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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紅樓夢》研究的回顧
作者梁歸智 一
《紅樓夢》現存最早的手抄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其底本當抄成于公元1754(清乾隆十九年甲戌)年, 其上的脂批即是
最早的《紅樓夢》研究。 有后四十回續書的程高本正式出版于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 其后有護花主人王希廉等的評點本流行,這些評點是
較早的對一百二十回《紅樓夢》的研究。 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
動發生之前,對《紅樓夢》的評論研究大体上可以分為兩种類型。 第一种
類型是傳統的評點、雜記、題詠等形式, 第二种類型是接近現代色彩的學
術論文、專著形式。 第一种形式里具有重要意義的有脂硯齋、畸笏叟等人
寫在各种抄本上的“脂批”, 王希廉、張新之、姚燮、涂瀛等人針對一百
二十回所寫的評點, 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裕瑞的《棗窗閑筆》
等野史雜記,明義、永忠等人的題詠等。 第二种形式最主要的代表則是王
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以及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等“索隱派
”的著作。 以王國維完成于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作為20世
紀《紅樓夢》研究的起始標志,應該是比較恰當的。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哲學詮釋《紅樓夢》
, 其意義首先在于引進了西方文化的理論視野,不管在具体分析上是否得
當,這种視角的革新本身無疑具有划時代的意義。 其次在對悲劇觀念等問
題的分析上也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顯示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眼光。 當
然, 《〈紅樓夢〉評論》的不足也是明顯的,首先,歷史還沒有提供給王
國維有關版本和作者等的考証研究作為前提條件, 因而他籠統地將一百二
十回作為一個孤立的文本來作評論, 既沒有區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也
不可能結合作者的身世、思想加以觀照, 這就使他的評論和分析有了先天
的致命缺陷。 其次,王國維受制約于自己的气質人生觀,完全用叔本華的
哲學觀點來框套《紅樓夢》, 這樣得出的結論,無論對曹雪芹原著還是對
一百二十回《紅樓夢》,都是有所扭曲的。 正如葉嘉瑩所指出的:“本來
,從哲學觀點來批評一部文學作品,其著手的途徑原是正确的。 只不過當
批評時, 乃是應該從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來探尋作品中
的哲學意義, 此一哲學含義,与任何一位哲學家的思想雖大可以有相合之
處, 然卻不可先認定了一家的哲學,而后把這一套哲學理論,全部生硬地
套到一部文學作品上去。”(葉嘉瑩《從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得 失談
到〈紅樓夢〉之文學成就及賈寶玉之感情心態》, 周策縱編《首屆國際紅
樓夢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几乎与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同時出現的俠人和陳蛻評論《紅樓夢》
的文章, 雖然沒有王國維那樣強的學理性,卻更能触及到《紅樓夢》內涵
的反叛性超前性思想向度。 特別是陳蛻,他認為:“《石頭記》一書,雖
為小說, 然其涵義,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理想家之學說,而合
于大同之旨。 謂之東方《民約論》,猶未知盧梭能無愧色否也。”(陳蛻
《列〈石頭記〉于子部說》)盡管陳蛻的說法缺少嚴格的邏輯論証, 有些
說法不是那么准确, 卻最早表現了對《紅樓夢》思想本質的深度契合,是
應該受到重視的。
1916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 王夢阮和沈瓶庵的《〈
紅樓夢〉索隱》, 1919年出版的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是索
