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通病制约当下文学创作（丁帆、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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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通病制约当下文学创作（丁帆、王彬彬）
2011年11月10日 来源：辽宁日报
　　他们这样说：中国作家的价值观存在问题。当下的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考察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站在商品化的角度，还有其他很多非文学标准的因素。《红楼梦》什么时候畅销过？莫言的市场化已经很厉害了。中国的作家不缺少才华，不缺少聪明，也不缺少灵气，他们缺少的是一种情怀，一种人文情怀，缺少的是执著地关注人的命运的精神……当下，我们的作家写作，很多都是平面化的，他们不是对中国的文学史陌生，就是对世界的文学史陌生。……
　　毕飞宇的《推拿》过于注重市场需求，苏童的《河岸》后半部分旁枝逸出，中国作家的价值观存在问题
　　丁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消费文学、商品文化的冲击，写作时总不自觉地考虑潜在的市场需求，考虑影视的效果，因为他们要二次出售，卖给电影、电视……当下的中国文学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圈，其怪圈是先生产电视剧，然后回过头来再写小说，这种次序差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这个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
　　“除了网络文学之外，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从形式审美这个角度来说，是更加圆熟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消费文化、商品经济的冲击，他们作为写作个体的自觉表达意识减弱了，依附于潜在的市场，个体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丁帆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圈，他说：“视觉艺术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其怪圈是先生产电视剧，然后回过头来再写小说，这种次序差是违反艺术规律的。我们说，通常应该是先有小说，然后再改编为影视作品，但是，现在却是先建立视觉效果，然后重新创作，也就是先把市场摆了进去。这个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很多著名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潜在的市场。 ”
　　丁帆：当下的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考察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站在商品化的角度，还有其他很多非文学标准的因素。
　　丁帆以两位江苏著名作家为例，一位是毕飞宇，一位是苏童。他认为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写得非常好，目前，最令他寄予希望的是毕飞宇的长篇《平原》，“《平原》里对人性的释放、人的本我的释放、人的社会存在的释放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不过，恰恰这样的作品却并不被文学界所重视。因为当下的文学界，对文学作品的考察更多是从技术层面出发，站在商品化的角度，还有其他很多非文学标准的因素。 ”而丁帆认为不如《平原》的毕飞宇的另一部长篇小说 《推拿》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成为评论的焦点。 “如果站在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平原》更有人性的张力，而《推拿》就时时可以看出作者过于注重潜在的市场的需求。当下，几乎每一位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暗含着这样的意图。尤其是在写性的时候，在小说场景的设置、人物细节的设置等方面，作家都会考虑影视的效果、视觉的效果，因为他们要二次出售，要卖给电影、电视。 ”
　　丁帆：苏童的《河岸》，我一开始看的时候非常兴奋，其鲁迅的笔法深深地震撼了我，但是看到不到一半，笔锋就转掉了。他忽略了那个特殊环境当中的特殊人物，把那个时段的人和物都喜剧化了，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
　　而对于苏童的新作《河岸》在思想穿透力上的递减，丁帆坦言感到非常可惜。 “苏童的《河岸》，我一开始看的时候非常兴奋，其鲁迅的笔法深深地震撼了我，但是看到不到一半，笔锋就转掉了。苏童在中国被誉为是纯粹的审美派的作家，但是，他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对‘文革’的表述，一开始是能够真正进入揭示‘文革’本质的轨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物的身上看到，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旁枝逸出了呢？作者是不是真的走进了主人公的心灵当中去，把他放到那个特殊时代的境遇中去塑造呢？显然没有。他忽略了那个特殊环境当中的特殊人物。苏童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在‘文革’时代还很小，对‘文革’的理解，除了感性认识不深刻之外，更多的还是理性的理解不透彻，也就是对‘文革’的本质还没有深入了解，最后把那个时段的人和物都喜剧化了，这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这部作品本来是可以成为百年经典的。 ”
