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大传》：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管季超0712

《罗振玉大传》：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王亮

《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陈鸿祥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158.00元

　　陈鸿祥先生从事王国维研究积有年所，成就卓然，笔者曾蒙一再惠颁专著如《王国维年谱》《王国维全传》，近日又奉到新作《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以下简称《罗振玉大传》或《大传》）。这是他十年前告知我晚年要全力投入的封笔之作，前后历时十年，终底于成。“大传”之名，始见于复旦前辈朱东润老，不仅为前贤立传，更着意通过人物经历展现出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以气象博大为胜。此《罗振玉大传》皇皇近七十五万字，稽深钩远，文质并茂，立说公允，为罗振玉（雪堂）现有传记中最佳，可在“大传”序列中别张一军。
　　前此记述罗振玉（雪堂）生平的史料，最重要者为罗继祖先生《永丰乡人行年录》。继祖先生为雪堂长孙，一生以传雪堂心迹学绩为职志，所记泰半出于雪堂《集蓼编》自述及早年亲历闻见，述事审密，文字隽永（兹后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多取材于此，唯嫌过于简略）。雪堂自述中事序、年月时有误记，四十年前环境下资料取用也不能尽如人意。《永丰乡人行年录》成书后于1980年代初以内部发行方式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刊行，陈鸿祥先生当时出过大力。鲠翁曾有函致谢。在《大传》之前，雪堂传记数据基本出自“家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史传”。
　　雪堂一生行迹交游遍九州，著书满家，张舜徽先生称“近世学人述造之丰，盖未有能过之者也”。但遭学界长期刻意排摈，与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形成巨大的反差。万国鼎、陈梦家两家《中国历史纪年表》，以雪堂《增订纪年编》为蓝本，然而也不特为表出。雪堂卷入政争，时遭政敌攻讦，有种种关于其发迹的离奇传言流出，溥仪回忆录所记大多虚妄不经。《大传》对于其“治生之术”，也暂付阙疑，称“依然有待探讨”（P315）。
　　《大传》作者的识见与裁断，条贯于弘微之间。如全书篇幅分配，重心在于早年淮安劬学以至客居海东八年，而晚年事迹学行的记述相对从略，因为雪堂晚年因心力与环境关系，虽仍不辍笔砚，其所撰作不复具有引领学术的锐气，而以补苴旧作为主，以《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为“晚岁传古最杰出的业绩”。在事功上，虽一度身居高位，但对于政事民生并无真正影响。
　　《大传》揭示了罗氏生平的多项“第一”：《教育世界》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教育专门杂志；《农学报》为中国有史第一份农学专门杂志；“农学丛刻”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套）新编农书；东文学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江苏师范学堂为当时国内第一所官办省级师范学校；（雪堂）为兴办中小学堂拟订课程表第一人；（雪堂）为通读卜辞、揭开殷代国史第一人。
　　“第一”的揭示，颇不容易，有赖于对古今史实的全盘考察。
　　《国学与王朝》的书名，归结雪堂生涯两条主线。雪堂夙以匡济自命，“目标是作杨炎、刘晏、李德裕、张居正”，又以守先待后传古自任，观堂所谓“独以学术为性命，以此古器、古籍为性命所寄之躯体”。雪堂半生修学兴业，晚年才得以“匡济”的机缘，终结了学术的进境。而观堂自张园转入清华园，恰为逆向的抉择。孰得孰失，发人深省。
　　《大传》对“雪堂校刊群书”模式的分析，饶有趣味。自编、自印（间或委印）、自发、自售的家庭式作坊，对标最新锐的出版内容，前后历数十年，具见主持者愿力之弘大，应世之练达。观堂逝世之次年，雪堂即以上虞罗氏贻安堂经籍铺名义写本石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共四集，亲率子弟罗福葆、福颐，门人关葆谦司校理，写手为仁和沈举清。此四集为后世诸全集之祖本，其中若干古文字字形的勘定，与观堂原本不同，另《国朝金文著录表》经罗福颐增补，他若《两浙古刊本考》，雪堂有径为补入己所新见者。观堂全集有今日面目，与罗氏一族关涉极大。
　　作为一部全景式的大传，全书网罗刘鹗、蒋黼、汪康年、张謇、罗福苌、罗庄等相关人物事迹，凡所考述，时有创获。当然重中之重仍为罗王关系。作者秉持良史执笔之前规，不为传主讳，不追随时风，对于罗王早期合作之投洽，晚岁隙末之原委，臧否有征，剖白“买稿”“遗折”二公案之真相，纠弹耳食、臆说，而不作左右袒。若与前此出版的四部陈著观堂传记对读，读者会有更真切的感受。
　　陈鸿祥先生对史料下的切实工夫最令人感佩。其中如《王乃誉日记》是近年辑集海内外三地公私所藏影印原稿，对于罗王研究是极重要的一手材料，但卷帙浩大，字迹缭乱，辨识为艰，迄今引用考史者寥寥。而陈先生以八十高龄反复披读，爬梳殆遍，据之考证东文学社开学日期及湖北农务学堂赴任细节，详实确当。其他若《汪康年友朋书札》《郑孝胥日记》《求恕斋友朋书札》及“农会题名录”的引用，均有去蔽发覆之效。
　　笔者读《大传》的另一重感受，是当时域外学者伯希和、沙畹等人，尽管身负劫掠文物出境的“原罪”，但在向罗、王等学者提供相关未刊文献的交涉中表现得极其热忱大度。而罗、王在与本国及日本学者交流及传布“秘本”之际，彼此不吝一瓻之借，同样有慷慨的心态。而一个世纪之后，当代学者一方面有各类电子文献的便捷，另一方面在利用国内机构公藏纸本资料时，往往遭遇种种意想之外的困难和周折。相信这种令人不快的对比，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消失。
　　（作者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国维先生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