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批评的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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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伟：批评的自白书2011年12月31日 来源：房伟
　　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中写道：“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因为对深嵌在你的文化中的某物，只有它退隐到历史的深处，才能看清楚它的死亡。”文学死亡的原因，是文学这个世俗梦境，被电影、电视和网络所替代。作为民族国家叙事为公民灌输公民伦理的作用，也已被慢慢地替代。因此，按照米勒的观点，文学批评不过是一些死尸上美丽的野草，虽看着好看，终究也要死去。
　　对此，我还真不敢苟同。真正的文学并非道德立场，姿态，或概念，而是一种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呈现过程。无论我们写了几十万人的史诗战争，还是一个小保姆晚间的一次春梦，文学都试图将我们从陈词滥调的世界中拯救出来，赋予我们真正的内心生活。而就这一点来说，是电影、电视和网络所无法完成的。因为声像传媒和文字传媒最大的区别，也许并不是如亨利米勒所说，文字传媒是低级造梦者，而是文字传媒因符码的间隔，进而具有了“心灵世界”的想象性。昆德拉曾说过：“一种艺术的历史的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品评文学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来自理解一个虚构的“似假还真”的梦境世界。我们不期望受教育，或感动，而是在文字所建造的帝国里，有我们灵魂深处的真相。好的文学批评，也应当成为历史的对立物，而不是俯首帖耳的奴仆。所有对文本的阐释，都应在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敞开——内在的维度，在于它揭示了自我的深度，而外在维度，则在于它揭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深度。
　　因此，文学批评的本质，在于做一个“美与力的发现者”。所谓发现者，必然要对好的文学作品本身，保持心灵的谦卑，而对一切新鲜有趣，有活力，有意味，有智慧，有想象力，有美，有爱的质素，保持低调的探究和持之以恒的好奇心。这里所说的智慧，不能等同于智力。智力的判断是纯理性的判断，而智慧的判断则包含丰富的人性内涵和美的因素。这些发现者们，命中注定是一些步行主义者。他停停走走，或边走边看，他们善于观察道路两边所有的风景，感受每株小草上露珠的哭泣，抚摸流动的白云和灿烂的夕阳。他们的目的不在行程的尽头，而仅仅在于漂泊的过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文本永远是一个丰富复杂，又单纯可爱的，敞开的梦境世界。所有自己为是的尽头，不过是又一次远行的出发点和新的可能性。
　　希罗多德的《历史》，曾这样为人们描述“幸福”：“哲人梭伦见到了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解释了什么是幸福。一是英勇的战死，二是两个兄弟，最后死在一起。幸福就是拥有最多的东西，并保持到临终。”作为一名文学批评者，而不是一名战士，我们的幸福到底又什么呢？我们可能拥有最多的，并能保持到临终的，又是什么呢？也许，死亡不是一个过程。它对个体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具体而短暂的事件。而它对文学批评和文学而言，则是一个又一个“短暂的绝望“的积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短暂的绝望，而否认拯救的可能，否认幸福的可能。我想，批评者的幸福，就是将知识与生命相联系，将批评与心灵相联系，将文本与灵魂相联系。我们要看到作家灵魂上的伤，记忆中的耻，欲望的勃发，颓废的绝望，以及不可言状的莫名忧伤。我们要看到这些东西被作家用怎样的强度表现出来，我们要看他精神层面的广度和深度的境界，看他如幽蓝湖水般的宁静，以及雷霆般的愤怒。我们要用心，诚实而谦卑地去体认这些东西，并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这些东西。这便是我们的宿命。
　　　　房伟的简介
　　　　房伟，1976年生于胜利油田。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诗刊》等发表文论及诗歌、小说计130余万字，作品曾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著有《批评的表情》、《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影视作品分析》等学术著作，出版历史专著《屠刀下的花季——南京1937》、长篇新历史主义小说《屠宰场的潘金莲》等。曾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国家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