　　丁帆：贾平凹最好的作品仍然是《废都》，这个作品好就好在，不需要更多的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到旧知识分子在商品文化时代的精神断裂。但是，《废都》在人性的张扬、对人的主体的表现方面，还是不够。 《废都》缺少了一些自我人文价值判断的穿透力，但是，它仍然是20世纪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它的地位要比《秦腔》高得多。
　　此外，价值判断的游移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的一个通病。丁帆还提到了贾平凹，作为中国最早跟踪贾平凹创作的批评家，丁帆认为，到目前为止，贾平凹最好的作品仍然是《废都》，“《废都》虽然在艺术上不是很成熟，但是记录了一个大时代里一个旧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过程。我在我编写的教材里也讲到了，《废都》中的四个女性，牛月清代表传统文化，唐宛儿是介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柳月则是商品文化的象征，阿灿是代表潜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这个作品好就好在，不需要更多的价值判断，就可以看到旧知识分子在商品文化时代的精神断裂。但是，《废都》在人性的张扬、对人的主体的表现方面，还是不够。比如，对柳月的描写完全是借鉴了明清艳情小说，只求满足感官刺激，而价值判断却不明晰。作家如果站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上，对人物既要提出严厉批判，同时又要带着深刻的同情和怜悯，可能这对作品更有益处。但是，我们从《废都》中只看到了表层结构。所以，《废都》缺少了一些自我人文价值判断的穿透力，但是，它仍然是20世纪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它的地位要比《秦腔》高得多。 ”
　　“铁凝的代表作《哦，香雪》也表明了在新时代到来之前，新的价值观和旧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罗曼蒂克的古典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少女香雪面临着价值观念的选择，一方面现代文明给她非常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带着恶的东西，恩格斯有句名言：恶是历史的杠杆。历史的前进是要付出代价的，浪漫主义的、农业文明的、静态的、美的价值观念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令香雪无法选择，也就是作为作家的铁凝无法选择。 ”
　　丁帆 这些在中国属于一流的小说家尚且如此。其他的作家在如何通过整部小说表现自我的价值观上，往往是处于两种状态：一是不自觉的，非常模糊的，没有统一的价值理念的；另一种是半自觉的，作家自己知道大的方面应该把身处这个时代的人物描写成什么样，但是，对自我价值的表露却呈现二律背反的状态，这是一个悖论，所以，作者的观点是游移的，价值理念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
　　“这些在中国属于一流的小说家尚且如此。其他的作家在如何通过整部小说表现自我的价值观上，往往是处于两种状态：一种是不自觉的，非常模糊的，没有统一的价值理念的；另一种是半自觉的，作家自己知道大的方面应该把身处这个时代的人物描写成什么样，但是，对自我价值的表露却呈现二律背反的状态，这是一个悖论，所以，作者的观点是游移的，价值理念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是那样。 ”丁帆认为，批评家和读者希望看到的不是以上两种创作状态下的作品，而是那种价值观点鲜明，在表现自我、表现个体意识方面非常强烈的作品，“当然，作为艺术作品，前提应该如恩格斯所说的‘观点越隐蔽越好’，我们希望在越隐蔽的观点中，在人物性格的推进当中，在人物的表现当中，看出他的性格导向，看出作者对于时代的表达和诠释。但是，这样的作品，今天很难看到了。 ”
　　《红楼梦》什么时候畅销过？市场化的文学像方便面，纯文学像点心
　　王彬彬：可以用方便面和点心来比喻市场化的文学与纯文学。文学作品的畅销跟它的文学价值之间基本上没有关系，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相反的关系，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有哪个高级食品卖得比方便面多？
　　王彬彬用方便面和点心来比喻市场化的文学与纯文学。 “文学作品的畅销跟它的文学价值之间基本上没有关系，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相反的关系，这个道理太简单了！有哪个高级食品卖得比方便面多？康师傅方便面的销售量你可以去统计一下，再好吃的点心也卖不过康师傅方便面。今天，评价文学作品的尺度已经混乱了！ ”
　　王彬彬认为，所谓畅销，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他说：“纵向的畅销是历史性的畅销，指的是某部作品永远都在发售，单单看一个时期，也许卖得不是很多，可能出版后每年就能卖5000本或者一两万本，尽管一段时间内卖得不多，但是却能一直卖下去。 《红楼梦》卖了多少年？而横向的畅销是指在某一个时期内，某部书一出来就卖了几十万、几百万册，但是，过了这个时期，这部书很快就下架了。当下的中国，应该说，还是一个大众普遍文化素养不是很高的国家，在大众的文学鉴赏能力仍然不是很精细的情况下，所谓畅销不就意味着作品的水平不高吗？ ”