隱派紅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索隱其實也是一种考証,只是這种考証從方向
上就有很大的偏頗。 他們把《紅樓夢》的內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
社會人物漫無邊際地加以附會,用明清的歷史史料臆斷小說文本。 因而這
些著作表面上看似乎很“嚴謹”, 重視“証据”,其實卻是“猜笨謎”。
索隱派的出現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習慣勢力的影響,也有時代的誘因。 如蔡
元培是一個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他認為《紅樓夢》“持民族主義 甚篤
”, “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
義”。 他把對《紅樓夢》的索隱与反對清王朝的民族斗爭聯系在一起,是
离開了《紅樓夢》的文本實際的, 卻与當時推翻滿清王朝向現代社會轉型
的歷史大形勢合拍。 同時,由于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确實有社會政治的
反思批判思想向度,索隱派的某些說法也可以說是“歪打正著”, 從學術
的角度上觀照也不能完全抹殺。 此外如索隱派對漢民族“民族性”的執著
, 也与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漢族文化傳統的認同有深層意識上的重疊
。
但索隱派對《紅樓夢》的觀照畢竟從根本上違背《紅樓夢》的文本真實,
因而胡适1922年出版《〈紅樓夢〉考証》, 接著1923年俞平伯出
版了《〈紅樓夢〉辨》, 從考証《紅樓夢》的版本和作者以及深入《紅樓
夢》文本的藝術實際出發, 得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前八
十回為曹雪芹著、后四十回為高鶚續的基本結論, 索隱派的“舊紅學”就
基本上被自傳說的“新紅學”所取代了。 新紅學講究“科學的方法”,即
杜威的“實驗主義”。 從現象上看,索隱也講“証据”,自傳說其實也是
“索隱”,不過索的是曹雪芹的“隱”。 關鍵問題是從發現研究版本入手
的新紅學比臆斷附會的舊紅學符合《紅樓夢》的實際情況, 因而就能為更
多的人所信服。 從時代背景上觀照,舊紅學受以辛亥革命為標志的反清民
族革命的強烈影響, 新紅學則是標榜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和科學)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
胡适和俞平伯同為“新紅學”的開創人, 其實胡适与俞平伯是有重要區別
的。 胡适關心和致力的是“科學方法”,俞平伯則更多地深入了《紅樓夢
》文本的文學實際。 俞平伯自覺的文學鑒賞的眼光,是胡适所不具備的。
因為《紅樓夢》主要是一部文學作品,所以這個區別非常重要。 《〈紅樓
夢〉考証》主要是歷史學向度的, 《〈紅樓夢〉辨》則突出了文學性向度
。
一直到1954年,新紅學都是《紅樓夢》研究界的學術主流。 盡管索隱
派也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 如1927年出版了壽鵬飛的《〈紅樓夢〉
本事辨証》,1934年出版了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 但這已經
無法影響自傳說、新紅學主導《紅樓夢》研究的大形勢了。 1930年出
版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在論到《紅樓夢》時, 是以接受新紅學的考
証結論為評說基礎的。 魯迅的貢獻是他深邃的思想家眼光,他在《中國小
說史略》和雜文中論到《紅樓夢》的許多精辟見解, 都在思想精神气質上
更能触及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思想本質真實,這一點無論胡适還是 俞平
伯,都是無法相比的。 倒是陳蛻的認識在思想向度方面和魯迅有接近之處
。
1931年李玄伯發現故宮中保存的曹寅父子的奏折, 寫出了《曹雪芹家
世新考》, 使自傳說、新紅學又獲得更多史料支持,并進而提出曹雪芹祖
籍河北丰潤的論點,是后來關于曹家祖籍論爭的濫觴。 1942年李辰冬
出版《〈紅樓夢〉研究》, 在接受“自傳說”的基礎上,對曹雪芹的人生
觀、 《紅樓夢》的人物分析、《紅樓夢》的世界、《紅樓夢》的藝術价值
都作了比較深入的論述, 是立足于新紅學考証成果基礎上對《紅樓夢》作
思想藝術觀照而比較有价值的早期成果。 1948年王昆侖以太愚為筆名
出版了《〈紅樓夢〉人物論》, 后來到20世紀60年代,又改寫再版。
這本書顯示了階級分析的立場和觀點, 有不少論述是新鮮警醒的,在讀者
