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别”解古典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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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别”解古典诗词杨建民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25日   15 版）

    胡适那一代人，自幼受旧文化熏陶，又接受西方教育多年，两相冲撞，火花四溅。于是，对于旧文学，便有了许多数百上千年未有的颠覆看法，有了让大多研读旧文学者震悚，“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几乎感觉石破天惊的论断。
    胡适那一代人，自幼受旧文化熏陶，又接受西方教育多年，两相冲撞，火花四溅。于是，对于旧文学，便有了许多数百上千年未有的颠覆看法，有了让大多研读旧文学者震悚，“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语），几乎感觉石破天惊的论断。通过对胡适研究旧文化、旧文学著述的阅读，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胡适不仅是新文化，文学得风气先的倡导者，同时是以现代眼光梳理旧文化、文学，重新考量其价值的有绝大贡献者。

    胡适对古典诗词的研究，最早起于对“新文学”、“文学革命”的思考

    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即从“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的视角，认为“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这样的看法，胡适后来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挥：“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而来的。《三百篇》中虽然也有几篇组织很好如‘氓之蚩蚩’、‘七月流火’之类……但是《三百篇》究竟还不曾完全脱去‘风谣体’的简单组织。直到南方的骚赋文学发生，方才有伟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赋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顿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若不经过这一变，决不能产生《焦仲卿妻》、《木兰辞》一类的诗。这是二次解放。五七言成为正宗诗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诗变为词……这是三次解放。宋以后，词变为曲，曲又经过几多变化……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谈新诗》）
    为何历史上需要“文学革命”，胡适认为，是因为文学“有病”了。病在何处？按胡适留学期间尚不完备的见解，有“无病而呻”；“摹倣古人”；“言之无物”……仅以“言之无物”看：“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仅由此考察，唐以下宋、元、明、清数百千年，言之有物之诗作，不过“寥寥如凤毛麟角”。这样的状态，不需要进行“文学革命”吗？
    这样的思想，胡适在他那篇名文《文学改良刍议》中发展为“八事”。在避免“三病”之外加有“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等。虽然这种归纳仍嫌粗放，并且未能究诘到根本，可这些文字在当时问世，仍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除去这样宏观考察古典诗词演变线索脉络，在一些具体作品探讨上，胡适也新见迭出。这一些“新见”，不仅震动当世，同时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思考的课题。

    胡适最早自发在课余做的一篇有分量论文，便是《〈诗三百篇〉言字解》

    《诗经》是中国旧读书人大多要求背诵的发蒙读物，胡适亦不例外。在海外留学期间，胡适最早自发在课余做的一篇有分量论文，便是《〈诗三百篇〉言字解》。在其中对《诗经》里“言”字的用法，通过比照，亦运用西方语法系统，得出恰当意义及正确用法。这是胡适对这部重要作品研究的最早贡献。
    数百上千年来，《诗三百》这部远古先民的咏叹之作，被带着“正统”眼光的学究们蒙上了层层纱雾，并被推上了“经”的高位。如此一来，其中鲜活而充满生命力的作品，被曲解，遮蔽得一塌糊涂。针对这样的状况，胡适在回国未久的一次演讲中，就对这部重要作品集做了明确宣示：“《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因为《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
    在胡适眼睛里，《诗经》中的重要作品，到底该如何看待呢？“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胡适明确地说：“《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在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对于《诗经》中的“风”类作品，胡适认为：“譬如《郑风》二十一篇，有四分之三是爱情诗……说来倒是我的同乡朱子（按：朱熹）高明多了，他已认《郑风》多是男女相悦淫奔的诗”。
    对其中《野有死麕》一诗的解说，亦显示了胡适开阔的视野：“《野有死麕》的诗，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初民社会的女子多喜欢男子有力能打野兽，故第一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写出男子打死野麕，包以献女子的情形。‘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便写出他的用意了。此种求婚献野兽的风俗，至今有许多地方的蛮族还保存着。”
    《嘒彼小星》一诗，胡适甚至认为“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早记载”：
    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
    胡适与后来小说《老残游记》进行比较：“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以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这样的解说，对于视《诗三百》为“经”的道学家，那该有多大的震撼！

    对杜甫，他有许多与我们今人观感、认识相异的“别见”

