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谈文学教育在香港

管季超0712

小思谈文学教育在香港
林骁 马睿   

【编者按】
　　用“心系香港”来形容小思老师，这几个字似乎多了些使命感和责任感。多年来，她孤军作战，埋首研究整理香港文学及文学史料，并把搜集的文学史料捐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一手成立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建立香港文学网上数据库。
　　她的《香港文学散步》，自1991年在香港出版以来，已重版四次，至今长销不衰，并由此引发了香港文学教育的重要事件：大规模的跨媒体文学走读教学活动。
　　该书简体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采访了小思老师。就像她在《香港文学散步》里说的，“回归十余年，这片土地上，人们渐渐在意——在意追查历史身世，在意保育历史痕迹，在意关怀与祖国的血脉相连，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前人足迹，珍惜香港特具的一些优点。”七十七岁的她，谈起香港和香港文学，坚定而强韧。

　　封面小思像：李媛 绘

　　余光中在蔡元培墓前

　　旧日香港浅水湾

　　“现场”是理解《香港文学散步》的关键词，作为为数不多的一手资料、一手感性的学者，能否讲讲让您难忘的文学现场故事？
　　小思：难忘的故事很多，都是慢慢做出来的。比如发现鲁迅1927年2月在香港演讲的次日，《华侨日报》刊登了他的演讲稿：《周鲁迅先生演讲词 “无声的中国”》，找到这份报纸时很激动，原来没经过改的面貌是这样的。你们现在在《鲁迅全集》里面看到的演讲稿是鲁迅修改过的，但香港的很不一样，他讲的普通话由许广平翻译成广东话，香港的广东人又把它变成普通话，经过多次转译。这次印出来，我觉得很有趣。
　　我做《香港文学散步》的过程感慨比较多，从前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重要的文化人在香港待过，或者最后葬在香港。比如我第一次看到许地山先生坟墓破败的样子，心里难过，竟然几十年没人来上过坟。他太太八十年代在南京对我说：“我好久没去香港了，你能帮忙去看看吗？”但她也没地址，我就去找。那个时候的华人坟场山坡塌陷得很厉害，几十年没人上坟，墓碑也模糊了。我找到后第一眼看到，简直无法想象，从小学就念《落花生》，影响我那么大的文章作者，坟墓居然变成这样子，实在令我难受。
　　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把它破败的情况拍下来。如果他太太没告诉我，我也没去看，那以后怎么办呢？那时我除了难过之外，还想到，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让他们知道其实香港是一个很多人在文化耕耘的地方，我们不能随便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
　　但那么好、那么重要的作家在香港待过、葬过，我们居然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呢？我莫名其妙地悲从中来，觉得必须负担这个责任，把这个消息传开去，让人们知道。那时我在报上有个专栏，就在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件事。那篇文章出来，我教中学时教过的学生看到，她说老师给我坟墓地址，让我去看一下，也没多说什么。她在殡仪行业，我说不如你帮我修好，我给钱。好久没有下文，她再打来电话时，说已经修好了。我去看，果然弄得很好，给她钱也不要，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做的。她现在已经退休了，工作由女儿接着做，每年都会去给墓碑上的字描金，每次去看，字还是像新的一样。
　　这是不是您做《香港文学散步》的缘起？
