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前后的语文教学法研究

管季超0712

30年代前后的语文教学法研究

武玉鹏       语文单独设科之后，对语文教学法的理论研究也就开始了。同时，在一些师范学堂和一般学校附设的师范科里，还陆续开设了教学法课程。①到了2O年代，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影响很大。例如，1926年以前出版的语文教学法著作，就有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1921），张士一的《小学“国语话”教学法》（1922），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1924），吴研因、舒新城的《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1925），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周铭三、冯顺伯的《中学国语教学法》（1926）等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它初步建立起了语文教学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学科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把语文教学法当作一门科学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2O年代末至3O年代中期的七八年间，非常活跃，可以说达到了高峰。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1929）、赵欲仁的《小学国语科教学法》（1930）、权伯华的《初中国文实验教学法》（1932）、顾子言的《小学国语教学法》（1933）。曹凤兰的《高小国语教学法》（1933）、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36）、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1936）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新的拓展和开掘。     语文教学法研究在2O年代末3O年代初出现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就在1929年，中学语文教学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了。同年出版的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标志着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王氏的著作不论在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建设上，还是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语文教育史专家顾黄初先生所说，此书是“在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学科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制完备、观点新颖的教学法材料”②。和当时的同类著作相比，《概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它高屋建瓴地正确总结了“五四”以来进步的思想文化界对于中学语文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肯定了中学各学科教学中“国文”一科的特殊地位；二是它试图运用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育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国文科的教材教法问题，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它广搜博采，为从事国文教学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具体材料，使得这本书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还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在3O年代的语文教学法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阮真是我国语文教育专业中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对语言文学和教育科学都有很高深的造诣。他多年承担中学、大学的国文和国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其主要特点是：基础扎实，论述全面；理论性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适合教学。     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也是在3O年代的研究成果中颇具特色的一种。书名就标明这是一部研究阅读教学法的专著，是把“读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其突出特点，第一，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进语文教学，专设“心理论”一编，从培养能力办心理学角度来研究阅读教学。第二，是主张“全文法”的阅读教学法。所谓“全文法”，是在总结欧美各国先。进的读法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传统的程式化的“文字一语句一段落一全篇”的阅读教学法而提出的，是主张以文章的总体认知为出发点，把文章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阅读教学的理论，很有见地。③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国内的特殊社会环境，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进入低谷。3O年代末至4O年代初出版的语文教学法教材，根据现有资料，只有魏应鳞的《中学师范国文作文教学法》（1940）、阮真的《中学读文教学研究》（1940）和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等有限的几种。其中，蒋氏所编的一种，是最有代表性的。它的突出特点是：（1）重视语文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本书的“绪论”和“余论”，分别论述了语文教师的素养和进修问题。（2）重视课外辅导。本书专设一编四章，论述了课外指导问题，提出了“课外教学当与课内并重”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强调说，“课外教学范围影响之大”，实在是“远过于教室里的正课”的，这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3）在论述国文教学的目的时，运用了“正目的”和“副目的”的概念，把对于国文教学目的上的多年纷争，从理论上作了比较妥善的解决，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贡献。作者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正目的国文一科所特具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对于生活所需的工具国文能运用，能了解，且能欣赏”。（二）副目的国文科与其他学科同具的教学目的，又可分为两项：（甲）“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学术和文学的流变”；（乙）“使学生明了我国固有道德的观念及修养的方法，并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把语文教学的目的分为“正副”两个方面，早就有人提过，但第一次加以科学分析的，却是蒋伯潜在他的这本著作中。④   总之，3O年代前后，我国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教学法理论的研究相当重视，参与研究的人也很多，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一点，从李杏保、顾黄初编选的位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可以看出。就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当时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研究成果，至今也没有失掉其理论价值，对语文教学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情况，和解放后3O年（1949－1979）的同类研究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即使和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毫不逊色。这种情况，一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以便继承这一笔宝贵的遗产，丰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 注： ①“语文”，当时称“国文”、“国语”；“教学法”，最初称作“教授法”，附属在“教育学”课程之内，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见顾黄初著《语文教育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③参见曹洪顺著《语文教学法漫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4页。 ④同③第29页。