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救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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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救赎的力量白先勇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1月28日   13 版）
    我今天坐在这里非常感动，有这么多的朋友学者，都来参加这个盛会。大家都讲到了文学，文学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大写的，文学高于一切，文学最能够投射一个民族的心灵精神的力量。文学也许在实用方面，对股票没有用，文学也不能够健身，杜甫写的《秋兴八首》也没有挽回唐朝下一步的命运。可是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没有文学的教育，人还处于野蛮时代，所以文学的确有教化。文学最能够拉近人类心灵。两岸也许政治方面、历史方面、地理方面隔了很远，可是我觉得我们整个精神的传统是同一的，我们讲杜甫是我们共同的精神滋养，文学最能够弥补任何的历史或者是政治造成的创伤。

    这几年我在制作昆曲，昆曲不是我的本行，我是跨行的作者。但我一直有一种焦虑，焦虑我们文化的思维。毋庸讳言，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衰落的状态，在文化上的发言权几乎失去了，由西方主掌。我们内心中总有一种愿望，希望有一天，能恢复我们的大汉天声，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传统，有一天把它重现光芒。这是一百多年来，我们内心中压抑的痛苦，我们文化这样衰落下来，整个民族好像失魂落魄似的。怎么样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文化是最大的救赎力量，要靠着我们文化的救赎来重新振奋整个中华民族。昆曲在我来看只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它在明朝成就很高，在我看来它跟我们的青铜器，跟我们的宋朝瓷器，它们的家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昆曲能够复兴，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实验，是不是有几百年的传统、几千年的传统，能够到现在二十一世纪还能重现光芒，怎么把过去跟现代接起来，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现代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在昆曲方面有些体验。

    我们在北大演出的时候，三进北大，最后一次是2009年12月，零下9度，在百年纪念堂，2400个座位，三天满满的学生。天寒地冻，演出完学生们不肯走。我看他们脸上都发光，好像参加了一个文化的仪式似的，精神度提高了。我冷的不得了，我要去睡觉，但是他们还不走，他们一个一个来跟我握手。有一个同学说，白老师非常感谢你把这么美的东西带给我。我非常感动，这就是我的心愿，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学生、年轻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看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而受到感动，得到精神上的依归，再来重新亲近我们自己的文化。那一刻，我这么多年来的辛苦也就感到欣慰了。昆曲的美跟情是两种救赎的力量，我们非常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它的美和它的情，情是人情，我们很需要。在做昆曲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传统能够恢复起来。俞平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大开昆曲课，我现在也在开昆曲课，也是俞平伯他们的精神再继续下去，至少在北大撒种子。有一天我们希望这个种子会发芽。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后面其实是一大堆昆曲义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愿望、一种悲愿，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天重新恢复它过去的荣耀，过去的光芒。二十世纪过去了，二十一世纪是关键的时刻，我们这个世纪是复兴我们文化最重要的时候，如果我们再错过这个世纪，可能我们文化真的很难再回头了。这是我们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大家群策群力，我们这么悠远的传统有一天会复兴。这就是我做昆曲时候的一个愿望，也是很多人心中潜伏的愿望。

    历史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记忆，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尊敬历史、注重历史。我们有春秋大义，司马迁在牢里还能完成《史记》。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道德上、精神上非常重要的标杆。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已经有条件把历史的真相还原。比如说我们的抗战史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抗击外族入侵。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我们也不能责怪日本人。我们自己先要把真正的历史写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可能也是一个起点。我的书可能也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引起大家的探讨，希望从这里开始，我们至少在军事史方面、在抗战史方面，我希望能够有历史学家，跳出两党的观点，能够大家合作起来写一部放诸于世纪的信史。西方他们对于二战的采访，有好多纪录片。我们当然也做了，可是规模跟他们比起来还差的太远。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我稍微讲一讲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这两本书中间隔了五十年。我讲讲这两个的关联，它的形成，讲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

    《台北人》这本书当时我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可能要从这首诗讲起。我那时候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旁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我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已经念过一些唐诗，也念到刘禹锡的诗，对他金陵怀古的那几首诗也深有感触，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那是1965年，我在美国，我第一篇写的是《永远的尹雪艳》，我写第一篇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这首诗给我一种主题引导性的灵感。我这篇小说发表在我自己办的《现代文学》上，1965年。第一篇我就引了这首诗，后来有十四篇。现在回头想，那个时候诗里面的故事、意境、感触，大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主题性的一种想法了。后来我写《台北人》的时候，诗的主题在引导我。这首诗是讲西晋东迁的历史，很多那个时候的大家，王导、谢安，晋朝的那些望族大家，从北边南迁，西晋东渡，到了现在的南京金陵那边，后来建立了东晋。那是中国汉族大迁徙，从北方到南京，这种历史给了我一些感触。我很喜欢一本经典著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那里面记载了很多东晋的人，东渡以后对于从前洛阳、长安，对从前故都的怀念，所谓亲情堆砌在这些故事里面。