中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此書的缺點是對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續書之思想
本質和美學本質的區別雖然有所認識,但還不是十分明确和深刻。 這是不
可避免的時代局限,因為關于八十回后佚稿的 研究那時的總体情況還相當
膚淺。 此外,在1949年以前的不同歷史時期,一些在歷史上有影響的
政治和文化人物如梁啟超、 陳獨秀、汪精衛等也都有談論《紅樓夢》的文
章, 其傾向大抵都是把《紅樓夢》和他們當時的思想政治主張牽扯在一起
,都有一定的歷史文化認識意義,所謂文以人傳。
總体上看1949年以前的《紅樓夢》研究情況, 最具有時代特征和歷史
意義的當然是王國維、 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以及魯迅這几位大師級人物
。 新紅學取代舊紅學,自傳說取代老的索隱派,是紅學發展史的一個關鍵
性的轉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性方面對《紅樓夢》認識最深刻的
是魯迅,在藝術性方面能得曹雪芹真諦的要數俞平伯。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
文學气質比較弱的, 蔡元培關心的是反清的歷史學向度,胡适更注重的是
“科學方法”, 他們都在不同的層面推動了《紅樓夢》研究向前發展,但
都不是審美研究,其實都無緣于《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而王國維 ,由
于時代和個人气質的局限, 雖有引進西方哲學理論視角的歷史貢獻,對《
紅樓夢》本身的具体思想和藝術認知也是有較大缺陷的。
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成立, 台灣則成為國民党殘余勢力的据
點。 這是20世紀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五四”啟蒙運動之后的第三次
重大歷史轉折。 所有的文化思想學術研究都不能不受這個大形勢的制約和
影響。 王國維、蔡元培和魯迅已經去世,新紅學的兩位創始人,胡适去了
台灣,俞平伯留在了大陸。 1950年,俞平伯把《〈紅樓夢〉辨》略作
修訂,改名為《〈紅樓夢〉研究》于1952年重新出版。 1953年《
紅樓夢》首次由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后, 俞平伯又在各地報刊陸續發表《
〈紅樓夢〉簡說》等文章,這些文章既是他三十年研究《紅樓夢》主 要觀
點的概括,又表達了一些新看法。 總的來看,他對《紅樓夢》的“傳統性
”在微觀上的考証和“獨創性”的抽繹分析, 都表現了對曹雪芹和《紅樓
夢》在藝術性方面的深度把握, 但在思想性上的認識仍然是模糊和膚淺的
。 這其實是由俞平伯的個性、气質、學養等綜合因素所決定的,俞平伯是
個“晚明名士”型的人, 他的思想和美學淵源屬于周作人所代表的那种“
閑适”流派, 与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流露出來的反叛心態有很大的距离
。 而周作人和俞平伯所具有的思想傾向和美學風格,又是与通過“武裝斗
爭”和“階級革命”建立了新政權的執政党的意識形態要求格格不入的。
1953年周汝昌出版了《〈紅樓夢〉新証》。 這部書立刻以其巨大的篇
幅、丰富的史料引起了相當大的社會反響, 被稱為新紅學的“集大成”式
的著作。 《〈紅樓夢〉新証》特別在《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方面提供
了丰富的歷史史料, 并由一些不易經見的資料出發得出某些新觀點,如論
証了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潤, 提出曹雪芹的卒年是乾隆癸未(1764)而
非壬午(1763)等, 都是后來紅學研究中長期討論爭鳴的重要問題。
從表面上看, 《〈紅樓夢〉新証》是《〈紅樓夢〉考証》和《〈紅樓夢〉
研究》的發展,而且似乎把“家史自敘傳”的觀點推向了极端。但《 〈紅
樓夢〉新証》在思想向度上与《〈紅樓夢〉考証》和《〈紅樓夢〉研究》
是存在比較大的差异的。 例如在《寫在卷首》中說:“曹雪芹在《紅樓夢
》里那樣嚴肅而沉痛地提出許多社會問題──宗法問題、 奴隸問題、專制
問題、 官僚問題、司法問題、官僚地主問題、農民問題、宗教問題、戀愛
問題、婚姻問題、妻妾問題……一言以蔽之, 封建社會制度下的种种問題
(換言之: 曹雪芹的鏡子忠實而詳實地反映了一個十八世紀中國、本質改
變前夕的封建社會), 然而卻從未受到過應得的重視,也少有人充分提出
來作為專題討論。 ”《〈紅樓夢〉新証》對后四十回續書的激烈否定,也
