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个学科——洪子诚与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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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个学科——洪子诚与中国当代文学
文/曹文轩

通过文学史的叙述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一个合法性概念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一个人的学术作品研讨会，除了对这个人的学术思想、理路以及他的叙述方式进行富有理性的归纳之外，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大概还要感激这个人——这份感激还不是指这个人曾在某个重要时刻或曾经常性地给了你个人意义上的关怀和指点，而是指：正是他严谨的、规模宏大的、事实与理性并重的学术研究，使我们这群人得以为业甚至为生的一个学科获得了不可辩驳的合法性和我们工作的尊严。
这个人，和今天在场的谢冕、赵祖谟等先生，还有上海、南京等地的诸位学者，以及故去的张钟、佘树森等先生，是我们永远也不敢忘记的人。“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沉浮与存亡，与他们卓著的工作息息相关。
我是从一开始就赞成“二十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但我也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取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分野的。当年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时，曾举行过一次研讨会，我就有过一个发言，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题目叫《对一个概念的无声挽留》。现在回头再看，依然觉得文中所说是恰当的。
洪子诚先生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连接，小心翼翼地做过连缀和缝补。但，他从未下过一个独断性的结论：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他在说到当代文学的生成时，一直在使用“左翼文学（革命文学）”这一概念。他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当代文学”并非是“现代文学”的逻辑发展，而只是“现代文学”之一脉“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必然结果，但文字地表下的结论却分明是存在的。而且，这里的“左翼文学”还不是广义上的，我注意到了，他一般都会在“左翼文学”的后面冷静地加上一个括号，然后将“革命文学”放置其中作为限定。
且不说李金发、施蛰存这些人的作品——当代作品，与这些人的作品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说沈从文、废名等人的作品——当代作品与他们也毫无共同之处，就说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些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的作品，我们大概也无法看到他们究竟是在何处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作家的作品。至于说大跃进民歌、《金光大道》以及后来的文学怪胎《牛田洋》、《虹南作战史》之类的蹩脚货，更与鲁迅等人的作品以及思想毫无干系。
说到底，当代文学史只不过是现代文学的一脉——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延伸和发展。我甚至并不认为这一脉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主体，去看一看现代文学史的排位就能得到判断。它是一个政党得天下之后，利用它至高无上的政权力量和严密的意识形态措施，而使它最终成为“当代文学”的。我还是支持“一体化”的说法——无论实际情况是多么的千差万别，但“当代文学”的主体、核心、大走向，是高度一致的。它使用的是规格化、公式化、统一化的话语，这是不争事实。至于说那些边缘的、地下的或是突然耸起的部分，毕竟不成系统。有人后来不甘心“文革”被描述为“荒漠”，企图“打捞”以不冤枉一段历史，但现在看来，竭尽全力的“打捞”也只不过是捞上一些虾米而已，并无双手抱不住的大鱼——还是荒漠！历史在某一个段落上，其质量就是有高下和优劣之分的，进行恰如其分地描述并非等级划分——即使作等级划分也行。平庸的历史与雄奇的历史，都写在历史上。进行历史抹平，也难。即使写文学史能够做到，写历史也做不到。我们在洪子诚先生的看似没有结论的描述中，还是看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实质性差异。无论是从主题、语言、意象还是叙述方式等各个方面，我们若要对两者加以区分，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当我们呈现出了“当代文学”的独特外貌与内部风景时，这个概念的正当性、合法性也就随之存在了。
用巨大的时间概念去统一两者，将它们放置在同一名称之下，不算本领。因为，我们可以用更大的时间概念去统一从古至今的文学——什么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这些标识统统取消罢了，就叫“中国文学”——如果这研究对象太过庞大，那就标上年代：一年、十年、百年。先合上，再切割。对文学范型的区别，大概不宜使用过大的时间概念。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其实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文学范型的概念。“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不同范型的文学。尽管各自的情况都比较复杂，但大致上还可以分别命名的。人文学科的任何结论，大概也都只能取一个概率，反例永远是有的。波普尔他们的哲学，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对人文科学并不适用。他们也没有泛化的意思，而是将他们的范型说、证伪说严格限定在科学范畴的。
“当代文学”是一个合法性的概念，但这一合法性，并不是由“当代文学”的自我呈现而被认可的，而是通过洪子诚先生他们这些学者扎实的、富有说服力的揭示和证明而才得以被肯定的。
“当代文学”被并购的恐慌已经过去。“当代文学”研究曾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不被学界看成学问，而到了今天，再也没有人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它没有学问了——洪子诚先生他们让所有人看到了这门学科的学问，而且还是很有用的学问。当代文学自然不会无休止地延伸下去，它必将有朝一日成为历史。事实上，我对当下文学是否还可以放在许多年前诞生的“当代文学”概念之下，早已有了怀疑——可是我们又应该如何命名呢？
但，哪怕是今天就宣布“当代文学”寿终正寝，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失业。“当代文学”已是一个法定的领域，就像“现代文学”早已结束但那一个“现代文学”还在一样，当代文学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的学术事业所在。