    那时我自己刚好经过1949年的大变动，我大概十几岁，刚刚有一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天翻地覆的大变动。这种大迁徙、大变动，西晋从洛阳、长安迁到南京的经历，1949年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台北，所以在这方面让我有了一种历史平行的想法，所以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然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那时候唐朝盛世已经往下衰落，他也是深有所感，历史的沧桑、历史的兴衰，在他的金陵怀古里面，他是唐朝人，写晋朝的时候是以古寓今。我写《台北人》可能也有以古寓今的背景在里面，历史的架构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我小时候去过南京，秦淮河那些地方我都去过，这个也很有关系。我到过的地方，刚好历史上的转折给我有了一些历史的架构跟依附。当然，《台北人》的故事都是写大陆各地迁到台湾的那些人的命运，那些人的遭遇，他们的家国身世之感。我写这个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大概二十六七岁开始写的，写完不过三十一二岁。我那时候等于写我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小说里面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所以我是替我父辈写他们的沧桑。我是用文学的方式，不经意的把他们写出来，当然那里面是从上到下的阶级都有，所以我也看到迁徙到台湾去的那些人的命运，他们对家国思乡的那种乡愁，我都深有所感，所以《台北人》就这样一篇一篇写出来了。的确，历史占有很重要的成份。虽然那些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不是虚构就不是小说。所以它是虚构的，可是虚构的故事后面，如果不是写历史的事实的话，也是历史的感受。虽然在《台北人》里面有武昌起义，有五四运动，有抗日，还有国共内战。现在来想，这一切恐怕是从刘禹锡这首诗来的。所以传统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唐诗、宋词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最高成就之一，唐诗也是我精神的食粮，很重要的精神食粮。所以刘禹锡的七绝让我产生很大的灵感。

    时隔五十年，我写了我父亲的身影集，把它编著出来的时候，回头看看，两本书互相的照应，自己想想也不可思议。我年轻的时候恐怕写不出来，我那时候写文学，是一种感性，而现在是很多的理性在里面。我有一个朋友，聂光远先生，他在戏曲界很有地位。他看完这本书，他说你的《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我想他讲的很对。刘禹锡的一首诗“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我认为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可能就在写这些历史沧桑，杜甫的《秋兴八首》恐怕是唐诗的高峰。所以我们的确是一个非常看重历史的民族，现在回头看看，历史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奇怪。

    我之所以做昆曲，缘于我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我们都有失落感。我形容整个民族二十世纪失魂落魄，因为我们的文化衰微。我们看到西方的音乐、西方的绘画、西方的舞蹈，他们的兴盛，我们当然也欣赏了，但心里面总有一点隐痛，怎么我们的东西没有这样。他们有世界的发言权，他们说好就是好，他们说不好就是不好。当然我也去听贝多芬，我对西方文化由衷的敬佩，他们的成就太伟大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一直处于这么衰微的地位，我非常的失落，焦虑，而且很不舒服。我们汉唐的时候，宋朝的时候，甚至于明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比他们低，有时候还比他们高。他们在黑暗时期的时候，而我们是最精致瓷器拿来喝茶的。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大汉天声，有这样的梦想。我们的二十世纪，内忧外患太多，的确不宜于文化的建设。二十一世纪来了，希望不要再有战乱，不要再有动乱，在和平时代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建设文化的时候。

    要建设文化，第一步要从基础开始，自己破坏的、自己失落的太多，先要把根基建好。我们把古文化里面能够滋养我们的，我们重新把它发扬光大。可能有一天，希望在这个世纪，必须这个世纪，不能再等了，再等的话真的太晚了，人家跑的太快了，人家建设太多，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在这个世纪要有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华民族整个的文艺复兴。这时候要播火种，昆曲是其中之一。昆曲的确是代表明朝的文化成就高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在明朝时候几乎烂熟的时候，才有那么精致，几乎有一点颓废的味道，也是精致的不得了。苏州的假山假石那么精致细巧，是中国文化到了最细致时候的产物。在我来说，昆曲的复兴是我们大的文艺复兴的第一环。西方也是，西方有些国家，他们的文艺复兴也是从戏剧开始的。我很希望现在的大学生再来一次我们的文化运动，这是我的一个悲愿，人总是要有梦想，但是我这个年纪老早就应该梦醒了，但是我不愿意醒来，青春梦还在做。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文化兴盛起来，我们的戏剧、音乐、文学恢复唐朝、宋朝那个时候的样子。我们吟宋词美的不得了，但是不见了，这是我们文化最大的损失。现在宋词都能唱还了得？我们的元曲也不能唱了，文化丢掉了真的会永远消失的。所以昆曲在我们这一辈人衰微了，没有人会唱，没有人会演，可能昆曲就没有了，那对我们的文化，就跟宋词元曲一样，是多大的损失。从五四以来我们的教育还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缺陷，我们有系统的把传统文化的特色排掉，不教中国的音乐，不教中国的绘画。我们的教育是文化自残，自己砍掉了，难怪我们的文化衰微。所以我们从基本教育开始，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个救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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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已经播下”陆建德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1月28日   13 版）
    如果我可以把这几天的会议比成一场大戏的话，那么高潮就是白先生的讲话。白先生为这场大戏做出最精彩的演讲，让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现在讲的是修辞学上所说的突降，用于戏剧的平和收场未尝不可。我愿意作为白先勇作品的读者和观赏者、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来谈一些个人的感受。

