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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中国未来30年的愿景与挑战日期:2013-12-11作者:潘维,玛雅访谈 苏联教训:败在意识形态之争玛雅: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苏联解体与中国未来的命运,再次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争议话题。8月初,新华网转载王小石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及其作者遭到所谓网络大V、公知和宪政派人士群起而攻之。9月份《红旗文稿》发表文章《新闻宣传战线在苏共亡党中的迷失及警示》,指出并剖析了新闻媒体在苏共亡党过程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甚至反对党的作用”。如何认识和评价苏联失败的历史,国内存在明显的观点对立。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潘维:2011年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我写了《苏联解体二十年祭》一文。我写道:20年,足够俄罗斯从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20年,足够日本从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年,中国从“改革已死”的悲观论调中脱颖而出,开始冲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然而,20年了,因为伤得太重,俄罗斯还在漩涡里打转,还没找到北,生产仅仅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
国内很多人拿西方“社会转型”理论说事儿,拿放大镜寻找俄罗斯向“自由民主”的转型。但这个20年前的超级大国,明明是一直在向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通国家“转型”,成了与南非、巴西、印度比肩的金砖五国(BRICS)之一(中国产值则为其他四国之和)。
玛雅:苏联1990年代初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疗法”,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在你看来,苏联失败,败在何处?
潘维:我认为,苏联不是败于军事,也不是败于科技或经济,而是败在思想战争,败在意识形态之争。核武器的降临导致时代变迁,限制了军事冒险行动,思想领域的战争成为大国间战争的日常形式。通过思想灌输使对手“自杀”,成为大国竞争的利器。苏联失败是由于其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其领导集团被征服,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直到衰败前夕,苏联官方刊物的文章还在僵化地预测“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降临。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精英们却已经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被封锁的西式民主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失去了免疫力和自主判断。苏联政界和知识界普遍的“双面人格”,乃至正式和私下的“双重话语”,是思想封闭、做鸵鸟、不敢公开讨论的结果。没有公开的争论,就容易流行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论”,丧失改革的机遇。
玛雅:对于中国来说,苏联失败的最大教训是什么?
潘维: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思想战争是符号战,抽象的符号概念是思想战争的主要武器。为什么说是“战争”?因为如同虚拟经济可以打垮实体经济,虚拟政治也可以打垮实体政治。在意识形态之争中,符号就是枪炮,就是权力,就是财富。现今流行的符号概念是西方开出的治理社会的“药方”,一方治百病。如果病治不好,不可能归咎于药方,只可能归咎于患者,抽象的符号概念不可能“错”。信息时代,符号通过媒体、网络漫天飞舞,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因此,居安思危,这是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求生存的必要心态。而思想的解放、符号概念的不断推陈出新,成为一个国家求安全的重要手段。要知道,连苏联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都能瞬间衰亡,哪个国家不可能呢?
同样,中国未来如果失败,很可能也是败在思想战争,是从政治话语权的丧失开始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必须放弃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必须形成利益集团,让利益集团公开博弈,然后政府被强势的集团捕获,抛弃民本思想,不再服务全体人民的福祉。现在,这套话语系统已经渗透在我们语境特别是互联网语境中。
玛雅:这些人对中国的成就视而不见,对中国的问题百般责难。更有甚者,他们有的为了证明自己心目中的所谓“普世价值”代表历史的终点,不惜让中国崩溃也要实现这个目标。一些所谓的公知和媒体人是这样,不满意共产党执政,不满意现行体制,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错的,因为不符合“普世价值”。这就不是无知的问题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有害的。
潘维: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我们不仅遭到西方的指责,而且遭到国内一些知识界人士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指责。一些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幼稚的。由于对我国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所谓“政治改革”成了一个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仅是我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认识,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选举制度的迷信,已经影响到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对他们来说,改革不是改良,不是完善行政体制,而是从“专制”改成“民主”,是拆房子——拆掉“故宫”建“白宫”。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即使建成“白宫”,也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自由的标志,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
中国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世界所有现存政体都有毛病,可是中国政体真的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吗?为什么拒不承认60多年的巨大进步,正是在这个体制下取得的?假如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今日美国?照着白宫建一个,真的能把中国变成美国吗?这难道不是20年前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
苏联结束了,历史却没有终结,历史的未来向所有“模式”开放。人类知识没有停滞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也不会封闭凝固在20世纪的两大模式。世界的实践是丰富的,文明在互动中不断推陈出新。因为种种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国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国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的?
确立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自觉
玛雅:最近有一部纪录片《较量无声》,分析了苏联解体的教训和美国颠覆中国的手段,指出中国需要保护自己稀缺的独立思考资源,坚定党员干部的信念、立场和价值观,以应对西方的挑战。
潘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蒙昧主义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国流行。照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20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居然有一些人把这种“两分法”奉为圭臬。中国体制缺少“合法性”的说法就是这样变成了让“根本改革政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玛雅:如何应对这种新蒙昧主义,坚持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潘维:解构这种新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逃脱兴衰法则,有兴就有衰。苏联的失败,不在于“背叛”了苏联模式,而在无力“顺时应变”。中国的复兴,不是刻舟求剑照搬任何模式和思想的结果,而在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实事求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才有了今天“苟日新,日日新”的好局面。西学为用,如饥似渴地汲取全世界的经验,消化成适合自己国情的思想、制度、政策,是实事求是;脚踏中华大地,更是实事求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国的思想者幻想拔着自己的头发飞离脚下的土地,飞到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美利坚、苏维埃……这些好听吉利的译名,寄托着中华学子们的美好想象和神往。然而,抛弃自己的历史就是抛弃自己的未来。
实际上,“为往圣继绝学”也是创新,是更重要的创新,是事实,来自实事求是。有了实事求是,才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建设的成就,才能从刻板的主义中解放,不仅从苏联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而且从美欧模式的迷信中解放。认真汲取各国经验教训,脚踏中国大地,顺时应变,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改革空间,闯出了一条独特而且成功的中国发展道路。
然而,如果不能把经验的知识凝练成有关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就不能打破西方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就无法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获得立足之处。哪怕取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衡量,中国模式还是会被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国内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国走向“自杀”。
玛雅:所以,中国的未来不但取决于制度竞争的成败,也取决于思想竞争的成败。
潘维:在核武器时代,如果没有思想竞争的自信,没有思想竞争的勇气,就没有生存方式的前途。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应当开放思想领域的竞争,用科学破除迷信,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中国在以往60多年的发展中,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国模式,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21世纪快速崛起,必然在思想上和制度上带给人类新的启发。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重要的启发,今天的中国经验也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发动机。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道破;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自觉。
当然,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这正是总结中国模式、建立中国模式理论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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