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当代艺术要警惕官方化和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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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当代艺术要警惕官方化和世俗化
　　　 2011-10-11 16:30:58 　　 来源 ：《画廊》


　　《画廊》：你最早从事的是偏于传统的艺术，按理来讲你的观念应该偏于传统，但你在1992年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你对“当代艺术”的定义和理解是什么?

　　王璜生(微博)(以下简称“王”)：我认为“民族性”是不断被模糊的，取而代之的不是大一统，而是多元化。我对当代艺术、现代艺术的自觉介入带有一种理性判断：当我面对一个更开放的当下文化情景的时候，我是站在一个带有古典情怀的角度对它进行认识、关注、介入的。我指的“当代艺术”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而是中国当代整体社会文化的概念。当代艺术也不单纯是一种呈现出来的当下的艺术活动，更多的是在当代艺术背后所隐含和提供的对当下的社会、当下的文化氛围、时代发展的氛围的介入，这种介入是对当代文化新的思考、思维方式的创新。

　　《画廊》：你的身份是多元的，既有体制内的身份，又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和策展人，那么你觉得政府理解的当代艺术与你作为独立艺术家和策展人所理解的当代艺术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王：理解的不同实际上是因为立场和角度的不同。作为美术馆的馆长，我对当代艺术的认识、选择、介入，更侧重于一种“学术”范畴。首先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上下文关系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梳理。当代艺术从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换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一种文化的需求，文化的结构慢慢地发生一些转换，通过外力跳跃性地变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艺术现象。中国的古典艺术包括古典文化观念是怎样转换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结构里面，这个逻辑并没有梳理清楚。其次面对处于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结构，既然要交流，要获得话语权，就要用当下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所处的语境，它的语言的上下文关系等等，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对话。

　　政府对于当代艺术的立场和判断与我们显然有差异。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因此当代艺术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实际上重心并不在文化、艺术上，而是始终是“政治”。政府并不会思考具体的“当代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政府的态度，是将其纳入到宏观的、国家的文化战略中去，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态度也成为了一种信号和标杆，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艺术的生态是有好处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在战略上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在价值观层面具备合理性?是否能够真正经得起学理、学术层面的梳理?

　　《画廊》：你在谈及对广东的艺术大师进行重新研究、评估、推介时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被世俗化;二是被官方化。为什么要避免“官方化”?

　　王：我所谓的“官方化”是指由于单方面考虑文化政绩、文化工程而忽视了其自身的学理性。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反而有可能催生一种新的文化投机，即不考虑自身学理性和价值观，制造符合当下政策的“文化产品”，从而沦为新的题材决定论，而这种问题在时下已经很多。这样的当代艺术，只不过从迎合西方变成了迎合中国，而其自身依然缺少价值内核。文化战略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出现，当代艺术要有价值内核和学理体系，才能良好、长远地传播。

　　避免“官方化”的方式并不是拒绝官方、坚持对立，而是建设性的干预、影响官方的决策。我们试图努力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个价值评判系统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产生影响，同时也对艺术家的选择产生影响。中国现在没有建立这种价值评判系统，导致文化战略变成了一维的符合政令的国家意志。学院美术馆的作为空间就在于通过学术建立一个介于政府和民间艺术现场之间的价值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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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你最早从事的是偏于传统的艺术，按理来讲你的观念应该偏于传统，但你在1992年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你对“当代艺术”的定义和理解是什么?
　　王璜生(微博)(以下简称“王”)：我认为“民族性”是不断被模糊的，取而代之的不是大一统，而是多元化。我对当代艺术、现代艺术的自觉介入带有一种理性判断：当我面对一个更开放的当下文化情景的时候，我是站在一个带有古典情怀的角度对它进行认识、关注、介入的。我指的“当代艺术”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而是中国当代整体社会文化的概念。当代艺术也不单纯是一种呈现出来的当下的艺术活动，更多的是在当代艺术背后所隐含和提供的对当下的社会、当下的文化氛围、时代发展的氛围的介入，这种介入是对当代文化新的思考、思维方式的创新。

　　《画廊》：你的身份是多元的，既有体制内的身份，又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和策展人，那么你觉得政府理解的当代艺术与你作为独立艺术家和策展人所理解的当代艺术有什么区别?这种区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王：理解的不同实际上是因为立场和角度的不同。作为美术馆的馆长，我对当代艺术的认识、选择、介入，更侧重于一种“学术”范畴。首先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上下文关系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梳理。当代艺术从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换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的一种文化的需求，文化的结构慢慢地发生一些转换，通过外力跳跃性地变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艺术现象。中国的古典艺术包括古典文化观念是怎样转换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结构里面，这个逻辑并没有梳理清楚。其次面对处于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结构，既然要交流，要获得话语权，就要用当下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所处的语境，它的语言的上下文关系等等，才能形成一个更好的对话。

　　政府对于当代艺术的立场和判断与我们显然有差异。政府的职责是政治，因此当代艺术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实际上重心并不在文化、艺术上，而是始终是“政治”。政府并不会思考具体的“当代艺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政府的态度，是将其纳入到宏观的、国家的文化战略中去，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态度也成为了一种信号和标杆，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艺术的生态是有好处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政府在战略上推出的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在价值观层面具备合理性?是否能够真正经得起学理、学术层面的梳理?

　　《画廊》：你在谈及对广东的艺术大师进行重新研究、评估、推介时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被世俗化;二是被官方化。为什么要避免“官方化”?

　　王：我所谓的“官方化”是指由于单方面考虑文化政绩、文化工程而忽视了其自身的学理性。政府对文化的重视，反而有可能催生一种新的文化投机，即不考虑自身学理性和价值观，制造符合当下政策的“文化产品”，从而沦为新的题材决定论，而这种问题在时下已经很多。这样的当代艺术，只不过从迎合西方变成了迎合中国，而其自身依然缺少价值内核。文化战略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出现，当代艺术要有价值内核和学理体系，才能良好、长远地传播。

　　避免“官方化”的方式并不是拒绝官方、坚持对立，而是建设性的干预、影响官方的决策。我们试图努力建立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个价值评判系统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产生影响，同时也对艺术家的选择产生影响。中国现在没有建立这种价值评判系统，导致文化战略变成了一维的符合政令的国家意志。学院美术馆的作为空间就在于通过学术建立一个介于政府和民间艺术现场之间的价值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