    唐宋诗词作者，胡适谈得最多的，当是杜甫了。
    在大多数文学史里，在大多数读者阅读印象中，杜甫的风格是用“沉雄顿挫”来概括的。可胡适在研读后却另有新见：“杜甫很像是遗传得他祖父（按：杜审言）的滑稽风趣，故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句话不是诽谤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别风格……”“幸而杜甫有他的诙谐风趣，所以他总寻得事物的滑稽的方面，所以他处处可以有消愁遣闷的诗料，处处能保持他那打油诗的风趣。”（《白话文学史》）
    为了证明这一点，胡适举出的例证有《百忧集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夜归》等等。他甚至以为：“杜甫最爱作打油诗遣闷消愁，他的诗题中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一类的题目。他做惯了这种嘲戏诗，他又是个最有谐趣的人，故他的重要诗（如《北征》）便常常带有嘲戏的风味，体裁上自然走上白话诗的大路。他晚年无事，更喜欢作俳谐诗……后人崇拜老杜，不敢说这种诗是打油诗，都不知道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这样一来，杜甫俨然是一个最有谐趣的诗人了。这一点，与我们的阅读感受有相当差异，但笔者以为，不妨照胡适的思路去想一想，或许这些“别见”中有真正、深切的“洞见”也未可知。
    因为研究的深透，胡适对杜甫的“短处”，见得也格外突出。读过杜甫的人都知道，他的律诗是最用心思，成就也相当高，甚至堪为唐朝典范的作品，但在胡适眼中：“律诗本是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艺儿。”
    在这样的认识下，胡适虽然举出几首较好的杜甫律诗作例子，认为：“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然中求自然。”并且“有意打破那严格的声律，而用那说话的口气”。但是，胡适基于自己“不讲对仗”的文学主张，对律诗一直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在这里，即使对他最为推重的杜甫，也不例外：“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如《诸将》等篇用律诗来发议论，其结果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迷。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
    仅仅这样说说，似乎难以说服人，胡适便进一步分析，举证：“律诗很难没有杂凑的意思和字句。大概做律诗的多是先得一两句好诗，然后凑成一首八句的律诗。老杜的律诗也不能免这种毛病。如‘江天漠漠鸟双去’，这是好句子；他对上一句‘风雨时时龙一吟’，便是杂凑的了。又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下句是实写，上句便是不通的凑句了……这些例子都可以教训我们：律诗是条死路，天才如老杜尚且失败，何况别人？”

    在胡适眼里：“以《长恨歌》与《琵琶行》较，后者为胜也”

    1919年，胡适作了一篇长文《谈新诗》。其中提出了一个“做一切诗的方法”，即“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按照这样的标准，他拉出了一些古人来佐证：“李义山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不成诗。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是几个抽象的名词，不能引起什么明瞭浓丽的影像……再看看白乐天的《新乐府》，那几篇好的——如《折臂翁》，《卖炭翁》，《上阳宫人》，——都是具体的写法。那几篇抽象的议论——如《七德舞》，《司天台》，《采诗官》，——便不成诗了。”
    《长恨歌》与《琵琶行》是白居易最负盛名的作品。可在胡适眼里：“以《长恨歌》与《琵琶行》较，后者为胜也。《长恨歌》中劣句极多：‘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几不能卒读。《琵琶行》无是也。”
    在另一处，胡适还拿白居易的诗作与国外的现实情形比照，得出有趣结论。1917年4月，美国议会通过“选择的征兵制”。按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解释：“此亦强迫兵制之一种也。”胡适在与友人谈及此“征兵制”时，很有几人表示“不愿从军”；有人更坚决地说：决意不征调，即使因此而被囚拘也不后悔。当时，胡适想起了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一诗。他在日记里抄背了其中若干句子后议论：“向之宁折臂而不当兵者，与今之宁囚拘而不愿从军者，正同一境地也。”拿美国人对入伍的态度与中国唐朝的“折臂翁”作比，这种联系，实在是身处异国才会生发出来的。
    胡适还从一个人的诗、词作品，读出完全相反的效果。譬如宋朝文人陈亮，胡适就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这种特异现象：“陈同甫（按：陈亮字同甫），天下奇士，其文为有宋一代作手。吾读其《龙川集》，仅得数诗，无一佳者，其词则无一不佳。”对此，胡适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认为：“此岂以诗之不自由而词之自由欤？”无论胡适解释正确与否，这种“异象”确可引发后人关注才是。
    胡适是着力倡导新文学的先锋大将，从实际看，他并没有对旧有传统文学一概抛弃，反而通过对旧文学的深彻研究，探寻出新文学的发展“新路”；并且由于受新思想、观念影响，他对旧文学，便有了别样的评价眼光，有了恢复古典诗词原本鲜活生命情态的自信。通过以上举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观照，大多是有相当新鲜意义的。他当时的许多看法，后来日渐为学界接受，成为文学史的定见；一些研究虽不无偏颇，但却给人以很深启发；一些“别见”，至今是人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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