理论与材料之关系的完美处理

在说到洪子诚先生的学术特色时，我们一般都会立即想到“材料”这个字眼——洪子诚先生的研究以材料见长。读他的文章也好，读他们的专著也罢，你总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些材料滚滚而来，何年何月发生了何事，又是何人说了何话，他总是以一副波澜不惊的口吻，如数家珍般地一一道出。我们在重温这些材料时，具体地、富有真实感地触摸着已经流失了许久的历史。
在材料与理论两方面，他的本钱似乎是材料。而这些材料，这些不断出现的用引号加以凸现的单词、短句，都给了我们一个印象：他在说事实，而事实的力量是远超理论的力量的。这些绵密的材料，这些没完没了的引号，还在无形之中为学术界刻画了一个学者的形象：严谨、扎实、可靠、绵里藏针式的清醒和锐利。
在谈到理论与材料各自的能量时，洪子诚先生自己似乎也在说：他是一个难以离开材料说话的人，他注重的是他的经验。在说到过往岁月留给他的好处时，他说：“但有一点倒是十分清楚，这就是后来不必借助更多的理论，就能懂得‘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不必费太多的气力，就能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讲话，写书，都没有大段豪华的、振聋发聩的理论镶嵌，基本上是那种“夹叙夹议”的文体。那些毫不滞后的理论，只是时不时地自然而富有智慧地闪现在材料中间。
话说到这里，我却要说一些不同的看法了：
洪子诚先生的本事，并不在对所谓材料的占有上。占有这些材料，并非难事。他的材料所在的时间领域，也就六十年，往上推，也不过又四十年而已。这些材料，对我们所有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的人而言，其实并不陌生——他在著述中向我们呈现的材料，有我们所不知的吗？大概不多。他只不过比我们记得更清楚、更准确而已。这些材料的获得，大概也远不及古文化研究者获得一件材料那么艰难。只要我们肯下功夫，肯用心，那些材料是很容易为我们所占有的。再说，以洪子诚先生的性格，他也不可能是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去钻营搜寻材料的人。他的材料，就是我们的材料，大众的，没有任何隐秘性。
洪子诚先生的本事是在对这些材料的辨析与发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他将这些材料重新返回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然后将它们重新组成链条，从而组成所谓的“历史”。他的本事在于对这些材料高度的学术敏感，在于他敏锐地感悟到了所有这些司空见惯的、貌不惊人的材料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历史心机与时代记忆。
材料就是一切，因为一切都隐藏在材料的背后。看到材料算不得本事，本事在于看到材料的背后。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专注地听洪子诚先生那种没有频率变化、没有声调变化、声音细弱的讲话的原因。他平静的讲话总是牢牢地牵引着我们，因为，一，他让我们重新一起记忆这些材料，记忆历史；二，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材料背后的深长意味。“窥探”背后，这是很符合我们人性的。
洪子诚先生也许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某种理论或某些理论。我们在他的文字中，难以判断他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又是在多大程度上与理论有过“蜜月”，有过“缠绵”，有过“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但当我们细心地阅读他所有的学术文本时，我们看到了这十年间、二十年间几乎所有的理论幽灵——“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个幽灵，一个理论幽灵在洪子诚先生的文本中徘徊。这就使为什么他能驾轻就熟地回应占有大把理论资源的年轻批评家们的质疑的原因。他完全知道所有这些理论的路径。
再说他的本事——他的本事不在于从头到尾对某一理论的阅读与研究，而在于他对那些理论的敏感，越是当这些理论能与他的经验相遇时，他就越是对这些理论高度敏感。他是那种善于捕捉“关键词”、“核心词”并心领神会的人。
来自于西方的各路理论，本就是在演绎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下，由一个又一个词而来。作为一个习惯于中国“归纳式”思维的人，他总能看到汪洋大海上的那只船，那几只船。这些船航行在他的文字海洋里，很提神，很风光，不多，时不时闪现一下，足矣。
都说我们要感谢洪子诚先生，但这一回，我们却要洪子诚先生感谢他人了——你要感谢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他们这些学者。因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们这些学者为你创造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理论语境，你的学问大概也难做到这个制高点上。你是那种善于四两拨千斤的人，但这“四两”的动力却并非是你自己为自己提供的，而是他人。
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洪子诚先生，因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睿智地将理论化为己有——化到“了无痕迹”之境界的典范。
他对理论的警惕与控制，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将理论的光芒始终控制在到达常识为止，而决不让它穿透常识——一旦穿透，他就本能地放弃或拒绝。我们从未在他的著作中或讲话中看到他用理论去绑架文本甚至毁灭文本的暴力。
他对理论与评论二者之间的平衡几近完美。热奈特在他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中说过一段话，我很喜欢。这段话是这样的：“也许理论的枯燥与评论的细致在这里的真正关系是交替自娱和互相解闷。但愿读者也能在此找到某种周期性的消遣，就如失眠症患者辗转反侧一样。”然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许多文学批评文本，其中的理论与评论，既不能交替自娱，更不能互相解闷，如果一定要说解闷的话，可以打一个比方：理论是只猫，评论是只老鼠，猫要解闷了，就抓起老鼠戏弄几下，然后将其扔掉，又一意孤行。
在洪子诚先生那里，理论与评论是互相解闷的。他的著作，也是让我们解闷的。一个人能把学术性的书写到让人解闷的程度，大概也算是一番难得的境界了。