是著眼于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續書在思想性方面的巨大差异。 胡适注重
的是“科學方法”, 俞平伯貢獻最大的是“藝術性”,周汝昌則特別突出
了“思想性”,后來又上升到“文化性”,這是新紅學發展的三部曲。 盡
管他們表面上都是“考証派”。
1954年“五四”前夕, 李希凡和藍翎寫出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
其它》,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提出了批評性意見。 這篇文章投稿《
文藝報》無回音后,在《文史哲》上發表,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在毛澤
東的指示下,此文在《文藝報》轉載。 之后,李、藍又寫了《評〈紅樓夢
研究〉》,于1954年10月10日在《光明日報》發表。 李、藍的文
章主要從思想性方面批評俞平伯, 應該說也是抓住了俞平伯《紅樓夢》研
究的某些不足之處的, 當然他們的理論水平并不太高,論述中也有簡單化
的毛病。問題變得嚴重起來是這場學術討論被執政党的領袖提高到了 整合
意識形態的政治層面,由此發起了一場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政治運動。 歷
史地觀照, 建國初期執政党從整合意識形態的政治需要出發而掀起文化思
想批判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當然《紅樓夢》研究被挑中作為典型案例是
一种歷史的偶然性。 李、藍最初發表的与俞平伯商榷的文章,嘗試用馬克
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來分析《紅樓夢》的思想傾向, 盡管幼稚粗糙,但有其
合理性的一面, 他們的确比俞平伯更多地接近了《紅樓夢》本身所具有的
某些對傳統思想的反叛、异端的內容。 李、藍的文章是承認新紅學在考証
方面的歷史貢獻的, 他們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思想層面的不足作批
評還是屬于學術爭鳴的范圍。 但是當這場學術爭論很快演變成一場全國性
的政治運動后,种种偏頗和失誤就不可避免了。 從1954年下半年到1
955年上半年的“批俞運動”, 其文字結果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紅
樓夢〉問題討論集》一至四集共129篇文章。 這些文章的絕大多數都把
學術与政治混淆在一起, 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當然更談不到嚴肅的學理
性了。 李希凡和藍翎的文章后來也結集于1957年出版,共收論文17
篇,即《〈紅樓夢〉評論集》。 由于政治形勢的影響,對俞平伯的批判也
有牽強附會之處。如果說這場批判運動還有某种學理性的潛在合理因 素的
話, 那就是它特別突出了《紅樓夢》的思想性之重要,盡管由于其政治運
動性質的限制, 又不可能把對《紅樓夢》思想性的研究引向真正的准确和
深刻。 李希凡也曾“奉命”寫了一篇《評〈紅樓夢新証〉》的文章,把周
汝昌和俞平伯加以區別, 說明毛澤東感受到《〈紅樓夢〉新証》重視“思
想性”的特點。
新紅學作為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學術流派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在此后長達
近三十年的歷史時期內, 新紅學、自傳說都被烙上了政治的恥辱性紅字。
但新紅學的考証性結論其實還是沉淀了下來, 如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分別
為兩個作者所寫, 前八十回与曹雪芹的家世有“文學典型”与“生活原型
”的關系, 乃至曹雪芹家世祖籍、生卒年等的爭論,其實都是承新紅學、
自傳說的余緒的。 只是此后一般都不再提這些問題源于何處了,這當然是
不公平的,非學理性的。
1955年翦伯贊發表了《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兼
論〈紅樓夢〉中反映的社會經濟狀況》, 鄧拓發表了《論〈紅樓夢〉的社
會背景和歷史意義》, 對《紅樓夢》的歷史背景作了進一步研究,這對后
來從時代背景和思想層面更深入地分析《紅樓夢》是有推動作用的。 19
56年何其芳發表了《論〈紅樓夢〉》, 對李希凡和藍翎1954年寫的
《評〈紅樓夢研究〉》、 《論〈紅樓夢〉的人民性》以及鄧拓的文章中所
表達的“市民說”提出不同意見。 “市民說”的核心論點是:曹雪芹以“
新興市民”的代表寫了一部“市民文學”, 賈寶玉和林黛玉是“新人的萌
芽”, 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 期“工商業者”(即“市民” )的“反