　　小思：也不是，这之后还去看过蔡元培墓，也是孤零零的，《香港文学散步》里有余光中在坟前拍的照片就是。后来知道北大在香港、台湾的老学生把墓修得比较大，就放心了。我那会儿还没开始做《香港文学散步》，在教中学。每年“五四”前，一定要给学生讲蔡元培的故事，居然很多学生会去上坟。我就觉得，如果不对学生讲，那就是我的问题。再后来不教中学了，没机会讲。然而手头资料也多起来了，当时市政局图书馆的朋友建议我办一次公开演讲，我就去了。没想到反应很好，原来这么多人感兴趣，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慢慢觉得有必要写一些专题，就每个礼拜写一篇，这些文章就变成了第一版的《香港文学散步》。这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
　　您说过，做《香港文学散步》不是为了怀旧，它和那种文艺的怀旧具体差别在哪里？
　　小思：一个坟墓，塌破了，很惨，你看完哭一场——先看到再感觉到，然后怀旧，也不错，但之后呢？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之后要反省应该做什么，做哪些自己分内能做的事情。比如去过许地山墓后，我搜集资料、细心研究，写了很详细的许地山在香港的活动年表，还写过一篇文章讲许地山和香港大学的关系。很多人说我是怀旧，我想，如果你说我第一步是怀旧我不反对，但之后以个人能力能做什么，这个才重要。
　　《香港文学散步》里的地方，您都去过很多遍，最有感情的是哪里？
　　小思：作为历史研究，我觉得不应该偏爱。我是个很感性的人，感性作为动力是好，但动力过后，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去稳定自己不偏不倚的看法，那才对得起历史。
　　许多人都说我在研究本土，注重本土。我觉得存有误解，我是把香港当成我生长的地方来理解，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派别来看待。我说，在家庭里，你理解爸爸妈妈、祖父祖母，难道不对吗？
　　我们今天讲传承，处处可见的却是断裂。其实现在年轻人对自己城市的历史并不了解，就像上海虽然有鲁迅故居、巴金故居，但大多数高中生没有去过。
　　小思：历史感很重要，必须懂历史才有“感”。一个中国人如果不念中国历史，就不能鉴古知今。你说让年轻一代爱国，但连国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么爱呢？而怎么叙述真实的历史很重要，说的人对历史的感觉也很必要。看书对了解历史当然重要，但如果小学生、中学生在认识过程中，由一个有感情的人告诉他，效果是不一样的。
　　你们读书时老师怎么教历史呢？
　　小思：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也教中国历史的，但英国人很懂统治香港人的策略。五十年代我读中学，当时香港政府不让中国历史科里有鸦片战争部分，因为那段历史有关割让香港。但英文学校却念的，因为他们念的是英国历史，在英国历史里鸦片战争是贸易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中学生少念一段历史，没太大问题，反正有中国历史科可念，老师也认真讲授，让我们培养了历史感。我跟很多人说，盼到九七，重回祖国的怀抱，以为历史科会变得重要了，谁料现在，香港教育却不大重视历史科。
　　有人认为《香港文学散步》中失选了香港大学部分，怀疑您因它是殖民地的典型英式老校，而且中国文化人与它没有什么关系，故失选。这是否代表了您那一代香港知识分子对港英时代的抗拒？
　　小思：不能说“失选”，我写过港大，只是没收进这本书。刻意不选这太不像我，如果它是殖民地老校，我岂不是更要说？它是唯一一所英国人培养了那么多精英的大学，我不会因此不选它的。我研究香港早期文学的《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正准备再版，里面有篇文章就是说港大。因为我研究许地山，一直在看各类资料、文献，搜集香港大学要聘请他的原因。为什么他刚到香港时那么风光，几乎每天都有记者去采访，以后却都没声音了。我还奇怪，为什么很多重要的事情他改革了一大堆，譬如请来了北大马鉴等人，但好像最后却没做出什么工作。
　　后来发现，原来英国人不喜欢盘踞在中文学院那些宣扬读经宏道的“太史”，嫌他们不懂英文，又很保守。胡适之来港大时，校方想请他介绍一个懂英文、懂中国文化、懂行政的中国人过来，最终介绍来的是许地山。许地山到港大后很兴奋地以为可以重整，不料英国人只是想利用他把“太史”换掉，把旧的中文教学换掉，把港大中文学院改成汉学系，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翻译合起来的。许地山改革之后，“太史”就走掉了，英国人其实很懂用人策略。