对事物复杂性的注视与解析

在洪子诚先生的著述中，我发现了一个高频词：复杂性。
这个词出现了太多的次数，几乎有举不尽的例子。这个词频频出现的背后，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形象，同时也看到了学术思考的另一种理路。他对存在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和解释的无限可能性，是清楚的。他偏重描述，惯用中性词，小心使用大词和判断性的句子，不说满话。他说话的方式常常是反向的修辞方法。修辞的背后，藏匿着的一定是一个人的存在哲学、认识论。洪子诚先生将它归结为性格使然、自信心不足的缘故。但他同时谈到了人由于认知能力的不足、知性的缺陷而导致判断力的虚弱，因此，他选择了“慎言”。
他也许未曾想到，他的学问正是诞生在这一点认识上，诞生在那些复杂之处。在本学科内，他比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缝隙、层面、转折、拐点，表象之下的杂多、矛盾、背景、后置和幽深处。他尽可能地对所有现象表示理解，不喜欢用泾渭分明的是非观加以性质上的判定，尽量保持叙述上的弹性。他的学术贡献，正在于它看到了简单之下的复杂，并在细致解析这些复杂之后，得出了更为辩证、更为妥当，也更为可靠的看法。
当然，有时候他由于对一种状况的严重不快，或是以为这本是一个昭然若揭的问题，也会锐利发问——虽是发问，态度却很分明、坚定，比如他在写给钱理群先生的那些纸片上的言语。

另一种文学史

他以他的专著、文章以及讲话，达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学术高度。
我们可以立于这一高度欣赏当代文学的独特风景，但对其复制是困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曾对一些学生说过，你尽可以学习洪子诚先生的治学精神，但在年少时，不必学习他的叙述方式——“少不学子诚”，因为你学不来。那是一个修炼到一定境界的人的一种自然的叙述方式。他有理由成熟，而你们没有理由，你们只有在数年后才可以成熟。成熟是他的权利，而不是你们的权利。哪怕是偏激，你们也要进行明白无误的判断。在他那里，他独自一人就可以体现辩证法，而在你们那里，应当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辩证法，各执一词，合在一起，就是立体的、辩证的。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个过去的、现在的西方大师，差不多都是极端的。极端也能成就一番事业。极端甚至也是美。
关于文学史的写作，洪子诚先生为一路，但不可将他的这一路神圣化、格式化。他的这一路所达到的高度，可能无人可及。但，我们也不必自惭形秽，我们有我们的路数。这就是存在的多样性。这一点论识，完全符合他的思想。
夏志清式的文学史叙述也是一路。他就敢力排众议，将他认为有资格写进文学史的作家写进文学史，而将在他看来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无论它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公然贬损一通，或者干脆忽略不计。
洪子诚先生经常使用“文学的意义”和“文学史的意义”这两个概念。后一个概念，似乎语焉不详。什么样的作品是有文学意义的，什么样的作品是有文学史意义的？问题是：没有文学意义的作品是否还可能具有文学史意义？
我是一个坚持文学有恒定基本面、承认有一贯文学性的人，不太欣赏“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相对主义说法。文学的基本，并未改变。我不太相信昨天有昨天的文学标准、今天有今天的文学标准已是一个事实。若无一个基本标准的存在，今人又如何欣赏《红楼梦》？
文学史也可以写成一部明确强调文学价值的文学史。如果对文学作品，采取一般的历史主义眼光，对那些实际上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作品而太过宽容地理解它的时代局限性，可能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历史是可以原谅的，文学的历史却是不可以原谅的。因为文学不可简单地放置于进化论范畴。
我想，一贯注重事物复杂性、对人对事都是宽容有加的洪子诚先生也会很高兴地看到另一种文学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