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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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历史学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黄朴民
    当下，历史的角色与地位颇有几分尴尬。因为，人们对于作为民族与国家生命历程本身的历史事迹兴趣盎然、情有独钟，但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则意兴阑珊、敬谢不敏。一方面大学历史系遇冷，历史学专著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充斥荧屏，大话历史的作品风光畅销。虽然说“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严肃的历史学术性研究成果受众面的狭窄乃古今皆是，理所当然；它的关注度、影响力不及“下里巴人”性质的公共领域通俗普及史学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像人们在这么热衷追捧“某某朝那些事儿”的同时，却将历史学专家焚膏继晷、呕心沥血写成的专著、论文弃之如敝屣，这样的反差也实在太大。毕竟，在中国古代，像《史记》、《资治通鉴》这类史书，并不仅仅是撰著者司马迁、司马光的自娱自乐，玩象牙塔里“一个人的精彩”，而是广为流传、至少普及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所以，当今历史学受冷落、被边缘，其主要根因还得从当下历史学研究自身上去寻找，而不该怨天尤人。我个人认为，除了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之外，更致命的是理念上的偏颇与方法上的错谬。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宗旨与原则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在浑然不觉中进入了严重的“误区”，这类“误区”是很多的，这里简单列举有四。
一、追求虚幻的绝对“真实”
    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之一是求“真”，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决定了所谓求“真”往往耽于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尽管以德国兰克为代表的考据学派一再强调历史学应以事实为依据，主张历史研究应“客观如实”，“据实记事”，所谓“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认定历史研究的唯一目标乃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可是，事实上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历史记录者主观认知能力与价值旨趣的差异性，加上拥有话语主导权的统治者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对历史史实的掩饰或歪曲，今天的历史学者在接受相关历史信息时，本来已是残缺不全或真伪混杂的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如实”、“据实记事”云云，不过是可望而永远不可及的理想憧憬。“不溢美，不隐恶”作为理想的原则以及努力方向，值得敬重和效仿，可是作为操作的实践则不免捉襟见肘，遥不可及。
    其实，正以如柯林武德为代表的思想学派所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心中的历史”。任何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史前陈迹，都被赋予了记载者与研究者的主观色彩。所谓历史的真实仅仅是指主观的真实，而绝不可能是客观的真实。而只能有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遗憾的是，占据我们史学界主流的，是认同兰克学派的“史料学派”，信奉的是汲汲还原于真实历史的戒律，既然要恢复所谓的“绝对真实”，那么就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搜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堆砌资料，“考镜源流”，于是乎“史料即史学”的提法受到热情追捧，饾饤考证的途径成为最高规则。可这样一来，历史学的叙事手法就不能不沉闷枯燥，历史学的表述形式就不能不僵硬刻板。历史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生存方式与政治智慧就完全被冲淡乃至淹没了，历史研究也只能成为极少数“小众”的圈内“游戏”，就与普通人划清了界线，排斥了更多的人的参与。由此可见，追求绝对真实的迷思，使得历史学的活动空间受到人为的逼仄，与整个社会产生严重的疏离排斥，这显然是历史学研究宗旨偏颇而导致表述形式艰涩，无法扩大受众的基本原因。
二、排斥合理的宏大叙事
    轻视理论思维，满足于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诠释，导致史学研究在选题上的琐碎化，从而使历史研究被社会边缘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积极借鉴西方年鉴学派“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空间，深化了对诸多历史对象的认识。由此，社会史、环境史研究热潮逐渐涌动，经济史、心态史、人口史、家族史、妇女史、疾病史、灾害史、村社史等新的研究领域日益兴起并不断拓展，并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
    但受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史家的影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同样也出现了“病态”。一些论著着眼于对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一种疾病的探究，忽略了对社会历史背景的参照，显示出琐碎化、细微化的趋向，常常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限制了人们对历史整体的认识，特别是限制了人们对具有规律性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