封建要求”。何其芳認為賈寶玉的“平等觀念” “不一定要以資本主義萌
芽的存在和發展為前提”, 而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將心比心”的思想
。 何其芳對“市民說”的批評得到曹道衡、劉世德和鄧紹基等人文章的呼
應。 由此又引發了何其芳与李希凡關于賈寶玉、林黛玉典型意義的長期激
烈爭論。 何其芳在《論阿Q》和《論〈紅樓夢〉》中提出了典型“共名”
說, 認為“任何一個人都不是抽象的階級性和政治傾向的化身”,“特別
是那些成功的典型人物, 它們那樣容易為人們所記住,不僅概括了一定的
階級的人物特征以至某些同階級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東西”, 而且“可以
超出他的階級和時代”,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名字就“一直流行在生活中,
成了一個共名”。 李希凡寫了《典型新論質疑》,后來又寫了《阿Q、典
型、共名及其它》, 對何其芳的“共名”說作出反駁,強調“階級性”,
說“共名”說是“人性論”。 李希凡与何其芳的爭論是在唯物主義的反映
論和強調階級斗爭的階級論已經成為那個時代主導意識形態的背景下展開
的, 他們的文章都有某种就理論說理論而脫离了《紅樓夢》文本實際的傾
向。 兩個人的文章中都不乏引經据典,比較而言,由于何其芳有濃郁的詩
人气質, 他更多地吸收了俄羅斯民主主義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車爾尼雪
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一些文藝思想,對《紅 樓夢》的分析更有深度,
文章也有一种情感色彩,因而更能得到讀者的認同。 李希凡則教條主義的
傾向更明顯一些。
蔣和森于1959年出版了《〈紅樓夢〉論稿》, 其中提出“共感”說,
与何其芳的“共名”說比較接近。 《〈紅樓夢〉論稿》用一种抒情性的筆
調分析《紅樓夢》中的人物, 在六十年代強調“階級斗爭為綱”,提倡“
火藥味”的時代氛圍下, 顯出一种清新气息,因而一方面受到廣大文學青
年的熱烈歡迎,另一方面也受到“人性論”的批判指責。 《〈紅樓夢〉論
稿》是六十年代發生了巨大群眾性影響的《紅樓夢》研究著作, 但它對《
紅樓夢》人物的分析和立論沒有嚴格區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續書, 因
而在學術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它的思想深度也不如何其芳的《論〈紅 樓夢
〉》。
吳世昌1962年從英國牛津大學回到中國大陸。 他此前用英文著述的《
〈紅樓夢〉探源》1961年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是繼周汝昌的
《〈紅樓夢〉新証》之后又一部頗見功力的考証性專著。 在版本、作者家
世、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比較等方面都有獨立見解和新的論說, 成為學
術上有影響的一家之言。 到1980年底又出版了《〈紅樓夢〉探源外編
》,基本上是《〈紅樓夢〉探源》的補充和延續。 不過在今天看來,《探
源》与《探源外編》中的一些具体結論是值得商榷的。
吳恩裕于1958出版了《有關曹雪芹八种》, 1962年出版了《曹雪
芹的故事》, 1963年出版了增訂本《有關曹雪芹十种》,對和曹雪芹
有關的一些書籍、文物、傳說作了介紹、考証和研究, 填補了曹雪芹在生
平方面的一些空白。 到了七十年代,吳恩裕又發現了“曹雪芹遺著”《廢
藝齋集稿》以及据說曹雪芹用過的兩只書箱等文物資料, 則引起了紅學界
激烈爭論,其真偽至今仍然懸而未決。 吳世昌与吳恩裕都是六、七十年代
有影響的考証派紅學大家, 与周汝昌一起被稱為紅學界的“兩吳一周”,
代表了那個時期考証派紅學的最高水平。
從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中, 還有其他一些比較有影響的
紅學論著。 比如1956年出版的劉大杰的《〈紅樓夢〉的思想与人物》
,包括六篇文章,以人物分析為主。 吳組緗于1956年和1963年分
別發表論文《論賈寶玉的典型形象》和《賈寶玉的性格特點和他的戀愛婚
姻悲劇》。 這些著述都是立足于典型形象、階級分析等新文藝理論的學理
立場的, 擺脫不了“追求個性解放”“初步民主主義思想”“愛情婚姻悲
劇”等流行言說的套路。 相比之下,俞平伯于1963年發表的《〈紅樓
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則是一篇深入《紅樓夢》文本實際, 彰顯
出曹雪芹創作藝術真諦的力作。 不過,這篇名文仍然是于藝術性的闡揚見
