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古代文体的起点——为《中国文体的生成与早期发展》一书序言

管季超0712

探寻中国古代文体的起点——为《中国文体的生成与早期发展》一书序言

党圣元

《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与早期发展》，陈民镇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78.00元

　　陈民镇新著《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与早期发展》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前不久他传来该书的排定稿，嘱我写序，我欣然应之。这是民镇研究中国早期文体形态与观念的一部专著，本来我并非给该书写序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书中所探讨的一些问题、所征引的大量文献材料，并不在我的专业研究范围之内，比如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等方面的材料，我没有专门涉猎，按理说我应该婉拒之，让他另外请更加内行的专家来作序。但是，陈民镇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这本专著又脱胎自他的博士论文，而今他在新著出版之际向我索序，这是他尊师重教的体现，所以我便无从推让，而乐以为之。但是，我也知道，民镇的这本专著之价值，从他选择论题的眼光，以及在撰述中所体现出的学养功力，已经是相当老成、相当圆熟的了，他的这本书面世之后肯定会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无需由我这个在他所研究的范围内对一些问题并没有专门研究的老师在序中为他“点赞”或曰“鸣锣开道”。所以，写这篇序，我只是把它当作一次重温自民镇来京城读博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师生之间所珍视与尊重的师生缘分和学术情谊的机会。
　　迄今为止，陈民镇已经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发表了许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好几篇发表在《历史研究》《文学评论》《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等著名刊物上，独著或合著出版了《上博简楚辞类文献研究》《越文化发展论》《山海经（导读、译注本）》等几部著作，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仅仅看民镇的论文和著作，人们可能会以为他已经是一个中年学者了，但实际上民镇是1988年出生的，今年才刚刚31岁。虽然还是这么年轻，可是他在文史两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许之为文史研究领域一个崭露头角且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学术潜力可期的青年学术俊彦，应该不为过誉之言，并非出于老师对弟子的偏爱之私；尽管我确实对民镇不无偏爱之心，但是我的这个赞誉，实际上更多的是出之于对他将来学术发展的一个期望，如是而已。
　　陈民镇勤学敏思，才情丰赡，颇能博闻强识，而又非常舍得下苦功、会下苦功，因此学习效率极高，并且思路条畅，学语表达精准，可以撰写不同文体风格的学术文章。陈民镇实际上从读大学中文系本科时就在叶岗教授的指导下开始文史相兼的学术探索和撰述，这为他后来跨入文史研究学术门槛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养成了良好的研读写作习惯，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文史知识基础。在随江林昌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陈民镇读的是中国史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和先秦史。在读研的三年里，他在先秦史、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受到了较为系统的学术训练，学术眼光和研究方法以及写作能力方面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并且在先秦史、简帛文献研究方面小有所成，发表了一些引起学界关注的文章。陈民镇于201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中国古代文论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老师。经过三年的刻苦研修和辛勤笔耕，他于2017年夏天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简帛文献与早期文体形态及观念研究》获得了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结束了博士学业之后，民镇旋又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在李学勤、刘国忠两位先生的指导下作博士后研究两年，现在已经顺利出站，即将到新的工作单位就职。在清华做博士后的两年内，民镇一如既往地刻苦努力，勤于著述，除了超量参与完成站内的工作任务而外，在简帛文献、早期文体形态与观念等方面的研究齐头并进，发表了数篇非常有学术建树的论文，并出版了导读、译著本《山海经》（岳麓书社2019年版），同时还撰写、改定了两部即将出版的书稿，《有“文体”之前：中国文体的生成与早期发展》便是其中之一。
　　陈民镇的这本新著专门探讨中国早期文体形态及观念的发生和发展演变，仅从书的题目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题目，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但是，民镇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学术特长，又适合于做这个题目的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认为，如果要对“有‘文体’之前”的“文体”进行研究，并且能真正从生成、形态演化和观念呈现几个方面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来，说出一些所以然来，从而能对中国早期文体的生成和发展、尤其是那些在已有的研究中尚属空白或尚有疑义的问题的探讨有所填补或推进，这对整个中国文体学研究，包括文体形态和文体观念的生成、演化发展史，以及文体分类与辨体批评等方面的研究，应该算是一种源头探溯性质的工作，正是当下中国文体学研究之亟需。这样讲的理由何在呢？如果仅仅以现在的“文学”的眼光与尺度，以有“文体”之后的文体形态与观念为话语模式，以此限定我们的话语方式，来释解和言说有“文体”之前的“文体”，则可能会显得有所不够，甚至在释解一些问题时出现隔靴搔痒的情况。因此，欲对文体意识自觉之前的中国早期文体形态与观念进行探讨，更多的是需要深入到“有‘文体’之前”的社会的观念、知识、记忆以及对它们的言说为文方式和载体之中，通过对众多的、形态各异的古远时期留下来的历史流传物进行深度析解，尤其是通过尽力还原其时的原初语境来认识和解析，这样或许更能得其要。