    在历史学研究的选题中，一些学者只看重对枝节性历史现象的考证或描述，而轻视甚至否定对历史规律和重大问题的考察，这就有可能使得历史学研究迷失方向，严重削弱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例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成为了时髦，可实际上文化史往往陷入云山雾罩的困境，而社会史则不免有鸡零狗碎的讥诮。很显然，轻视理论思维，只满足于在历史学甚至其各级分支学科内部讨论一些过于枝节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历史研究日益被社会边缘化，历史学的价值严重失落，其影响更趋式微。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日益局限于男人的胡子、女人的小脚之类的考证描述时，社会自然要使历史研究被边缘化，历史学遭到冷落便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三、陷入思想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泥淖
    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来说，它表现为：一是观念上的唯“新”是尚，唯时是趋。创新是史学研究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史学研究中的创新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要符合历史实际，以史实为依据；二是要正确对待传统，尊重前人已有的成果。目前史学界某些人在创新问题上陷入误区，正是违背了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宗旨，为“新”而新，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味地标新立异，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做传统定论的翻案文章，虚张声势，强词夺理，过去肯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则千方百计否定之；过去否定的，则挖空心思加以开脱、粉饰和美化，包括对以往的学术积累予以基本否定。
    二是方法上的照搬套用，唯洋是取。对新的理论、方法，常常是趋之若骛，机械照搬，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则不屑一顾。动辄用各种时髦新潮的方法手段去解决并不深奥的问题，用所谓“后现代”的语言释读各种历史文化现象，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其实这样做的效果有时不一定理想。如有的原本很见功力的社会史研究专著，由于过多地追求方法论的创新，文字表述过于西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累赘，减弱了自身的学术价值与传播功能。
    三是表述上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缺乏全面系统的观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些提法不够严谨，存在着可供商榷的巨大空间。例如，近年来地下文献的出土和刊布，对于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全面重写中国思想学术史，则是值得讨论的。简帛等新出土的材料固然重要，可是它只能起辅助作用，并不能取代传世文献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而以有限的出土文献来抹煞“古史辨派”的学术贡献，则更属于数典忘祖的做法。
四、执迷于所谓的“科学”规范
    历史学研究当然要秉持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排斥艺术，杜绝合理的想象与一定的虚构。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之一，就是提倡“文质彬彬”，主张“文史不分家”。因此，脍炙人口的经典历史巨著，如《左传》、《史记》等，都不乏用文学语言来做揣摩性质的细节刻画或气氛烘托。而正因为有这种渲染性的描绘乃至夸张，整个历史的场景才鲜活起来，历史的情节才生动饱满，历史的人物才有血有肉，充满了抒情式的诗意，使得人们在了解历史知识，获取历史智慧与启迪的同时，尽情享受历史本身所蕴有的美感与魅力。如《左传》中关于鉏麑放弃刺杀赵盾计划触槐而死的记载，从科学实证的角度看，显然有问题。因为鉏麑自杀前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可能有旁人作证，更不可能是史官的现场记录，然而这并不影响史书作者作出自己的推断：既然有机会下手刺杀而自动放弃，并头撞大槐树而身亡，那么就可以想象杀手死前的心理活动：“归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这种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艺术维度与空间。
    又如，司马迁写垓下之战时霸王别姬的情节，也同样属于艺术的虚构。毕竟在当时的情境下，有谁能亲耳聆听“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聊何生”这样悲恸欲绝的歌声？又有谁能亲眼见证虞姬自尽绝命的悲剧。然而，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可以猜度：英雄美人，生离死别之际，一定会有一番感天动地、缠绵悱恻的戏剧高潮。于是他就合情合理写入史书，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渲染。这当然不是科学实证，而是艺术虚构。可恰恰因为有了这些虚构，《左传》、《史记》才成为不朽的史学巨著，而不是像《春秋》那样，仅仅是所谓的“断烂朝报”。所以，一味强调所谓“科学性”、“实证性”，在历史研究中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有在基本尊重科学实证的前提下，综合运用文学的想象、艺术的虚构等手法，才能保证历史学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真正吸引人、打动人，从而最大限度扩大受众，避免被边缘化。
    可是让人感到惆怅的是，多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讲究内容表述上的理性了，冷静严肃得令人窒息，完全排斥了文学的想象、艺术的夸张，于是乎，研究成果总是千人一面，枯燥乏味，读这类“成果”，不要说一般大众惟恐避之不及，即使对历史工作者来讲，也是一份苦差事，同样兴味索然，昏昏欲睡。这就是当今历史学不受人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很显然是单纯讲求所谓“科学性”所产生的弊端。
    当今历史学研究遭遇危机，面临挑战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缘于上述四大“误区”，但是，这些“误区”的存在与制约，却的确是影响到了历史学的健康发展。要让历史学重新走向社会，融入今天的生活，就必须正视这些误区，走出这些误区，否则，谈历史学研究的重振，谈以古鉴今，不啻为痴人说梦，顾盼自雄而已！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