長,于思想性的發明較弱。 周汝昌于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是有史
以來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曹雪芹的傳記, 是后來他一再重寫的《曹雪芹小傳
》、《曹雪芹新傳》和《曹雪芹傳》的雛形。
1962年到1963年之際, 圍繞著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紀念活動,
形成了一次不小的《紅樓夢》研究熱潮。 其間展覽有關文物2400多件
, 發表紅學文章136篇(不完全統計),重版了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
校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出版了一粟(周紹良和朱南銑合用筆名
)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等, 上演了十余种《紅
樓夢》戲曲和電影, 其中1961年拍成電影的越劇《紅樓夢》,產生了
很大的社會影響, 也使肯定后四十回續書的“功績”以及确定《紅樓夢》
的主題是“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反對包辦婚姻,爭取戀愛自由” 的學
術觀點得到進一步确認和鞏固。 因紀念活動引發,圍繞著大觀園原址何處
和曹雪芹卒年是壬午還是癸未等學術問題展開了熱烈爭論。 關于曹雪芹卒
年的爭論, 周汝昌主“癸未說”(1764),吳恩裕、吳世昌、曾次亮
等贊成; 俞平伯主壬午說(1763),王佩璋、周紹良、陳毓羆、鄧允
建等贊成。 爭論的結果是贊成癸未說的學者增多。但就在紀念活動還在進
行的過程中, 由于政治上興起了強調“階級斗爭”和批判“修正主義”的
极左思潮,《紅樓夢》研究領域又面臨一片肅殺之气。 俞平伯、何其芳等
著名紅學家和這次紀念活動本身都遭到了攻擊批判。
“十七年”期間《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資料得到搜集、 整理和出版。
如影印出版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 《脂硯齋四評〈石
頭記〉》(庚辰本)、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石頭記》(
商務本)、《紅樓夢》(作家出版社本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本), 以及敦誠
的《四松堂集》、 敦敏的《懋齋詩抄》、張宜泉的《春柳堂詩稿》、明義
的《綠煙瑣窗集》、 裕瑞的《棗窗閑筆》、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
、高鶚的《高蘭墅集》等。 廣大的讀者因此更容易接触到《紅樓夢》研究
的原始材料,這就為八十年代以后具有更廣泛群眾基礎的《紅樓夢》 研究
高潮的到來准備了條件。
從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 除了前已述及的吳恩
裕發現与曹雪芹有關的文物資料是學術事件之外, 1973至1975年
由江青的一篇“講話”而掀起的“評紅”運動則是极左政治影響下的非學
術產物,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毫無學術价值的“評紅”文章。 不過,客觀
上這也起到了擴大《紅樓夢》社會影響的作用, 一些《〈紅樓夢〉注釋》
、 《〈紅樓夢〉詩詞評注》等資料的編撰流傳起到了向人民群眾普及《紅
樓夢》的作用,也為八十年代的《紅樓夢》研究作了某种准備。 如此時本
為搞批判而成立的“《紅樓夢》大批判小組”就是后來“《紅樓夢》 研究
所”的前身, 八十年代不少有影響的紅學專家都是從這個時期開始走上研
究《紅樓夢》的道路的。 八十年代前期有影響的一些紅學著作也是在這個
時期寫作的, 如張畢來的《漫說〈紅樓〉》(后來張畢來又出版了《〈紅
樓〉佛影》、《賈府書聲》等著作), 戴不凡關于“石兄”而非曹雪芹創
作《紅樓夢》的文章, 王朝聞的《論鳳姐》,蔡義江的《〈紅樓夢〉詩詞
曲賦評注》等。 同時,一些与《紅樓夢》研究有關的有价值的文物資料也
在這個時期發現, 如吳新雷發現了乾隆十六年(1751)刊藍應襲纂修
的《上元縣志》卷十五載《曹熙傳》, 馮其庸和李華發現了康熙二十三年
(1684)江宁知府于成龍纂修未刊稿本《江宁縣志》中的《曹熙傳》
和康熙六十年(1712)上元縣知縣唐開慶等纂修的《上元縣志》中的
《曹熙傳》, 遼陽文物管理所保管的碑刻中發現了刻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彥
姓名、職銜的《大金喇嘛法師寶記》和《重建玉皇廟碑記》兩塊石碑, 故
