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科书看历史上公民教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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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科书看历史上公民教育转型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图为在当时的新式学堂里，学生们正在听外籍老师讲课，接受现代文明教育。本报资料图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中教育转型就是其中之一。之前二千多年的教育到此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教材、新式学堂遍地开花，许多知识分子把培养健全的公民当成己任，大力提倡公民教育。可以说，公民教育在中国滥觞于晚清，经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年，公民课正式成为一门功课，进入中小学课堂。１９１２年新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教育方针，并且将“公民道德教育”作为“五育”之首。蔡元培、张元济这些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翰林、进士，同时又是晚清修身教科书的编撰者，他们是那个过渡时代兼顾新旧的人物，也是为公民教育在中国开路的人。 新编教科书风行海内外， 期以养成现代国民之人格 １ 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年，公民课正式成为一门功课进入学校。商务印书馆推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明确表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道德为目的，注重独立、自尊、爱国、乐群诸义”，这与过去的“修身”课已有很大不同。由沈颐、包公毅等编、高凤谦等校订的《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共６册，书前印有编辑大意： 自共和民国成立以来，今日之首宜注重者尤汲汲于民德之增进。盖国者，集人民而成，人人品行正、风俗美、道德知识日益进步，则国之强盛又奚待言。本编所述务取国民教育之本旨，为养成伟大国民之基。修身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故所取教材，不尚高远，期于道德上之普通常识，完全养成即为教育家应尽之责。 第一册有道德、求己、自助、不畏难、清洁、职业、戒贪、自省、节用等课，其中“自助”一课说：“西谚云：‘天助自助者’。……英国人民，最富自助之精神，人人具勤勉奋励之心，而国家亦食其福。专制国之所以腐败者，以人民受其压制，失自助之精神耳。今日国体共和，无复有恶政府之压制，凡吾国民，尤当知自助之必要也。” 第二册有自由、平和、人道等课。 第六册有宽容、博爱、人权、人格、国际道德、中华国民等课。 １９１２年６月初版，１９１７年６月已出到２１８版的国民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第八册有“守法律”、“服兵役”、“纳税”、“教育”、“选举”、“平等”、“自由”、“好国民”、“尊重名誉”等课文。 这些内容已不是停留在公民道德层面，而是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的自由、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包括选举等都涵盖其中了。 在“新修身教科书”之外，那一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承担着某些公民教育的责任。１９１２年４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在《编辑大意》第一条就提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新编共和国教科书说明》也标揭编辑这套书的用意是：“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这套“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风行海内外，印刷版次就超过２５６０次，包括新修身在内的教科书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恐怕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观念也不无关系。尽管到１９１５年下半年，袁氏称帝前夕，共和国教科书已不能使用，将“共和”教科书更名为“普通”，删去了“平等”、“自由”等内容，但此前四、五年间，共和观念、公民常识已抵达全国的上学儿童那里。 全面普及公民知识， 公民教育史上黄金时代 ２ １９１７年１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刘大绅编、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公民须知》，供国民学校修身科学生用，这是最早以“公民”命名的初级教科书。教育部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颁布的《修正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有《修身要旨》，提出修身科“兼授公民须知”。《公民须知》分五章、十五节，对公民、公民之资格、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与从政）、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地方自治、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政体、立法、司法与行政），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１９１９年，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上，有人提出编订公民教材案，“凡属国民，自应具有公民知识；值此世界大势日趋改进，平民主义澎湃五洲，苟非于公民知识教养有素，势必盲从轻举，易入歧途，关系于国家实非浅鲜。”