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文学是保护方言的有力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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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霈：文学是保护方言的有力载体

文学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接受、理解，又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很特别的感动力——这两个希望有时候会彼此冲突。文学家的基本工具是语言，现代语言学家兼诗人刘半农在他的《瓦釜集代自序》里说过，“一种语言传布区域的大小和它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他认为，文学家可以运用到的最高等、最真挚的语言是在母亲膝上学到的语言，也就是方言，而方言极微妙的趣韵，则为外地人所难以领会。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的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请来作家周立波讲课，他谈到在小说中运用湖南方言的乐趣和苦恼。关于后者，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老家益阳有一个歇后语：“和尚丢了腊肉——”后半截是益阳的方言，周立波苦思多时，在普通话里实在找不到恰当的对应词语。他所说的那个益阳方言词语，当时我听不懂，现在更毫无记忆。腊肉，是难得尝到的荤腥，是和尚的至爱珍藏，按照戒律和尚不该有腊肉，所以，丢了腊肉的和尚毛焦火辣，却还要装出一脸平静，装出诸法皆空、六根清净的样子。我在百度查“益阳民间歇后语” ，有“和尚丢了腊肉——做不得声的苦” ，后半截大意是不差，但周立波所赞赏不已的原汁原味则荡然无存了。周立波讲到这个歇后语的激赏之情，不得不放弃把它写进小说的强烈愿望那种恼恨，我至今还能够依稀记起。     曾被人戏称为英国的钱钟书的画家兼理论家约翰·罗斯金有一句名言，说“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不能歌唱丢失的金钱” 。那后半句大意与“和尚丢了腊肉”很是接近。罗斯金受到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深刻影响，英国十九世纪后半期风雅文人对守财奴的鄙视，和中国农民对俗念难消的和尚的调侃，既有不小的共通性，又各有迥然相异的特别意趣。方言的功用在于精微地传达特别意趣，而作家使用方言不仅是要表达方言区人们独特的本土体验，更多地是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各地区、各民族人的普遍经验。用不同的民族语言，用同一民族内不同的方言，表达某种具有人类共通性的人生体验，使得这类人生体验的人类普遍性和各群体的独特性融汇起来。     真要做到融汇，会有许多困难，偏于独特性或者偏于普遍性，都会产生弊端。当年，胡适极力推崇韩邦庆用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 ，他举小说中的一段为例：“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 ’ ”胡适接下去说，“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 ’ ——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可是，吴语区以外的读者读这段话，不要说设想双玉的“神气” ，多半是完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在胡适之前，孙玉声《退醒庐笔记》已经指出：“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词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 ”作者韩明经回答：“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此书出版，“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 (孙玉声著，题材与《海上花列传》相近的《海上繁华梦》 )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予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张爱玲也激赏《繁华梦》 ，不惜花费时间精力把《海上繁华梦》翻译成国语，就因为要疏通那“卡住现代读者的一个瓶颈” 。不过，翻译之后，她所激赏的风味也就所剩无几了。     周立波既然觉得“和尚丢了腊肉”的歇后语那么好，为什么又舍弃掉呢？这就关系到文学创作的意图、目标了。如果作品只是给方言区之内的读者看，运用方言不必有什么顾忌；如果想要给各个地区的读者看，不能不考虑方言词语对于非本方言区读者的可接受性。陈忠实在《白鹿原》里用了不少陕西关中方言，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我后来渐次明确，从字面上让外地读者猜不出七成意思的方言，坚决舍弃不用，用了反倒成了阅读障碍。 ”就是说，方言在文学文本中的作用，可能有相反的两面，它既可以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崭新路径，也可能成为达意的一种屏障。作家需要做的一个工作，让方言和普通话在他的作品里协调，让读者对文学作品中方言词语望文而会意。     湘鄂方言说“没有”都说“mǎo”或“mào” ， 《新华字典》收有“冇” ，注明是方言。周立波《山乡巨变》则用各地人均一看就懂的“没” ，亭面糊嘲讽说他有住高楼大瓦屋的命的算命瞎子说，“他自己连茅屋都没得住的” 。“没”和“冇”音相近，我觉得用“没得”更加自然，增加整个句子、整篇作品的流畅。湖北黄冈、荆州方言中表达对于人和事或物的轻蔑、否定，说“有个hē qián” ，方方在《闲聊宦子塌》 (那是一篇用心实验运用湖北方言的小说)中，何祚欢在《舍命的儿子》中，都写作“有个呵欠” ，也是外地人易于理解而又保存浓烈地方色彩的。湘鄂赣方言里有“打皮绊” ，指的是男女偷情，晓苏《坦白书》里有“在你去河南挖煤这段时间，我和一个男人打了皮绊” ，“皮绊”字面上有夹缠不清之意，外地读者可以体会。晓苏《两个人的会场》 ，有“老别，你说这话日弄我” ，“日弄” ，是陕南和鄂西北地区方言，略近于戏弄。第二个字音本是“lòng” ，“弄”在普通话里作动词读“nòng” ，作名词“小巷”解才读“lòng” ，而动词“弄”有戏耍的意思，让外地读者容易把握“日弄”的含义。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鹿子霖说“这是白鹿轩对我跷尿骚哩” ，“跷尿骚”是关中方言，意思比“日弄”重很多，外地人捉摸一下，也可以懂得七八分。     方言往往有音无字，刘半农记录整理江阴民歌，提出“国语乡调” 。用“国语”来表示“乡调” ，找出最合适的字，这样的字既可以标出方言的字音，又能让读者从这个字在普通话里的字义连通方言词语的含义，这是一个实用的策略。普通话第二人称尊称为“您” ，河南方言有“恁” (nén ) ，湖北方言有“你家” ，方方在《闲聊宦子塌》中写作“你呐” ，各种读者都可以接受。     助词虽乏实义，却是方言风格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刘半农整理的江阴民歌有“情阿哥哥问我吃咯啥个菜”一句，自注“阿，助语词，无所取义” 。既然无所取义，为什么不删去，还要用它？因为去掉了方言助词，常常就完全丢失掉方言的神采。陈忠实《白鹿原》多用句尾语气词“咧” ，那是关中方言特点；方方《闲聊宦子塌》多用句尾语气词“哒” ，那是荆州方言特点。刘勰说过，“发端之首唱” 、“送末之常科”的虚字，“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用在这里，也是很切合的。     方言是地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因素之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方言里保留了古汉语词汇的遗存。有人认为，陕西方言里形容女子漂亮叫“嫽得很” ，源于上古。 《诗·陈风·月出》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扬雄《方言》 ：“曰好为嫽。 ”嫽这种词义在书面语言中消失了，方言则把它保存下来。在各个国家、民族、地域交往日益密切的态势下，方言正处于被冲击、被同化乃至于被消解的境地。当各种方言处于不同程度的困境甚至是危境的时候，文学是保护方言的有力载体，同时也是促进方言发展和彼此交流的有效渠道。怎样在文学作品中恰当地运用方言，使得方言的加入不至于阻碍外地读者对作品意义的了解、韵味的领悟，一方面使流行于狭小区域的方言词语被吸纳到全民通用的规范话语体系，从而不断丰富全民共同语，另一方面还强化作品的语言表现力，这是考验创作主体功力的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值得我们下点力气来探讨。     (王先霈 原湖北作协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 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