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輯出版《關于江宁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和《李熙奏
折》,都是考証曹雪芹家世的重要史料。 1965年發現高鶚詩集《月小
山房遺稿》和1975年發現程偉元的遺著及有關生平資料, 則對研究高
鶚和程偉元提供了寶貴史料。版本方面也有不少重要發現,如己卯本 《石
頭記》殘卷, 戚蓼生序《石頭記》底本,徐傳經批本,桐花鳳閣主人批本
,黃小田批本《紅樓夢》,哈斯寶批本《新譯〈紅樓夢〉》等。 以上各种
發現對于促使《紅樓夢》的文本研究和作者研究進入更深的層次無疑是很
有意義的。
在中國的另一部分台灣和香港地區, 由于政治氛圍的不同,則是另一番景
象。 在六十年代,胡适、林語堂、蘇雪林、李辰冬等都曾圍繞著前八十回
与后四十回的优劣同异等問題展開過激烈的學術爭論。 這些爭論一般不涉
及政治因素,但也缺乏比較高的學術和理論水准。 如林語堂1966年出
版的《平心論高鶚》并不進行版本的考証鑒定, 只憑自己膚淺的感覺就倡
言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原作, 蘇雪林1967年出版的《試看〈紅樓夢〉的
真面目》甚至說曹雪芹原作“文筆之惡劣, 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謂聞所未
聞,見所未見,不但說不上一個‘好’字,而且說不上一個‘通’字 。”
(蘇雪林《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 《〈紅樓夢〉研究專輯》之《紅
學論戰──以李辰冬、蘇雪林為中心》卷, 台灣天一出版社1970年版
)表現的學術態度的不嚴肅和學理水平之低都讓人感到詫异。 相對來說,
李辰冬和宋淇的見識則顯得實事求是,敏銳深刻。 1955年香港出版曹
聚仁的《新紅學發微》, 1956年香港出版趙苕狂的《〈紅樓夢〉人名
詞典》, 1960年新加坡出版任辛的《〈紅樓夢〉簡說》,台灣出版朱
虛白的《〈紅樓夢〉人物評傳》, 1962年日本出版大高岩的《〈紅樓
夢〉研究》, 1966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斯彭斯的《曹寅和康熙皇帝》
, 1966年台灣出版墨人的《〈紅樓夢〉的寫作技巧》,1967年台
灣出版梅苑的《〈紅樓夢〉的重要女性》、 李君俠的《〈紅樓夢〉人物介
紹》, 1968年日本出版鄭子瑜、實藤惠秀編校的《黃遵憲与日本友人
筆談遺稿》中有筆談《紅樓夢》的內容, 1969年台灣再版李君俠在香
港出版的《〈紅樓夢〉人物介紹》等。 七十年代有影響的紅學著作還有台
灣出版的瀟湘的《〈紅樓夢〉与禪》、 吳靈均的《靈山憶語談〈紅樓〉》
、 杜世杰的《〈紅樓夢〉原理》、龍飛的《林黛玉的愛情》、幼獅月刊編
輯委員會的《〈紅樓夢〉研究集》,香港出版的金恒杰的《〈紅樓夢 〉評
論》等。 1970年台灣天一出版社出版了大型資料匯編《〈紅樓夢〉專
輯》,基本上囊括了台、港及海外地區《紅樓夢》研究的概況。 趙崗從六
十年代開始研究《紅樓夢》, 以考証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為主發表了不少著
作, 如1963年香港出版的《〈紅樓夢〉考証拾遺》,1970年香港
出版的《〈紅樓夢〉新探》, 1975年台灣出版的《〈紅樓夢〉研究新
編》和《〈紅樓夢〉論集》。 1967年由潘重規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學成
立了《紅樓夢》研究小組, 編輯《〈紅樓夢〉專刊》,后來還開展了“《
紅樓夢》展覽會”、“香港所見《紅樓夢》研究資料展覽” 等學術活動。
潘重規本人于1959年出版了《〈紅樓夢〉新解》, 1966年出版了
《紅學五十年》, 1974年出版了《〈紅樓夢〉新辨》和《紅學六十年
》,他的紅學觀點基本上是屬于索隱派的。 1972年在香港出版的旅法
學者陳慶浩的《新編〈紅樓夢〉脂硯齋評語輯校》, 1977年台灣出版
的張愛玲的《〈紅樓〉夢魘》, 薩孟武的《〈紅樓夢〉与中國舊家庭》,
高陽的《〈紅樓〉一家言》, 1978年台灣出版的余英時的《〈紅樓夢
〉的兩個世界》等,也都是有影響的紅學著作。 此外李知其于七十年代在
香港自費出版的《〈紅樓夢〉謎》是一部索隱派的著作, 与老索隱派的觀
點大同小异。
盡管大陸有嚴重的极左思潮干扰, 但比較五十至七十年代兩种不同政治氛
圍下的《紅樓夢》研究, 中國大陸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是遠遠超過了台灣、
香港和海外地區的。 尤其在版本、作者家世等資料的發掘和研究以及《紅
樓夢》的思想性的探索等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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