，但并不表明良知已经泯灭。小说中，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是每个读者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也有着生命的锐度和力度。
　　阎真的经典式写作正是体现这种持之以恒的“深耕”和“挖井”，他用全方位、多视角和众声喧哗的方式，不仅生动真切地呈现了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反映了个体生命在社会转型中被扭曲、被践踏、被侮辱的苦难历程，而且把现实世界的丑陋，坚守的艰难与苦恼，赤裸裸地置于精神家园的火炉旁。在小说的最后，阎真不无深情地写道：“我只是不愿在活着的名义之下，把他们指为虚幻，而是在他们的感召之下，坚守那条做人的底线。就这么一点点坚守，又是多么的艰难啊！”这是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是“审痛”之后的悲苦和超越，它既是社会的歌哭，也是人性的歌哭，更是精神战胜物质、良知战胜欲望的歌哭。而这样的歌哭所彰显的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传达了难能可贵的正能量，不仅是广大读者所希望的，也是当前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