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公共话语中的“纳粹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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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公共话语中的“纳粹法则”

作者：徐贲      时间：2012-04-23   来源：南方周末

	用一些政治标签给对方定性，会使理性的辩论无法继续下去 　　2012年4月10日，美国共和党议员韦斯特（Allen West）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市政会议上说，美国国会中有78到81人是共产党成员，引起哗然。2011年，他曾在电视上攻击奥巴马是一个“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言辞”，表现出“第三世界独裁者的傲慢”。 　　在美国，对自由派人士最极端的指责便是称他为“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者”。韦斯特的指责本不是公共辩论，他没有提出那几十个国会议员是“共产党”、奥巴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证据。因此，美国记者诺曼（Bob Norman）批评韦斯特，说他是在用吓唬小孩的“怪物玩具”（bogeyman），玩恐吓公众的把戏。诺曼说，尽管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把韦斯特称为一个“法西斯”，但如此一来，就会显得是与韦斯特使用怪物玩具如出一辙。 　　诺曼在使用“法西斯”一词时表现得特别小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互联网和公开政治对立有所了解的美国公众，许多都知道“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这个法则是由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Mike Godwin）在1990年提出的，先是用于网上的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政治辩论。指的是，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 　　在美国的政治对立中，“戈德温法则”似乎并不只是朝一个方向延展，必定趋向“纳粹类比”（或法西斯）；也有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延展，最终趋向“共党类比”（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趋向看似相反，其实都是极端性质的类比。 　　戈德温所说的“纳粹类比”，是一个在公共话语或文化意义中起作用的语义“基因”（meme）。“一个基因也就是一种想法，它在人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与基因或病毒在人体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有传染性的想法（可称其为‘病毒基因’），可能在头脑与头脑之间传染，就像病毒在身体之间传染一样”。而且，“一旦某个语义基因传染开来，它还可能成为形成一整套想法的核心”。 　　戈德温把“纳粹类比”基因当作一个与公共话语健康有关的问题提出来，关键不在于辩论时是否可以提到纳粹、法西斯或希特勒。在涉及人类屠杀、集体洗脑、暴力残害的统治问题时必须使用这类字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随便把这类字词作为政治标签，用来抹黑对方，简单粗暴地给对方定性，那就不仅会把纳粹罪行琐屑化，而且还会使辩论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因此，这样的语义基因是有害的，戈德温对此提出的问题是，“当有害、不实的基因弥散时，我们该不该努力用反基因将之驱逐呢？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保护我们的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呢？” 　　有学者指出，中国式辩论中有一种类似于“纳粹法则”的“文革法则”，例如，“方韩”之争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双方都以“文革余孽”的标签相互指责。这种现象固然存在，但与“纳粹法则”毕竟不同。在美国，对于纳粹和希特勒的反感，用“人神共愤”来形容也不算夸张。“纳粹类比”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被滥用并污染信息环境的语义基因，是因为纳粹被揭露得太彻底了，以至成为一些人不动脑筋的现成想法。 　　然而，人们今天对于“文革”还远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公然赞美“文革”、怀念“文革”的还大有人在。经常能够在公共辩论中提一提“文革”，提醒一下“文革”是一个多么极端疯狂的时代，发生过哪些极端疯狂的事情，未必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些语义基因也值得我们关注，红与黑的对立便是其一。比起“西奴”、“五毛”这类明显的骂语，红与黑更深藏在国人思维方式中。红与黑是一种思想短路，时刻在削弱和瓦解人们对错、敌我和是非的真实观念，像病毒一样侵害着人们的信息和社会环境。它总是朝一个极端的方向延展，不是红便是黑。一旦公共话语被套上红、黑两色，对话旋即变为战斗，任何的理性辩论都被终止，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