　　再往后许地山也明白自己被利用了，但也没办法，就慢慢希望和现代文学挂钩。我找到好多别人怎么请他讲演、怎么开会的资料。原来，他大概明白自己在香港的作用了。那时正值中国抗战，他利用香港大学教授的崇高地位，帮助开展很多宣传抗日的工作，所以很忙。香港政府规定，凡举办民间群众活动，事前都需要向华民政务司署申请许可证，得由有名气或有社会地位的人帮忙去作保人。看材料我奇怪，怎么连幼稚园的毕业礼活动许地山也参加，哦，原来因为在会上也可以利用宣传抗日。香港这个地方，你想办法做些曲折迂回的工作，还是有利中国的。
　　除了许地山之外，朱光潜来过港大，陈寅恪也在港大教过书。但他们和港大发生交集的时间都很短，没什么可以说的。张爱玲在我研究涉及的时间段还在港大念书，你说我写她干嘛，还是要写人在那里做过什么才有一定分量。所以后来再版时，年轻编辑一定要我在书里加张爱玲，我说加吧，也好，毕竟《倾城之恋》发生在香港南区浅水湾。最近香港南区区议会负责人说受我的《香港文学散步》影响，在浅水湾兴建了纪念萧红和张爱玲的地标。所以，这里再重申一遍，港大不能说是“失选”，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足够的人的材料可以写。我写过许地山和港大，因为是论文，所以不能收在《香港文学散步》。收不收殖民地时代的资料，不是我考量的准则，何况要了解香港人，必须要了解殖民地政府用什么策略管理这个地方。英国人精明，当年管香港管得那么顺，也在此。
　　谈谈您所在的中文大学吧，您怎样做到以一人之力组成中大文学香港文学特藏室的？
　　小思：早在退休前，我就在为自己藏书如何有效处理作打算。我想把辛苦积存的香港出版书刊捐给中文大学，两任中国人馆长都没接纳，后来上任的外国人馆长倒理会了。因为他自己是藏书家，加上他又很相信具体执行这项工作、有远见的副馆长，特藏室就迅速顺利地开展了。
　　特藏室的意义在于让大家了解香港文学。香港文学研究在七十年代末刚起步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当香港回归提上中英谈判日程后，内地有一些人就拼命地赶快去“研究”——赶忙胡乱找资料，想了解香港文学。之前其实香港文学从来没人注意过，一个原因是香港人没有历史感，没有收藏资料的习惯，要研究没那么容易。
　　1973年我去日本，看到日本的大学收了好多中国资料，这对我是很大刺激。当他们问及香港的种种时，我却答不上来，就会很惭愧。人家认为你是香港人，不应该不懂香港历史的。回到香港，看到只有香港大学有收藏香港书刊报章，因为陈君葆、许地山的关系，所以图书馆有这些资料。如果没有港大这些资料，我就不能起步。
　　收集资料的过程其实很漫长，到现在还在做，好在一旦做起来就熟悉路径了。有些旧书店老板知道我要什么，会帮忙留心，而我绝不放过任何香港文化研究的资料，连一张有关的“废纸”也会收集起来，不然材料一闪就没了。昨天我就买了好多旧杂志和画报，找到了叶灵凤投稿的画报。找资料的困难是资料来源越来越少，因为香港人住房多窄小，不易藏书，搬迁中又会丢失。常有人告诉我，我本来有什么什么书，但是给我妈妈扔掉了。
　　前不久刚读了周保松写您的人物笔记。您说当年选择读中大新亚书院，也是因为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些名字在中学就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您在《一生承教》中写老师，用力到“于生死之际见深情”。薪火相传的新亚精神里，您最珍视的是什么？
　　小思：不止我一个老师这样对待学生，很多老师都在默默做这些事情。不过因为周保松写了这篇文章，大家看到了而已，其实默默爱学生的人很多。所谓新亚精神，好像很抽象，很难说。从前我也觉得，在我的身上哪里可以看到什么精神，但后来发现，可能是中国某种优良文化传统在。很多人说用新儒家之类的派系介绍“新亚精神”，我觉得，应该是优良中国传统，是对自己文化的根有不离不弃的感情和坚持。
　　有一年新亚的毕业典礼上，我做过题为《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的演讲。唐君毅先生就这个主题写过三篇文章，第一篇提及中国民族之花果飘零。后来唐老师觉得那篇文章不够详细，又发表了一篇，结论是灵根自植。飘零在异地的花果落地，就必须再植；你怎么植？自植的“自”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现在香港也不算飘零，唐先生、钱先生都是从内地跑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他们在香港花果灵根自植后，就培养了我们这一代。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我们又做了什么呢——不忘本，好好努力，在岗位上努力工作，教书的教书，做事的做事，出版的出版，写东西的写东西。周保松其实是受了很多其他老师的影响，他会慢慢写新亚其他老师，你会看到不是一个老师的力量。好比一个人能好起来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帮到的，一定得有好多人在扶持他，而他个人的自植更重要。