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将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１９２４年，江苏省教育厅、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发起全国公民教育运动，１９２６年，江苏教育会议决每年５月３日至９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这一波由教育界、基督教会和新闻界推动的公民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９年前后，可称为公民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教科书也不例外。 “新学制教科书”由１９２４年５月初版，高级小学使用李泽彰编、王云五校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四册，初中的《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共三册，由法学家周鲠生编写，内容要比高小四册更深入。 从内容到名称，修身课完成了到公民课的全面转型，公民教育的地位正式确立，“修身”课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公民课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培育公民的核心，原先国文教科书承担的公民教育职能从此弱化。在公民教科书《编辑大意》中明确，“对于良好公民应具有的知识，习惯和精神，予以同等的注意，以期养成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新学制公民教科书》（小学校高级用书）每册１６课，第一册从家庭、互助到学校、会场规则、小公民会、乡自治等，也就是从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以造成“好儿童”为目标。第二册从职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尊重别人的权利到市自治、县自治、公共心、选举适当的人、社会领袖，再到国家、法律、法治精神。第三册从省议会、国会、选举权、选举票和选举手续、代议制度的精神到人民的资格、人民的权利、人民的义务、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主权、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审计院、政党、好政府。第四册则涵盖国际生活。后三册就是从本市、本省生活到国家生活、国际生活，步步扩大，以造就一个“好国民”为目标。 在一个长期奉行官本位的民族，第二册第一课《职业》却这样告诉小学生：“我们从前的观念，以做官为荣，因此，一般人都以为官吏是最尊贵的职业。我们应当打破这种旧观念，要晓得，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业都是一样的尊贵。”第十一课《社会领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对社会的事情漠不关心；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社会领袖之缺乏，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做社会领袖的，应当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是要有热烈的感情，第二个要件是要有精明的思想，第三个要件是要有普通的知识。无感情的人，办事就没有热忱和毅力；无知识、无思想的人，办事就动辄出轨。” 有良好健全的公民， 国家才能日趋强盛 ３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以党化教育替代公民教育的思潮兴起，１９２８年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教育部１９２９年８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没有公民科的地位，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党义科”仅仅三年后即无奈地取消。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教育部颁布《小学课程标准》，公民训练与国语、算术等一起被列为十科之一。次年２月，教育部颁布《小学公民训练标准》，训练小学校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为目标。 公民教育再度回归，但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逐渐渗入教科书的编辑当中，商务版的公民教科书也不能幸免，这是教育部课程标准规定的。在“一二八”事变之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４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在“编辑主旨”中既有“注重体格、德性、经济、政治的训练，以养成健全公民”，同时也将“灌输党义”写了进来。与此前的“新学制教科书”不同，许多属于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一家之言在“复兴教科书”中得到强化。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公民教科书”高小共４册，每学期一册，胡宗瑞、赵琼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二册包括公正、尊重别人的意见、公平竞胜、对于不幸者的同情、诚实、互助、宽恕、集会的方法、会议的方法，怎样对付和我争论的人，还有孙中山提出“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对于集会和会议的方法都写得很详细。 《尊重别人的意见》提出：“要知道无论我的思想学识是否胜过别人，我的见解未必一定高出于人，别人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对于别人和我不同的意见也要尊重。即使别人的意见，我认为确有谬误的地方，也只能就事论事”。这样的观念一旦在一个小学生的生命中扎根，一个健全公民的基础就有了。 赵景源、魏志澄编、王云五、傅经纬校订的第四册有很多意识形态内容，包括“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等，在观念上主张牺牲个人的自由，争团体的自由等。