    白先生在讲话中多次用了“种子”这个词，使我深深触动。我想白先生是一个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实践播撒文化种子的人。不论他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他对两岸三地的年轻一代都寄予了最大的希望。

    我们会议的主要议题都与历史以及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相关。白先生的写作经常涉及历史，大陆“文革”期间，他身处台湾、美国，有一些当时的大陆人难以体会的历史反思，比如他的短篇《冬夜》提出应该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从白先生本人的讲话中得到印证：他对文化上的过激主义是不敢苟同的。《冬夜》里的旅美教授吴柱国回到台北，见到他往年的同事同学，谈他在美国的经历，包括有些让他感到尴尬的经历。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做了演讲，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评价。他说：“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吴柱国教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听了美国学者的这番批评沉默无语，悄悄离开会场。我想，白先生没有详细交待吴教授的心理活动，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很多回味，可能还是苦涩的。《冬夜》创作于六十年代后期，当时大陆上“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之中。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两场运动是否有着某种关联？

    白先生说过，在台湾，民国史曾经有点犯忌，大家不愿多谈。其实两岸史学界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不少出色的研究。有些问题的讨论还可以深入，例如新文化运动期间某些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偏激倾向（白先生今天称之为“文化自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出现过所谓的中国文化的复兴。胡适先生还在1933年专门到美国演讲，题目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但是他那个所谓的复兴也留下了遗憾。我相信白先生说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要发扬光大“大汉天声”，现在是与过去接续的，那将是真正的继往开来的文化复兴。

    我们都肩负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都要接过白先生手里的接力棒，奋力向前，把文化种子撒播到两岸三地各个地方，乃至全世界。昆曲的种子，已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大学播下，它们将在年青一代中开花结果。近二三十年，很多中国孩子拼命学钢琴、小提琴，这个学习大军的人数是巨大的，而且中间也出现了像郎朗那样优秀的人物。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艺术领域，在包括昆曲在内的各个剧种，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天才。在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白先生说到，希望在2019年，也就是“五四”百年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些新气象。这个话背后既有莫大的希望，但是也略有反讽的意味。我们曾经走过这么漫长的道路，有曲折，有重复，在有的路段上我们甚至自残，用力过猛。如何恰当评价所有这一切，这篇大文章还没有好好做出来。《新青年》诸位英雄除了反孔，还一律反对中国旧戏，他们觉得京戏和各种地方戏曲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但是也有少数人在那个时候敢于发出独立的声音。北大法学专业四年级有一位学生叫张厚载，他说中国传统戏剧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指而可识”，非常简单，即便是“八十万大军”，也只要用象征的手法就可以表现，这在西洋戏剧上做起来就很难。这样的观点使得几位老师很不高兴，张厚载竟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被开除了。那样的声音在1919年的北京大学比较孤立，但是我相信现在一定会赢得很多的掌声。

    要复兴中国文化，并不是说只在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五四先贤开放的态度、比较的眼光也很重要。白先生和当年台大外文系出身的作家非常善于借鉴、比较，但并不是引经据典，或者是让读者时刻意识到他们在学国外某位大师。白先生把英语文学中学到的东西巧妙地用于自己的创作，几乎不留痕迹，这种“化”的本领是最不容易的。《玉卿嫂》的叙述大致取儿童视角，这在中国传统文学里面是不多见的，但是白先生能用儿童视角讲出成人世界的复杂故事来。视角的运用也许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的西方现代派创作的特点。美国旅英作家亨利·詹姆斯笔下的小女孩子梅西（《梅西所知道的》）看到的成人世界让她困惑，那里有性爱，有堕落，有欺骗，有背叛，但是梅西就是在默默的观察中慢慢走出了自己的童年，这也是她的成人仪式。《玉卿嫂》完全是中国场景下的中国故事，但是与世界文学有呼应。更微妙的是，白先生并不是简单地把道德伦理概念贴到人物脸上去，他拒绝“好人”、“坏人”那类幼稚的语言，而是让我们进入儿童叙述者、玉卿嫂和庆生的内心世界，对当事人产生深深的同情的理解。我们理解为什么玉卿嫂抓住庆生不放如同抓住生命一般，理解她面临真相时的绝望；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庆生想离开玉卿嫂，渴望独立于她的情感生活。白先生呈现了人性的脆弱和温软，写得非常好。