　　对文化的根不离不弃、有感情而且坚持，是您理解的新亚精神。今天似乎没有这种认同？
　　小思：很难说，根在地面地下，人看不见的。花开呢，又有好大的树枝，可能这棵树枝跟别的植物又连起来，衍生成新的文化。年轻人不一定没有这种民族文化感情，是根在地底，不同花果露在外边，像好多杂色杂音。香港习惯杂色杂音，没有统一起来的。大家都统一口径就没意思了，那不是人类的发展方向。香港杂音多的时候，偶然有些声音把年轻人吸进去了，我觉得，这没问题，不必悲观。
　　李欧梵教授也说别人都觉得香港国际化，其实日益保守。
　　小思：保守也有好处，只要知道什么是好的才保守。例如我喜欢粤剧，粤剧在内地是广州本土大戏，可能为了守住一些主题，被刻意统一起来，反而变得没有个性。香港的粤剧呢，没有人干预，任你自生自灭，反而古灵精怪地多样生长，但基本优良的艺术也保守得住。所以没问题，你喜欢哪种看就是，不喜欢就不看，选择之后自然有一批人懂得什么是珍贵的。如果从上而下地统一起来，这个珍贵就没有了。
　　今天的教育塑造的大部分人是一个样子，你们小时候是什么样呢？
　　小思：不明白为什么越说人权、多元，教出来的人反而越来越变成一个模子。可能某些人在策略上觉得统一起来比较安全，但他们不知道统一起来一定会压制一些旁枝的人反弹。我教中学时，遇到很调皮的学生，我会对他说你就皮给我看，皮完他也没辙。现在老师喜欢乖的学生，其实不是学生乖，是心里一团火，等你走开就爆发了。现在的教育，量化了才好管理，好报告上面，统一的面孔容易了解。且也逢事必先作什么“温馨提示”，省得生了事来埋怨政府。
　　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举个例子说，我住在湾仔，湾仔有个修顿球场。我有一张照片，那些围着球场的四层高唐楼，天台都是没栏杆的。为了不进场也可以看球赛，大人小孩全坐在天台的栏杆上面，吊着腿看，但从来没见人掉下来死掉。那时候，一个妈妈养七八个孩子，管不过来，小孩子在家，拖张小凳子扒在露台栏杆上看街景，也不见跌下来。人其实可以自生自灭，不用那么紧张。现在不知为什么，妈妈不敢这么带孩子。现在讲管理，做到了，出问题了就不算我的事。放一个“小心地滑”的牌子，仿佛人就不跌了似的。香港各机构现在为免生事惹麻烦，下雨了提示你要带伞，寒冬了提示要多添衣服，把我们都当成小孩子。其实教育独立思考，教会每个人守法保安，才最重要。靠外力严管、提示，不是好办法。
　　您和年轻一代说，不要错过那些看似通俗的东西。如果说从前是《经纪日记》这种通俗的东西在表现当时香港的社会、发出社会中真正的声音，那今天我们又能通过什么渠道倾听香港？
　　小思：现在更容易，因为从前是几个人写专栏，现在在报上、网上写文章的不一定再是职业专栏作家，许多行业的人，都会开栏写生活、写感想、写经验。经纪人写经纪，秘书写秘书，空姐写空姐，越来越多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专栏是了解香港的重要途径，1930年代的上海也是这样。当时上海是名家写专栏，早年香港名家既写大报专栏，也必须写小报专栏，才可以养活自己。叶灵凤名气那么大，也会一天给几家报纸写专栏，我简直不相信他会在小报上写稿。他们要换不同的笔名。当然也有不改的，刘以鬯先生就不改，小报上也用这个名字。内地研究者可能不了解香港文学的这个生态。英国政府的做法是，我看似不理你，任你自生自灭，但如果过了头他就知道。
　　其实能了解今天香港的途径更多了，多得不得了。因为多，所以要选择，选择很困难，选得准不准会影响你的印象。很多人更愿意相信网上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难处在于你必须很清醒，判断能力要高，才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感谢陈飞雪女士对此访谈提供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