　　“写书的目的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教育大众、启蒙大众，要扭转你头脑里原来一些错误的想法，要给你灌输一些你本来没有的想法，要厘清一些你本来错误的想法，这就意味着有时候要让你不舒服；而另一种是迎合的，它与接受者的思维是恰到好处的，是天然吻合的，那说明它没有改变你，只是迎合了你，只是强化了你原来既有的观念，我们不说它有害处，但是，起码也是没有益处的。 ”王彬彬认为，畅销和纯粹的文学品位，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红楼梦》什么时候畅销过？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也已经市场化得很厉害了，而其他今天畅销书的作者，比如于丹等，根本不足论，纯粹是在骗大众的钱。 ”
　　王彬彬：“当下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和尺度是混乱的”，而在一个文化形态发展比较成熟的环境中，这些标准和尺度应该是非常明确和清楚的。一个作家是不能以畅销而自豪的，畅销书作家就是畅销书作家，是不能进入纯文学圈子的。……西方有些作家会说，我的书每年卖1000册，他的书每年卖10万册，我怎么能跟他坐在一起？而中国的有些作家却说，我的书卖了10万册，你的才卖1000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坐在一起？
　　当下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和尺度，王彬彬认为“是混乱的”，而在一个文化形态发展比较成熟的环境中，这些标准和尺度应该是非常明确和清楚的。“一个作家是不能以畅销而自豪的，畅销书作家就是畅销书作家，是不能进入纯文学圈子的。 ”令他感到奇怪和无奈的是，当下，各式各样的作家和作品被混为一谈，不同形态的文学失去了分界点，“开个会，大家全坐在一起，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在西方，以市场为目的的作家和严肃的纯文学作家是两回事。西方有些作家会提出来，我怎么可以跟他坐在一起？我这个书每年卖1000册，他那个书每年卖10万册，他有什么资格跟我坐在一起呢？而当下的中国文坛却是，我的书卖了10万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坐在一起？畅销书作家感到很光荣。我还是强调那句话——怎么可以用市场价值来衡量文学价值呢？ ”
　　中国作家没有学养，缺乏人文情怀？
　　王彬彬：中国的作家不缺少才华，不缺少聪明，也不缺少灵气，他们缺少的是一种情怀，一种人文情怀，缺少的是执著地关注人的命运的精神……
　　当下缺少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王彬彬认为，与作家们的才华无关，相反，通过偶尔阅读到的一些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他发现，中国的作家不缺少才华，不缺少聪明，也不缺少灵气，“他们缺少的是一种情怀，一种人文情怀，缺少的是执著地关注人的命运的精神。当然了，他们也常常缺乏一种恒定的价值尺度。”
　　丁帆：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学养不足的问题，制约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深度。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接受新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作家，又存在一个弊病，他们只吃洋面包，过度依赖西方文学的技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包括“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又不是很了解，于是，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断裂，他们缺少一个本土写作的参照系，因此，陷入到另外一种仿制和摹写中。比如当时红极一时的刘索拉、徐星……
　　丁帆认为，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学养不足的问题，制约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深度。 “我们看‘五四’时期出现的大家，他们本身拥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同时，又牢牢地以西方文学作为参照系，因此，他们是自觉的。当然，即便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学贯中西的作家，也属少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接受新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作家，存在一个弊病，他们只吃洋面包，过度依赖西方文学的技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包括‘五四’以来的作家作品又不是很了解，于是，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断裂，他们缺少一个本土写作的参照系，因此，陷入到另外一种仿制和摹写中。我们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也好，寻根派也好，很多作品都是盲目地仿制。比如当时红极一时的刘索拉、徐星这样的作家，他们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十分陌生，尽管他们对外国文化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价值判断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他们缺少了本土的背景经验，因此，他们塑造的人物与西方小说中塑造出的人物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