陈民镇治学，一向具有文史相兼相融的特点和学术优长，这正可为他的这一研究带来许多便利。说到这里，我觉得应该解释一下，陈民镇所说的“有‘文体’之前”之“文体”，应该是指那些自觉的“文体”意识形成、许多文体的形态相对已经稳定化、并且被命名了的“文体”；在此“有‘文体’”的情况下，人们根据书写之功用所需，来选择某种文体，按照这种已经形成并且被正式命名了的文体所要求或曰约定的体式规范来书写为文，而在这种文体自觉的情况尚没有出现之前，便是他所谓之“有‘文体’之前”。而我所说的“有‘文体’之前”的“文体”，则指相对于那些“有‘文体’”之后的文体而言，其尚属片段性的、尚未稳定的、未被独立命名的“文体”，这些“文体”就是正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早期“文体”。这些早期“文体”，一般来说，还没有体现出自觉而明显的文体观念意识，也没有严格的“文体学”意义上的体式规范，而更多情况下是在一种功用意识支配下的书写为文。职是之故，所谓“有‘文体’之前”之“文体”，即指那些尚在生成阶段与状态中的“文体”，它们体现着还处于发展过程和早期形态之中国文体的诸般面相，而对它们进行追本溯源的、甚至是“基因检测”式的发掘性质之研究，对于后世生生不息、瓜瓞绵延的文体丛生现象以及文体形态呈现而言，正是一种刨根问到底的工作，而这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和观念的发展演变历史研究的研究而言，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陈民镇关注并研究中国文体的生成和早期发展，几乎与他的博士论文确定选题和撰写同步开始，不过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只是简帛文献与中国文体的早期形态和观念问题，而本书的研究虽然利用了一些简帛文献材料，但所要讨论的问题和使用的材料远远超出了简帛文献的范围，是对中国早期文体生成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较为全面的展开。在书中，陈民镇首先对以“文”“体”为字素而形成的一系列涉及到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生发的文体学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界说和证释，然后依次对早期文字与文体的交互关系，五经、巫祝、王官与三种文体生成的关联，“礼文”与文体的生成与分化，诗、书、祝所代表的王官时代形成的文体三系，东周时期的文体突破与裂化衍生，这样一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上的非常重要而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和释解的问题一一予以证释与论析，其中有些考释非常深入细致，具有“文体考古”的性质。于此，我还想就中华文脉与中国文体说几句题外之言，即我们时常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发展数千年而斯文常在、中华文脉数千年生生不已而根深叶茂感到自信、自豪，而中华文脉之延绵不已，实际上离不开中国文体之根殖蕃衍，中国文体与中华文化相互成就、相互辉映，探源中国文体及其观念之生成发展演化，对于中华文脉研究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个需要引起充分关注的基础性的、深层面的研究领域，而陈民镇在本书中所做的一些“文体考古”研究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就可以作如是观。
　　除此之外，书中考察论析的问题还有：黄老、方术及其文本对于辞赋和小说文体生成和发展的意义；秦世之文与秦代文体，尤其是与中国古代官文书文体体系之形成；东汉时期文体发展状况与中国古代文体自觉和文体框架系统之形成，等等，而时至东汉而文体大备、文体自觉意识形成，则是民镇在考察、证释了早期文体生成与形态之后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本书作为一本文体学研究著作，所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陈民镇能将新出土文献、载籍文献、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论等熔于一炉而共冶之，他在充分利用传世文献的同时，又能利用许多出土文献的材料，并且能注意从物质层面对出土文献进行考察与证释，从而对其与文体形制、载体有所关涉的问题进行证释。书中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强调秦代在文体史中的重要地位，而以往的研究对于官文书文体关注的不足，民镇在本书中设立一专章，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献材料的证释，论析了秦代官文书及其文体的确立与整个中国古代官文书体系和文体范型的建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该章“从‘书同文’到‘文同体’”一节，我认为是非常有见地的。同时，我还认为，对官文书文体的生成和发展演变进行考察，对于实现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的文史融合会通，以及拓展文体学研究的疆域，而不是仅仅拘囿于文学这个地盘，都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另外，书中关注方术、黄老对辞赋、小说文体之生成和衍生发展的推动作用和贡献，问题意识新颖而独到，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域。
　　关于本书值得指出的特点，不仅仅上述这些方面，尚有一些可道之处，但是作序与写书评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篇序中不宜于一一道之。总之，陈民镇的中国早期文体生成和形态发展演变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对此，我个人认为值得充分重视与肯定。当然，该书只是陈民镇中国早期文体形态和衍生发展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实际上关于“有‘文体’之前”的文体形态和发生、发展，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探讨，本书并不是对此问题的全面、系统、完整的“通论”式的阐述，而只是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探析。相信，陈民镇在今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开拓前行，力争有更加厚重的成果面世。本书中难免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有些观点或结论可能还会引起学界的讨论，这些需要更加专业内行的专家们来点拨与指正，或者共同研讨，而这也正为陈民镇今后学术成长之所需，以及中国古代文体思想观念和文体形态研究之推进和深化之所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