但在讲法治精神时，明确“无论政府和人民，都受法律的拘束，都得法律的保护，这就叫做法治。我们要维持这制度，必须人人具有法治的精神。”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学公民课程标准》，高中授以社会问题、法律、经济、伦理等，初中授以公民道德、政治生活、地方自治、法律大意和经济生活等知识。复兴《公民课本》高中四册，第一册是社会问题政治概要，第二册是经济概要，第三册是法律大意，第四册是伦理大意，内容比较深，也有点儿抽象。 “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共三册，一年一册，第一册道德，第二册政法，第三册经济。这一版的公民课本虽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但还是保持了不少相对独立的公民教育内容。第一册由孙伯謇编写，１９３３年７月出版，１１月已印７０次。对于什么是公民？教科书解释首先是拥有国籍的国民，但国民不见得就是公民，国民之有公民权的，才是公民。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生活团体，多数人相结合为一体，以完成共同生活，就是国家。组织国家的多数人，就是国民。”什么是自治制度？自治制度，是训练行使民权的机会，是民权政治的基础。自治的实行是否圆满，不独和地方有关，有时且可影响全国。所以公民应当了解自治的本质，养成自治的精神，并充分行使应有的政权，以尽做公民的义务。 在“国家道德”这一章有一节“尊重舆论”： 社会国家的事情非常复杂，一个问题发生，不止一个原因。一个问题解决，也不止一个结果。社会国家的问题都有关于国计民生，解决问题，又不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先事试验。所以一个公共意见须经有见识的专家发表言论，并须容纳反对的主张，而后为最终的决定。如果多数人的意见偶合，便压迫少数人的议论批评，却不是真正的舆论了。 初一年级的公民教科书能对舆论作出如此清晰笃定的解释，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是有价值的。１９２３年生在无锡的李慎之先生回忆： 三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整整三年都学过一门公民课，用的是民营的商务印书馆编的课本。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当年的教师又是一个口才极好，极善于启发学生对公民权利的觉悟的人，使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我推想与我同时学过公民课的应当有几百万人，最少也应当有几十万人……” 由于时代的风浪起伏不定，受过商务公民课本陶冶的一代学子，他们还是有幸的。学者谢泳说，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次在上海，曾亲口对他谈起早年公民教育的影响，“他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他感到他这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都来源于早年公民教育，虽然经历了时代的变化，但那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是保留在了他们那一代人身上。” １９３７年３月，依照教育部修正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新的一版公民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第一册，李之鸥编著，韦悫校订，增加了公民道德与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内容，当时战争迫在眉睫，特别增加“童子军训练”一节。 这个版本先从“群己”关系入手，再澄清公民与公民的关系，提出一个良好公民须具备的条件，“不但须有强健的体魄，丰富的知识，并须有优美的道德，有浓厚的爱国心，有努力从公的精神；对于为国家服务方面，应谨慎地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应竭力地实践政治上的责任。一个国家的盛衰，全靠公民的良好与否；国家有良好的公民，便日趋强盛，否则便日趋衰弱。” 在“学校生活与公民道德之培养”一章说，学校设置的各种科目“都是使学生们获得必要的知识，和养成健全公民的要素”，比如养成对公民服务的责任心，守规律的习惯，虚心谨慎无形中养成做公民的根本条件。“体育活动的成效，还不只是增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并且是与几种重要的公民道德有关系。例如在运动场比赛时，有裁判员作公正人，成绩的好坏丝毫不容作伪，这便是公正的精神；运动比赛时，各人都勇往直前，竭尽全力来奋斗，这便是勇敢的精神；在团体运动时，彼此团结一起，彼此合作，彼此服从团体的纪律，这便是团结、合作及服从纪律的精神。这些都是一个良好的健全的公民所应有之德性，而在体育活动中，都可以培养成功的。”至于课外活动，无论读书会、演讲会，运动会、远足等，更不要说学生自治、社会服务等，不仅可补课堂的不足，而且也是公民生活的实习。日本侵略者对商务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都深有惧怕，“一二八”事变时之所以要轰炸商务的工厂、焚烧东方图书馆并非偶然，其中就有毁灭文化达到毁灭一个民族意志的险恶用意。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一度推行“国定本”，商务印书馆代表的民营出版业最后一版教科书止步于此。１９４２年出版的《初级中学公民》共三册，编辑要旨称，这是根据教育部１９４０年７月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编辑的，官方的正中书局与民营的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等组成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负责印刷。 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期望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健全公民的努力尝试，并且具有国际视野，将一些先进的知识引入现代教育，这对于我国公民教育建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近代史专家、杭州学者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