　　丁帆：这个现状很可悲，当下，我们的作家的写作，很多都是平面化的，他们不是对中国的文学史陌生，就是对世界的文学史陌生。如莫言这样阅读了许多西方文学的当下大作家，也只是停留在浅层理解的阶段。
　　“这个现状很可悲，当下，我们的作家的写作，很多都是平面化的，他们不是对中国的文学史陌生，就是对世界的文学史陌生。”如莫言这样阅读了许多西方文学的当下大作家，在丁帆看来，也只是停留在浅层理解的阶段，“他一开始阅读的多是拉美土著文学，如果指望他从文化精神上对西方文化史有穿透性的理解，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作家之所以没有创作出大量好的作品，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学养的问题没有解决。 ”
　　三重力量在挤压当下文学的发展空间
　　丁帆：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说，有三重力量在挤压当下文学的发展空间。一是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的传统封建意识自觉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制约；二是商品文化带来的新阻滞；三是作家无意识地对自我的束缚。
　　丁帆认为，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说，有三重力量在挤压当下文学的发展空间。一是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的传统封建意识自觉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制约；二是商品文化带来的新阻滞，商品文化、消费文化，是潜在的无形之手，制约着文学的发展；三是作家无意识地对自我的束缚，也就是鲁迅一直所批判的 “个体没有觉醒”，没有自觉的主体意识，没有恒定的价值理念。 “最近引起很多争论的一些批评家就是缺少恒定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时间段，他说这个好，在那个时间段，又说那个好，两个都好，你有什么是非标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你说出不同的话，实际上一连起来，你还是自相矛盾的。我认为，没有一个恒定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都是对中国文学的根本残害。文艺批评家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紧，问题是应该知道自己如何言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主体的价值理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撑，那你还怎么去搞文学批评。 ”
　　王彬彬：当下文坛给他们提供了心安理得的环境，作家以销量为荣，价值观念被扭曲了。销量大，市场说你牛，批评家也说你牛，作家在得到很多钱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学界的地位，双丰收。既然如此，那大家当然就愿意这么干下去了。除了极少数人，他们的内心始终还在坚守。
　　顾彬曾经多次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尖锐批评，他说中国文学现在完全被市场左右。王彬彬认为，这个说法作为一个基本的判断，总体上是准确的。王彬彬认为，“当文艺创作被商品化后，最糟糕的状态是，即便作家在迎合市场，这样的作家还能在市场和批评界得到认可，他们自然心安理得。否则的话，作家是会进行衡量的，他会问自己，‘我一辈子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档次很低。 ’有些人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结局。但是，当下文坛却给他们提供了心安理得的环境，作家以销量为荣，价值观念被扭曲了。销量大，市场说你牛，批评家也说你牛，作家在得到很多钱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学界的地位，双丰收。既然如此，那大家当然就愿意这么干下去了。除了极少数人，他们的内心始终还在坚守。 ”
　　王彬彬：市场的销量和批评界的口碑，二者只能有其一。
　　王彬彬认为，市场的销量和批评界的口碑，本来二者只能有其一，但是，因为标准的混乱以及陈晓明之类的批评家所发挥的捣糨糊的作用，使得当下的文学陷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 “作为一位作家，你选择什么，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你选择了严肃的纯文学，拒绝市场，那么你的代价是相对来说生活会清贫一点，别人的房子不断地换，你却120平住一辈子。人家一杯咖啡三五百元，你就不去，你只喝一二十元一杯的茶水。不向往功利，不追求功利，只想这辈子写下来，能够真正留下几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东西。现在这样的人极少。这样的作家不被大众认可，也不被市场认可。本来他们应该获得批评家的认可，但是批评家既不认可他们，也不理他们。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好像莫言那样的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发行几十万册，而且一年一部，然后每一部出版后，陈晓明都说代表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既然如此，那莫言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