    大陆跟台湾的文学发展脉络有所不同，对大陆作家来说，阅读台湾文学往往有意料不到的收获。我们虽然使用共同的语言，但是历史文化的参照体系不大一样。白先生作品里的对话写得很好，而对话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乾隆年间的社会中某些阶层有说话的艺术，那是高度文明的体现。没有社会的滋养，曹雪芹也写不出来一系列因自己的言语而获致丰满的人物。文学是滋养人的，但是它也需要社会的滋养，如果一个社会不需要细腻多变的交往的艺术，那么它的文学中对话的艺术就无由产生。文化上由高就低是十分危险的，一个粗鄙的社会不需要讲究的对话。要写出不输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还是要花大力气培植我们的社会。大陆的作家，尽管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还是要花大功夫，吸取更多的社会营养，同时又培育一个渐趋文明的社会。

    这次会议有很多史学家参与。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G.H.Plumb写过一本叫《过去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Past）的书，很好，可惜还没有翻译出来（2004年新版由当今两位大史学家夏马和弗格森作序）。Plumb说，中国有很多的历史，但是并没有史学（historiography）。这句话说得不一定对，如能促进我们的自知，那也很好。也许中国史学比较偏重正史，而正史的视角只有一个，是排它的。史学家必须有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一次事件的本领，然后才能写出经得起推敲的历史来。白先生写他的父亲，实际上是要给“标准的”（不管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正史提供另外一个版本，这是很重要的。丰富的史学所产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不同的正史之外的声音。这大致可以说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现在史学家特别重视传记写作，夏马写法国大革命，就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来写。而且史学家也告诉大家，有很多历史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确定，于是他们也会用小说家笔法写一个人的故事，而且取不同的视角。我们读下来会发现，原来以为非常确定的事情，换一个视角看可能就跟原来的印象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样我们对民国历史，包括北伐之前北洋政府的历史和晚清的历史，会产生一种温情的理解。

    温情的理解会使“大汉天声”顺畅响亮。一个民族内部有很多互相不共戴天的派别，就发不出自己洪亮悠扬的“大汉天声”。有时候读民国历史，经常会发出很多的感叹，我们看到这家说歼敌多少多少，叙述者心里毫无痛感，仿佛死伤的士兵只是数字，不会出血。“歼敌两万”就好像消灭了老鼠和蟑螂一样。其实大家都是兄弟。美国内战的文学（即美国南北战争文学），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士兵（不论是北军或者还是南军）拿着枪，对准对方的士兵，眼睛就模糊了，扳机都扣不下去，因为即将被子弹击中的人，可能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那些士兵还有“美国人”的观念，国家和民族大局的观念，但是我们这种观念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白先生回忆白崇禧将军这样的著作，让读者对过去的历史有宏观的认识，允许不同的可能性存在。梁启超1919年去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在伦敦议会大厦和西敏寺看到克伦威尔的塑像，也看到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塑像，这些人物代表了不同的立场和利益，但是英国人一起纪念他们。梁启超突然有所感悟，他说，英国人有一个国家的观念在，人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是这样演变过来的，不同的人在特定的时期对历史做出了不同的贡献，都值得后人纪念。朝代思维模式在我国有渊源，但是朝代往往会排斥异己，在民族内部制造创伤。一个学会抚平历史创伤的民族才会真正强大。

    这里的与会者很多从香港、台湾赶来，大家一路辛劳，但是我们这个会议的模范参与者非白先勇先生莫属。说到这里，真是有点“欲罢不能”。我还想对白先生的作品有一个呼应。北京的冬天已经到来，初冬气温很低，今晚气温最低大概零下三四度。但是在我们关于白先勇先生艺文创作成就的讨论会场，你如果进来一看，就会发现会场里“春色如许”。相信散会以后，与会者会带着身上的春天的温暖，在北京初冬的天气里，把两岸文化合作的种子播撒。宴席总是要散的，今天很不幸，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也相信白先生走到哪里，套用海明威的话来说，哪里就有文化上的流动的宴席，哪里就播散下“大汉天声”的种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的“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本版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